前言
人说沈从文胆小，爱哭，不愿意结交权贵等。这是缺点吗？若果真如此，14岁外出当兵，21岁只身闯北京的沈从文，如何解释？是否可以理解为独特性格、诗人气质使然？我对沈从文的重新解读，是带着诸多问题启动的。沈从文的一生，很多时候是被人误解的，所以，他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话：“照我思索，可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1]他的墓志铭，凸显出强烈的渴望世人按照其本色理解他、阅读其文本、阐释其文学活动的愿望。基于此，我觉得须从研究作家开始，剖析其孤独性格，解读其生命密码与文学创作。这样的研究动机，构成本书新的思维。
沈从文冲出湘西、莽莽撞撞闯进新文学阵营时，并不属于任何团体或流派。孤身独行的现实处境与缺乏父爱的成长经历，促成其孤独的性格；没有丰厚的中西文化素养，没有系统的文学知识训练，也没有师友的具体指导等，导致其文学视角多为早年的传奇经历，创作出表现湘西、家族和自身经历的文本，于是，有了《湘行散记》《从文自传》等散文名作和记载其人生轨迹、欲望升腾的早期小说。从其孤独性格切入，阐释其富有自传色彩的散文和小说，得出富有新意的结论，是解读沈从文的新视角。
没有系统的学院教育并不意味着沈从文没有自己的文化选择。他所选择的“小乡城文化”，以顺应自然、人格平等、重义轻利、忧患意识等内蕴成全了其文学创作，但也带来了负面效应。独特的文化选择使其建构两个对构的文学世界——小乡城世界和大都市世界，并以人性的挖掘和人生形式的表现凸显自我风格，进而影响了凌叔华、林徽因、萧乾等人的创作，形成了京派，确立了其现代文学大家的地位；但是，过于单一的文化选择，也使其无法构建自己的哲学，因而限制了其文学成就的进一步提升，故“十城”中只创作了《边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得不放弃文学，转而从事文物研究。从文化选择切入其文学创作和人生选择，得出富有文化意蕴的结论，是为新观点。
最能体现沈从文文学成就的体裁是小说。从早期对孤苦灵魂的展现、对人性的刻画、对欲望压抑和存在困境的描绘，到后期对存在的思辨、对知识分子群体的透视、对宗教存在的思索、对女性和民族命运的关注以及对民族性的剖析，其视野越来越开阔，所抵境界也越来越深邃。这是其小说能够超越时空、获得世界性声誉的原因。将其小说创作做整体观，综合考察其内蕴构成与变化，使本书对沈从文小说文本内蕴的阐释亦达到了新层次。
内蕴的拓展为沈从文赢得了声誉，艺术探索的得失是确立其文学史地位的重要标尺。沈从文是现代文学史上难得的文体家，不受成规制约的思维特征、侧重小说创作的探索试验，使其小说融合多种文体，形成复合文本；追叙往事和讲究叙事魅力，促其采用倒叙手法，注重小说的结尾艺术。从叙事特征看，沈从文小说的复调叙事、意象叙事、心理描写等独具特色。无论是多视角勾画场景，还是变换叙事者进行多维叙述，抑或是引入民间文学叙事技法等，均构成复调叙事；广采植物意象、动物意象和富有人文内涵的社会意象进入文本，亦使其叙事风格多姿多彩。多维度阐释沈从文艺术探索的得失，是对沈从文研究的新贡献。
沈从文小说的抒情色彩、诗性特质，源于其诗人气质。欲知晓这种气质的内涵与效应，须对其诗歌创作进行阐释。沈从文冲上文坛之前，已经建构起以小乡城文化为主，并吸纳新文化成分的主体意识；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运动，促使他搜集故乡民歌民谣，整理发表湘西民谣并评点其特性。湘西民谣歌唱爱情、彰显人性的特征对沈从文的白话诗创作影响巨大，侧重表现爱情的萌生、曲折及凸显的人性内涵，进而探索人本问题，为其主要内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用旧体诗表现新现象，融入对社会、历史、文化的思考，或追念情感往事与朋友情谊。将沈从文的歌谣整理、白话诗创作与旧体诗写作一起研究，既可剖析沈从文的主体意识对其诗歌创作的制约，亦能在中国近现代诗歌发展史的背景下概括其价值，得出新结论，这为本书又一新见。
如前所述，沈从文在主要的文学体裁上均取得突出成就。何以如此？他建构有自己的文学理论。拒斥现代社会规则和道德，赞许凸显人类质朴、童真内涵的“神话”意识是沈从文文学理论的总纲。具体讲，包括文学创作要全面、深刻，作家应有独立意识和悲悯情怀，充满爱心；文学创作是人格与环境和谐统一的活动，作家应处理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其创作风格的独特、评论对象的独到、主持报刊的特异，均可由此找到答案。本书不局限于从人性来讨论沈从文的文学理论，完整阐释其文学观念，亦凸显出新意来。
人生富有传奇，创作蕴含生机。我希望，借助我的文字，引领您一同走进他的文学世界，一起领略他的人性画卷、欲望天地和如歌的旋律、忧伤的美丽。写作本书，将其小说、散文、诗歌、评论、书信等均纳入研究视野，是研究范畴的扩大；采用文本细读、阐释学、叙事学、文化剖析、文献考证等多种方法进行研究，是研究方法的综合。视野的拓展与方法的多维，自然带给研究者诸多新的感悟；当然，借助研究主体熟悉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学养优势，梳理问题的来龙去脉，理清现象的前承后续，也是笔者提出“新论”的底气所在。
总之，以沈从文的全部文学活动为研究对象，将笔者30年来研读沈从文的种种体悟融会到一本著作中分享给读者，是写作本书的目的。以阅读感受为主，借鉴合适的理论阐释所悟，表达所得，而避免大段引述他人的观点，只将其作为思考的背景和参照，是本书的写作策略。这样做，一方面留出空间展示自我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过度引述造成的叙述间隙。至于效果如何，恳请方家指正。
[1] 刘红庆：《沈从文家事》，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3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