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幸福的价值衡量与人的全面发展
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建立起幸福经济学理论体系，这方面的一些学术论著多以经济与快乐、幸福与经济学等名称出现。之所以如此，幸福被财富替代而边缘化以及幸福与人、与经济的某些复杂关系未厘清是其中的重要原因。然而，所有这些关于经济学与人类幸福关系问题的研究都为幸福（快乐）经济学的建立提供了基础与帮助。这里需要就快乐与幸福本身的层次性、价值衡量以及幸福与人的全面发展等关系进行解释，以便更好地理解经济学与人类幸福的关系以及幸福经济学的学科理论体系。
一 幸福的层次与道德价值衡量
有些人提出并担心倡导快乐幸福理念会导致享乐主义与低级趣味的快乐，并有学者提出快乐幸福应当区分不同的层次。前一个问题主要是由于对快乐这一概念作生活化的理解而引起，这种担忧情形实际上自古希腊以来就已经存在。以致许多思想大家都把快乐、幸福、善三者在同一意义上使用，以减少人们对快乐的误读。哈佛商学院的幸福课教师泰勒·本—沙哈尔提出了“幸福是意义加快乐”的幸福概念阐释。[64]也就是说，有意义的快乐＝幸福。在这个问题上泰勒·本—沙哈尔同样不是从哲学意义上来理解快乐概念的。实际上，快乐与幸福感均是一种愉悦的精神感受或积极、正向的心理体验。从这个定义出发，应当大致可以消除人们对倡导快乐幸福理念的担忧。后一个问题是个关于幸福本身的内部层次结构与价值判断问题，大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解释。
首先，关于幸福的内容与层次问题。实际上，快乐幸福不仅有内容、层次、结构乃至境界的差异，而且有许多特性。不同时代的人，同一时代不同的人，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其快乐需要的特征性内容往往都可能是不同的。“变”与“差异”是快乐这个亘古不变的人类行为终极目的的永恒特征。边沁提出了人的14种简单的快乐与12种简单的痛苦，14种快乐之中仅感官快乐就占9种。[65]边沁是第一个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最高原则和最终目的的人生哲学家；也是第一个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基础，坚持“幸福”的数量意义，“大”的数学意义，而展开自己体系的伦理思想家；并且还是第一个试图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道德原则运用到政治、立法、行政、司法等各个实际领域之中去的改革家。[66]美国心理学家弗兰克·梯利同样提出，快乐的含义可以是积极的活动的快乐或者是免除苦恼，精神宁静，心灵和平；可以是感官的快乐或者理智的快乐；可以是自我的快乐或者他人的快乐；还可以是暂时的快乐或者终生的快乐。[67]这些学者关于快乐层次与内容方面观点的阐述足以回答一些学者对此问题的担忧。
其次，关于快乐幸福的道德价值衡量问题。边沁认为，快乐不但应有数量指标，以计算苦乐，而且还应有其道德准则。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s Becker）大致是肯定了边沁对于快乐种类研究的贡献的：在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等开始形成消费者需求理论之前，经济学家们经常讨论什么是决定欲望的基本因素。例如，边沁分析了14种基本的快乐与痛苦——所有其他的快乐与痛苦都被认为是这些基础集的组合。[68]就幸福的价值衡量而言至少有以下四个相互连贯的内容：
（1）幸福是人类行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是区分人类行为值得与不值得的终极价值标准。美国经济学家提勃尔·西托夫斯基为没有快乐的经济增长而痛心疾首。[69]
（2）就个人而言，幸福最大化是人一生快乐幸福积分的最大化，而不只是瞬间的快乐峰值；幸福学理论贯穿的是人们追求幸福的可持续性，而不只是眼前的享乐。这也是对于个体“有理性”追求快乐的道德要求。
（3）就社会整体而言，我们讲的幸福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不只是少数人。这个多数人还要包括我们的子孙后代。进一步推广则是如黄有光所说的“他者”的快乐，这个他者就包括了动物快乐，这涉及可持续发展与人类对待其他生物的快乐权、生存权的态度以及人统治生物世界的合理方式问题。目前，世界上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实施了《动物福利法》，英国还专门颁布了《猪福利法规》，其立法的根基均是基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享快乐的终极价值理由。这是一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快乐道德问题。
（4）人类追求快乐幸福是无止境的，所以快乐既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源泉。正是趋乐避苦的人性本质特征决定了人类对于更好技术发明、更好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这表明快乐幸福作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内生性地包含了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黄有光认为，人类已经过了重视感官快乐和痛苦的时期，他们也有像正义感这样更加精神和道义的感受。可是，这种道德或者其他行为原则最终都是应该建立在对快乐考虑的基础上的。[70]也就是说，幸福或者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实际上是一切立法、道德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基础。尽管人们追求幸福具有层次上的区分，但这些区分归根结底是服从并包容在幸福的终极价值原则之中的。增加痛苦，而没有快乐，也就没有道德可言。财富有增长，快乐没有提高，经济增长就缺乏意义。
二 幸福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一致性
当谈到快乐幸福的时候，有人可能会提出来，我们应当追求的是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多方面关系，快乐只是经济学研究的一方面关系与内容。[71]或者，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是否需要追求公平、公正。[72]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它是建立幸福经济学必须重视解决与厘清的一个重要问题。
幸福作为人自身发展的终极目的，实际上涵盖了一切有意识的人类行为。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求身体健康、生态友好、经济发展、社会公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实际上都是实现人类快乐幸福的需要与重要途径。正因为人类快乐、幸福的需要，才需要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等各方面关系，否则就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痛苦与不幸。这个问题又可以延伸到对社会发展指标的讨论，因为社会发展指标涵盖了人与社会发展的最主要、最全面的方面。人均寿命指数H（等于实际寿命Lr与理论寿命Lo的比值，H=Lr/Lo）实际上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尺度。这一观点与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类似，并把人的寿命置于更加核心的位置。而寿命指数实际上是人们一生快乐幸福生活的一个反映与结果。因为趋乐避苦是人类自身身心正常发展需要的反映，人一生获得的幸福指数（积分）越高，人的身心就越能够得到健康发展，结果是寿命的延长，从而使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与幸福指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衡量尺度。[73]可见，人的全面发展与幸福具有一致性，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人类幸福的充分条件。人越是能够在衣食住行、德智体美、公正自由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人的幸福指数也会越高。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全面发展是途径、手段与充分条件，人类幸福是终极目的。
可见，尽管经济学的问题范畴非常庞大，但处理庞大复杂的经济系统问题及至整个社会系统问题，都必须基于某个统一的原则，这个统一的原则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原则，正确的行动就是能创造最大快乐的行动。[74]人类行为的本质在于获得一种快乐幸福的生活，即便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角度考察，其关系的本质仍然是人的苦乐问题，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人类幸福生活的根本途径。
三 快乐是人类唯一有理性的终极目的
“快乐是人类唯一有理性的终极目的”，这是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教授反复阐明的一个快乐经济学命题。[75]从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到快乐是人类“唯一有理性”的终极目的，这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延伸，实际上也包含了快乐概念的一个重要的学科转折。“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是一个哲学命题与经验实证主义证明。人类的所有行为归根结底都是趋乐避苦的生命原则在起作用。“快乐是人类唯一有理性的终极目的”这个命题，不仅是对于快乐作为人类行为终极目的的认知“加固”，而且是相对于快乐与偏好究竟有无差异以及差异在哪里而提出的经济学论题。这样实际上就把快乐由哲学命题转化为经济学学科层面的问题。由于经济学大致围绕人类行为的偏好—约束—选择的问题线索展开。假如偏好与快乐没有差异，偏好即快乐，那么快乐就没有再讨论的必要（那样的话，快乐本来就是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命题），而偏好也没有纠正（即强调快乐为唯一有理性终极目的）的必要。然而，问题是人们的偏好并非都是快乐，并非都能够到达快乐幸福的彼岸。因此，当讨论到快乐与偏好的差异时，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快乐而不是偏好置于经济学核心概念的意义。[76]
当然，一般而言人们的偏好都是指向于快乐的。在充分理性与充分信息条件下的人类偏好应当与快乐具有充分一致性即人类偏好一般都是对于快乐的偏好与痛苦的厌恶。然而，由于无理性、信息不全以及溺爱式亲缘利他三种情况，会导致偏好对于快乐的偏离，使人们的许多偏好偏离了快乐原则。如过度的GDP偏好而损害生态环境，过度的吸烟偏好而损害健康，过度的金钱偏好而损人利己等。这些偏好可能会有利于少数人或人的个别器官的当期快乐，但对个人的长期快乐（快乐积分）与他者（多数人、其他生物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快乐则会构成不利影响。因此，偏好必须以快乐为终极价值标准来进行检验，才能确定其合理性。这样又可以回到“基于偏好的决策效用最终必须以基于快乐的体验效用为评价依据”的体验经济学理论基础。这就是黄有光提出“快乐是人类唯一有理性的终极目的”的道理与意义。而找到了快乐这个比偏好更为基本的目标，也会更加有利于公共政策的制定。[77]
1932年，凯恩斯曾经发出惊世预言：经济问题可能在100年内获得解决，或者至少是可望获得解决。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经济问题并不是“人类永恒的问题”。那么，人类的永恒问题是什么呢？是快乐幸福！经济问题只是达到幸福的一个途径与手段。因此，西托夫斯基主张“把快乐引进经济学”。今天，快乐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最具潜力的组成部分，而西托夫斯基则无疑是这一趋势的发起者之一。[78]
上述阐释了关于幸福经济学的一些基础性问题。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发展如果脱离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主线是危险的，它可能会导致大量不科学的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情况发生；经济学如果脱离快乐幸福的核心命题同样是危险的，可能最终会导致它不知所终。尽管现代美国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存在很大的问题，但《独立宣言》中把生命（Life）、自由（Liberty）、追求幸福（in Pursuit of Happiness）作为政府执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仍然是值得称许的。我们必须懂得，减少人们的痛苦，增加人们的快乐与幸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创造你能创造的所有快乐，去除你能去除的所有不幸”，这既是边沁的一句名言，也是本书创立幸福经济学学科体系的社会职责与学术使命所系。
[1] 马克·安尼尔斯基：《幸福经济学：创造真实财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2] 王艳萍：《幸福经济学研究新进展》，《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10期。
[3] 陈湘舸、姚月红：《论幸福学在社会科学中的“母学”地位》，《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4] 顾海兵：《我对快乐经济学的不同看法》，《光明日报》2007年6月19日。
[5] 快乐与幸福这种主观感受包含的精神对物质的确定不移的依存关系，既表明了幸福的主观性具有不可推翻的客观物质基础，也是人们追求快乐与幸福为什么会表现为追求物质的重要原因。快乐与幸福产生的这种属性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现代物质主义行为导向原因的理解，并为幸福导向的经济发展辨明方向。
[6] 泰勒·本—沙哈尔：《幸福的方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7] 郑雪等：《幸福心理学》，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8] 陈惠雄：《快乐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9]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3页。
[10] 威廉·戴维斯：《幸福乌托邦：科学如何测量和控制人们的快乐》，新华出版社2016年版，第143页。
[11] 提勃尔·西托夫斯基：《无快乐的经济——人类获得满足的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12] 胡成恩：《虚构的幸福与善好的功能——拉康对边沁功用主义伦理学的另类解读》，《道德与文明》2018年第11期。
[13] 理查·莱亚德：《快乐经济学——一门新兴科学的诞生》，（台湾）经济新潮社2006年版，第131页。
[14] 泰勒·本—沙哈尔：《幸福的方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15] 宋承先：《过渡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16] 泰勒·本—沙哈尔：《幸福的方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17] 提勃尔·西托夫斯基：《无快乐的经济——人类获得满足的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页。
[18] 理查·莱亚德：《快乐经济学——一门新兴科学的诞生》，（台湾）经济新潮社2006年版，第2页。
[19]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8页。
[20]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11页。边沁关于功利与幸福关系有一个注释。大致意思是这样的：功利原则就是凡有利益攸关人们的最大幸福原则。这种幸福是人类行为的正确适当的目标，并且是唯一正确适当并为人们普遍欲求的目标。
[21] 蒋自强、张旭昆：《三次革命和三次综合——西方经济学演化模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9页。
[22]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页。
[23] 罗志如等：《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7页。
[24] 陈湘舸、姚月红：《论幸福学在社会科学中的“母学”地位》，《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25] 黄有光：《从偏好到快乐：通向一个更加完整的福利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第一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26] 理查·莱亚德：《快乐经济学》，（台湾）经济新潮社2005年版，第140页。
[27] 世界幸福数据库是由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社会学教授、社会心理学家吕特·维恩霍夫（Ruut Veenhov）创建的一个有关世界各国国民快乐幸福的不断更新、可免费网上查询的数据库系统，致力于搜集世界各国诸多幸福相关经验数据和研究发现，可为快乐幸福的综合研究提供资料。由Ruut Veenhov等创办的Th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则为主观幸福研究提供了跨学科研究的交流平台，主要刊登幸福相关的实证与推理研究方面的文章，涉及幸福相关的概念、测量、评价、影响因素、解释等诸多方面内容。
[28] 陈惠雄：《“快乐经济学”的质疑与释疑》，《学术月刊》2010年第3期。
[29] 黄有光：《从偏好到快乐：通向一个更加完整的福利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第一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149页。
[30] 黄播：《阿马蒂亚·森自由视角下经济学的伦理回归》，《广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31] 马克·安尼尔斯基：《幸福经济学：创造真实财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81页。
[32] 奚恺元等：《撬动幸福》，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页。
[33] 提勃尔·西托夫斯基：《无快乐的经济——人类获得满足的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34] 马克·安尼尔斯基：《幸福经济学：创造真实财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50页。
[35] 陈惠雄：《中国应自我克制GDP增长》，《国际先驱导报》2004年12月30日。
[36] 黄有光：《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扩大公共支出势在必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页。
[37] 李路路、石磊：《经济增长与幸福感——解析伊斯特林悖论的形成机制》，《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5期。
[38] 提勃尔·西托夫斯基：《无快乐的经济——人类获得满足的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
[39] 马克·安尼尔斯基：《幸福经济学：创造真实财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页。
[40] 路易吉诺·布鲁尼等：《经济学与幸福》，傅红春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41] 泰勒·本—沙哈尔：《幸福的方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42] 徐广路、沈惠璋：《经济增长、幸福感与社会稳定》，《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年第11期。
[43] 奚恺元等：《从经济学到幸福学》，《上海管理科学》2003年第3期。
[44] 黄有光：《快乐、福利、人本主义——回应陈惠雄博士》，《财经论丛》2000年第5期。
[45] 马克·卢兹：《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挑战》，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46]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44页。
[47] 路易吉诺·布鲁尼等：《经济学与幸福》，傅红春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48] 田国强等：《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经济研究》2006年第11期。
[49] 克拉克、塞尼克、肖辉：《GDP增长能否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幸福感？》，《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12期。
[50] 贺京同、那艺、郝身永：《决策效用、体验效用与幸福》，《经济研究》2014年第7期。
[51] 提勃尔·西托夫斯基：《无快乐的经济——人类获得满足的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
[52] 程国栋、徐中民、徐进祥：《建立中国国民幸福生活核算体系的构想》，《地理学报》2005年第6期。
[53] 黄有光：《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54] 沈颢、卡玛·尤拉：《国民幸福——一个国家发展的指标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页。
[55] 奚恺元等：《撬动幸福》，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56] 理查·莱亚德：《快乐经济学——科学一门新兴的诞生》，（台湾）经济新潮社2006年版，第33页。
[57] 理查·莱亚德：《快乐经济学》，（台湾）经济新潮社2006年版，第30页。
[58] 陈惠雄：《“快乐”的概念演绎与度量理论》，《哲学研究》2005年第9期。
[59] Yew-Kwang Ng.，“Happiness Surveys：Some Comparability Issues and An Exploratory Survey Based on Just Perceivable Increments”，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1996：38.
[60] D.Kahneman，A.Tversky，Experienced Utility and Objective Happiness：A Moment-Based Approach，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0：673-692.
[61]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17页。
[62] 陈惠雄：《“快乐”的概念演绎与度量理论》，《哲学研究》2005年第9期。
[63] 奚恺元等：《撬动幸福》，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64] 泰勒·本—沙哈尔：《幸福的方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65] 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91页。
[66]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10页。
[67] 弗兰克·梯利：《伦理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
[68] 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0页。
[69] 提勃尔·西托夫斯基：《无快乐的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70] 黄有光：《从偏好到快乐：通向一个更加完整的福利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第一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71] 尹世杰：《关于“快乐经济学”的几个问题》，《经济学家》2008年第1期。
[72] 台湾大学经济系熊秉元教授在与作者陈惠雄的信件中，提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究竟是追求快乐还是追求社会的公平公正的问题（1999年10月12日信函）。熊教授与黄有光教授是好友，对黄有光教授的快乐理论倍加关注，并且给黄有光教授的《经济与快乐》一书作序。
[73] 陈惠雄：《论寿命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指标》，《经济学家》2000年第4期。
[74] 理查·莱亚德：《快乐经济学——一门新兴科学的诞生》，（台湾）经济新潮社2006年版，第130页。
[75] 黄有光：《经济与快乐》，（台湾）茂昌书局1999年版，第56页。
[76] 陈惠雄：《快乐 福利 人本主义——与黄有光院士的有关讨论》，《财经论丛》2000年第5期。
[77] 黄有光：《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78] 提勃尔·西托夫斯基：《无快乐的经济》（郑也夫中文版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