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创新点与主要研究内容

本研究的创新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与分析更具总体性高度。纵观国内外的翁达杰小说研究，大多是在传统叙事技巧层面进行形式分析，或仅对部分作品展开某一主题研究，至今还没有一部贯穿性地研究翁达杰小说的专著。在阅读参考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课题尝试对翁达杰的小说展开总体研究，在观照文本的形式结构、叙述策略等问题的同时将小说的两大主题——后殖民批判与主体建构——置于流散语境中考察，并引入社会、政治、历史、哲学、宗教、音乐、美术等领域的相关知识，综合剖析翁达杰作为流散作家所特有的“跨越性”视野和思维，力图以更立体的方式展现翁达杰的小说艺术。第二，与其他关于流散文学的后殖民批判的研究不同，本课题从范围上将后殖民进一步细分为“外部殖民”与“内部殖民”，即西方对东方的殖民与西方国家内部的殖民。翁达杰的五部小说被分别划入这两大框架，而后再分章讨论。作者分析了《世代相传》《阿尼尔的灵魂》《英国病人》三部作品中反映的西方在价值体系、身份定位、历史书写等方面对东方的殖民手段及后者的反殖民抗争，又挖掘出《经过斯洛特》和《身着狮皮》两部小说中涉及的西方国家内部主流文化群体对种族他者、“属下”阶层等边缘群体的殖民现实，并探讨后者应当如何解决主体危机问题，更全方位地把握了翁达杰小说中的后殖民批判精神。

后殖民理论是多种理论批判的集合，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广泛，包括话语与权力关系、全球化与民族文化、文化帝国主义及第三世界的抵抗，与种族、阶级、性别等相关的文化身份问题等。后殖民研究并非突现于理论界，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多位理论家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性研究。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提出的“文化领导权”概念将对权力的关注视野从政治、军事领域转移到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揭露非暴力的殖民新形式。弗朗兹·法侬（Frantz Fanon）剖析和抨击了西方利用种族、文化优越感对其他文化侵略、殖民，造成对被殖民者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创伤的丑恶行径，提出只有通过革命暴力的反抗斗争才能摆脱被殖民的悲惨命运。另一位为后殖民理论提供充分理论依据的人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他对后殖民理论影响最大的是话语权力说，他将知识从绝对真理的领域中拉出来与权力放置在一起，考察统治阶层如何利用知识与权力的微妙关系将其统治合理化。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标志着后殖民研究的正式缘起，在大量历史资料和文学文本的基础上，对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福柯的话语权力说进行了创造性应用，揭露了西方与东方之间在文化、知识、语言方面表现出的权力关系。斯皮瓦克和巴巴进一步发展后殖民批判，前者将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融入后殖民理论，取各家理论之所长，全方位地揭露并解构西方后殖民主义话语中暴露的种族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巴巴则站在“少数话语”的立场上，从文化身份的角度关注第三世界如何通过积极书写自我、与西方平等对话等方式抵抗西方的文化殖民，并为自己的文化身份正确定位。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关注后殖民时代第三世界文化的命运，他看到了第三世界传统文化面临着被第一世界文化垄断的局面，就第三世界如何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出谋划策。还有一大批理论家，如约翰·汤林森（John Tomlinson）、比尔·阿什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加雷斯·格里菲斯（Govreth Griffiths）、海伦·蒂芬（Helen Tiffin）、罗伯特·扬（Robert J.C.Young）、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钱德拉·塔尔帕德·莫汉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等，都为后殖民理论的发展添砖加瓦，从不同层面丰富了后殖民理论，此处不再赘述。

但早期的后殖民理论家们只关注西方对亚洲、非洲等海外前殖民地区的文化殖民问题，很少注意到后殖民时代西方对居于其内部的东方人或其他少数族裔在语言、知识、文化等各方面的渗透和控制。实际上，后殖民主义不仅包括前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也包括西方国家内部中心群体对边缘群体的文化殖民。那些在种族、性别、阶层等各方面遭到强势的主流文化蔑视、控制、压迫的边缘群体都可以视作被殖民者。他们的文化被改写、同化、抹杀，在思想上不自觉地按照殖民者的意识形态塑造“自我”。这种殖民隐藏在思想意识层面，又发生在西方国家内部，因而更具有伪装性。

与海外殖民一样，内部殖民也分为经济、政治殖民与文化殖民，本研究着重讨论后殖民语境中的内部殖民，即西方主流社会对处于边缘地位的少数族裔的文化殖民。内部殖民理论最早出现在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葛兰西的《南方问题》中。列宁在书中谈到了俄国资本主义为实现主流中心社会的快速发展，对边疆地区资源进行无限制的占有和掠夺，他认为“这是殖民政策的一个小小的片段，它足以与德国人在非洲任何地方的任何丰功伟绩媲美”[66]。葛兰西在《南方来信》中谈到意大利的南北地区关系，落后的南方是北方在国家内部的殖民地：“北方资产阶级征服了南部意大利及其岛屿，将其贬至被剥削的殖民地的地位。”[67]葛兰西还看到了北方不但在经济、政治上控制南方，还如西方对东方一样将南方人形象进行丑化、歪曲：“资产阶级宣传家在北方群众中想方设法传播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南方是锁链，它阻挠着意大利的社会发展，使它不能获得更快的进步；南方人从生物学上看，生来就注定是劣等人，半野蛮人或纯野蛮人；南方落后，错误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或任何其他历史原因，而在于使南方人懒惰、低能、犯罪和野蛮的自然环境。”[68]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概念最早正是针对意大利内部殖民问题提出来的。

六七十年代以内部殖民主义为题的著作在学术界涌现，其中最有权威的是米歇尔·海克特（Michael Hechter）的《内部殖民主义》，探讨英国内部主流族群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边缘族群凯尔特人的殖民统治，前者对后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统治模式如同对待海外殖民地一样。内部殖民主义不仅用于地理位置上的中心对边缘的统治，还用于由种族中心主义生发出的殖民。继列宁和葛兰西之后，内部殖民主义理论被广泛运用于二战以后的反殖反帝运动，尤其是美国内部黑人民权运动。白人主流群体除了在政治、经济上排挤和压迫黑人外，还向黑人灌输了一种与肤色差异相关联的血统尊卑观，宣扬白色人种天生尊贵、有色人种天生低卑的思想，让黑人远离自身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在思想上永远处于被殖民的地位。

少数话语理论（Minority Discourse）是在后殖民的语境下论述内部文化殖民问题的理论，其代表性著作是简·穆罕默德（Abdul R.Jan Mohamed）和大卫·劳埃德（David Lloyd）主编的《少数话语的性质和语境》一书，专门针对西方主流文化对其内部少数文化的贬低、压迫问题。主流族群将自身的文化、历史视为标准，少数族群的历史则被替代或抹去，其文化也相应地被贬损为落后、低级、野蛮等负面形象，这种文化殖民行为是东方主义在西方国家内部的翻版。在主流文化的霸权统治下，少数文化面临被同化和灭绝的威胁，少数族群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身份因而更加边缘化，沦为主流群体的“他者”。《少数话语的性质和语境》强调少数族群反文化殖民斗争的可行性，尽管少数族群彼此存在着文化差异，但被主流文化排挤至边缘地位的共同命运使它们能够联合起来，建立一种少数话语理论抵制主流文化的殖民统治。

本研究由绪论、正文、结语三大部分组成。正文部分主要围绕翁达杰的五部小说《世代相传》《阿尼尔的灵魂》《英国病人》《经过斯洛特》《身着狮皮》中的“后殖民批判”与“主体建构”两大主题展开，并按内容将其分别划为“外部殖民”或“内部殖民”，再以每部小说为单位分章（第一章至第五章）讨论。第一章讨论小说《世代相传》，该章将从小说自身所受的非议说起。不少评论家批判小说迎合主流阅读群体，将地方文化异国情调化，没有涉及自身的流散创伤及斯里兰卡的社会和政治现实，因而为翁达杰扣上“东方主义同谋”的帽子。笔者从斯里兰卡和翁达杰家族复杂的历史背景以及翁达杰本人的流散经历出发，对《世代相传》中的历史书写与萨义德等人定义的东方主义历史文本从虚构的动机、作者的权威意识、所塑造的东方形象等方面进行对比，证明其与东方主义有本质区别，还从人物形象、文体形式、内容安排等方面论证《世代相传》中的“历史碎片”蕴藏着深厚的后殖民批判，只不过翁达杰采用了微妙的“编码”方式，读者需仔细阅读才能发现，从而驳斥了对翁达杰有失公允的批评，也彰显了翁达杰的独特匠心——对西方“大写历史”的反抗。此外作品反映出作家与旧世界分离和与新世界融合的艰难过程。翁达杰同时被两个世界撕扯，经历了“文化撕裂”感之后，他决定找回失去的另一个自我。在《世代相传》中，翁达杰不仅是过去的收集者、整理者、叙述者，还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他很清楚地意识到现实中的旅行将带他跨越的心理空间，所涉及的是与另一个自我的相互理解。对遭遇时空与文化错位的流散作家来说，双重性是他们的生存策略，翁达杰在《世代相传》的内容、结构安排上均体现出明显的双重性。不仅如此，他还针对双重性采取了某些“平衡”写作策略，这实际上是他在多种异质文化间来回“奔跑”（running）的现实写照。从中我们不仅能体会到流散作家生存在“中间地带”的艰辛与不易，也能由此感受他们独特的“广角”视野。

第二章讨论小说《阿尼尔的灵魂》，将从翁达杰在小说人物身上体现的东、西方认识论体系的对立和冲突入手，分析西方人权在本土文化中遭遇的尴尬——普适主义人权理念在斯里兰卡无法“普适”，并进一步引发有关人权与主权关系的思考。小说中一个代表东方话语的人物将东西方认识论体系的对立延伸到历史范畴，体现在对“真实”的不同看法上。他认为真实并不能仅由冰冷的科学实验证据来证明，而应以东方的佛教思维来看待，即世间万物的缘起和存在都是基于“空”之上，处于流变状态，所以不存在恒定的真实，由此他质疑西方“大写历史”的理性。而西方的科学理性真实观则强调实证主义的探寻方式和衡量标准，坚信以科学方法能再现历史的真实并由此解决现实问题。面对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对抗，有丰富流散经历的翁达杰在两种文化之间扮演着“协调者”的角色。一方面，他积极地为西方传递没有被歪曲、变形的东方文化，具体到此部小说有两种表现：第一是通过人物言行彰显东方佛教伦理思想——“慈悲利他”“入世”“无我”；第二是积极书写真正基于东方文化的“小写历史”，尽管受到种种非议和批评，但他的“另类”历史书写模式给读者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深刻的启示。另一方面，翁达杰在宣扬东方文化的同时不忘东西方文化的对话。小说不仅体现了两种话语之间对话所遭遇到的挑战和困难，也预示着在人性的召唤下东西方文化对话的可能性与希望。在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融入伦理思想的理性观，一种比传统西方启蒙主义思想理解得更宽广的理性观，或超越了西方/非西方二分法界限的理性观。翁达杰对科学理性与佛教伦理并非持非此即彼的态度，他引导读者突破二元对立的思维牢笼，重新思考宗教与理性的关系。总的来说，小说体现了西方理性话语与东方伦理话语从对抗走向对话的努力，为我们处理本土与全球化关系带来后现代思考。

第三章选取翁达杰最有名的作品《英国病人》为讨论对象，笔者将在现有的诸多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小说中的后殖民批判与主体建构这两大主题，将其置放于全球化语境中考察。殖民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新策略之一是“同质化”，在主体建构问题上体现为剥夺弱势他者的身份选择权，把全球各地的民族文化纳入一个更大的话语权力结构中，导致各民族文化失去其本质特征。这种更为阴险、隐蔽的殖民化进程引发的不良后果之一便是文化认同危机。在历史书写上则体现为以西方的“大写历史”为标准，处处标榜其作者的权威，压制和否定其他“小写历史”。正是看到了这种潜在的危险，翁达杰在小说中融入对殖民主义同质化策略的反抗：他质疑民族主义终结观，认为民族身份不仅无法抹除，而且在众多文化身份——民族、种族、宗教、性别、阶层等——中依旧是对主体构建影响最大的一种。他在各人物的言行上均体现出民族身份的重要性，并让来自落后民族国家的人物逐渐意识到争取民族身份的必要性，由此证明在全球化语境下民族主义没有走向衰落，“后民族主义”时代并没有真正到来。翁达杰反对历史叙述的欧洲中心主义，他以特有的方式抗议同化“标准”，比如让被“大写历史”压制的“幽灵”干扰代表西方思想的人物的历史叙述，用异质混杂的叙述模式解构连贯同质的叙述模式（如叙述角度交替，时态变化，场景交切，不同背景文化的混合，时空的“压缩”），并为小说注入诸多不确定因素，反抗“大写历史”所标榜的作者权威。在批判的同时，翁达杰也为读者展示顺应全球化潮流的身份观：他让人物在交流中互相标记身份，在自己和他人的回忆和故事中彼此寻找真实、完整的自我，以此表明身份不能简化为某种核心的、同质的实体。它既是固定的也是流动的，可以容纳多元需求，这也是对西方文化和政治权威的去中心化思想。翁达杰在反同质化的同时提倡异质文化间的对话，为我们展现了全球化语境中民族主义的新面孔：民族国家间积极地交流合作、共同进步，同时保持和尊重彼此的差异，实现民族主义的全球化和全球主义的民族化。

第四章开始进入内部殖民的主题研究，主要讨论小说《经过斯洛特》所反映的西方内部白人主流社会对种族他者的压制及后者艰难的主体建构过程。小说讲述了一位美国黑人爵士乐手的艺术人生故事，而实质上展现了作为种族他者的黑人追寻主体性的曲折历程。后殖民时代种族他者的主体危机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主流文化的压制与种族他者自身的“双重意识”。白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一直居于支配地位，这使他们总是以最优越的文化群体自居，以自我为标准将黑人贬斥为野蛮、幼稚、粗俗的群体，剥夺了他们表达自我的机会。长期的文化殖民使得黑人在自我认同上出现分裂的“双重意识”，即除了原本的自我以外，还有一个为得到白人主流社会承认而依其认同标准生产出的“伪自我”，主体危机也由此产生。翁达杰在人物身上表现出多种对抗主体危机的策略，在以暴力或占有性的行为对抗主体焦虑的方式被证明失败之后，他为种族他者指出了另一条道路——建构流动的主体性。主人公利用一种“黑人表现性文化”的典型形式——爵士乐——最终找回了完整的自我，因此小说初看与死亡相关的题目“经过斯洛特”实质上意味着主体的“死而后生”。爵士乐本身是文化杂糅的产物，标志着民族、种族的“跨界”，与流动的主体性有许多契合之处，这暗示着种族他者需要一种积极、正面的“双重意识”，利用其赋予他们的双重视野和他们所拥有的双重文化身份建构一种既“存在”又“变化”的流动的主体性。翁达杰与主人公博尔登一样，都有流散的历史记忆，在西方世界中同属于种族他者，曾有过被边缘化的经历，因此从博尔登身上可隐约窥见翁达杰所投射的自我。

第五章探讨小说《身着狮皮》对西方国家内部的“属下”阶层——处于社会底层和边缘的少数族群——的观照，具体而言是指20世纪早期加拿大多伦多的移民劳工阶层。他们为了帮助有权有钱人实现梦想而冒着生命危险劳碌，历史却忽略了他们的存在，《身着狮皮》就是讲述这些非中心人群寻找属于自己的历史和主体性的故事。小说是一部互文性较强的作品，丰富的互文和翁达杰一起书写处于历史沉默边缘的非官方历史。小说从史诗《吉尔伽美什》中得到主题支撑——话语与权力的紧密关系以及历史的非永恒性，旨在表现沉默的边缘人群如何通过话语获得在历史中发出自己声音的权力。《身着狮皮》与立体主义也有不解之缘，除了在写作技巧与立体主义相呼应之外，两者最显在的默契表现在空间观念上，如强调异质空间的开放性与流动性、对中心—边缘空间等级关系的解构等。翁达杰赋予各个人物不同的空间观，将人物、事件、空间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以此反映出西方社会的内部殖民现实，读者也能从中感受到围绕着空间秩序的斗争以及背后所隐藏的各种力量间的紧张关系。边缘阶层的主体意识逐渐复苏，他们对空间的驾驭、掌控能力越来越强，但翁达杰没有让边缘代替中心，以一种新的二元秩序取代旧的二元秩序，而是遵循布迪厄阶层理论的方法论取向，始终将社会空间体系看作一种动态实践中的关系体系。翁达杰在小说很多地方表现出视觉艺术对写作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是17世纪由画家米开朗基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倡导的“暗色调主义”（tenebrism）。此画派在作品的主体和主题方面均体现出“降级”，比如将人的特征赋予神圣的宗教形象。翁达杰也将关注的视线“降级”，着重书写处于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群。暗色调主义画家以光线的明暗对照表达意义，小说中也多次出现“暗”与“明”的意象，表征的是几种主体建构手段——沉默、暴力与言说。小说中的边缘人物们打破沉默，在述说自己历史的过程中获得主体性，翁达杰本人也意在以《身着狮皮》这部反官方历史的小说“照亮”被黑暗掩盖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