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吕氏春秋》及其思维特征

《吕氏春秋》就是这样一部有代表性的古代文献。一方面，它不是一家一派之说，而是由吕不韦主持，众多门客士人集体编撰而成，是包括了道家、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兵家等诸多学派思想的一部晚周著作。《吕氏春秋》可能是先秦文献中唯一可以知道确切著述年代的书，虽然有秦灭东周之后的第八年和秦王政即位之后的第八年之争，但两说也仅仅相差两三年的时间。然而我们知道，思维问题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守常性，因此可以说，它在内容上网罗万有、兼综百家，基本可以反映出公元前240年左右人们在思维实践上所达到的高度和那个时代人们思维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吕氏春秋》在语言表述上趋向于更加精致和精炼，我们将《吕氏春秋》中的文字内容与它借鉴过的或对它产生了明显影响的先秦各派典籍中的文字内容作一对比，就会发现，《吕氏春秋》不是对之前典籍内容的简单摘录或摘抄，而是经过了其编撰者的深加工的结果。吕不韦“一字千金”虽然稍嫌过激，但也的确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它的语言表述之“精”。东汉高诱说《吕氏春秋》“大出诸子之右”[5]，近人许维遹说其“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之眇义”[6]，笔者认为都是非常确当的评价。因此，对这样一部语言表述精当的文献进行考察，一定能够更加精准地把握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等重大问题。更为可贵的是，《吕氏春秋》不仅在思维实践上极其适合充当分析古代中国思维问题的对象，在思维理论上，它也有许多重要的贡献。如它所讲到的别类问题，以及“类同相召”“类固不必可推知”等思维方法、思维原则和思维规律问题，都在中国逻辑思维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综上所述，选择《吕氏春秋》一书，来考察和透视古代中国的思维问题，应是一件可行的事情。

具体到《吕氏春秋》中的类思维问题，其表现出两个特点：第一，其分类思维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既重自然知识领域的分类又重社会历史领域的分类的特征。与《吕氏春秋》之前的《山海经》《尚书·禹贡》《管子·地员》《尔雅》等文献中的分类思维和《吕氏春秋》之后的《黄帝内经》《淮南子》《春秋繁露》中的分类思维比较可知，《吕氏春秋》大体处于分类思维发展史中从偏重自然知识领域的分类到偏重社会历史领域的分类的过渡阶段，因而表现出兼容并蓄的特征。第二，与分类思维相较，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对后世的影响上，《吕氏春秋》中的比类（比附）思维都稍多和更加重要，可以说，比类（比附）思维是《吕氏春秋》类思维的主导思维形态。一方面，这与中国类思维发展史的发展进程相符合。及至春秋战国以降，分类思维的发展日益衰落，仅仅表现为一种隐性的存在，而比类思维则获得了大发展，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另一方面，这与古代中国思维形态和思维方式中“重比类”的特质相一致。可以说，宏观层面上的传统思维方式“重比类”的特质对于《吕氏春秋》主导思维形态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通过考察，笔者确定了《吕氏春秋》主导思维方式是比类（比附）思维，这又从微观的视角成为传统思维方式具有“重比类”特质的重要支撑和有力证明，这也是本书的主要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