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吕氏春秋》对于“知类”问题的阐明

前文已述，类思维包括分类思维与比类思维，且分类思维是比类思维的前提与基础。但是，“类”是否可知?如若可知，是人们生而知之，还是后天学而知之?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实际上，《吕氏春秋》首先是坚持包括“类”在内的万事万物的可知论，而且是学而知之，如《壹行》:“夫天下之所以恶，莫恶于不可知也”;《尊师》:“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闻，不学，其闻不若聋；使其目可以见，不学，其见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学，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学，其知不若狂”；等等。更进一步，“类”既然可知，那么，具体何为“知类”呢?“知类”是指要知晓、懂得分类思维、比类思维本身及其相互关系。当然，“知类”最大的障碍就是事、物、言辞、规律的复杂性与迷惑性，这是分清与运用分类、比类思维的基本前提。如若要“知类”，首要任务便是要解决事、物、言辞、规律等所具有的复杂性与迷惑性问题，在《吕氏春秋》中，主要方法有三：去宥、别类、审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