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吾敬东

学生蒋开天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著作《〈吕氏春秋〉类思维研究》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希望我为之作序，自无法推辞。之前也已经为学生顾瑞荣的《道家“大一”思想及其表达式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出版）和刘刚的《“道”观念的发生——基于宗教、知识的视角》（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出版）写过序，也为梁君的《由思想而行动——南宋理学家伦理实践研究》（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7年出版）做过推荐。看到学生们的博士学位论文纷纷出版，内心真是充满喜悦。

跟我读博士学位的学生，除非“自带”论文题目，若与我商量，我一般不建议写儒家，也不建议写伦理、道德或心性，实在是因为做此类题目的人太多，挤作一堆。其实做研究也如同游戏，除了扎堆的玩法，难道就没有其他玩法吗?以我自己的经验，不扎堆本身就很好玩，也可以玩得很好。当然，从深层角度来说，我个人始终认为儒家伦理的可能性是存在问题的，通过与犹太或基督宗教伦理的比较，我们会看到儒家伦理的某些根本性缺陷或不足，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基于以上这两个原因，一直以来，我总是鼓励学生做与思维和知识相关的题目。并且多年来我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便于指导。不少学生都听取了我的意见，其中就包括开天，其选择了《吕氏春秋》类思维研究这样一个与知识和思维密切相关的题目。毫无疑问，这样的题目会有一定的难度或风险，例如知识训练，有时还涉及较专门的逻辑训练，这无形之中会给学生增加很多压力。令我欣慰的是，开天没有畏惧，知难而行。

类思维及其观念源远流长，对此只要看一下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和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就十分清楚，其中前者涉及了原始思维中的比类形式，后者涉及了原始思维中的分类方法。一般而言，分类多与知识有关，比类多与观念有关。就中国而言，分类意识早在《山海经》《尚书》《尔雅》中就有成熟的运用，比类思维也在《周易》《诗经》中有大量的体现。而开天所选择的《吕氏春秋》正当先秦尾声，其中所反映或包含的类思维可说集先秦类思维之大成，因此，梳理弄清《吕氏春秋》的类思维，对于把握整个先秦类思维的概貌与发展无疑有着提纲挈领之功。不仅如此，《吕氏春秋》又恰值秦汉之际，作为一段历史的起点，此书所呈现的思维对于认知后来者显然也具有管斑窥豹之效。不说其他，看一下两汉时期类思维的弥漫便可一目了然。笼盖普遍思维与观念这种东西及其能力，很多时候还真不会在所谓的经典中找到，或者说无法由所谓的经典来提供。经典作为高束于庙堂之物，往往在被确立为经典之日起就僵化了，它远不及流行于民间的思维那样鲜活。凡此种种，我想就应是开天选择研究《吕氏春秋》类思维的意义与价值所在。而从事后来看，或许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意义与价值，也或许正是因为做知识与思维研究的人偏少，所以这个题目很顺利地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资助。由此也可以看出选择与判断的重要性。

开天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在2014年6月完成的，当时字数约16万，其中包括所附发表论文等13000字。现在著作删除了这些附加部分，而总字数却增加到近30万字，即扩展了约足足10余万字，著作七章加结语的布局比原先论文五章加结语的结构也更加丰满，可知著作在论文基础上有了极大的改进和拓展，也可知这六年时间开天的默默勤奋和孜孜探求，这种勤勉和追求着实令我欣喜。

当然，没有什么工作是不留缺憾的，我也始终认为，“有意义”的“缺憾”比“无意义”的“完美”更有价值。开天的这一研究，我多少觉得若在反思或批判的力度上再加强些也许会更好。例如尽管目前著作通过《黄帝内经》《淮南子》《春秋繁露》三部典籍对后续汉代的分类与比类思维做了考察，但似乎有些“平均分配”和“平铺直叙”。事实上在汉代，比类显然更具有某种“权威性”或“合法性”，其更为哲学所倾情甚至独占，相较之下，分类则更属于被哲学边缘化的知识活动。若再进一步深究，这样一种“割裂”在先秦其实并未出现，公孙龙、后期墨家及荀子都对分类问题有过专门和深入的思考。为什么?这种现象在我看来，就是由理性重返迷信的表现，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祛魅”没有实现的表现。对此开天若能多问一个为什么应会更好。此外，类思维的更深入研究一定离不开更高要求的形式逻辑训练，由此也一定会涉及与作为同时期的古代希腊思维的比较，包括种属关系问题，这样又可以“顺势”进入有关“轴心期”问题的思考，而本书在这方面的思考似乎也有些薄弱。不过，这些要求或许又已经超出了这一研究本身所触及的内容或限定的边界。更何况反思、批判的“感觉”乃有待日复一日的积累，思考力度或深刻性也须在其中形成。相信开天未来会做得更好！

是为序。

2020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