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际学者对于社会体制的认识

一 把社会作为整体探索与社会需求

埃米尔·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在其《社会学方法论》中阐明了自己关于社会和社会整体的理论，其中包括：第一，社会本身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实体，它区别于自己的各个组成部分并且不可归于各个组成部分；在把社会当作一个独立的实体时，迪尔凯姆实际上优先分析社会实体的重要性。第二，迪尔凯姆在强调优先分析整体时，把系统的组成部分看成整体的基本功能，满足整体的需要和必要条件的东西。第三，迪尔凯姆以“常态”和“病态”使社会系统概念化，这样便强化了“功能需求”的观念。这一思想至少意味着：若要避免“变态”的出现，必须满足社会系统的需要。[12]雷蒙·布尔在对自迪尔凯姆以来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作了分析之后指出，社会学方法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的分析范围是社会整体，第二类则是个体以及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构成的复杂关系，第三类研究可能包含的范围既不是社会整体，也不是社会局部，而是可直接观察的、“自然的”社会单位，如群体、机构、社区等。尼可拉斯·鲁曼（Niklas Luhmann）社会体制理论的核心是认为社会系统首先是一个沟通系统，社会包含了所有的沟通。正如我们即将分析的，沟通和互动是人类关系的基本形式，尤其在当代。当代社会是一个全球社会，每个个体都与其周围的环境联系在一起。只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中从事实际活动（首先是生产活动）的现实人，才具有人的需要、人的本质。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的需要的诸多论述来看，现实的人具有五类需要：生理需要，社会交往与爱和尊重的需要，劳动的需要，认识和创造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实现是出自自我需要的活动，是由自我提出目的的活动，但并不都是为了个人利益而奋斗的活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强调了社会的基本关系，提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基本概念，尤其是其唯物史观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基础。

二 人与人关系模式组成的社会制度形式

国际上也有学者把社会体制理解为人与人关系模式组成的制度形式，包括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法国学者弗里德里克·巴斯夏认为，“不管我们对未来抱有什么希望，对人类可能找到用以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财富公平分配、实现知识和道德传播的各种方式抱有什么想法，有一点必须承认，那就是：社会秩序是由一些成员所组成的，这些成员有智能、有道德、意志自由，并且能不断完善。若是剥夺这些成员的自由，社会就只能是一堆粗陋的、破烂的机器零件而已”[13]。在巴斯夏看来，人类可以有不同的理想和愿景，但是理想社会的核心是秩序和自由。这是从人类本性出发讨论社会秩序的，而人类的本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生成于一定的环境，或者叫人文生态。有秩序是自由美好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对于这一点，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Ezra Park）认为，社区是社会组织中的个人及其社会制度的空间分布，每个社区都是一个社会，但不是每一个社会都能构成一个社区。帕克特别注重区位（Location）在社区形成中的作用，注重时间和空间对人类组织方式的影响和对人类行为方式的决定性作用。人的本性决定于天地之间的人文环境。麦坚齐认为：“人类社区发端于人类本性的一些特性和人类自身的基本需求。人类是群生群居的动物，他无法单独生存，相对看来，人是弱小的，他不仅需要一定环境保护他，供他居住，还需要同类伙伴的协同合作。”[14]由此我们可以来解释为什么要在基层建立社会秩序和在基层实施社会治理。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社区建设的基本理论是基于各个具体的社区的各自探索。每个社区都是在自己特定的人文生态中形成的，生活在这一环境中的人们的心理、秉性也各有千秋，所以每个社区的治理模式也不尽相同。社区治理的个性特征就凸显出来了。这里暂且把基层社会治理叫作社会管理的微观机制。建设社会管理的微观机制的意义在于重建家庭、社区、社会组织等。由此也可以进一步想象，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而且社会越往下延伸，地区、社区、家庭、个人等，其特征就越鲜明，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社区治理的个性特征也就不足为奇了。具有鲜明特征的社会组织和个人要能够在一起和平共处，必须基于一定的关系模式。

三 制度、地位和角色的社会结构下的社会体制

在20世纪50—60年代曾经产生重大影响的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把社会、文化和人格三个因素视为社会组织的三种主要模式。[15]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关制度、地位和角色的社会结构；二是社会行动和人类互动机构的功能。因此，社会体制包括社会变迁（行动和互动的过程）和社会稳定（稳定的社会结构形式），进一步说，社会体制包含了社会的整体：共同价值、行为规范和社会目标。重建微观社会秩序，就是要建立和谐的家庭关系、充满活力又有秩序的社会组织和基层组织活动。“实际上自1945年以来，对于社会民主而言，机械改革的成本非常之高。如果有人试图奉行一项政治战略，但是没有深刻借鉴广大民众所持有的价值观，那么当受到更为显著和自信的信仰体系的挑战的时候，很快就会崩溃。”[16]改变价值观念，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他们的道德行为相符合，这本质上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行动，需要从家庭、社区和工作单位做起。理解帕森斯的理论和观点，也许需要一个更大的历史视野，20世纪初期以来，包括美国社会在内的整个西方社会都曾经历了工业化、城市化和战争的洗礼，传统的社区解体、人与人关系的淡漠、家庭结构的变化等，这是这个时代社会变迁的基本特征，也不能不在社会学家的思想上留下痕迹。

从帕森斯社会学的观点看，社会体制是一种组织性关系网络，它把个体、群体、机构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稳定的正式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个体可能同时属于多个社会体系，例如核心家庭单位、社区、城市、国家、学校、企业、行业、宗教、经济群体、种族等，形成了个体的多重角色和在社会中处于诸多的社会网络之中。由此，我们也可以形象地理解在互联网广泛使用的时代，一个网民处于诸多朋友圈中的角色特征。这种连接方式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以往是面对面、电报、信函，现在是在线联系。这是传统的社会网络和现代社会网络的不同点。所以，社会体制既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公共政策的研究对象。

那么社会网络又是怎么发生的？社会网络形成于人们之间的社会互动。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是研究社会体制的社会学家，他把社会体制界定为行动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他的行动理论，他认为，社会体制的构建应当包含语言互动、社会互动、文化规范，没有这些，很难谈社会体制。通过语言互动、社会互动、文化规范，人类开展行动和沟通。就行为规范和社会行为而言，文化是很难从社会中分离出来的。

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社会体制专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为现代社会体制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他将社会体制定义为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关系基础上的大众传播体系，包括社会体系、社会组织和交互系统。在卢曼看来，社会体制，包括宗教、法律、艺术、教育、科学等，都是由具有不同相互作用特点的封闭系统组成的。按照卢曼的观点，我们来理解当代的新媒体和大众传播就会有新的视角。传播是每个时代社会体制的组成部分，只是每个时代的传播手段不一样罢了。

四 同舟共济、公平发展的社会共识

华盛顿经济研究所的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通过一个发生在天堂和地狱的寓言对自己心中理想的社会体制描述道：“我曾经听人们讲过一个发生在天堂和地狱中的寓言：在天堂和地狱的人们，分别围坐在盛满美味大餐的餐桌旁，食物远离他们，不过他们每人都手握真正的、可以触及那些食物的长长餐叉。在地狱，人人都挨饿，因为尽管每个人都可以用手中的餐叉去取到食物，但是，餐叉长于他们的手臂，以至于他们弯过手臂难以把餐叉终端的食物送到嘴里。在天堂，人们也面临餐叉太长问题，但是大家吃得很好，怎么回事？因为他们互相喂食。”[17]这个寓言的核心是：人类只有在相互帮助过程中才能够过上美好的生活，也才能够得以生存和发展。永续发展的社会必须是一个互助友爱的社会。紧接着这个寓言，伯恩斯坦指出了当代美国社会问题的实质：保护美国人民的私人权利一直是美国价值的核心，但是由于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美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就像在地狱里吃饭一样，人们被推到了相互孤立的境地，尽管经济持续发展，似乎人人都感到饥饿。伯恩斯坦认为这个过分强调个人主义政治和社会哲学正在伤害着美国，危及国家的未来，危及后代的发展，更为荒唐的是，它使那些试图实现美国梦的人变得更加艰难。面对这种困境，“只为自己”（YOYO，You are on your own）观念的困境，伯恩斯坦认为，人类需要一个变通的理念，这个理念既能接纳个人自由，又强调这种个人自由应当通过更合作的方式来应对人们面对的挑战来实现。他称之为“我们一起做”（We're in this together，WITT）。不仅美国的学者看到了美国的困境，美国的政治家也同样看到了美国的问题之所在。2011年，克林顿引用了这句富有哲理的寓言，并认为，基于这样的哲学理念，美国会摆脱当前的危机，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奠定长期和繁荣发展的基础。[18]在他的新作中，克林顿对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以及员工的社会责任都寄予厚望，认为他们是企业繁荣和社会和谐的基础。这样，从同舟共济的理念，到社会企业家的培养，在理论和操作意义上就找到了结合点。值得欣慰的是，现实中已经有一批实务者在这方面积极践行。[19]这将是我们在后面进行深入讨论的社会创新问题。

五 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系统升级的理论探索

资本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带有难以调解的矛盾和问题。20世纪之后，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际上探索当代资本主义未来的思潮不断涌现，这包括把资本主义制度视为一台电脑，需要对其版本进行升级的形象说法，社会上也有对资本主义升级的呼声。“现阶段涌现出的替代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各种思潮中，有主张局部改良的金融体制改革派，有主张全面改良的财富收入改革派，有提出革命要求的长期国有化改革派，也有主张‘21世纪社会主义’的权利结构改革派。它们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提出了替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和现实方案，并有一部分付诸实践。”[20]彼得·巴恩斯认为资本主义造成的环境破坏和贫困要求对这套制度进行升级，“我们是否能够设计、安装并升级一个系统来纠正这些问题呢？这看起来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然而，历史上就曾有过类似的梦想成真，那就是1935年颁布的社会保险法律”。“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一个与此类似的系统升级，这次所要纠正的是，资本主义对于自然环境与人类后代的漠视，以及中青年人群的贫困问题。”[21]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资本主义制度环境中造成的突出问题是贫富不均和环境恶化，至今它们依然是人类不能跨越的发展障碍。

英国学者阿纳托莱·卡列茨基针对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资本主义4.0的思想，“在未来的几年中，全球政治会遭遇困惑、迷茫和冲突，会导致进一步的国际失衡和更为严重的金融泡沫的破灭。而这些问题的起源我们无从想象。同时，民主资本主义也会随时随地兴起，我们同时也确信，现存的新兴资本主义模式会留下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和矛盾”。他描述的这些现象，似乎就在眼前。“资本主义体系新版本也并非合情合理、完全高效和永远平衡的。未来如同人类的生活一样，依然是不可预见、模棱两可和纷繁复杂的——这就是资本主义4.0。”[22]历史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许多不可预见的事情，既有“灰犀牛”，也有“黑天鹅”，这是由我们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决定的。自工业革命至今，几个漫长的世纪，思想家们不断探索，也不乏伟大的思想家出现。这些探索使我们感到，当代人类社会似乎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要么重蹈覆辙，要么改革创新。如果说，在漫长的20世纪中，“20世纪70年代，许多人谈论危机。80年代，大多数人谈论重建和改组。90年代，我们不再相信70年代的危机已经真正解决；开始流行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历史或许正处于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23]。从20世纪后期至今，这些流行的观点依然比比皆是。

至此，以上从多个角度提出以下几个命题作为结语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话题：

第一，社会体制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需要从比较长的时间来观察其变化。

尽管一些突变和历史事件会对现行社会体制产生影响，但是社会体制根植于长期的历史发展之中，这其中包括人们对一些根本问题的认识也需要有一个由浅到深的过程，比如市场体制、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和社会创新等。在过去几十年由基层实践和学术理论研究正在向政府政策和企业决策渗透，甚至体现在政治家的思想和战略思考中。这也说明了社会体制的重要意义不容忽视。有时学者的思考与政府的决策是统一的，有时又是沿着各自不同的方向演化的。学术研究更加带有理想色彩，好的学术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穿透力。政策更具操作特色和现实色彩，好的社会政策会具有很长的历史持续性。改革和创新对社会体制提出的要求是，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之间找到内在联系，这将打破传统意义上的学术和实践的分野，把人类思想、人类社会发展推上一个新的阶段。正如马克思说过的，“历史上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4]。

第二，有力的政府、有力的市场和有力的社会缺一不可。

必须承认，有效率的政府、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和充满活力的社会之间并非相互排斥，而是互利共生。对于可持续的社会来说，有力的政府、有力的市场和有力的社会缺一不可：不依赖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是市场经济的美梦，它已经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破灭了。市场经济只有与强有力的政府和充满活力的社会共存。但是，没有市场或者低估市场机制作用的观点和做法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活力产生巨大杀伤力。这就是当代中国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的目标模式中不能忽视的问题。

第三，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体制，只有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比较才能深入下去。

从中国与其他国家比较来看，中国传统社会体制的特点有四个：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复杂利益格局、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泛行政化的社会关系和治理者与被治理者泾渭分明的基层治理模式。实现社会秩序，激发社会活力，必须从改革这四个体制机制入手。现行各国社会体制既是特定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全球化进程中相互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