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小结

通过上述理论阐析，我们对科学技术和科学研究的属性、作用，以及科学技术财政投入增长原因和增长机制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依据公共物品理论，科学技术及科学研究一般被认为是公共物品，细加分析，基础研究是一种纯公共物品，应用研究有的是纯公共物品，有的是准公共物品，试验发展都是准公共物品（混合物品）。基础研究主要由政府提供，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一般由企业和政府混合提供，企业提供的份额更多一些。

依据公共选择理论，政治家对扩大公共物品供给、增加公共支出预算有兴趣，或者说存在利益驱动。科学技术财政投入增长，可以从公共选择理论得到一定合理的解释。

依据公共支出增长理论，公共支出增长的原因在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政府活动的扩张，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也相应提高；外部危机会使公共支出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公共支出随经济发展而增长，公共支出的重点领域随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有所不同。科学技术财政投入的增长，从公共支出增长理论也可以得到一种新的解释。

依据经济增长理论，科学技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再到新经济增长理论，科学技术实现从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到内生变量的转变。

总之，公共物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增长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为我们分析科学技术及科学技术财政投入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依据，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需要明确的是，这些西方经济学理论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国科学技术财政投入的实际，也难于准确分析相关问题，应有所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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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美]曼昆：《经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经济学研究我们社会中的个人、厂商、政府和其他组织如何进行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如何决定社会资源的使用。”[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公共部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3页。

[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5页。

[4] 弗·恩格斯：《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72页。

[5] 如萨缪尔森的两分法，分为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巴泽尔的三分法，分为公共物品、混合物品和私人物品；曼昆的四分法，分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公有资源和自然垄断物品。

[6] 陈共：《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7] 萨缪尔森将公共物品定义为这样一种产品：每一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并不导致减少其他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Paul A.Samuelson，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ume 36，Issue 4（Nov.，1954），p.387.

[8] [美]曼昆：《经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

[9] [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公共部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页。

[10] 陈共：《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页。

[11] 《国家“十一五”基础研究发展规划》，www.most.gov.cn.

[1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申报问答》，http：//www.nopss.gov.cn/n/2014/0103/c234662-24018164.html.

[13] [美]曼昆：《经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6页。

[14]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申报问答》，http：//www.nopss.gov.cn/n/2014/0103/c234662-24018164.html.

[15] [美]詹姆斯·M.布坎南、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

[16] 陈共：《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页。

[17] [美]丹尼斯·缪勒：《公共选择》，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页。

[18] [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年版，第281页。

[19] [美]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页。

[20] 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21] [美]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佩吉·B.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

[22] [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公共部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23] 《从1.8%到2.2%研发经费如何增长？》，《人民日报》2011年3月9日。

[24] 《科技投入应与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匹配》，《科技日报》2017年3月8日。

[25] 《王贻芳代表：增加基础科学研究投入》，《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3月20日，http：//www.cas.cn/zt/hyzt/2018lh/2018lhzkyzs/201803/t20180320_4638971.shtml.

[26] 《马化腾：强化基础科学的普及和教育力度》，新浪财经，2019年3月4日，https：//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19-03-04/doc-ihsxncvf9659529.shtml.

[27] [英]C.V.布朗、P.M.杰克逊：《公共部门经济学》第4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28] 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1979年为31.3%，以后逐渐下降，1996年降到11.1%。

[29] 赵志耘解释造成这一现象的“外生因素是经济管理体制的变化”，即由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财政支出比率不断下降；“根本原因在于税收限制”，税收收入占GDP的比率多年持续下降。赵志耘：《财政支出经济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页。

[30] [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卡尔·E.沃尔什：《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0页。

[31] [美]罗伯特·M.索洛等：《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42页。

[32] [美]乔治·泰奇：《研究与开发政策的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