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古文运动与《史记》文学地位的奠定
《新唐书·艺文上》载：“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42]初唐文坛延续了六朝骈文藻饰之风，尽管王勃、杨炯等人也曾主张改变六朝以来的淫靡文风，但唐王朝政权统治秩序的逐渐稳定并未为有效的文风改革提供条件。从唐高宗统治后期开始，土地兼并，赋税日重，以及对外用兵，使得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武则天时期，出于维护篡权政治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对庶族地主施行了放政权，容直言，纳谏诤，奖掖新进的政治举措。这样的政治风气为求新求变的士人发声提供了机会，陈子昂等庶族地主阶层在这一时期登上政治舞台，呼吁改革文风以变革政事，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至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以张九龄罢相为标志，唐代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原先隐藏在社会中的矛盾伴随着奸臣当道、开边战争、土地兼并等因素逐渐激化，最终导致了安史叛军的大动乱。在此期间，萧颍士、李华、独孤及、元结等人先后走上文坛，进一步推动了古文运动思想的发展。“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唐王朝已陷于分裂割据的状态，强藩分立，列镇相望。伴随着唐肃、代、德宗时代社会的更加动乱，王朝统治危机的加剧，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变革现状，革新自强的要求，改革派声音渐起。贞元、元和之际，韩愈、柳宗元等人企图借“古文”的方式复兴儒学，已达到政治改革的目的。如果说初唐王勃、杨炯要求变革文风更多的是延续隋代以来对六朝文风的不满，武则天时期陈子昂等人倡导文体革新尚没有提出明确的“明道”主张，那么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与政治形势的变化，从萧颍士、李华开始，到韩愈、柳宗元，文学创作宗圣、尊经、明道的主张逐渐明确，最初形成以“文以明道”为理论纲领的“古文运动”，并凭借韩、柳二人强大的文学才情与个人影响力，使得古文运动从思想领域付诸到文学实践。
唐代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古文运动，举起了向《史记》文章学习的旗帜，使《史记》所蕴藏的丰富的文学宝藏得到前所未有的认识和开发，这是《史记》文学经典建构的重要因素。韩愈爱好《史记》的文章，如柳宗元所说：“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43]韩愈自己在《进学解》中称自己作文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下逮《庄》《骚》、太史所录”[44]。清人刘熙载说：“昌黎谓柳州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观此评，非独可知柳州，并可知昌黎所得于子长处”；“太史公文，韩得其雄”。[45]可见，韩愈文章的雄健风格来自司马迁。唐代另一位散文大家柳宗元以“峻洁”称赞《史记》的总体风貌，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参之太史以著其洁”[46]，在《与杨京兆凭书》中说“峻如马迁”[47]，可见司马迁对柳宗元的影响。韩愈、柳宗元等当时在文坛上很有影响的大人物从文学实践上学习《史记》，奠定了《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对《史记》的学习主要表现在人物传记的类型、文章的章法结构、创作风格以及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古文家逐渐将《史记》建构为文学经典。以下兹列举说明。
首先，他们重视《史记》深刻的思想内涵。根本而言，古文运动是由中唐时期儒学复兴和政治革新所触发，带动文体改革，其核心思想是“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从而发挥文学的社会服务功能。社会政治改革的宗旨和“挽狂澜于既倒”的社会责任感，促使古文家越过六朝华丽骈文，把眼光投向先秦两汉散文。先秦两汉散文古朴深邃，内涵丰富，针对现实问题提出思想主张，无论政论文还是史传文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古文运动把先秦两汉散文作为典范，《史记》自然是学习的榜样之一。正如元代刘壎《隐居通议》所说，韩愈“尝自泄其机矣，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观’。所谓两汉，非班、马耶？”[48]《史记》体大思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显示出独特的思想价值，也显示了司马迁在大一统时代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因此，《史记》成为古文家“文以载道”思想的重要来源。
其次，古文家高度认可《史记》的文学风格、文学价值。韩愈、柳宗元把司马迁作为汉代古文大家而纳入文学的领域。韩愈在《答刘正夫书》中说：“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49]白居易《韩愈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制》说：“（韩愈）学术精博，文力雄健，立词措意，有班、马之风。”[50]司马迁笔力雄健，感情充沛，文势或疏宕有致，或如江河滚滚而来。韩愈的文章也纵横恣肆，浑浩流转。韩愈学习司马迁，以多样的表现方式来增强文章的气势。前文已述，柳宗元以“峻洁”称赞《史记》的总体风貌，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说“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51]。清蔡世远所编《古文雅正》卷九说柳宗元“文笔酷似子长”[52]，可见柳宗元对《史记》文风的认可与学习。古文运动的另一重要人物李翱在《答朱载言书》中云：“司马迁、相如、刘向、扬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53]古文家对《史记》的推崇与学习也使他们自己的文学地位得以提升，如对韩愈、柳宗元所作的墓志铭，章学诚评论道：“六朝骈丽，为人志铭，铺排郡望，藻饰官阶，殆于以人为赋，更无质实之意。是以韩柳诸公，力追《史》《汉》叙事，开辟蓁芜。其事本为变古，而光昌博大，转为后世宗师。”[54]古文家对《史记》叙事的认可与学习，说明《史记》在文学上的地位已经树立起来。
再次，古文家对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理论与实践有所继承与发展。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55]这是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强大动力，实质上阐明了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以及个人的身世遭遇对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古文家对此理论有新的发展，如权德舆在《梓州刺史权公文集序》中明确提出文章“舒愤懑”的主张。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一文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56]在《荆潭唱和诗序》中进一步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谨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57]其“不平则鸣”理论是司马迁“发愤著书”理论在唐代的进一步发展。从实践上看，柳宗元的发愤创作最有代表性，他在“惊风”“密雨”的政治环境中表现出文人的大无畏精神，不幸的政治遭遇却成就了他在文学上的辉煌成就，正如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所说：“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58]可见司马迁“发愤著书”理论及在逆境中立言的精神，为古文家树立了典范。
古文运动不只在理论上认可《史记》的文学价值，更重要的是，韩愈、柳宗元等人在文学实践上学习《史记》，从人物传记的类型到文章的章法结构，从创作风格到语言的运用，都有《史记》的影子。
韩愈在《进学解》中说自己作文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下逮《庄》《骚》、太史所录”[59]。宋代李塗《文章精义》说：“退之《圬者王承福传》，叙事论议相间，颇有太史公《伯夷传》之风。”[60]宋代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1云：“退之《获麟解》……句法盖祖《史记·老子传》。”[61]元代刘壎《隐居通议》卷18说：“韩文世谓其本于经，或谓出于孟子。然其碑铭，妙处实本太史公也。”[62]元代程端礼《昌黎文式》卷2云：“《送幽州李端公序》……此篇似《史记》文。”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13云：“《毛颖传》足继太史。”[63]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评《张中丞传后叙》云：“通篇句、字、气，皆太史公髓。”[64]这些评论足以说明韩愈从《史记》中汲取力量。柳宗元的散文以峻洁著称，所谓“洁”，不仅指文字的简洁，更重要的是指剪裁精审且能把笔墨用到要害处。清代方苞《望溪集》文集卷2指出这一点：“柳子厚称《太史公书》曰‘洁’，非谓辞无芜累也，盖明于体要，而所载之事不杂，其气体为最洁耳。”[65]柳宗元的叙事文章不仅深得《史记》荡漾疏散吞吐之妙，而且在取材上和司马迁一样有爱奇倾向。如《童区寄传》的区寄年仅11岁，却能机智勇敢地杀掉掠卖自己的两个豪贼。清孙琮《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4评之曰：“事奇、人奇、文奇。叙来简老明快，在柳州集中，又是一种笔墨。即语史法，得龙门之神。”[66]柳宗元往往借传记发表议论，如《种树郭橐驼传》，传记是次，议论为主，可见受到《史记·伯夷列传》等作品的影响。柳宗元其他人物传记如《段太尉逸事状》等也颇有《史记》神韵。他笔下的山水游记虽无奇事、奇人，但颇有奇气，也可说是“得龙门之神”。总体来看，韩愈、柳宗元的传记散文大量选择下层人物，且富于强烈的批判精神，充满浓厚的感情色彩，这些特点都体现出《史记》的影响。唐代古文运动高举学习先秦两汉散文的大旗，这对《史记》文学经典的确立起了积极作用。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指出“司马迁是被后来的古文家所认为宗师的。其中几乎有着‘文统’的意味”[67]，此论颇为中的。可以说，古文运动确立了司马迁古文宗师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