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六经”传统的接受
从现存的文献看，“六经”之名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形成。《庄子·天运篇》记载：“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这是庄子后学的言论，但“六经”之名，实已明确。[2]《礼记·经解》曰：“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3]《荀子·儒效》：“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4]《荀子·劝学》：“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5]这说明，以“六经”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化典籍，是早在战国时代就已经确定的事实。[6]
经过秦火，前代典籍的传播受到严重影响。汉初一段时间，在恢复经济的同时，文化事业也逐渐得到重视。公元前140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定儒学于一尊。司马迁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面对的文化影响无疑是以六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7]这里提到的经典就是先秦时代的“六经”。《自序》还对“六经”的作用进行高度概括，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8]由此可见，司马迁对“六经”是非常推崇的，这也是我们理解司马迁接受前代文化的关键。对此，我们分别述之。
司马迁对《易》的接受。《易》学包括《易经》和《易传》，《史记》接受《易》有四种类型：第一种是称引《周易》原文，这种方式极其明显；第二种是化用《周易》语句而取其意；第三种是对《易》理、《易》学的解释与阐发；第四种是对《易》占的记载，这种类型很多，如《田敬仲完世家》《外戚世家》《陈涉世家》《韩世家》《魏世家》《郑世家》等篇中均有记载，此外，《太史公自序》中还说：“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窥其要，作《龟策列传》第六十八”。这些记载，说明了司马迁对易占的重视。[9]
《史记》对《易》学的接受，更重要的是思想，如“穷则变”“变则通”“极则反”等思想。“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历史观的核心，他认为历史总是变化的，盛衰也是自然之理。《史记·平准书》说：“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物盛而衰，固其变也”。[10]这是司马迁从历史发展中总结出的基本道理。历史总是处在“变”的过程之中，比如从秦末农民起义到刘邦建汉八年时间，社会急剧变化，司马迁却看得清楚：“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11]陈涉、项羽、刘邦三个人是这段历史变化中的关键人物，他们各自在历史上的贡献是不一样的：陈涉之功在于首先发难，项羽之功在于打败强秦，刘邦之功在于建立汉朝。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以王朝的兴衰更替作为标志，这在十二本纪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并且司马迁表现出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进步的历史观，项羽没有做皇帝，但司马迁认为他曾一度主宰天下，所以破例放入“本纪”中。吕雉没有做女皇，但司马迁认为在惠帝之时她是实际的执政者，所以也破例放入“本纪”而没有给惠帝单独立传。《史记》“十表”中对各个历史阶段进行划分、总结，也是古今之变的重要体现，如《三代世表》起于黄帝，迄西周共和；《十二诸侯年表》起于共和，迄孔子卒；《六国年表》起于周元王元年（前475）迄秦二世灭（前207）；《秦楚之际月表》起于陈涉起义（前209），迄刘邦称帝（前201）。这些“表”的起止阶段，都是历史发展中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当然，历史的变化主要还是通过人物的活动来体现，不同的人对社会变化产生不同的作用，而且每个人在历史的活动中命运也在发生变化。李斯入秦，由客卿逐渐发展到丞相，达到人臣的极点，此后开始走下坡路，与赵高合流把秦王朝推向反动，最终自己也被腰斩咸阳；陈涉由一个雇农揭竿而起，轰轰烈烈推翻秦王朝，做了陈王，此后逐渐衰落，最终落个悲剧结局。刘邦的一生，经历了泗水亭长、沛公、汉王、汉高祖四个阶段，其个性与人格也随着这些不同的阶段而变化，由一个流氓无赖变为雄才大略的国君；项羽起兵时二十四岁，以暴风骤雨般的力量打败强秦，成为诸侯上将军，由微弱到强大，此后随着实力的增强，成为西楚霸王，达到兴盛的顶点。此后经过鸿门宴、分封诸侯，由盛转衰，最终垓下之围失败而乌江自刎。类似的人物举不胜举。每个个体变化的背后都有深刻的原因，所以司马迁着重从“变”的角度写人，以体现社会历史的变化。因此，司马迁的“通变”思想是接受《易》学思想的重要体现。
《诗经》是先秦时代的诗歌总集，在汉初传授过程中有齐、鲁、韩、毛四家诗，《史记》接受了《诗经》不同学派的内容。[12]对于《诗经》的接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引用《诗经》作品。如《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13]这是直接引用。还有记述《诗经》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如《周本纪》记载《公刘》一诗产生的原因：“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14]《秦本纪》在记述秦穆公死后用人殉葬时云：“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15]司马迁甚至将《诗经》作品直接改写成散文，载入历史之中。《殷本纪》中关于先殷文化的记载，就大多来自《诗经》中的《玄鸟》《长发》诸篇，对此，司马迁本人也有论述，他说：“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16]而《周本纪》中关于先周历史上的诸先王如后稷、公刘、古公、季历、文王和武王等人的记载也是直接取材于《诗经》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文王有声》等诗篇。还有春秋时代的赋诗言志活动，也都有记载，如季札观乐对《诗经》的评论等。
二是发愤抒情精神。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列举前代著书立说之人，提出发愤著书理论，说明他对前代传统的认可和继承，他认为“诗三百，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可见《诗经》对于他的创作思想有重要影响。《诗经》是抒情性的作品，“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汉代奉为经典，司马迁也接受了《诗经》的抒情传统。虽然他写的是历史，但由于融入了个人深刻的人生体验，所以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
三是美刺传统与现实主义精神。《诗经》作为现实主义的作品，既有歌颂，也有讽刺，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美”就是歌颂，“刺”就是讽谕，这是文学的功用和目的，也是儒家诗论的重要方面。《诗经》中就有这样明显的目的。如：“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大雅·崧高》）“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大雅·烝民》）“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魏风·葛屦》）“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小雅·节南山》）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对“美”“刺”的产生有这样的认识：“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认为文学作品可以“怨刺上政”。但在儒家诗论中有一个要求，“刺”要“中和”，不能过分，这是孔子提出的“中庸”之道在文艺上的反映，“汉儒论诗，不过美刺两端”[17]，《诗大序》集中表现了这一点。“美”“刺”成为文学的主要功用，这不仅在先秦，而且在后代都得到人们的认可，司马迁继承了这个传统。《自序》中司马谈临终遗言说：“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接受父命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18]这段遗言，实际上强调史书的歌颂使命。司马迁自己也说：“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19]由此看来，《史记》继承了《诗经》的美刺传统，在《史记》中既有歌颂，亦有讽刺。
四是民间精神。《诗经》十五国风，大多是土风歌谣，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司马迁在《自序》中叙述自己的游历：“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20]他的足迹遍布天下，在实地考察中收集许多民间传说以及神话故事，并把这些资料运用到《史记》创作之中。另外，还采纳吸收许多民间歌谣谚语以及方言俗语。更重要的是，司马迁接受《诗经》的民间批判精神，敢于对不合理的社会、不合理的事情进行批判，不虚美，不隐恶，即使最高统治者，也敢于揭露和批判，这是难能可贵的。
司马迁对《尚书》的接受。《汉书·儒林传》记载：“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21]由于《尚书》在汉代有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之区别，也有不同的经学源流。《史记》对今古文《尚书》都有采纳，尤其是《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以及《鲁周公世家》《宋微子世家》等，都接受了《尚书》的记载。[22]而且，由于《尚书》是王朝政治的体现，对于《史记》八书的体例有一定的影响。范文澜对此有这样的看法：“《史记》八书，实取则《尚书》，故名曰书。……如‘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即《律书》《历书》《天官书》所由昉也。‘岁二月东巡守。……车服以庸。’《封禅书》所由昉也。‘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直哉为清。’《礼书》所由昉也。‘帝曰，夔，命汝典乐。……百兽率舞。’《乐书》所由昉也。‘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平准书》所由昉也。《禹贡》一篇，《河渠书》所由昉也。”[23]可见，《史记》八书与《尚书》有密切关系。当然，《史记》接受《尚书》，更重要的是《尚书》的思想，如“敬天保民”的民本思想、“汤武革命”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史记》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尧典》《洪范》等篇，对于战国秦汉改制以及政治思想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对《史记》政治思想也有较大的影响。[24]
《史记》接受《春秋》，这在“六经”中是最突出的。《春秋》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司马迁写历史，无疑受其影响。首先是在体例上，《史记》虽然是纪传体，但本纪部分记载帝王历史，仍然以编年的形式出现，因为本纪是《史记》的纲领，既要体现三千年的变化过程，也要体现每个王朝、每个帝王的历史进程，编年体就成为基本的叙事方式。《史记》十表，也是以编年的形式反映历史的变化进程。其次是《春秋》笔法。《春秋》记事，一字褒贬，把思想感情寄予在字里行间，所谓“褒见一字，贵踰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25]。《史记》深得春秋笔法的影响，把思想感情、褒贬色彩渗透在具体的叙事写人之中。《史记》接受《春秋》，更重要的仍然是思想。司马迁认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26]《春秋》被司马迁视为“王道之大者”“礼义之大宗”，说明《春秋》在“六经”中的地位，也说明《春秋》在司马迁心目中的地位。司马迁生活在公羊学最盛行的武帝时期，他曾师事董仲舒，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因此，司马迁更多地接受了春秋公羊学思想。“首先，公羊家歌颂汤武革命，主张以有道伐无道，成为《史记》反暴政的思想武器。……为什么偏偏把陈胜与汤武革命联系起来，与孔子作《春秋》‘以当一王之法’联系起来呢？这不能不说是受公羊家学说支配的结果。……其次，公羊家‘尊王攘夷’、主张‘大一统’思想，成为《史记》贯串全书的重要观念。……再次，公羊家崇让、尚耻之义是《史记》褒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此外，公羊家贵贤、正名等说，对《史记》也有影响。”[27]当然，接受中有超越，如《史记》和《春秋》都讲大一统，其实质也迥然不同。《春秋》严明“夷夏之辨”，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司马迁则冲决了旧观念，将四夷纳入了统一的封建帝国版图之内，结撰出《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并在《货殖列传》等篇中对全国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作了翔实的记载，这不仅适合大一统的时代，也为形成民族一统思想奠定了基础。
《春秋》学中还有《左传》和《穀梁传》。《左传》是记载春秋时代历史人事最详细、最完备的编年体史书，是《史记》记载春秋历史的主要材料来源。《左传》虽然给《春秋》作注释，但它着重记叙历史事实，并且文史结合，注意历史著作的文学色彩，尤其长于叙事，善于描写战争，善于描写外交辞令，刻画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这些特点，司马迁都予以继承并加以发展，成为叙事文学的典范。[28]《左传》还以“君子曰”的形式评价人物和事件，司马迁继承并发展为“太史公曰”的形式，在每篇作品之后对人物进行评论，表达鲜明的思想感情，成为《史记》褒贬人物的重要形式之一。《穀梁传》以解经为主，但不如公羊学那样影响大，叙事也不如《左传》那样生动。所以，司马迁对于《春秋》三传的接受，公羊学主要是思想义理，《左传》主要是叙事写人的艺术以及评价人物的方法，对《穀梁传》也有一定接受，但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