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我意识”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

马克思对“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是在《神圣家族》中完成的。然而，要更好地了解这一事情的结局，则必须追溯到事情的始初。

早在大学期间，在参与柏林的博士俱乐部活动时，“自我意识”概念已为马克思所瞩目。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概念的印记。在《博士论文》中，我们看到马克思通过自己的楷模普罗米修斯宣布：“哲学并不隐瞒这一点。普罗米修斯承认道：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这是哲学的自白，它反对天上和地下的神的自己的格言，人的自我意识不把这些神认作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神同人的自我意识并列。”[1] 当时，马克思基本上还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这种对自我意识的推崇，无疑首先带有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烙印。

自我意识是黑格尔体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黑格尔哲学起源和秘密的《精神现象学》，就是对自我意识异化现象的研究。马克思曾指出：“全部‘现象学’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我意识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实在。”[2] 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即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和怀疑主义，是自我意识的哲学，是体现自我意识概念的哲学史阶段[3]。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曾概述了这些哲学流派的一般特征，指出“自我意识对于自身的纯粹关系，就是所有这几派哲学的原则”[4]。

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对象，恰恰是这些以自我意识为原则的诸学派。对于这些学派的哲学性质马克思表达了同黑格尔一致的看法：“在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那里自我意识的一切环节都得到充分表述，不过每个环节都被表述为一个特殊的存在……这些体系合在一起形成自我意识的完备的结构。”[5]

但是，马克思为什么选择了这三派哲学作为自己论文的研究对象呢？在这三派哲学后面、在这三派哲学的共同原则——自我意识后面隐藏着什么东西呢？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曾谈道：“在我看来，如果那些较早的体系在希腊哲学的内容方面是较有意义、较有兴趣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以后的体系，主要是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这一系列学派则在其主观形式，在其性质方面较有意义、较有兴趣。”[6] 马克思在这里没有直接指出这些学派主观形式的内容。然而，这或许由于黑格尔对此早已论述过了。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它的原则，由于是形式的，所以是主体的，因此它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性这一重要意义。”[7]“这种哲学的原则不是客观的，而是独断的，是建立在自我意识自我满足的要求上的。这样，主体就成为应该被关心的东西，主体为自己寻求一条自由的原则，不动心的原则……它应该把自己提高到这种抽象的自由和独立性。”[8] 可见，这些学派的原则和主体形式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它具有主体性的特点，即强调和突出了主体，使主体特别是主体的自由和独立性成为认识和关心的对象，换句话说，它提出了主体即现实的人的自由和独立的历史课题。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赖以产生作用的广阔的历史背景，问题就更清楚了。

这些学派是作为希腊哲学产生的，但是，以后却转移到罗马的世界中，这一情况之所以发生，要从罗马帝国创立带来的消极方面来加以说明。罗马人公元前1世纪建立起统一的世界帝国，沟通了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交往。但是，同时也毁灭了这些民族过去各自独立时依据自己的法律和传统在生活中享有的幸福和愉快，使它们受到外来枷锁的重压和种种非人的虐待。正如恩格斯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指出的，罗马的占领，在所有被征服的国家，不仅破坏了过去的政治秩序，也破坏了旧有的社会生活条件。其结果是，同普遍的无权地位和对改善现状的可能表示绝望的情况相适应，人们普遍意志消沉和精神颓废[9]。因此，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和怀疑派的哲学与罗马世界的精神显然是相合的：“在罗马世界的悲苦中，精神个性的一切美好、高尚的品质都被冷酷、粗暴的手扫荡尽净了。在这种抽象的世界里，个人不得不用抽象的方式在他的内心中寻求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的满足；他不得不逃避到思想的抽象中去，并把这些抽象当作实存的主体，——这就是说，逃避到主体本身的内心自由中去。”[10] 无疑，这些学派的哲学具有遁世色彩。然而他们却是作为现实专制的对立面存在的，是对精神的，从而也是对主体的自由和独立的呼唤。

不难看出，马克思正是在罗马世界中看到了他所处的社会和现实环境的影像，在这些学派中发现了自己从事哲学活动的原型，在这些学派的哲学中找到了自我意识原则这一武器[11]——它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所能运用的最锐利的武器[12]。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对这些学派给予高度赞扬，说它们是那样充满了特殊性格的、强有力的、永恒的本质，以致现代世界也应该承认它们的充分的精神上的公民权[13]。

但是，我们想说的是，不仅是马克思自己获得了这样的认识和发现，而且，马克思的这一见解也不完全是马克思自己独立达到的。

在此方面首先值得一提的是 K.F.科本。他在1837年发表的《北欧神话文学导论》中，已把反对僵化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现实的自由的自我意识和启蒙者的自由引进了战场[14]。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序”中，还明确地肯定了科本著作《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反对者》的功绩，认为该书对古希腊自我意识哲学诸学派同古希腊生活的联系进行了较深的论述[15]。该书是1840年出版的。此外，在施特劳斯那里，我们也看到了他在对基督教起源的考察中所表现出的对晚期希腊哲学思想的独特兴趣。他肯定了希腊人对基督教形成的贡献，盛赞只有斯多葛派才从一切人的理性素质的共同性中得出一切人在本质上是平等的和同属一个整体的结论，完全摆脱了民族偏见[16]。

然而，在揭示古希腊自我意识哲学的现实意义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的无疑是鲍威尔，他是自我意识哲学（近代意义上的）的主要制定者和完成者。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施特劳斯提出的古希腊哲学对基督教形成影响的观点的来源，就会发现它是出自鲍威尔的研究成果。在马克思写作《博士论文》前，鲍威尔已经研究了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和怀疑论诸派同基督教的关系。《复类福音作者批判》（Ⅰ、Ⅱ，1841年）和《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末日的宣告》（以下简称《末日的宣告》）（1841年10月）两书是他的自我意识哲学最初形成和在宗教、哲学传统方面彻底运用的标志。我们看到，在《复类福音作者批判》一书中，鲍威尔明确宣布：“批判的宗旨从一开始就是在福音书范围内揭示自我意识的遗迹”[17]。在该书“前言”中，他对此也直言不讳：“我不应掩盖这一事实，福音史的正确理解具有哲学基础，或者说包含自我意识哲学。”[18]

而且，事实上，这一思想的萌芽在鲍威尔1838年出版的《启示史批判》中已经出现了。该书对宗教概念的分析是建立在主体性这一原则基础之上的（其中有一章标题就是“以其主体形式出现的宗教概念”），体现出摆脱黑格尔的主体和客体统一的立场的强烈倾向。而按照鲍威尔后来在反对亨格施坦堡小册子中的说法，这种主体性原则的纯表现形式，就是以其绝对内在性形式出现的宗教自我意识[19]。《启示史批判》无疑是鲍威尔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它应该被视为鲍威尔“从宗教的外壳下剥出了构成这种神性的内核的极端自命不凡或自我意识”[20] 的始端。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写于1839年初至1841年3月。这正是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形成时期。因此，有理由认为，鲍威尔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选题和写作产生了某种影响。

更重要的显然还是在《博士论文》的内容方面。马克思在论文中把自我意识宣布为“最高的神性”[21]，把上帝存在的证明解释为“对人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存在的证明，对自我意识存在的逻辑说明”[22]，这和鲍威尔把自我意识作为自己一切论断的基础的根本立场是完全一致的。遗憾的是《博士论文》中最重要的两章“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间的一般主要差别”和“结论”遗失了。但尽管如此，这两章中前一章的“注释”部分仍然向我们清楚地展示了马克思当时的哲学立场和态度，展示了他同鲍威尔的思想关系。

在这一部分内容中，有两点是值得人们特别注意的。

一是，马克思关于哲学同实践和周围世界关系的阐述。马克思指出：“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的规律。……不过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正是批判从本质上衡量个别存在，而从观念上衡量特殊的现实。……当哲学作为意志反对现象世界的时候，体系便被降低为一个抽象的整体，这就是说，它成为世界的一个方面，于是世界的另一个方面就与它相对立。哲学体系同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映的关系。哲学体系为实现自己的愿望所鼓舞，同其余方面就进入了紧张的关系。它的内在的自我满足及关门主义被打破了。那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就变成为转向外部的吞噬性的火焰。于是就得出这样的结果：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23]

马克思在这里表述的思想是以黑格尔主体（思想）→实体（现实）→主体（思想）的辩证运动为基础的。哲学的实现和世界化过程，体现了主体实体化即主体→实体的阶段。黑格尔对此曾这样表述：“主体性、观念性是消除各种形式存在物的绝对的火焰，是思辨的环节……”[24] 马克思的论述，显然是对黑格尔思想的发挥。但值得注意的是，鲍威尔在《末日的宣告》中，也对此作了相同的论述。在该书中，鲍在反驳有关黑格尔仅埋头理论沉思而并没有要把理论付诸实践的看法时认为，黑格尔理论本身就是最危险的、包罗万象的和最富于破坏性的实践，这个理论就是革命本身。而且，鲍威尔也提及了火焰：“实体只不过是瞬息即逝的火焰。而自我则在这火焰中焚除自己的有限性和局限性。”[25]

这里，黑格尔把主体性、观念性称为“火焰”，鲍威尔则把实体称为“火焰”，两者的着重点显然是不同的。但是，实际上，这也可以说是同一事情的不同说法。我们不要忘记，在黑格尔那里，实体是由主体或主体性转化而来的。或用马克思的话说，这一“火焰”不过是“内在的光”“转向外面”。可见，马克思的论述同鲍威尔的论述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也几乎是同一的。

二是，马克思谈到哲学的自我意识的双重性表现为两个对立方向时，将其概括为两个学派，即自由派（Liberals Partei）和实证哲学（Positive Philosophie），并对前者予以了肯定。马克思指出，自由派以哲学的概念和原理为其主要的规定，其活动为批判，它使自身向外转向，针对世界的缺陷，致力于世界哲学化；而实证哲学是以实在性环节作为主要规定，转向自身，以为缺陷在哲学本身。同时，马克思又指出，“只有自由派，因为它是概念的一派，才能带来真实的进步”，而实证哲学只能带来些形式同其意义相矛盾的要求和倾向[26]。这里，自由派被用来标志青年黑格尔派，实证哲学被用来指小费希特、费舍和魏塞等人[27]。因此，这段论述体现了马克思对鲍威尔哲学的推崇和充分肯定。

然而，如果从以上对比和论述中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表达的这些观点都源于鲍威尔，没有马克思自己的独立贡献，似乎也难以成立[28]。鲍威尔的《复类福音作者批判》（Ⅰ、Ⅱ）和《末日的宣告》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大致是同一时期写作的。《末日的宣告》的出版甚至比《博士论文》还晚。因此，如果认为《末日的宣告》“完全无中断地衔接了《博士论文》”[29] 也是有道理的。况且，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是事实，即马克思至少在某种范围内以一个默默无闻者参与了《末日的宣告》的工作[30]。《末日的宣告》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体现马克思自己的理论贡献和影响。

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鲍威尔（还有科本）的影响下，马克思通过自己的《博士论文》参与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改造工作，即自我意识哲学的制定工作。《博士论文》中体现的哲学的基本立场和倾向同鲍威尔是吻合的。

《博士论文》中表达的自我意识观点同鲍威尔思想的明显一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鲍威尔对马克思思想影响的证明。但是，我们还需要指出事情的另一方面，即《博士论文》中隐藏的同鲍威尔思想的差异和分歧。否则，我们就不能对事情有一个完整的把握。

首先，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在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进行肯定的同时，也批判了他对人和世界、周围环境关系的不正确理解。伊壁鸠鲁把原子理解为具有自由和独立精神本质——其表现是脱离直线的倾斜运动——的元素，把它变成单个自我意识的象征。但与此同时，也导致了对自由的错误理解，即认为个人自我意识只有摆脱世界才能获得自由。马克思把伊壁鸠鲁哲学这一消极方面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提出来。他指出：“整个伊壁鸠鲁哲学到处都脱离了具有局限性的此在。”[31] 因此，它的自由具有抽象、虚幻的性质：“抽象的个别性是脱离此在的自由，而不是在此在中的自由。它不能在此在之光中发亮。”[32]

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这种批评，内含了同鲍威尔的分歧，正如科尔纽已指出的，鲍威尔是依据费希特的理解方式，把自我意识的发展看成是实体精神同周围环境的不断对立进行的，而马克思则遵循黑格尔意识与存在具有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的原则，主张精神的发展是通过与世界的相互作用[33]。显然，马克思虽然肯定、推崇伊壁鸠鲁哲学，肯定、推崇古希腊自我意识哲学，但受黑格尔影响（黑格尔曾指出这些哲学的消极性质。他把伊壁鸠鲁哲学作为独断主义的典型，并认定它具有反思辨的色彩），他采取了较为客观、冷静的立场，并没有像鲍威尔那样，把主体、自我意识绝对化，以及赋予主体和客体、思想和现实以一种极端对立的形式。换言之，尽管马克思站在唯心主义的哲学立场上，但他持有一种主体与客体、精神与外部世界、自由与必然等相统一的理解[34]。

其次，马克思在论述了哲学的现实化的客观方面之后，论述了哲学现实化的主观方面，即哲学体系同个别自我意识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个别自我意识有两个要求，转向世界和转向哲学自身。而这两者是统一的，即个别自我意识从非哲学中解放世界，同时也就是从束缚他们的哲学体系中解放自己。个别自我意识同哲学体系的真实关系或个别自我意识的理论地位就表现为：“因为自我意识本身仅仅处在发展的过程中，并为发展过程的直接力量所掌握，因而在理论方面还未超出这个体系的范围，它们只感觉到同体系的有伸缩性的自我等同的矛盾，而不知道当它们转而反对这个体系时，它们只是实现了这个体系的个别环节。”[35]

在这段论述中，含有两个意义重大的内容：一是，马克思在这里把改造现实（从非哲学中解放世界）和扬弃黑格尔哲学（从哲学体系中解放自己）看作一个过程、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把扬弃黑格尔哲学看作实现对现实改造的必要前提。这实际上已预示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我们看到，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已把黑格尔哲学的调和倾向归于黑格尔哲学自身的固有缺陷和必然结果[36]。二是，马克思已清醒、明确地认识到，个别自我意识（它分裂和外化为“自由派”即青年黑格尔派和“实证哲学”派）没有超出黑格尔哲学的基地，而且它们对自身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缺乏认识。这说明，马克思已清楚地意识到了包括鲍威尔哲学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理论地位和根本缺陷。

马克思在哲学和世界关系上的上述看法对于马克思以后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对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我们还要在以后的叙述中进一步加以体现。这里，我们只想指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包括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在内的整个德国哲学、德国一般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所提出的两个最重要的论点。

其一是，马克思在该书中指出：“德国的批判，直到它的最后挣扎，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这个批判虽然没有研究过它的一般哲学前提，但是它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对黑格尔的这种依赖关系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在这些新出现的批判家中甚至没有一个人想对黑格尔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37]

其二，也是在该书同一节，马克思指出：“尽管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们满口讲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保守分子。……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做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38]

只要我们将马克思这两部著作的表述稍加对照就可以看出这些论点的完全一致，可见，在《博士论文》中所表现出的马克思同鲍威尔在对待现实世界和对待黑格尔哲学问题上隐蔽的分歧，是马克思同包括鲍威尔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斗争始终贯穿的东西，它内含了马克思对自我意识哲学批判的最本质的要素，同时，也是马克思超越黑格尔、超越鲍威尔以及超越自我意识哲学影响之下的自我的起始和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