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新进展
近几年来，全球经济一直未出现全面复苏迹象，因气候变暖引起冰川溶化、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土地退化以及贫困问题等全球性经济、环境、社会问题已越来越突出，亟须通过各经济体、组织机构和行为主体之间的联合与合作，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已引起越来越多研究部门的关注，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核心主题由起初的能源系统问题演变成多学科多领域、多层次的复杂经济社会问题，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生态环境学及社会管理等学科。基于相关文献，气候变化经济学的研究进展主要包括研究方法论和最新研究结论等（Goulder and Pizer，2006；Harris et al.，2017；Stern，2007；Stern，2016；Nordhaus，2013）。
一 研究方法论
气候变化是一个体现外部性、共同财产资源、公共物品、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以及随着时间推移成本和收益折现的问题。它具有经济学、大气科学、环境科学、政治学和技术方面的内容。这就决定了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性、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复杂性）等特征，因而，单靠经济分析并不能充分应对这一范围的问题，但是，经济理论和政策分析在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可以提供很多帮助。
从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的“我们应该以多快的速度掠夺全球公域？”开始（1982年），气候变化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诊断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基础，并提供正面和规范性分析政策来应对这一问题。在与环境经济学的其他领域重叠的同时，由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独特性，气候变化经济学具有特别的关注点，包括长期规模性、不确定性的程度和性质，区域不均衡分布、跨时空的政策利益和成本评估等。
（一）气候变化影响的建模分析
科学家对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不断增加的可能影响结果进行了建模研究，包括预期的负面影响，如中断向城市和农业的供水、热带疾病传播对健康造成的损害和死亡、干旱造成的农业产量损失等；可能的有益影响结果，如在寒冷气候环境下农业产量的增加、降低采暖成本等；其他难以预测但可能更具破坏性和永久性的影响结果，如天气模式的破坏（飓风、干旱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增加）、南极西部冰盖可能塌陷，这将导致海平面上升而淹没主要沿海城市等。
潜在的有益结果将主要在北半球的北部，例如冰岛、西伯利亚和加拿大。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地区，尤其是热带地区和亚热带地区，可能会因气候变暖而遭受严重的负面影响。根据IPCC的预测，随着排放量的增加和温度的升高，负面影响将会加剧，而正面影响则会减弱（见表1-2）。
表1-2 气候变化的可能影响
资料来源：IPCC，2007b；Stern，2007。
（二）成本效益分析
表1-2表明，未来一个世纪的全球变暖趋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考虑到这些不确定因素，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将全球气候变化的分析置于成本效益分析的背景下。尽管对这种用货币价值来研究气候变化影响的复杂性存在简单化，但是，通过成本效益分析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了解气候变化影响的路径。
如果没有政府政策干预，按照BAU（Business as Usual，BAU）情景，碳排放量将继续增加，如图1-1 所示。但是，这些预测是基于当前趋势的，没有考虑未来减排政策的影响。根据《巴黎协定》确定的目标，需要立即采取积极的政策行动，以稳定碳排放量，然后才有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减少总排放量。了解减少排放涉及的问题，就是研究这类政策举措的经济学意义所在。
图1-1 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估计值及预测值（至2040年）
注：经合组织国家主要包括工业发达国家，非经合组织国家包括世界其他国家。
资料来源：EIA，2016年。
当经济学家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时，他们需要权衡：预计的碳排放量增加所带来的后果与当前稳定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政策措施的成本。采取强有力的政策行动来防止气候变化，将带来与避免的损失相等的收益。防止损坏的这些好处也可以称为避免成本。然后，必须将估计的收益与采取行动的成本进行比较。
各种经济研究试图估算应对气候变化采取政策行动的收益和成本，以货币化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衡量气候变化的成本存在一些固有的问题。一般而言，这些研究仅能捕捉到气候变化对经济生产的影响，或用货币表示所产生的非市场影响。某些经济部门可能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如农业、林业、渔业、沿海地区房地产业和交通运输业等。但是，这些产业仅占GDP的10%左右。其他主要产业，例如，制造业、服务业和金融业，被认为仅受到轻微的气候变化影响（Nordhaus，2013）。
因此，用GDP影响的估算方法可能会忽略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的最强有力的破坏。根据威廉·诺德豪斯的说法，他在过去20年间撰写了许多关于气候变化的成本效益研究报告：“气候变化中最具破坏力的方面（在不受管理和无法管理的人与自然系统中）远远超出了常规市场。我确定出四个特别令人关注的领域：海平面上升、飓风加剧、海洋酸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目前，对于每一种变化，变化的规模都超出了人类停止努力的能力。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必须加强对地球系统奇点和临界点的关注，例如，那些涉及不稳定的冰盖和逆流海洋。这些影响不仅难以从经济角度衡量和量化，就是从经济和工程的角度来看，它们也很难管理。但是，说它们很难量化和控制并不意味着应该忽略它们。恰恰相反，这些系统是应该最值得认真研究的，因为从长期来看，它们可能是最危险的。”（Nordhaus，2013）
成本效益分析也可能引起争议，因为它为人类健康和生命的价值设定了一个数字。大多数研究都遵循一种常规的成本效益法，即根据人们愿意为避免危及生命的风险而愿意支付或愿意接受的金额来承担此类风险（例如，承担危险工作的额外工资）。但是，由于确定“统计生命”价值的方法取决于诸如收入和条件价值评估（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等货币衡量标准，发展中国家往往赋予较低的人类生命价值。由于发展中国家将经历许多最严重的气候变化影响，因此，这种经济估值偏见显然引发了分析和道德问题。
不确定性问题对于气候变化的成本效益分析至关重要。如果天气破坏远比预期的严重，则损失估计数值往往会忽略灾难性后果的可能性。例如，一场飓风除造成生命损失外，还可能造成数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如果气候变化导致严重的飓风更加频繁，成本效益分析将不得不以比以前更高的水平来估算破坏成本。如果热带疾病由于天气变暖而大大扩大其范围，那么另一个未知的价值（人类发病率或疾病损失）可能是巨大的。
（三）气候变化影响的综合评估模型分析
尽管前述的成本模型可用于评估实现给定排放目标的替代政策的成本效益，但将成本与减排收益（避免损失）联系起来的方法催生了综合评估模型的开发。这些模型将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气体浓度以及温度或降水的变化联系在一起，并考虑这些变化如何反馈给生产和公用事业。许多综合评估模型都是优化模型，可以解决排放时最大化净收益问题（大都在温度或浓度的限制下）。
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已经使用综合评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IAM）将人口和经济增长的情景以及由此产生的排放量转化为大气成分和全球平均温度的变化。然后，这些模型应用“破坏函数”，破坏函数近似估算温度变化与受海平面变化、飓风频率、农业生产力和生态系统功能等影响而产生的经济成本之间的全球关系。最后，这些模型试图将未来的损失转化为现在的货币价值（Revesz，Arrow et al.，2014）。
图1-2 给出了三种广泛使用的综合评估模型（CRED 模型、DICE模型和ENVISAGE模型）在全球气温不同水平上升时所估算的损失值。较高的温度变化范围会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损失估计值大大增加，不同的模型对未来破坏的估计是不同的，进而对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损失范围为每年占全球GDP的2%—10%或者更多一点，这取决于全球平均气温上升情况。
这些货币化的损失估算可能会引起争议，并且可能无法涵盖损失的所有方面，但是，假设我们决定接受它们，至少作为一个粗略的估算。然后，我们必须权衡防止气候变化的政策的估计收益与这些政策的成本。为了估算这些成本，经济学家使用经典的经济学模型来表示诸如劳动力、资本和资源等投入如何产生经济产出。
图1-2 全球气温上升造成损失增加
注：图中显示的三种不同综合评估模型（ENVISAGE 模型、DICE 模型和 CRED模型）给出的损失估算在低等至中等水平的温度变化下是相似的，但是，在较高水平的温度变化下却有很大差别，反映了建模中使用的不同假设。
资料来源：R.Revesz和K.Arrow等，2014年。
为了降低碳排放量，我们必须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代之以可能更昂贵的其他能源，并投资于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和其他碳减排战略的新基础设施。经济学家针对各种措施（如能源效率、转向太阳能和风能或避免森林砍伐）计算了边际减排成本（减少一单位额外的碳的成本）。
这些措施中，有些是低成本的，甚至是负成本的（意味着它们除减少碳排放外，还带来了经济利益）。但是，特别是对于非常大量的碳减排而言，大多数经济模型预测会对GDP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对大量研究的荟萃分析（meta-analysis）发现，对 GDP的影响估计值随着对替代新能源、技术学习和经济灵活性的可能性假设而变化（Stern，2007）。
达到不超过2℃温升的《巴黎协定》目标的一项成本估算是：这将需要约占1.5%的世界收入（相当于一年实际收入的增长）。但是，这是在国际合作的最佳情况下进行的。在不利的假设下，成本估计将上升至全球GDP的4%以上（Nordhaus，2013）。同样，以上提到的荟萃分析发现，成本变化可能从最坏情况下占全球GDP的3.4%增加到最佳情况下占全球GDP的3.9%（Stern，2007）。
（四）碳定价机制新进展
大量研究结论表明，碳定价机制是实现《巴黎协定》温控目标的重要保障，但是，当前我们离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所需的距离还很遥远，碳定价机制的覆盖面和价格水平仍然不足，增加碳定价的广度和深度至关重要。根据世界银行等机构最新发布的《2017年碳定价现状及趋势》的年度报告[4]，2016年，全球各个层面实施碳定价机制的势头持续高涨，但是，要确保全球实现《巴黎协定》的2℃温控目标，未来碳定价的行动力度必须要有明显加大。
自2016年以来，全球在碳定价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2017年，碳定价计划的总价值达到了520 亿美元（包括排放交易体系和碳税），比2016年增长了7%。自2016年年初以来，全球共增加了8个新的碳定价举措，其中75%在美洲（主要为哥伦比亚、智利和几个加拿大省份）；目前共有42个国家和25 个地区对碳排放实施了定价（这些实施了定价的国家和地区占全球经济总量的50%和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25%）。自2016年年初以来，碳定价机制取得的进展包括：①智利和哥伦比亚推出了碳税；②加拿大3个省（阿尔伯塔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安大略省）和美国1个州（华盛顿州）推出了新的或加强型碳定价机制；③墨西哥开始实施为期1年的排放交易体系模拟计划，旨在提高碳定价意识，为2018年启动排放交易体系试点做准备；④中国准备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碳定价举措。
但是，不容乐观的是，目前仍有85%的碳排放量尚未纳入碳定价的覆盖范围，而且碳定价覆盖范围内有75%的排放量定价水平为每吨碳10美元，远远低于碳定价高级别委员会（High Level Commission on Carbon Prices）认为的符合《巴黎协定》温控目标的 2020年每吨40—80美元和2030年每吨50—100美元的水平。[5]
因此，要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未来碳定价的发展速度还要显著提升。碳定价机制未来的优先行动领域包括：①通过推出新的倡议和在现有实施的机制中扩大碳定价机制的覆盖范围，增加温室气体排放量。②通过提高碳价格、加强碳定价机制的影响力度，碳价格可以传递更强的价格信号，为低碳技术吸引到更多投资。③在国内层面，使碳定价机制与辅助性的政策保持协调一致，确保在更广泛的政策框架下的连贯性。④加快《巴黎协定》指导框架的制定，使之有助于连接国内的碳定价机制，并促进国际市场机制的使用。⑤以更加战略性和综合的方式利用气候融资，促进能支持变革性的气候变化减缓政策和融资的气候市场发展。
（五）折现率选择和不确定性问题
如果积极的碳减排政策的成本和收益都在GDP中占几个百分点的范围内，我们该决定怎么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未来成本与收益的评估。采取行动的成本必须在今天或不久的将来承担；而采取行动的收益（避免的损失成本）在将来会越来越大。因此，现在的任务是决定如何平衡这些未来的成本和收益。
经济学家通过使用折现率评估未来成本和收益。与折现相关的问题和隐含的价值判断增加了评估成本和收益时已经存在的不确定性。这表明我们应该考虑一些替代方法，包括可以兼顾生态、经济成本和收益的技术。有关气候变化成本效益分析的经济学研究对经济政策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根据威廉·诺德豪斯及其同事的早期研究（2000—2008年），减缓气候变化的“最佳”经济政策涉及短期内适度的减排量，其次是中长期减排量的增加，有时被称为作为逐步加强气候政策的手段（Nordhaus，2007，2008）。
多数有关气候变化的早期经济研究得出的结论与威廉·诺德豪斯研究的结论相似，尽管少数研究建议采取更激烈的行动。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的辩论，在2007年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发表了一份长达700 页的报告，该报告由英国政府赞助，题为《气候变化经济学：斯特恩评论》，又称《斯特恩报告》。尽管先前对气候变化的大多数经济分析都提出了相对温和的政策回应，但《斯特恩报告》强烈建议立即采取实质性的政策行动：现在的科学证据是压倒一切的即气候变化是严重的全球威胁，需要紧急的全球对策。该报告评估了关于气候变化影响和经济成本的大量证据，并使用了许多不同的技术来评估成本和风险。从所有这些角度来看，《斯特恩报告》收集的证据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的好处远远超过了不采取行动的经济代价。
根据常规经济模型的结果，《斯特恩报告》估计，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那么现在和永远，气候变化的总成本和风险都相当于每年至少损失全球GDP的5%。如果考虑到更大范围的风险和影响，则损失的估计值可能会上升到 GDP 的20%或者以上。相比之下，每年的行动成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避免气候变化的最严重影响）可以限制在全球GDP的1%左右。收益与成本之比至少为5∶1，这意味着立即采取重大政策行动的有力的经济理由，而不是缓慢的“加速”行动（Stern，2007）。
两种经济分析方法对气候变化进行分析带来了这么大的差异，原因何在？一个主要问题是选择用于评估未来成本和收益的折现率。长期收益或成本的现值（PV）取决于折现率。较高的折现率将导致长期收益的现值估值偏低，而使短期成本的现值估值偏高。相比之下，低折现率将导致长期收益的当前估值较高。如果我们选择低折现率，那么积极减排政策的估计净现值将更高。
尽管斯特恩和诺德豪斯研究都使用标准的经济学方法，但斯特恩的方法更加关注长期的生态和经济影响。《斯特恩报告》使用1.4%的低折现率来平衡当前和未来的成本。因此，即使几十年来进取行动的成本似乎高于收益，但潜在的高额长期损失仍在平衡，而有利于今天的进取行动。这些对于它们的货币和非货币影响都是重要的。从长远来看，全球气候变化对环境的破坏也将对经济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但是，使用标准折现率会降低未来长期重大损失的现值（见专栏1-1）。
专栏1-1 折现率简介
经济学家使用以下等式计算未来几年发生的X美元成本或收益的现值：
现值（X）=X/（1+r）n
其中，r是折现率。例如，如果我们要确定从现在起25年后以5%的折现率获得的50000美元收益的现值，则为：
50000/（1+0.05）25 =14765（美元）
折现率的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重要。图1-3 显示了气候变化成本效益分析中使用的几种折现率在未来不同时间段内所经历的100美元成本或收益的现值。我们发现，当使用5%或7%的折现率时，就未来价值而言，未来100年发生的成本或收益可以忽略不计——分别仅为0.76美元和0.12 美元。即使折现率为3%，100年后的100美元的价值也仅为5.20 美元。但是，当折现率为1%时，对未来100年的影响很大，当前价值约为37美元；即使折价200年，其现值仍接近20美元。
图1-3 未来100美元成本或收益的现值：不同折现率的影响
资料来源：Harris等，2017年。
这两项研究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对不确定性的处理。斯特恩方法将较大的权重分配给不确定但潜在的灾难性影响。这反映了预防原则的应用：如果某个特定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即使看起来不太可能，也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避免。这项原则已在环境风险管理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它对全球气候变化尤为重要，因为许多未知但潜在的灾难性后果可能与持续的温室气体累积有关（见专栏1-2）。
专栏1-2 气候变化的拐点和奇点
气候变化预测中的许多不确定性与反馈回路的问题有关。当初始变化（如温度升高）在物理过程中产生变化时，就会发生反馈环，然后放大或减小原始效应（增加原始效应的响应称为正反馈环；减少原始效应的响应称为负反馈环）。正反馈回路的一个例子是气候变暖导致北极苔原的融化增加，释放出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增加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积累，并加速了变暖过程。由于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各种反馈回路，最近的证据表明，变暖发生的速度比大多数科学家在5—10年前的预测要快。从而使人们越来越担心“失控”反馈回路的可能性，这可能会在短期内导致巨大的变化。一些科学家建议，我们现在可能正在接近某些气候临界点，一旦超过这个临界点，就可能造成灾难性影响。
也许最令人不安的可能性是格陵兰和南极西部冰盖的迅速崩溃。2016年，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等发表的一篇论文认为，极地冰块在未来50年内可能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20—30 英尺。该论文认为，由于陆地冰融化而涌入海洋的淡水将引起一个反馈回路，这将导致格陵兰和南极洲冰盖迅速崩解。主要作者詹姆斯·汉森博士说：“这将意味着所有沿海城市、世界上大多数大城市及其所有历史都将流失。”
尽管快速融化场景仍存在争议，但已发现其他危险的反馈回路。在最近的研究中，科学家发现，北极的甲烷排放量在短短的五年内增加了近1/3。这个发现是近年来来自该地区的一系列报道的结果，先前冻死的沼泽土壤正在融化并释放出大量甲烷。目前，这种北极土壤封锁了数十亿吨甲烷，比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排放要强得多，导致一些科学家将永冻层融化描述为定时炸弹，这可能使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不堪重负。他们担心甲烷排放量增加引起的气候变暖本身会释放出更多的甲烷，并将该地区锁定在一个破坏性循环中，迫使温度升高得比预期的要快。[6]
马丁·韦茨曼（Martin Weitzman）的研究认为，对灾难性气候变化可能性的认真考虑可能会超过折现率的影响，这表明，为了避免未来灾难发生的可能性，今天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以确保与保险未来房屋火灾的不确定性相同的原则（Weitzman，2009）。
这两项研究差异的第三个方面涉及对减轻气候变化的行动的经济成本的评估。为防止全球气候变化而采取的措施，将对GDP、消费和就业产生经济影响，这说明了政府不愿采取大刀阔斧的措施来大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原因。但是，这些影响并非全都是负面的。
《斯特恩报告》对碳减排成本评估的经济模型进行了全面评价。这些成本估算取决于所使用的建模假设。
综上所述，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稳定在450ppm的预测成本可能在全球GDP下降3.4%—3.9%的范围内变化，结果取决于一系列假设，包括（Weitzman，2009）：
（1）对能源价格信号的经济反应的效率低下。
（2）非碳能源技术“支持”的可用性。
（3）各国是否可以使用可交易的许可证计划交易成本最低的碳减排方案。
（4）碳基燃料税收入是否用于降低其他税种。
（5）是否考虑了减少碳排放的外部利益，包括减少地面空气污染。
根据作出的假设，减排政策的范围可以从最小限度地减少排放到大幅度减少80%或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但是，近年来，诺德豪斯和斯特恩的立场趋于一致。诺德豪斯在他的最新出版物中使用了更新版本的模型（DICE-2013），预测到2100年温度升高3℃或更多。他主张每吨二氧化碳排放征收21 美元的碳税，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迅速增加（Nordhaus，2013）。西蒙·迪茨（Simon Dietz）和尼古拉斯·斯特恩对他的模型进行了修改，考虑到损失增加和气候“临界点”的可能性（参见专栏1-2），建议碳税提高2—7 倍，以限制大气中累积二氧化碳浓度稳定在425—500ppm，全球温度变化为1.5—2.0℃。因此，尽管存在分歧，但是，趋势是朝着建议采取更严厉的政策措施的方向发展。
尽管诺德豪斯和斯特恩在应将碳税征收按照“缓坡”还是“陡坡”以及将预期的未来损失转换为现值的适当折现率方面可能有所不同，但是，由于他们都同意随着模型的完善以及碳税的进一步推迟，所以，该坡度的陡度将会增加（Nordhaus，2013；Dietz and Stern，2014）。
二 研究范畴扩大：气候变化和不平等问题
气候变化的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上落在世界贫困人口身上。非洲等地区可能面临严重的粮食生产和水短缺问题，而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沿海地区将面临洪灾的巨大风险。气候干燥会对拉丁美洲热带地区的森林和农业地区造成破坏，而在南美洲，降雨方式的变化和冰川的消失将严重影响水的可利用性。虽然较富裕的国家可能拥有适应许多气候变化影响的经济资源，但较贫穷的国家将无法采取预防措施，尤其是那些依靠最新技术的措施。
有研究使用地理分布的影响模型来估计气候变化对全球范围的影响。表1-3显示，到2080年，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在的非洲、南美洲和亚洲，沿海洪灾受害者的人数和面临饥饿风险的人口将相对较多。《自然》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预测：如果社会继续像过去那样运转，相对于没有气候变化的世界，气候变化有望通过大幅减少全球经济产出，并可能扩大现有的全球经济不平等状况来重塑全球经济。诸如史无前例的创新或防御性投资之类的适应措施可能会减轻这些影响，但是，社会冲突或贸易中断可能会加剧这些影响（Burke，Hsiang and Miguel，2015）。总体而言，该研究预测，“全球重大损失的可能性是巨大的”，最大比例的损失将由最贫穷的国家承担。
表1-3 到2080年气候变化对区域的影响 单位：以百万计
注：这些估计是基于BAU情景（IPCC A2情景）的。二氧化碳的富集效应提高了植物的生产力，最大限度地估计此值实际上可以减少有饥饿危险的人数。
*括号内数字为最大二氧化碳富集效应。
资料来源：IPCC，2007b。
经济学家将不平等问题纳入气候变化分析的方式可能会对他们的政策建议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所有成本均以货币计算，那么，以美元计算，在一个贫穷国家中，例如，GDP的10%的损失可能要比在一个富裕国家中占GDP的3%的损失少小得多。因此，贫穷国家因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可能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相对较小。《斯特恩报告》断言，气候变化对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的不成比例的影响应该增加气候变化的估计成本。斯特恩估计，如果没有不平等因素的影响，BAU情景的成本每年可能高达全球GDP的11%—14%。对世界贫困人口的影响，估计其成本占全球GDP的20%（Stern，2007）。
关于评估社会和环境成本与收益的正确方法的假设可能会对政策建议产生重大影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成本效益分析主要建议采取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但是，基于有关风险和折现的假设，其建议的力度有所不同。一位以生态为导向的经济学家会认为，根本问题是作为地球气候控制机制的物理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这意味着气候稳定应该是目标，而不是成本和收益的经济优化。
稳定温室气体排放水平的研究是不充分的。按照目前的排放速度，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将继续在大气中累积。要稳定累积的温室气体水平，将需要大幅度削减到目前的排放水平以下。图1-4 显示了IPCC对实现大气中稳定在430—480pm 和530—580ppm 的二氧化碳水平所需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的估计情况。对于较低的稳定水平，在21世纪下半叶，总排放量必须基本上降至零。只有大幅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才可能通过扩大森林和改良农业技术来大幅增加全球对二氧化碳的吸收，从而实现这一目标。
图1-4 碳稳定情景：所需的减排量
注：上方的线代表 IPCC RCP 4.5 情景（二氧化碳累积范围在530—580ppm 内适度稳定），下方的线代表IPCC RCP 2.6情景（二氧化碳累积范围在430—480ppm内更加稳定）。
资料来源：IPCC，2014d。
显然，这种下降幅度意味着全球使用能源的方式将发生重大变化。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可能对减少排放产生重大影响。其他政策可以减少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并促进森林和土壤中二氧化碳的吸收。
[2]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convkp/conveng.pdf.
[4]World Bank，“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17”，World Bank，Washington，DC，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