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故土情结与文化地理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说，他研究“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 “出发点当然是自然规定性”[24]。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自然规定性”其实就是“地理障碍和 ‘地域人种’的规定性”，这种“自然规定性”不仅是艺术研究的重要出发点，也可以说“马克思的文学批评的 ‘意识形式’总是离不开 ‘自然规定性’”[25]。在欧阳黔森的观念中，文学与地域的关系也包含了这种“自然规定性”。他明确说：“文学与地域属于母子关系，换一句说法就是，母亲的优劣关系到儿子的优良，而民俗民风、行为方式、语言特点，确定文学的味觉”[26]，欧阳黔森的这些表述，谈的实际就是地域及其历史文化的“自然规定性”。他的散文《故乡情结》，表达了对故乡的感情和对沈从文的崇敬。欧阳黔森生于铜仁，他在铜仁生活了二十多年。铜仁与湘西在明代以前同属沅陵郡管辖，自古以来，铜仁和湘西在文化风俗方面都十分相近。明朝末期，铜仁划入贵州，明王朝的统治者“把湘西最美的一块土地甚至是湘西人最为自豪的武陵山的主峰——梵净山也划归了贵州”[27]，但铜仁的文化传统仍属于楚文化范畴，因此，作为贵州人的欧阳黔森，他身体中仍然流淌着湘楚文化的基因，他也多次强调自己的小说具有楚味。据欧阳黔森说，他的故乡与沈从文的出生地不到六十千米，他曾经幻想过和沈从文同喝一方水同吸一口气的喜悦。沈从文作为“来自古楚国大山腹地的新文学作家，其精神血脉中拥有着楚文化刚勇尚武的因素”[28]，他“温柔似水的性情中多了一份刚健有力的侠骨侠情”[29]，具体到创作中则体现为他对故土民情风俗、自然风物和历史文化的激情礼赞与理性审视。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欧阳黔森对沈从文怀有高度崇敬心理，他认为沈从文给世人呈示了辉煌灿烂的作品与人品，他对沈从文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他认为沈从文把他们共同的故乡写绝了，他觉得自己在沈从文的巨大阴影下永无脱颖而出的可能，欧阳黔森写道：“他的出生地和我的出生地、他的文化背景、他的辉煌无比和我的在他辉煌下的虚弱，我的一切都在他前行的伟岸而灿烂的背影中自惭形秽。”[30]沈从文为欧阳黔森树立了一座难以逾越的丰碑，也激发了欧阳黔森的创作动力；与沈从文一样，欧阳黔森对生他养他的故土投入了太多的感情和文字，他尽情地描绘了故土的自然地理和历史文化。我们知道，人的存在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和社会关系，马克思就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环境及历史文化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本身也就不同。另一方面，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31]马克思不仅揭示了人的需要与自然环境的密切关系，而且强调人的需要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也就是说人的需要是由自然地理和历史文化共同决定的。因此可以说，欧阳黔森的文学追求及其创作特征是故土独特的自然地理和历史文化孕育和决定的。
欧阳黔森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家乡铜仁的自然风光，尽情抒发了内心的自豪感。欧阳黔森多次引用贵州府志对铜仁的赞誉：“贵州各郡，独美于铜仁”，他强调“铜仁地处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脚下，是属于山美、水美、人更美的那种地方”[32]。在他的所有文字中，家乡铜仁的梵净山是描绘最多也是最美的山峰。梵净山是武陵山脉的主峰，地质结构复杂、自然条件险恶，是贵州最大的原始森林。欧阳黔森认为梵净山集峨眉之秀、黄山之奇、华山之险、泰山之雄于一身，他对这灵山秀水有着无比的自豪感，梵净山经常让他魂牵梦萦。梵净山的红云金顶高约百米，从梵净山之巅拔峰而起。欧阳黔森曾经无数次登上梵净山金顶，每次登上金顶，他的情感就会得到无比痛快的宣泄。他无数次站在万卷书岩的平台面对起伏的群山呼喊，嘹亮的呐喊一声声地传出去又被金顶的悬崖壁折回来，变成了生生不息的声响。这种发自内心的呐喊萌生出嘹亮的本色、无限的痛快、生命的力量和岁月的沧桑。2012年，欧阳黔森在《光明日报》发表诗歌《贵州精神》，在正视贵州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团结和谐、自信自强的贵州精神，热烈呼唤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欧阳黔森对贵州的山地环境有着清醒认识，贵州拥有令人敬畏的大山，“东有神奇瑰丽的武陵山脉/西有巍峨磅礴的乌蒙山脉/北有雄关险峻的大娄山脉/南有俊俏秀美的逶迤苗岭”[33]。一般看来，贵州地理正是“山外有山”的真实写照，而山地环境使贵州土地贫瘠、交通不便，因而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正所谓“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虽然欧阳黔森以华美语言描绘贵州地理，但无法掩盖他对贵州贫困的忧虑。正因为在这样极端贫困的条件下，更需要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贵州精神，才能使高原出平湖、天堑变通途，才能拉近贫瘠与富庶的距离。自然地理不仅影响了贵州社会的发展状况，还深刻地影响了贵州的文化特征，因此，独特的山地文化特征成为欧阳黔森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发表在《当代》的短篇小说《断河》描绘的即是浓郁的高原特色，断寨地处红土千里的喀斯特高原东部，四处高山耸立、河谷深切，在裸露的山体上偶尔有一层层分布不均且薄薄的红土，生长着永远也长不高的小树。短篇小说《扬起你的笑脸》也有浓厚的山地文化特色：“乌江水流湍急、两岸悬崖峭壁，山高雾重道路崎岖，处于乌江流域的梨花寨只有七十几户人家，零星地散布在陡峭的斜坡上，斜坡周围都是陡峭的大山，大山像雨后春笋数不胜数却列队给乌江让道，大山上基本是以山石为主，只是在一些缝隙中生长着一些小灌木。梨花寨地少人多，房屋见缝插针似的修在山崖旁，家家都修成了半屋傍山半屋支架的吊脚楼。”山地环境决定了梨花寨独特的住宅形式和生活方式。可以说，浓厚的山地文化是欧阳黔森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特魅力。
欧阳黔森对贵州这块土地倾注了深厚的感情，他对贵州的历史文化有着高度自信。在《小说评论》发表《我的文学理想与追求——自述》中，欧阳黔森详述了他对贵州历史文化的看法。欧阳黔森生于贵州长于贵州，贵州的历史与文化正如他身体的血液。在他看来，贵州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地域，他对贵州的历史与文化有着无比自豪。欧阳黔森认为贵州文化广纳中原文化和周边地域文化之长，每一个地域文化在历史星空中都闪耀着光芒。长期以来，贵州人对“夜郎自大”和“黔驴技穷”这两个成语一直如鲠在喉，但欧阳黔森发现这两个成语都是历史谬误，非但没有必要对此产生心理负担，反而应该产生文化自信。欧阳黔森特别看重古夜郎文化，一般看来，古夜郎的疆域主要在今贵州地区，但欧阳黔森认为其疆域实际更为广大，毕节赫章可乐古遗址证明古夜郎文明有六千余年历史，毕节彝文古籍记载古夜郎第十七代君主曾出兵十万维护周天子尊严。因此，欧阳黔森认为贵州人应该从古夜郎的悠久历史文化中建构文化自信。2004年，欧阳黔森策划出版“夜郎自大”丛书也是基于建构文化自信。据孟繁华考证，“夜郎自大”典故源于《史记·西南夷列传》，滇王尝羌首先提出“汉孰与我大？”，后来夜郎王多同也以这个话语询问汉使唐蒙。由于后人对史书没有深究，“所以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置尝羌于不顾，遂把 ‘夜郎自大’的由来与贵州相联系”[34]。孟繁华对这个典故追本溯源，希望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纠正人们对“夜郎自大”的认识。因此，孟繁华认为欧阳黔森策划的“夜郎自大”丛书“不是妄自尊大，而是反其意而用之，试图借史、借事来凸显贵州曾经是海现在是山而雄浑博大、能纳百川、群山竞秀的博大胸怀”[35]。
欧阳黔森的文学创作大多取材于贵州的历史人物或现实人生，他还特别描绘了贵州浓厚的红色文化底蕴。欧阳黔森在青少年时代阅读了《金光大道》《艳阳天》《难忘的战斗》《红岩》等小说，也听到地质队员讲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等故事，这些都成为他最深刻的记忆，并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2005年，欧阳黔森在《中国作家》发表短篇小说《心上的眼睛》，后被《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小说描绘了贵州深厚的红色文化。从自然环境方面来说，大娄山脉东临武陵山脉，西接乌蒙山脉，紧紧守住川黔通道；欧阳黔森认为大娄山脉群山峻峭、植被茂盛，娄山关隘雄伟苍凉。欧阳黔森在小说中写到，娄山关的险峻是英雄夺关斩将展示风采的地方，娄山关的风都洋溢着英雄的味道，很容易使人热血沸腾。他还多次引用毛主席诗词《忆秦娥·娄山关》，他强调毛主席诗词能使小说主人公的“血液像涨满春水的溪流，正汹涌澎湃浩浩荡荡地奔向心海”[36]。一位双目失明的军人触摸石壁上的毛体字，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虽然眼睛看不见石壁上的毛体《忆秦娥·娄山关》，但他心里十分明亮。小说通过叙述者“我”、丁三老叔和失明军人以多重复调叙述方式表达了对红军的敬仰与热爱，娄山关不仅是群众缅怀红军英雄事迹的场所，也是群众抒发自我真情的对象。2006年，长篇历史小说《雄关漫道》详细讲述了红二、六军团转战贵州并且在黔东和黔大毕地区开创革命根据地的经历，塑造了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形象，乌蒙山区和乌江独特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为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创造了条件，贵州良好的群众基础和革命气氛为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机会。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就有家国一体的观念；欧阳黔森对家乡贵州有着深厚情感，他对祖国中国也有着赤诚的热爱，他是一个具有浓厚国家意识的作家。1994年，在作品集《有目光看久》中，欧阳黔森创作了一组以“高原梦”为题的诗歌，这些诗歌描绘了浓厚的高原特色，他把贵州这块红土高原比喻为“巨人隆起的又一个/美丽而丰富的乳房/你山山水水孕育的宝藏/是流不尽的乳汁”[37]，欧阳黔森把红土高原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进行比较，描绘了红土高原的历史内涵与文化特征，突出了红土高原在共和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强调了红土高原对美好生活和美妙时代的追求。欧阳黔森把红土高原与共和国的历史融为一体，认为高原梦与共和国的未来交相辉映，并以此歌颂古老的民族和伟大的时代。在诗歌《隆起与沉陷》中，欧阳黔森认为隆起与沉陷是中国大地上千万年来不朽的风景，隆起使中国大地雄性昂然更拥有伟岸，沉陷使中国大地母性幽深并滋养了五千年的灿烂文化。2015年，欧阳黔森在《中国作家》发表组诗《那是中国神奇的版图》，诗中欧阳黔森描绘了风吹草低的原野、高不胜寒的雪山，赞美了狂风般剽悍的骑手、世界屋脊上雄性十足的头颅。从诗中可以看到，中国在欧阳黔森心目里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世界屋脊上/雄性十足的头颅/昂然挺立/呈银色衬出了你的威仪与深邃/你白发苍苍/但双眼仍然年轻/一泻千里的两道目光/掠过苍桑沉浮的版图/严厉而慈祥/只有这博大而神奇的目光/才有着生命力的色彩/一道黄色/一道蓝色/于是东方古老的江河民族/生生不息地享受你的严厉与慈祥/至今——五千年[38]
欧阳黔森把昆仑山比作东方巨人的头颅，把黄河、长江比喻为巨人一泻千里的两道目光，可谓独具匠心，这样的比拟，可以让人很快融入诗的意境和思辨里。欧阳黔森突出了中国版图的威仪与深邃、沧桑与沉浮、博大与雄奇，强调了东方古老民族的严厉与慈祥。欧阳黔森还描绘了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宝岛台湾和钓鱼岛的美丽与富饶，表达了对国家领土的热爱，强调了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坚定信念。
总体来说，欧阳黔森从个人情感出发，通过描绘故乡贵州的自然地理和历史文化，表达对贵州的热恋与自信，最终走向了对国家的热爱与自豪，体现了家国一体的精神自觉。实际上，书写贵州独特的文化地理一直是贵州文学的传统，从蹇先艾到何士光等作家都具有浓厚的贵州情结，《水葬》《在贵州道上》《乡场上》《种苞谷的老人》等作品都描绘了贵州的风土人情。相比较而言，蹇先艾习惯以启蒙眼光和批判视野描绘贵州的文化地理，何士光在《种苞谷的老人》中把贵州的文化地理浪漫化和诗意化了，欧阳黔森在正视贵州文化地理的基础上，独到地描绘了贵州的红色文化和革命历史，弘扬了社会主义的革命伦理。贵州的文化地理在欧阳黔森的文学创作中俨然成为一种本体意味的精神力量，正如欧阳黔森于2015年在《文艺家的“文化自信”该何去何从》中所指出的，高度的文化自信不仅是作家文化自觉的表现，也是作家文化心态的体现，更是作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作家只有对自己脚下的土地具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才能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才能用作品去引领人民群众的视觉、思维和价值观的建立，才能引领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不断迈向新台阶。欧阳黔森希望贵州作家能够更加自觉地展现贵州厚重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民族民间文化，把文化自信贯穿文学创作的始终。贵州是一个欠发达的地区，欧阳黔森以高度的文化自信为贵州的发展助力，也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助力。从情感出发描绘中国图景使欧阳黔森的文学创作更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