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世界大历史维度中的中国政治

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的知识不但有观念和思维方式，更多的是事实和常识，跳出观念的囚笼而回到事实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大概会是另一种结论。

在世界大历史维度上，严格说来，西方国家的好日子也不过就是“二战”之后的事。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200年间，西方国家都发生了什么？且不说内部的政治动乱和流血冲突，西方国家之间还直接演绎了人类的大灾难即两次世界大战，这是白人世界的战争而导致的世界性灾难。“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实行了以大收买换取大和平的福利国家政策，人民开始安居乐业了。不过20多年，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因越战、石油危机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此时无论是多元主义者达尔，还是保守主义者亨廷顿，几乎都认定西方国家处于危机之中而难以自拔，因此达尔写下了《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亨廷顿等则有《民主的危机》，新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写下的关系西方政治的《合法性危机》。可以说，此时的东西方都处于危机之中。不同的是，西方依靠新自由主义即回到古典自由主义而度过危机，而另一极的苏联则自我解体。但是，西方社会危机是结构性的，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2008年金融危机，背后必然是政治制度的问题。

这是就世界大历史而言。大历史中的美国又是怎么走过来的？美国工业现代化的起点应该是在内战之后，到19世纪80年代左右，农业经济让位于工业经济。在这十几年内，公共秩序几乎失序，流行私人警察和私人法庭，不但黑人甚至白人也可以被私人法庭审判。接着，就进入了所谓的“进步主义”时期，即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头十年长达30年的社会混乱时期。紧接着，进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刚结束10年，又进入1929-1933年大危机时期，不久又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之后的二十几年算是过上了好日子，但黑人直到1965年才有了基本政治权利保障。算一算，从“杀无赦”的美国内战（1861-1864）开始后的100年，美国普通百姓到底有几天好日子？更别说白人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式清洗。这样的国家难道就没有政治合法性问题？可以说，美国硬是扛过了一场又一场的治理危机，才解决了所谓的合法性问题，而且其合法性的自洽还是来自观念的建构即自由民主理论。

大历史维度的常识是，在整个西方世界或者我们所说的早发达国家，尤其是那些我们所熟悉的大国，几乎全都是一路跌跌撞撞走到今天的，全都是在危机中求生存。也就是说，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历程都伴随着转型危机而导致的治理危机，用我们今天的时髦语言来表述就是充满着合法性危机。

度过危机的早发达国家开始“重述”历史，在冷战期间的历史叙事中，其危机四伏的历史过程被抹去了，刻画的是一套非历史性的好政策、好制度、好模式，以便让后来者即新兴民族国家去学习、去模仿，结果如何呢？

“二战”结束时联合国的会员国有40多个，今天则达200个左右，其中发展中国家约180个。战后的180个左右的发展中国家，有几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了经济发达序列？不足8个，其中一半集中在东亚地区，包括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而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如何进入发达序列的呢？都是有违当时的流行学说，其道路不符合当时流行的“好政策”“好制度”。不但韩国等是这样，后来居上的德国、日本也是这样。基于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总结道：“近三百年来根据主流社会思潮进行的重要变革绝大多数是失败的。”[12]不是吗？南美洲在“二战”之前本来还算富足，战后按照西方设计的进口替代战略发展，结果陷于南美洲人所说的“依附型国家”而难以自拔。整个非洲也基本如此，政治制度全是外来的，经济政策上也是典型的进口替代，结果也成了和南美洲一样的“依附型国家”。问题是，同样是后发经济体，为什么东亚没有陷入依附状态而后来居上？

中国固然有很多问题，有的问题甚至还很严重。但是，从大历史的维度看中国，中国所面临的是西方国家都经历过的治理危机，而且问题的程度不见得比它们更严重。在世界政治的大空间看中国，与上百个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当然更有自信的资本；而且，用反事实法与可比的发展中国家比较，中国更有理由坚定道路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