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绿色文化的社会功能
从人类文明进程的角度看，不同于根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社会分成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由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类文明的进程分成“灰色文明、黑色文明、绿色文明”。[49]相比于灰色文明与黑色文明，绿色文明所展示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代表未来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走向，这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绿色文明在文化领域展示的就是绿色文化与绿色意识。绿色文化尽管很早就蕴含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但由于生产力、人类认识能力所限，人们没能摆正应有位置。绿色文化在新世纪作为一种处在时代前沿的先进文化，需要人类认识绿色文化、宣传绿色文化、发展绿色文化，并充分发挥绿色文化的社会功能与实践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一 绿色文化促进绿色发展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不变的主题。人类社会已经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进入到绿色发展阶段。随着生态危机的加深，社会发展道路转型迫在眉睫，绿色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各个国家都把绿色发展作为国家重要的发展战略。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绿色发展理念，既体现了党中央把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人民群众环境权益作为大国执政党重要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责任，也说明党中央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前瞻性，顺应了时代发展要求。学术界尽管对绿色发展没有形成统一概念，但基本认同绿色发展是“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能力的制约下，通过保护自然环境实现可持续科学发展的新型发展模式和生态发展理念。它内含着绿色环境发展、绿色经济发展、绿色政治发展、绿色文化发展等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诸多子系统”[50]。
当代生态社会主义者萨拉·萨卡认为，人类今天面临的巨大危机正是由于文化本身的疏忽和错误造成的。[51]文化必须有助于维护生态、与生态本性相一致，这种“文化与生态共生”的思想是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生态关系的新型思维方式，是人类寻求解决生态问题的文化路径。[52]绿色文化作为绿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绿色发展的灵魂，实现绿色发展离不开绿色价值观的作用，离不开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文化支撑。所以，绿色文化的形成、普及与提升，有助于拉近人与自然的关系，加深人对自然的感情，从而把环境保护的理念投入到实践中去。
当前，中国绿色发展存有很多发展困境，其中重要的因素是绿色文化观念欠缺，绿色文化共识没有在全社会、各行业形成，存在过度消费行为，为了经济发展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等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充分说明绿色文化观念仍然没有深入人心。在推进绿色发展过程中，必须积极培育绿色文化，让绿色发展理念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充分发挥绿色文化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绿色经济作为绿色发展的基础和重要指标，尤其要注重绿色文化促进经济转型的关键作用。绿色文化指导经济发展，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以节能环保、绿色清洁的新型产业模式代替产能效率低、环境污染高的传统产业模式已是大势所趋。我们要通过各种媒介宣传倡导简洁低碳的生活方式，避免过度消费与奢侈浪费，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和绿色出行等行动，增强全社会建设绿色文明的自觉意识。[53]
二 绿色文化促进社会变革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文化是国家进步民族发展的内核，具有引导变革的先导功能，变革观念同时主宰着现代经济和现代技术。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一个社会的价值思维决定了这个社会的发展模式和前进方向。[54]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文化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当文化最大限度地反映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整个社会的前进方向时，它就能够提供与实践要求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从而使整个社会增强文化认同、释放思想活力、推动社会变革，成为推动社会不断前进的强大力量。绿色文化作为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新文化，必然在社会变革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绿色文化与制度、政治、经济等要素之间的关系上。
绿色文化促进社会制度的变革。绿色文明是在反思以工业化为代表的黑色文明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绿色文明所代表的价值追求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制度是文化理念的一种外化形式，每一种制度规范都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代表那个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体现。正如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展现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绿色文化一旦成为社会的共识，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在原有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制度规范。人们借以改变原有制度法令来遏制人类面对的生态危机，也通过制度工具实现环境保护，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综观世界各国，绿色文化越盛行的国家和地区，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也越完善，如以色列。
绿色文化促进经济发展变革。绿色文化对经济发展变革的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促进经济发展目标的调整。在“黑色文明”的价值观引导下，经济活动的唯一目标是获取更多财富，得到更高利润。正是这种价值思维，才有了人们对自然资源掠夺式开发，出现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地沙化、全球气温升高等被动现象。随着绿色文化的普及，人们认识到原有经济发展的弊端，极力修正原有经济发展模式和方法，形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走经济发展以环境保护为前提的可持续之路。二是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一方面，绿色文化促使人们摒弃非绿色经济发展，对高消耗、高污染的产业进行生态化改造；另一方面，绿色文化引导人们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和提供绿色环保产品，促使经济绿色转型。”[55]三是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经济发展从过去对量的片面追求到重视质的提升，是一场从理念、目标、制度到具体领域工作细节的全方位变革，既包括通常所说的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也包括提高国民经济各领域、各层面的社会主体素质。这种需求，来自人民群众的发展需要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它深受绿色文化普及程度的影响。
绿色文化促进文化发展变革。文化发展变革对社会的影响最深刻、最持久、最深远。当某一种文化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文化后，它前一阶段所谓的“主流文化”则退出舞台，要么销声匿迹，要么成为依附于它的小众文化。绿色文化的兴起、普及的过程，就是原有“黑色文化”退出历史的过程。绿色文化发展必然在整个文化领域掀起一场变革，激励人们日常思维、价值观念以环保为先导，以投身绿色事业、发展绿色产业为荣。
三 绿色文化促进绿色科技发展
绿色科技是以保护人体健康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内容的所有科技活动的总称，作为一种人与自然双赢的科学技术，它是通向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绿色科技在内容上“主要包括绿色产品和绿色工艺的设计、开发和使用，绿色消费方式的改进以及环境理论、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等环节”[56]。绿色科技是实现社会主义绿色文明的重要技术工具，它的产生与兴起，是源自对黑色文明观批判和反思基础之上的，是为解决人类生态危机而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
绿色科技的推广和应用，对生态保护和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第一，绿色科技有利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人类的衣食住行与发展实践依靠自然界提供的各种资源，像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它们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一旦过度开采，就会导致资源枯竭而产生一系列次生灾害。绿色科技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减少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并对生态环境进行循环利用。第二，绿色科技是调节自然、经济、社会的重要桥梁。首先，经济发展是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和前提，经济发展离不开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而绿色科技则是经济发展不超出大自然的承受能力。其次，绿色科技可以在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搭起桥梁，“为人类提供更适合社会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生态环境，使人类的生活和消费方式朝着生态化方向发展”[57]。第三，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绿色科技的应用有利于对非绿色科技的遏制。绿色科技的广泛推广和普遍应用，促进更多绿色产品进入日常生活，使工业生产实现低碳、无污染，使蓝天、白云、清新的空气每天正常出现。新世纪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发展目标，绿色科技在未来社会发展中前景广阔、大有作为。
尽管充分应用绿色科技意义重大，但是，从科技到绿色科技完美转变并非轻而易举或者在一夜之间完成。因为科技本身是自在之物，无所谓好坏之分，所以要使反绿色科技向绿色科技顺利转型，并充分发挥它在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离不开绿色文化的思想引领。一方面，绿色文化指明科技创新的方向，引导科技朝着绿色化方向发展。目标决定前进的方向，人们环保意识的崛起，绿色文化的普及，给整个社会发展铺设了前进的轨道；另一方面，绿色文化引领科技的绿色化使用，避免科技滥用造成生态危机。绿色文化使人们认识到绿色科技的价值和意义，绿色技术应用到清洁生产、污染治理等领域，会得到公民、社会、政府的支持；反之，与绿色文化不符的科技应用则会遭到公民、社会的反对，甚至是法律的制裁。这就说明，绿色文化对绿色科技的形成、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绿色科技作为人类科技发展的新形态、新样式、新趋势，如何在未来发展好、使用好、宣传好绿色科技，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全世界生态危机的解决都具有重大意义。所以，未来绿色科技发展要关注以下几点。一是政府部门要提高对绿色科技的认识和管理水平，做好宏观政策的引导和帮扶，利用法律、制度、政策、教育、财政、税收等手段提升全国的绿色科技水平。二是企业要积极承担发展绿色科技的责任担当，为人类永续发展谋福利。现代企业组织在推动社会现代化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绿色科技的应用推广中企业的角色也不可或缺。企业除了要加强绿色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研发新的绿色科技产品和技术之外，还要加强国际合作，增加绿色科技的研发速度，提高使用效率。三是构建绿色科技教育工程。一方面，学校要注重绿色科技的宣传，培养和提升学生绿色科技的责任感；另一方面，在国家实验室、大学、研究所、企业增设更多的绿色科技方面的硕士、博士点和博士后工作站，为绿色科技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人才储备和更大的发展平台。[58]
四 绿色文化凝聚绿色力量
文化天然富含凝聚社会共识、保持社会认同、促进社会统一的功能。“文化的这种力量一旦形成，就会以它特殊的感染力影响着对于本民族文化有着天然亲切感和认同感的每一个成员，使它得以通过获得性遗传而不断延续。”[59]绿色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分支与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达成社会共识、凝聚社会力量，特别是能够凝聚促进绿色发展的绿色力量。
绿色文化的这种凝聚力，首先是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绿色发展、绿色行动的观念，并达成一致行动。一方面，绿色文化普及深化可以使人类改变甚至是消除一些不利于环境保护的思想观念和做法，对危害生态保护的社会机制作出改革与调整，从而回到人类社会既能满足个人享受，又能满足集体福利的正确发展轨道上来[60]；另一方面，绿色文化有利于致力于环境保护的人或组织，因为拥有共同价值理念和理想追求走向联合，以此汇聚出环境保护的更大力量。另外，绿色力量的凝聚不仅仅是人的凝聚，而且还体现在绿色科技、绿色工具、绿色产品的生产、使用与推广上。没有绿色科技与相关产品的发明创造，就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它们是重要工具，是关键抓手。绿色文化打开了人们的视野，提供了未来社会的发展蓝图，激励了个人、组织投入精力与物力进行以“绿色”为核心的研发创造，由点成线，最终凝聚成具有强大力量的绿色体系。
自1962年蕾切尔·卡森发表《寂静的春天》以来，人们开始关注自然，走进自然，认识到保护自然的重要性，世界性的绿色运动和绿色力量的发展由此开始。但是，绿色力量发展并不均衡，特别是中国在一些方面和发达国家还存在一些差距。第一，缺乏有影响力的绿色组织和团体。绿色运动和绿色文化由西方开始发起，逐渐传入中国，尽管中国的绿色组织和团体有了很大发展，但相比于西方国家在制度规范、活跃度和影响力等方面还有不少差距。第二，民众的绿色意识、参与环保实践不足。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近几年人们对环境保护认识的深度和广度逐渐提高，但是离我们的发展目标仍有距离。中国的垃圾分类仍然在起步阶段，大部分人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却只是停留在意识阶段，缺少具体行动，还没有把环境保护当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当成日常生活的一种自觉意识。第三，绿色理论、绿色制度、绿色教育等力量比较分散，尚需要大步追赶。绿色理论、绿色制度、绿色教育等是绿色发展的核心内容，这些要素是否能够既发挥自身特色，又能联动成为整体，的确是我们未来发展绿色事业成败的关键。
未来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绿色文化凝聚作用，汇聚成绿色发展，成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强大力量。一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影响世界的绿色团体和组织，充分发挥社会团体的能动性。绿色团体来自于民间，服务民间，既是绿色文化的践行者，又是坚定的播种人，具有其自身特色，发展潜力巨大。二是将绿色文化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发挥绿色文化的凝聚力作用，把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核心要义，促进人们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绿色化”，使绿色观念深刻融入主流价值观，在全社会形成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三是绿色力量的形成需要理论的指导，制度的保障，不断传承发展。对于绿色文化的研究、相关制度的完善，既要善于学习借鉴西方，又要勇于立足于自己的探索，敢于突破固有定式，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文化发展新模式和话语体系。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和探索，中国的绿色文化一定会大放光彩，成为促进中国绿色发展新征程中的强大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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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程振华：《人类环境史上的重大事件——介绍斯德哥尔摩行动计划》，《环境保护》198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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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金光风：《营造绿色文化 建设生态文明》，《生态经济》2000年第8期。
[13] 王玲玲、张艳国：《“绿色发展”内涵探微》，《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5期。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15] 郑继方：《绿色文化：走向人与自然的普遍和谐》，《东方丛刊》1995年第3辑。
[16] 石文颖、彩虹：《让绿色文化成为社会发展的一抹亮色》，《人民论坛》2018年第31期。
[17] 郑海友、蒋锦洪：《理论·实践·价值：马克思总体性思想视阈下的绿色发展》，《广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
[18] [法]笛卡尔：《笛卡尔的人类哲学》，唐译编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版，第184—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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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杨玉珍：《绿色文化的理论渊源及当代体系建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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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夏承伯、包庆德：《生态文明建设·深生态学：追求和谐发展的环境价值理念》，《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24] 韩欲立：《生态女性主义反对深生态学：北美激进环境理论的哲学争论及其实质》，《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9期。
[25] 王云霞：《深生态学与儒家思想的会通及其生态意义》，《齐鲁学刊》2019年第4期。
[26] 李胜辉：《深生态学与人类中心主义》，《云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27] 王岳川：《深生态学的文化张力与人类价值》，《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28] 郇庆治：《作为一种生态文化理论的生态自治主义》，《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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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王春荣：《生态自治主义及其哲学基础》，《行政与法》（吉林省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31] 徐春：《生态文明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32] 王雨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与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鄱阳湖学刊》2018年第4期。
[33] 陈学明：《“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启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34] 王聪聪：《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内涵探析》，《鄱阳湖学刊》2014年第1期。
[35] 李慧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内涵与核心观点》，《鄱阳湖学刊》2013年第2期。
[36] 郇庆治：《生态现代化理论与绿色变革》，《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2期。
[37] 李慧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内涵与核心观点》，《鄱阳湖学刊》2013年第2期。
[38] 郭因：《绿色文化断想（二则）》，《学术界》1995年第1期。
[39] 余谋昌：《生态文化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1989年第4期。
[40] 铁铮、孙晓东：《绿色文化的概念、构建与发展》，《绿色中国》2011年第4期。
[4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42] 方世南、储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性逻辑》，《学习论坛》2019年第3期。
[43] 王慧湘：《论习近平的生态文化观》，《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44] 杨卫军：《习近平绿色发展观的哲学底蕴》，《学习论坛》201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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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张芬芳、李德栓：《绿色文化的历史溯源及当代意蕴》，《教育评论》2018年第5期。
[47] 杨玉珍：《绿色文化的理论渊源及当代体系建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48] 杨美勒、唐鸣：《民族地区传统生态文化的现代困境与转化路径研究——基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调查分析》，《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49] 张春霞：《绿色经济发展研究》，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340页。
[50] 王玲玲、张艳国：《“绿色发展”内涵探微》，《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5期。
[51] [印]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张淑兰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1页。
[52] 郑海友、蒋锦洪：《论实现“绿色发展”的四大支撑》，《求实》2016年第10期。
[53] 石文颖、彩虹：《让绿色文化成为社会发展的一抹亮色》，《人民论坛》2018年第31期。
[54] 郑海友、蒋锦洪：《论实现“绿色发展”的四大支撑》，《求实》2016年第10期。
[55] 郑海友、蒋锦洪：《理论·实践·价值：马克思总体性思想视阈下的绿色发展》，《广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
[56] 冯留建：《科技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2期。
[57] 冯留建：《科技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2期。
[58] 李鸣：《绿色科技：生态文明建设的技术支撑》，《前沿》2010年第19期。
[59] 叶志坚：《文化功能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10期。
[60] 金光风：《营造绿色文化 建设生态文明》，《生态经济》200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