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看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
理论是先行官，是领航员。胡锦涛同志指出：“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1]实践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因而指导这种实践的理论也要不断前进。90年来，党能够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是与党坚持理论创新分不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发展和不断推进，对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新任务和新要求。考察和梳理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就是重温一段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史，回顾一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
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史就是一部理论创新史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伟大的时代必然产生伟大的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每一步前进，都离不开实践创新。毛泽东是理论创新的典范，其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偶然的，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可以勾勒出党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轨迹。
（一）从萌芽到初步形成时期——理论创新的起点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的诞生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从党的成立到《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问世，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从萌芽到初步形成时期。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党的幼年时期。由于实践还未充分开展，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还不成熟，毛泽东哲学思想还处于孕育、萌芽过程中。大革命的失败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新的历史课题——中国革命向何处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初步摸清中国特殊国情的情况下，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气魄进行了理论创造。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毛泽东从成功和失败的实践中，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到农村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一看似天经地义的真理，却是以付出了巨大代价换来的。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失败，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没有科学理论做指导，而只是诉诸宗教感化和约束。遗憾的是，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忘记了历史，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来源于理论创新，忘记了党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使命。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毛泽东勇于坚持实践中得来的真理，揭露教条主义的错误，认为理论与实践相分离是其根源，进而初步确立了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可以说是一篇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它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其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3]著名论断的提出，使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病症找到了真正的药方。理论创新的过程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毛泽东在文中首次提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同时也是理论创新的起点。毛泽东还第一次提出了“思想路线”的新概念，即“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4]。上述这些思想蕴含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雏形，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标志。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理论上的开拓创新，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由于毛泽东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总结了新鲜经验，做了艰苦的理论创造，才形成了其哲学思想，才使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二）从形成到成熟时期——理论创新的中点
毛泽东哲学思想从形成到成熟是同实践的不断发展同步的。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到抗日战争前期，中国革命的实践日益丰富。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决抵制和批评了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关于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问题上，毛泽东进行了大胆的理论创新，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命题，以理论创新推动实践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哲学思想完成了系统化。
随着实践的推进，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断走向成熟。在如何对待抗日的问题上，毛泽东分析了国内外新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理论创新。如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统一战线的辩证法。他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5]在关于国共合作的问题上，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提出了既斗争又合作、以斗争求团结的正确策略，进而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形成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等。这些成果的取得是毛泽东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创新成果。
毛泽东1937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简称“两论”）。“两论”的诞生标志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达到了系统化的新高度。这两篇哲学论文，是对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哲学总结，从哲学高度分析和批判了违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从而深刻地阐明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以矛盾为核心的辩证法，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们不仅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自从有了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科学的理论武器，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
（三）从成熟、多方面展开到曲折发展时期——理论创新的延续
抗日战争后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从成熟到多方面展开的重要时期。毛泽东在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党的建设等方面，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对中国革命经验作了系统总结和理论概括。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得到了系统化、理论化，毛泽东思想得到了全党的公认，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中，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如在关于政权性质问题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质的，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这是其最大的理论创造，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在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上，开辟了一条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即以和平赎买的方式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成功过渡；在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的学说。毛泽东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曲折中亦有创新之处。
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一脉相承，又有创新和发展。无论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辩证法，还是以社会基本矛盾、两类矛盾和群众路线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唯物论，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继承和发展。之所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是因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又说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它是与当时的社会实践的展开程度同步的，是实践创新的必然要求；当然毛泽东哲学思想本身就是党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鲜明地体现了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如果没有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不断展开，毛泽东哲学思想不能产生，理论创新更无从谈起；同样，如果没有理论创新的不断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必定会经历这样那样的曲折。历史和现实已经昭示我们：“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6]由此可见，一部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不仅仅是一部理论创新史，更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二 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基石
贯穿毛泽东哲学思想始终的不是别的东西，是其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就曾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7]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是纯粹的思辨和逻辑推演，而是一种实践哲学。它的来源是实践，它的使命是回到实践、指导实践。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理论支撑。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坚持“实事求是”。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为理论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
理论创新是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所以，它既不是丢掉老祖宗的标新立异，也不是不顾形势发展变化躺在书本上，而是在不丢掉老祖宗的前提下，又说出老祖宗没有说过的符合时代特征和客观实际的新话来。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理论创新的目的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解决问题。
毛泽东是理论创新的典范。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调查研究，分析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进行新的理论创造，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他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并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政策和方针进行了卓有预见性的分析和探索。他关于两类矛盾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至今仍有时代价值。毛泽东哲学思想是贯穿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哲学思想为解决中国向何处去奠定了哲学基础和理论依据。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情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毛泽东对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而这些探索成果的取得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结果，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断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所走过的90年奋斗历程充分证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引导党和国家前进的强大力量。什么时候党能够坚持实事求是，我们的事业就顺利前进；什么时候把实事求是抛在一边，我们的事业就会遇到困难和挫折。
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创新。改革开放之所以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之所以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大动力的作用，之所以取得了伟大的成功，最重要的就在于走出了正确的道路，形成了正确的理论指南。这条正确的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正确的理论指南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哲学基础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基石。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方法论和正确原则
哲学本身就是方法论，就是方法的总结。正确认识理论创新的意义是一个问题，真正做到理论创新又是另一个问题。前者属于认识论，后者属于方法论，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同等重要。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9]同样，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其产生是对以往人类文明成果创新的总结，又为新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方法原则。所谓实事求是，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阐释实际问题的来龙去脉，能够在中国实际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和理论的说明，就是理论创新。
毛泽东哲学思想为新时期理论创新提供了哪些方法原则呢？
首先，要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了认识来源于实践的问题，至于怎样从实践中获得认识，马克思还没有来得及阐述。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批判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精华的基础上，不但坚持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认为调查研究是从实践中获得认识的主要手段，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又一重要贡献。理论创新说来说去还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造，离开了实践，一切无从谈起。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前提。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在如何争取民众上，毛泽东指出“要争取和依靠农民，就要调查农村”[10]。他还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11]。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为解决土地革命中一系列重大问题，做了大量的农村调查，尤其对以赣南和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进行了集中调查，撰写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大量的调查报告。这一时期的农村调查研究，形成了系统的社会调查理论和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等观点就是毛泽东基于这些调查研究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充分说明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也成为我党理论联系实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行动指南。从某种程度上，理论创新成果的取得是调查研究的结果。薄一波在回顾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失误的历史时语重心长地说：“搞经济建设，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加强调查研究，掌握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12]“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从反面说明了，理论创新离开了调查研究，就会误入歧途。新时期新阶段推进理论创新离不开调查研究，离不开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
再者，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党的历史上，坚持理论创新的典型范例和辉煌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以及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实现，两大理论创新成果的形成，其实质是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这是直接关系到我们党能否充满生机和活力乃至关系到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胡绳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又确实在许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发展，有所丰富。它有自己的特点，这是同马列主义中国化分不开的。”[13]在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实践中，毛泽东提出这样的精辟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14]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这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特殊大地上发挥指导作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关键所在，这也就是我们党在艰难困苦中能够坚定不移地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三 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几点启示
在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推进理论创新不仅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政治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阶段，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如此重大的问题必然要反映到理论上，反映到思想上，并集中通过作为世界观、方法论的哲学问题而反映出来，这就使理论创新变得更加紧迫，“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15]这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将伴随我们事业的漫长过程，而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将决定我们事业的成败。
（一）理论创新的前提根据是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
理论导向是理论创新回答的首要问题，它关系着理论创新的方向。理论创新是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的伟大事业。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16]90年的历史实践表明，如何对待理论的问题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即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例如问题和主义之争；另一个就是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即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前者是个立场问题，是质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没有回旋余地。要么是马克思主义者，要么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除此之外，都是鬼话。而后者是态度问题，是量的问题。历史上以各种面目出现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就是不能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明证。从某种程度上，后者比前者的解决更复杂，难度更大，危害性更严重。因为它带有迷惑性和欺骗性。理论导向问题主要是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斗争的问题。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创新的前提根据。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理论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真假难辨，那么理论创新依据什么样的理论呢？毛泽东明确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17]“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18]进行理论创新的前提就是坚持这样的理论，而不是其他的什么理论，在中国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没有这个前提根据，一切的理论创新都是骗人的把戏。那样下去，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认识到这样一点可以避免理论创新误入歧途。毛泽东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9]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其次，要正确看待理论创新。理论创新的历史价值在于“新”，“新”就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具有远大的前途和强大的生命力。相反，如果表面上“新”而实际上不新，那就会葬送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如原苏联领导人的“政治新思维”，表面上看似新，其实质是在兜售社会民主主义的旧货，其恶果是导致苏联的瓦解。所以，我们加强对理论创新的认识、研究，有助于人们，特别是广大党员炼就火眼金睛，识别哪些是真正的理论创新成果，哪些是披着理论创新伪装的旧货、假货，从而准确地选择它来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在弥漫着焦虑、浮躁、盲从气氛的今天，这应该是一种很好的清醒剂。我们一定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创新的前提，正确对待理论创新，而不是有意无意地误入歧途。
（二）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是实践创新的需要
首先，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是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告诉我们，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动力。毛泽东哲学思想到处闪烁着认识论的光辉。毛泽东强调理论创新一定要重视实践，而不能从理论到理论，否则就使理论失去了其固有的价值。他指出：“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20]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21]我们必须从新的实际出发，坚持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关键是及时回答实践提出的新课题，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永葆科学理论的旺盛生命力，为实践提供科学指导。“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22]
其次，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党内最反对理论与实际相分离，他还把两者相结合提到了党性的高度。“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23]“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作没有党性，或叫作党性不完全。”[24]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始终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怎样才能做到理论创新？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对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作理论和实际相联系。”[25]9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同时坚信马克思主义必然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在90年的奋斗、探索中，我们确立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针，坚持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深深扎根在中国实际的土壤中，而且始终保持和发展着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三）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永恒主题
实践永无止境，理论的发展也永无止境。党的理论创新是一个不断向前的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在党和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将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不断完善。这一过程必将为理论创新开辟广阔前景。”[26]但理论创新既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漫无目的、天马行空，而是必须坚持阶段性和长期性的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理论创新可以有阶段性成果，但阶段性成果的形成并没有终止理论创新，而是新的理论创新的起点。从长期性来看，阶段性创新成果又为下一次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基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27]认识不到这一点，就可能犯新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的事业，我们在前进中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新情况新课题，还要应对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因此还要继续进行新的实践和新的探索。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理论创新是开创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要想获得生命，一刻也离不了发展，停顿就意味着死亡。所谓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主要是对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理论上作出科学的回答和系统的阐述。这就是：根据实践的发展，创造性地提出新概念、新思维、新理论，解决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根据实践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进一步解释和发挥，并加以系统化。在走向21世纪的进程中，理论创新仍然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一刻也离不开理论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正确和错误是相对的。没有正确就无所谓错误，反之亦然。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我们永远没有尽头。不敢承认错误是最大的悲剧。真理的获得是与错误的克服相伴而生的。我们更多的是想获得正确的认识，殊不知“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28]。承认错误是认识错误的前提。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难免要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问题甚至严重的挫折。承认错误和认识错误不是目的，目的是吸取经验教训，避免或少犯错误。1964年11月，中共中央肯定和批转吕正操同志《关于开展群众性的设计工作革命运动的报告》中写道：“对于自然规律性的认识需要经过不断的反复的实践，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循环往复，不断发展，才能由失败、犯错误，到少失败、少犯错误，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逐步扩大，逐步深化，以至无穷。”[29]认识自然规律是这样，认识社会规律也是这样。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到理论创新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获得新的认识，接近真理。
总之，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理论创新引导各方面的创新。理论创新对我们党和党所领导的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如十六大报告指出的：“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30]
（刊于《理论学刊》2012年第8期）
[1]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2]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3]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4]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
[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7页。
[6]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7]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页。
[10]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801页。
[12] 薄一波：《关于若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510页。
[13] 石仲泉主编：《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三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17]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7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
[19]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9—800页。
[21]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9—200页。
[22]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
[2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
[26]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27]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28]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3页。
[29]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0—341页。
[30]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