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今人关于小说原初之学理追溯
时至现代，深受西方新思想洗礼的学人们围绕“文学史”“小说史”撰写，纷纷借鉴“进化论”“起源学”“渊源学”“发生学”等现代科学方法，把小说“原初”这一较为复杂的问题纳入相对集中的“起源”或“发生”话语体系。这种学术理路既乘西学之风，又破传统“源流”喻说体系万里之浪，形成强大的冲击波。相对于古代的“事理”喻说，我们不妨将这种小说原初探索称为“学理”追溯。
20世纪伊始，受西方科学主义学术思潮的影响，人们在各种文学史以及小说史的撰写中，一开始即参照西方文学演进的规律，把小说的起源确定为“神话”。众所周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首倡：“志怪之作，庄子谓有齐谐，列子则称夷坚，然皆寓言，不足征信。《汉志》乃云出于稗官，然稗官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23]期间，多数文学史以及小说史秉承这种“神话”说。其大致的论调，正如吴组缃《关于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理论》所言：“中国的小说，也和世界各国一样，是从神话传说开始的。”[24]于是，“神话起源说”一时间成为小说原初问题探讨的最强音。
20世纪80年代后，“神话起源说”开始受到质疑与挑战。如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认为：“一般认为小说起源于神话，这个说法假若是就意识形态的源流而言，亦无不可。神话是一切意识形态的始祖，不要说是小说这样的一个文学的门类，就是所有的文学艺术，所有的意识形态如宗教、道德等，都发端于神话。所以我们说小说起源于神话，并没有解决小说的什么问题。”[25]石先生的一席话入情入理，撼动了“神话源流说”的霸气。近些年，随着“原型”批评理论及其“置换变形”观念的渗透，“神话起源说”的影响又时而被提起，但终究是大势已去。
当然，在这期间，也有些学者以古为今，重拾将小说原初问题归结为稗官、方士等喻说古调。如王齐洲《中国小说起源探迹》[26]、王枝忠《中国小说起源新论》[27]等论文在试图回答小说的“起源”问题时，再度标举“方士说”。同时，也有人助推“史乘说”，如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说：“志怪小说乃史乘之支流。”[28]言外之意是，史乘是小说的源头和主流，志怪小说是由此源头流出的支流。还有的学者继续运用“祖述”喻说话语解释小说原初问题，如黄钧指出：“中国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古代小说从史传文学分流而出。史传文学既抚育了古代小说的成长，同时又限制了它的成熟。”[29]由于这些说法几乎无不染上了现代起源学观念，故而大多包含着学理意识，不再是简单的古调重弹。
尽管各种“起源”学说均旨在形象地描述小说原初与演化情景，但又往往各执一端。于是，为了调和单种文类说法的纷争，不少学者致力于倡导“多源说”，以兼顾诸种因素。诞生于20世纪60至70年代的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小说史》在传扬鲁迅“神话说”的同时，开始涉及其他文类因素对小说原初的影响。前者着眼于子书对后世人物琐事小说的影响[30]，后者侧重于先秦散文对小说叙事的影响[31]。到了80年代，各种“多源说”的声音不绝如缕。如吴志达《古小说探源》认为，除神话、寓言故事与小说有源流关系之外，叙事散文、史传文学，特别是大量的野史杂传，对中国古小说民族形式的形成，乃至故事内容，均具有深刻的影响，皆可视为小说之源。[32]这实际上是将以往影响较大且饱受争议的神话、寓言、史传统统装到“起源”探索这个大篮子里，既有统筹兼顾之利，亦有搅和一起之嫌。
在各种各样的“起源”说立根未稳之际，现代“发生学”给予了强有力的声援。许多学人注意从“实体”角度寻找小说文体的“起源”，又注意从“生成”角度回答小说文体得以“发生”等重要问题，推重“多源共生”“多祖孕育”说。如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致力从文本发生学到文体发生学视角探讨小说之祖，提出了小说文体生成过程中所存在的“多祖现象”。在他看来，“中国小说发端于战国”“小说根源于现实生活和人性人智，但它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又和经、史、子、集各种文体有过千丝万缕的依附、渗透和交叉，从小说文体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早期和文体‘史前期’与其他文体没有分离、独立的状态，就是多祖现象”[33]。可见，他所谓的“多祖”指的是史乘、子书与神话等各种典籍的杂合状态。随后，李剑国《小说的起源与小说独立文体的形成》认为，从叙事意义上说小说起源于故事，从小说的孕育母体上看小说起源于史乘。基于此，他将古小说的起源和形成概括为这样一个小说发生学模式：故事—史乘—小说，指出故事在向小说独立文体过渡的过程中，小说文体趁机从史乘分离出来，从而得以诞生。[34]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袁行霈主编的新一代《中国文学史》教材便顺势将影响甚大的三种说法一一列出：“追溯中国小说的起源，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神话传说，其次是寓言故事，第三是史传。”[35]另外，庞金殿《论中国小说多源共生》将这种“多源”“多祖”现象明确概括为“多源共生”，并重申道：“中国小说起源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个源头和母体共同孕育而生。”这些“源”包括作为“最早源头”的神话传说、作为“重要源头”的寓言故事、作为“主要源头和母体”的史传散文。[36]由此可见，所谓“多源共生”，其实主要还是集中将神话、寓言、史传三源合一。
无可否认，在中国小说原初问题探索中，现代“起源学”“发生学”等理论凭着其科学威力，在传统“观澜索源”“考镜源流”等理论方法的基础上，掀起惊涛骇浪。然而，“起源学”“发生学”实际上均属于现代人以时间为标尺的溯源考察，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向度的不同：“‘发生’是从起点到终点的正向矢量，‘溯源’是从终点到起点的逆向矢量。”[37]从一定高度上看，这种“历时性”探索尚停留于就事论事的事理层次。再说，现代文学史家尤其是小说史家们大多注重梳理历代作家之间的纵向联系，并且通常会采取进化的历史观强调前代文学对后代文学的影响与启示或后代文学对前代文学的继承与创新，因而在各种“文学史”以及“小说史”中，打头戏的小说原初探索往往仅限于“历时性”追溯，不免会对固有的“共时性”生态有所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