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江南文化与江南作家群的建构

作家群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称呼或者词汇。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东北作家群，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作家群落。这个在特定时代兴起的作家群，其实受制于政治、时代、地缘等多方面的要素，是一个多位融合的文化产物。但是在任何一个时代，关于作家群落的概括、归纳、命名，都离不开这样的多维度考量。

法国思想家丹纳提出过“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说，认为这是影响文学发展的根本。种族是先天的基因，环境是外部的要素，而时代则是重要的思想动能。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承认，文学的魅力归根结底还是其独特的个性。即便是在江南文化的辐射和影响之下，当代江南作家的风格也是完全不同的，甚至还有着极大的分化。因此，江南作家群的建构，一方面是基于江南文化这一地域文化的地理学想象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也同样不能规避和忽视这一想象之中的那些异质、多元、复杂的个性存在。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2]我们对于江南作家群的认同，首先就源于“江南”这一自然基础。江南的山山水水，江南的一草一木，对应的是江南作家刚柔相济的品性、诗情画意的审美、恬静淡泊的灵魂。这是江南文化的底色，也是江南作家群最为鲜活的本真面目。

除了自然界赋予的外在痕迹，对于江南作家群来说，最为重要的则是丰富而复杂的江南文化的熏染和浸侵。评论家雷达曾指出：“全球化不仅只是经济的全球化，事实上文化的全球化也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速度进行着。只是由于文化的超稳定性，不像经济那样趋同和激变。由于文化的开放性，文学的主题、题材、价值取向、审美取向，都在发生大规模变迁，地域性个性在淡化、消解，作家的跨地域、跨界，参与国际性活动的概率大大提高，原先的地域性有点被冲得面目全非。”[3]江南文化本身也面临着这样的现实困境。但是，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它在任何的时代变迁中都会留下不死的烙印。这一烙印在作家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深刻和鲜明。这种深刻，隐藏在作品中，这种鲜明，潜伏在情感中，经与时代、个体一次次的碰撞、交流，对传统的江南文化形成新的丰富和发展。江南作家群，就是在这一文化的冲撞和激荡中，渐渐构成一种现代化进程中的诗意文化景观。江南文化，是江南作家群一种共识性的文化记忆，它密布于江南作家的精神潜流之中，并在时代的激流下，焕发着强劲而动人的生命力。

当然，江南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它的影响是局部的、有限的。但有时因为作家的流动，这种影响也会随之扩大，相反，也可能会减弱甚至消失，这都不能一概而论。关于作家的区域归属问题，有研究者早已作了新的论述，曾大兴即认为：

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表现为两种状态。一种是“静态分布”，一种是“动态分布”。文学家的本籍（出生成长之地）分布，属于“静态分布”；文学家的迁徙、流动之地的分布，则属于“动态分布”。具有血缘或亲缘关系的文学家聚族而居，形成一个文学家族，他们的本籍（出生成长之地）分布，属于“静态分布”；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文学家由于某种机缘走到一起，形成一个文学流派、一个文学社团，或者一个文学活动中心。他们的成员并非来自同一个家族或者同一个地区，他们的活动地点也不一定局限在某一隅，他们的组织无论是紧密的，还是松散的，最终都是有聚也有散，这种分布属于“动态分布”。[4]

如果说在迁徙、流动极为不便的古代，静态的分布更为常见、更为普遍，那么到了交通便利、信息畅达的现代社会，作家的地理分布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动态分布”，或者是一种“静态分布”下的“动态分布”。如果具体到一个作家所受到的文化影响和其在小说中对地域色彩的呈现，不难发现，那与生俱来的地方印记是难以擦拭的。对此，曾大兴又分析说：

一个文学家迁徙流动到一个新的地方，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的地理环境的影响，自然会对新的所见、所闻、所感，作出自己的理解、判断或者反应，并把这一切表现在自己的作品当中。问题是，这种理解、判断、反应和表现，并不是被动的，而是要经过他自己意识中的“先结构”过滤的，因而其理解、判断、反应和表现本身，就带上了“本籍文化”的色彩，也即他生命的原色。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生成长之地对一个文学家的影响，是要大过他的迁徙流动之地的。也就是说，文学家的“静态分布”的意义，是要大过其“动态分布”的。[5]

这种“静态分布”的影响莫过于作家们对童年的记忆和迷恋，苏联作家K.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一书中讲道：“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作家。”[6]作家毕飞宇在谈到自己的写作时也说：“我写短篇小说最大的帮手是唐诗。在我的童年时代，我并没有受过特别的教育，但是，由于父母都是小学教师的缘故，我在父亲的手抄本上读了不少唐诗，这个使我终生受益。”[7]因此，对一位作家或者一个作家群体的研究，行政区位固然重要，却完全没有必要纠结于他（或她）到底属于哪个省份，更不能因为其身份的变更和居住的变迁而对其出生成长的环境漠然视之。既要看到其天生的、天然的文化袭承，又不能对后天的、流动的思想意识无动于衷，而是要辩证地看待这一相互间的影响。由此出发，在江南文化的视野范围内，对于汪曾祺、林斤澜、格非、毕飞宇等地域“身份”模糊的作家的涵盖和研究，也不是凭空而来的臆想。

张学昕曾经在关于苏童小说的论述中，对于江南作家的叙事美学特征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归纳。这一归纳建立在对江南文化的共识性认识基础上，体现了一定的普遍意义。

一是在作品的选材上，喜欢在旧式的生活中发掘、体验、想象，无论是着意于伤感、颓废、消极的生命形态，还是臆想存在的疼痛，都会很强烈地表现出丰厚的沉淀和文化分量。……二是“江南格调”构成了“南方想象”的最基本的底蕴和色调。……三是叙述语言的主体性、抒情性和意象气韵。……这些，不期然地形成了南方作家写作的诗人气质和唯美气韵。[8]

这三个方面基本涵括了当代江南作家群的主要特质，对于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当代江南小说有着重要的启示。古典、唯美、精致、诗性等，已然成为当代江南作家和江南小说的重要标示。具体来说，不管是现实主义小说，还是先锋小说、寻根小说、新历史小说等，在题材选择、审美倾向、文学形态方面都显示出特有的江南文化格调和审美气息。当然，笔者无意于将这些作家贴上人为的文化标签，也无意于将当代江南小说作为一个特定的流派，而只是通过这些别具风格的小说写作，来发掘当代江南作家群独特的审美风貌，以及他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发生、发展和发扬的价值及意义。

共性固然重要，但差异更为迷人。关于作家群的建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共识性创作理想下所创造的差异性的审美风格。这主要是通过他们的创作来体认。这其中既有一脉相承的文学赓续，比如以汪曾祺为滥觞的新时期文学抒情传统，在毕飞宇、叶弥、朱辉等作家笔下的现代性转化，比如陆文夫开创的小巷文学在苏童、范小青等作家笔下的深度开掘；也有对于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当代书写，比如叶兆言笔下的秦淮风月、南京故事，比如苏童作品中的古典情怀和历史想象；还有传统道德观念的当代精神突变，比如余华小说中的生命追问和人性探究，比如麦家笔下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思想秘密和黑暗世界。这种种多彩而迷人的创作风格和审美个性，共同构成了江南文化这一传统帷幕下的新时代文学盛景和精神盛宴。

这其中，有“不变”，有守持的精神维度，但更多的是“变”，是变化之下的活力和动力。“我们必须以‘变’为核心来考量当今文学的发展，包括作家群现象。在我看来，时间是纵向的空间，地域是横向的空间，两个空间交织为一个动态空间，急剧地变化着，从中文学也显示着它的前进。”[9]江南作家群，不是一个古董似的存在，它是一个充满了创作动能和美学张力的群体。在这个群体的面罩之下，是一个个鲜明而独特的个体存在。没有这一个个鲜活的样本，任何的整体都显得毫无生气和意义。“从群体走向个体，从共性转而突显个性，由共性的地域性走向虽带有地域特点，却呈现出鲜明个人化面貌的新格局，也是深层的重大变化，在研究作家群现象时不可不加注意。”[10]这样的警示意味深长。

可以说，江南作家群的建构，有行政区属上的严格划分，有自然地域的适度调和，这些是一个作家身份构成的社会和自然基础，但真正形成一个作家辨识度的，当然还是更深层次的文化和文学意义上的审美气质。因此，无论是江苏作家，还是浙江作家，甚或安徽作家，在江南文化的辐射区域内，或多或少，也不可避免地受着这一传统文化的润物细无声的流传和感染，这在后面的分析中都可以看得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其创作的难度便也在此，那就是如何在这种共识性的文化气质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美学趣味，塑造出与众不同的文学个性。江南文化影响并促成了当代江南作家群，当代江南作家的创造与创新，又丰富并变革了江南文化本身，这是文化与人形成的一种最为亲密、最为温暖的生命纽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