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8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因为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录取为宗教学专业基督教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因而离开湖南来到北京，从此与宗教研究结缘，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时至今日，一晃已经过了42个年头，我也从年轻小伙子成了65岁的老人。记得在德国留学时，一般教授到了65岁就是荣退的时候了，通常同事及学生们会为之组织出版一部纪念文集，并以开新书发布会等方式向荣退教授表示敬意，总结其学术生涯。随后退了休的教授也就正式离开大学教席、去安度晚年了。没有料到，弹指一挥间，自己恰好也到了这个年龄了。

非常有趣的是，随着头发的变白，对自己的称谓在别人的口中也发生了变化。记得刚到北京时自己是宗教学研究系年龄最小的研究生，当年报考年龄可以放宽到40岁，我们系就有1938年、1939年出生的“老大哥”，大家都叫我“小卓”，我听得自在，也颇顺耳。在当时大家自称为“黄埔一期”的研究生中，30岁以下尤其是20岁出头的人也是“凤毛麟角”。自从带了研究生以后，学生们叫我“卓老师”，同事们觉得我是所里最早的一批研究生故而理所当然地称我“老卓”了；这样，“老”字在对我的称呼中悄然出现，虽然当时听到“老”字心里会咯噔一下，有点“老老地”不服老的感觉，但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然而最近这几年对自己震动较大，即刚刚习惯的“老卓”之称出现了换位，以前总是让别人对其他人要宽待一些，提倡“换位”思考。但对我的换位之称，“老卓”也就换成“卓老”了，看来也真的“老了”；于是，近些年来一直在别扭中享受着“卓老”的待遇，随着这一称呼，开会、讲课时总会有人来要搀着自己上下台，挤地铁、公交时也会有年轻人主动给自己让座。自己刚来研究所时，大家都尊称任继愈所长为“任先生”，因为任先生视力不好，通常会带着拐杖，渐渐同事们谈起任先生时会称他为“任公”；当时还有一个老先生牙含章也被称作“牙公”。自己被人家称为“卓先生”的时候不多，恐怕也快要被人称为“卓公”了吧！或许我没有这种殊荣，也没有这个资格吧？但仍经常安慰自己，因为十多年前台湾的朋友第一次给我家打电话时曾如此询问：“请问是卓公馆吗？”当时真给自己吓了一跳，但现在想想，“公馆”是不可能的，但去掉“馆”字，离“卓公”还远吗？真的是但愿拄着拐杖也不要有人叫“卓公”了，其实还没有“老”时，自己不就早已“充公”了吗？很多年来人们就习惯把自己称为“公家人”了！自然，淘汰的规律谁也不可阻挡，顺应自然则应该是我们最好的“黄昏颂”了。

西方人习惯把“回忆录”题为“忏悔录”，大概是因为西方人信奉基督教而有“原罪”感，一辈子都在不断“忏悔”，这样“回忆录”也就成为“忏悔大全”了。说实话，我非常喜欢读西方学者写的“忏悔录”或“思想录”，书中往往是以流畅的文笔倾吐其一辈子的感悟，既有着散文的优美，亦有着哲学的深邃，且充满思想的火花，让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回顾自我的一生，好似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不像流行的“咏老诗”所描述的“思想如大海般深沉”，却也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忏悔的，外面的褒贬就如同过眼烟云随聚随散，留不下深刻的印象和印痕。在学术生涯中奔波的人们或许会担心自己干错行、选错专业，因而在选择职业的十字路口时会显得犹豫不决。但我们那一代人几乎没有什么自己可以选择的余地，通常也只能是随缘，叫干啥就干啥，能不能干都得一试，同时也自然保留着一种任运而安的心境，不是“跟着感觉走”而是“随着命运行”，也就有着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坦然。不记得是谁说过，有的专业会使其从事者脱颖而出，也有的人则会给其所从事的专业增光添彩。我不知道自己属于什么类型，但自从报名申请读宗教学专业起，好像自己就颇被误解，从此亦麻烦不断，始终处在被人指责、猜忌或嘲弄的漩涡之中，至今也感觉还没能得到真正解脱。因此，不敢说自己给宗教学增添了什么“光彩”，但自己经常“挂彩”倒是事实，好在还没有“光荣”，也终于能够熬到“荣退”的年龄。

由于受到德国学界这一影响，自己也无法“脱俗”，所以这几年也就开始回顾、总结自己40多年来的宗教学学术生涯，写写不算“回忆”的学术总结，虽没有“思想”，但问心无愧，绝不会“忏悔”！当然，也非常感谢“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逼着自己对几十年来走过的学术之路认真地“回头看”，由此也好给自己真实地“照照镜子”，看看自己42年的思索、探究和耕耘留有什么样的“人生辙印”。于此，或许会有一种“而笑独醒者，临流多苦辛”的感触。

基于这种总结性考量，本卷以自己的学术回顾为主，以“上编”作为一种自我反思及总结，故而题为“路难心静”，用以写出学术自述；既然“心静”，其表述或许会有不太合适的潇洒和飘逸，夹杂有可能本不该出现的调侃。在此也请谅解我的“率性而为”和“天性流露”。“下编”则以“会通”来搜集“学友文序”，并分为两个部分，其一为自己在各种学术场合的致辞或发言，其二则为自己给学界同仁所写的序言或相关文集的前言。其时限则基本上是自己2010年以来的新作，间或也有以往缺漏的补遗。最后则还补有一个“附录”，包括自己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文章之目录，以及自己的合著、翻译和主编的丛书系列等目录，旨在对自己一辈子的学术工作有一个交代。但若细想之，觉得自己依旧不够大气和洒脱，因为“人间事，如何是，去来休。自是不归归去，有谁留”；“今古事，英雄泪，老相催。长恨夕阳西去，晚潮回”。所以还需淡然面对人生，尽自己努力，但对自己的内心表露也别强求压抑，任运自如则足矣。

敝帚自珍，故就不怕见笑了。“君子坦荡荡”，这些文字虽然说不上是什么“智慧”，但至少能说明自己的“勤奋”。这里，是抱着有点复杂的心情来动笔，其处境与心境亦彼此关联和互动，人生现象故而需要有主客体结合的诠释，其既为客观之实，亦乃意识之流。但飘荡的思绪说不清：是否这就算是在给自己的宗教学学术生涯画个句号，还是在其可能没有终点的旅途来一下精神的小憩？学术史有时也可能为比较个性化的历史，其当事人至少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来给其史实折射出一种印象，因为毕竟其有过参与，故可以当仁不让地见证，个殊性地反映曾给其带来过心情激荡的难忘时日。笔者从事宗教学研究的这四十年，正是该学科最为活跃的时段，我们同时代的人体验过其发展的高潮，并随其过程一样有着风口浪尖、跌宕起伏的感触。自己最美好的时光在这一经历中匆匆度过，经过“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我们起初就已经没有了那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豪情，而只是想把失去的时间尽量补回来一点儿。随后光阴荏苒，同学们从“黄埔一期”到“黄昏余暇”的黄金岁月现也多已流失无返，只剩有“追忆似水年华”的绪余激情。所以，在挥毫泼墨、故作潇洒之际，难免会有一种“俱往矣”的感觉油然而生。回首往事，不一定能够准确地再现过往的历史，但也是自照镜子自寻思吧，于此或许就可以呼应那种“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微妙心境。

今天的社会，有不少人叹息我们时代的思想大家太少、学术大作罕见，对我们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闯荡者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但扪心自问，我们至少努力过，也一直没有停息在思想学术界的拼搏，其疲惫和创痛也只有自己知道。当下流行的口号是“创新”，可是其在人文领域谈何容易。骄傲的古希腊人自以为已经穷尽了关于世界及人生之问，于此早就挑衅性地宣称“太阳下面无新事”。两千多年来，哲学新思潮在不停地涌动，但在思维范式、研究方法上的根本突破的确也不多见，人们大多认为其发展并没有真正走出古往的“轴心时代”。同理，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迄今也仍被国人所津津乐道，至少在思想话语上尚未真正超越其接续。这就使得任何大胆创新者都须有其自知之明的斟酌。故此，掩卷自量，蓦然想起老子“不敢为天下先”的警言，因而纵令是敢于“霸蛮”的湖南人，在思想探索上也不敢究问自己将来能否续写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