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记不清是哪一年，当我第一次读到梁启超的关于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那一段文字时，心里顿感震颤——“中国的图书馆学”，是何等令人心驰神往的“学术王国”，那里定有无尽的学术宝藏！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想：我能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做点什么？我知道，要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首先要弄清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古代中国人的图书馆实践智慧和思想智慧。于是，经过多年的资料准备和长年的伏案潜读，终于对古代中国人的图书馆实践智慧和思想智慧有了一个较深入的了解和把握。此间，我常拿我的学习、思考心得与一些朋友（包括我指导的学生）交流，他们都建议我早日写成专著出版，同时建议最好以此论题申请一个课题。于是我以“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为题，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并获得批准。这就是我研究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并写成此书的心路历程。

了解我的人知道，我早年步入学坛时的学习、思考重点是西方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所以一些人称我的学术旨趣是“洋为中用”。其实，我还有一个“暗渡陈仓”的学术情结——对中国古代历史和学术也情有独钟，只不过在我的早期学术研究中未能全面表现。也就是说，我不仅有“洋为中用”的学术旨趣，亦有“古为今用”的学术旨趣。记得当年拿“天人”何以能够“合一”问题，不厌其烦地请教邻居的一位哲学教授，经过无数次问与答之后，我仍表示不解时，逼得这位教授实在无奈，瞪着眼睛，举起食指指着我的脑门说：“你真笨！”最后这位教授不无同情地嘱咐我说：“你还是多读一些中国古代思想史方面的书吧，要从‘西方先进’的思想陷阱中解脱出来，要有‘中西合璧’的思想视野。”正是这一嘱咐，促发我大量阅读了中西思想比较方面的论著，至今不辍，让我受益匪浅。其中感受最深的是，中西文化及学术思想是如此的迥然异趣，令我惊叹不已。

在此，我之所以讲述我的早年学术经历，是想说明：我们现在研究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在思想方法上既不能唯古是尊，也不能以今勒古、以西框中，而是要在古今异同、中西比较的视野中，坦然面对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精华与局限，在“同情式理解”中不失批评，批评中又不失理性，这样才能有助于全面、客观地理解和诠释古代中国人的图书馆学智慧。这种古今、中西会通，批评意识与理性审视交会的思想方法，是本书立意和写作过程中始终把握和遵循的一种思想理路。

研究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无法回避中西图书馆的起源异同问题。按照美国学者Elmer D.Johnson在《西洋图书馆史》一书中的概括，西方图书馆是修道院典籍、政府档案、商业簿契、宗族谱牒等文献积累及其整理需要的产物。然而，中国古代图书馆的起源则主要是由政府文书档案的积累所促发的，这是由中国古代早期的“学在官府”的政治文化特点所决定的。从文化主体的角度而言，“学在官府”的政治文化就是史官文化。“史为掌书之官”（王国维语），这里的“掌书”可作两解：一是职掌记录（书写）；二是职掌记录所成之物（档案和书籍）。由此而言，中国古代的图书馆起源于史官文化；史官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著书人和管书人（图书馆员）。后来随着“学术下移”和佛教的传入，私家藏书、宗教藏书以及书院藏书渐次发达起来；随着史官体制的变化，以“学士”、“直学士”、“秘书郎”、“校书郎”等为主体的“馆职”逐渐形成；唐宋始，“文馆”、“馆阁”称谓逐渐流行起来；至清末，“藏书楼”一词作为藏书之所的泛称而流行（此前“藏书楼”一词早已存在）。那么，“史官”、“馆职”、“馆阁”、“藏书楼”等概念或称谓与“图书馆”是什么关联关系？厘清这一关联关系，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必须首先要明确的概念基础。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无“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之谓，那么，我们现在所称“中国古代图书馆”和“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在称谓逻辑上是否成立，如何成立？这也是首先需要交代的问题。鉴于此，本书第一章题为“有关史事与概念阐释”，就是为了厘清和回答这些问题而设，故名之“引论”。

在内容结构上，全书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论”，即第一章“有关史事与概念阐释”，分析梳理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到图书馆制度”的演变历史，由此证明“中国古代图书馆是以藏书楼或馆阁形态存在的图书馆”，同时本部分作为开篇还论述有关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之称谓问题、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与校雠学的关系问题、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与意义问题等。第二部分为“本论”，由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内容构成，这一部分又由两大方面内容构成：一为第二章“中国古代图书馆的藏书与管理”，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实践内容之描述，分别论述皇家图书馆、私家图书馆、寺观图书馆和书院图书馆的藏书与管理实践内容；二为第三章“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和第四章“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申论”，分别论述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有什么”、“是什么”和“如何是”、“为何如是”的问题。第三部分为“尾论”（第五章），即在前几章内容基础上概括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若干特征。可见，从形式而言，全书的内容框架结构由引论、本论和尾论三大部分构成；从内容而言，全书内容亦由三大部分构成，即第一部分为概念阐释（第一章），第二部分为实践描述（第二章），第三部分为思想分析（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概念阐释和实践描述，实为思想分析奠定基础。由此而言，本书内容是按照“概念→实践→理论（思想）”之序铺设的。无论是从结构形式而言，还是从论述内容而言，都体现了三大部分分而论之且贯穿一体的“连珠式”结构体例。这也是本书欲创新结构体例的一种新的尝试。

就全书的内容组织方式而言，无论是概念阐释、实践描述还是思想分析，都不以时代进展为序，而是按照各部分的主题构成及其层次分门别类地加以分析和归纳，亦即不以概念、实践和思想的发展进程为序，而是以概念内容、实践内容和思想内容的分析与归纳为纲。此即本书名之“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而不名之“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史”的原因。再者，从内容论述或立意的侧重点而言，全书以思想分析为侧重点。凡为思想分析之研究，其理想状态应该是：在言之有据、释之有理、述之有序的基础上，本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语），发前人所未发之言。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发前人所未发之言即为“创新”之义所在。本书名之“研究”，即意欲发前人所未发之言。当然，本书中哪些为前人所未发之言、有多少前人所未发之言，不当由我本人“自以为是”地断定，而当由读者识别和认定之。

研究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有用吗？在此我不想直接、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借用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和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话作启发性答案——奥古斯丁说，“时间分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和将来的现在。……过去事物的现在便是记忆，现在事物的现在便是直接感觉，将来事物的现在便是期望”；狄尔泰说，“若人们把过去置诸脑后，以便重新开始生活，就会完全徒劳无益。他们无法摆脱过去之神，因为这些神已经变成了一群游荡的幽灵”。

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这是任何一个对自己人生负责的人都应认真思考和回答的终极“试卷”。我们祖先的图书馆实践是如何前赴后继地跋涉过来的，我们祖先的图书馆学思想是如何代代相继地创发出来的，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祖先留下的图书馆学智慧遗产，对这些问题，我们作为中国图书馆学人，难道不应该认真思考吗？中国古人的图书馆实践方法，极其丰富；中国古人的图书馆学思想，广博深精。人是怀着乡愁走向年老的动物。我想，回忆并崇敬中国古人的图书馆学智慧，就是中国当代图书馆学人应有的集体乡愁。过去活在现在，警示未来；正视过去，敬畏先贤，才能更好地立稳现在，迈向未来。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任重道远，但无可逃避，我们必须承担此任。这是学者应有的担当精神。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做出我能做的一点努力与贡献，以此表达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学者情怀，这是我研究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和写作此书的立意所在。读者朋友，切记，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