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粤西诗载》概说
有清一代进入文学集大成的历史时期,各种文体业已逐步走向成熟,在文学研究方面偏重于考据和整理研究。此时,地处西南边陲的广西(古称粤西)也同样文风大振、人才兴盛,尤其是在清中期之后,广西文坛涌现出平南的彭星尧、永福的吕磺、临桂的朱琦和龙启瑞以及马平的王拯等“岭西五大家”,这五位作家也是清代“桐城派古文”的中坚力量;还出现了以商书溶、曾克敏等为代表的“杉湖十子”的诗歌团体,人称“杉湖诗派”,声震海内;更有以王鹏运、况周颐为主力,与浙江词派、常州词派齐名的“广西词派”享誉国内……广西不仅在诗词文等文学创作方面成绩斐然,在古籍整理和文献收集方面也颇有建树。广西历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开先河者应首推汪森。
汪森(1653—1726),清著名藏书家、文学家。字晋贤,一字文梓,号碧巢。生于浙江桐乡,原籍安徽休宁。汪森于清康熙年间入选贡生资格,历任广西临桂、永福、阳朔知县,桂林府通判,太平府知府,知河南郑州事,官终户部江西司郎中。汪森在年少之时就工于韵语,常与同在浙江的周筼、沈进等人互相交流切磋。后与黄宗羲、朱鹤龄、朱彝尊、潘耒等诸位大家交游,使自己的文学素养获得大幅提升。汪森的兄长汪文桂、弟弟汪文柏也擅长诗歌创作,兄弟三人被黄宗羲合称为“汪氏三子”。汪森一门极为重视经营自己的文学事业,特地修建“碧巢书屋”用作自己的文学创作场所,建造“华及堂”作为文友交流之地,修筑“裘杼楼”存储历代典籍,用极高的礼遇热情接待身在外地的文士,因此在文坛中富有声誉。汪森一生藏书颇丰,编有《裘杼楼藏书目》行世,著录刻本530种,5565册,抄本155种,720册,多为文集、笔记之类。除裘杼楼外,还有“小方壶”“拥书楼”等其他书楼。刻有“休阳汪氏裘杼楼藏书”“拥书楼收藏”“桐乡汪氏拥书楼所藏图记”等藏书印。清乾隆年间,为编修《四库全书》,四库馆征集天下藏书,汪森的曾孙汪汝藻献出了家藏图书271种。汪森一生著述颇丰,曾与朱彝尊合作编纂了《词综》一书,为后世影响深远的词选著作之一。著有《小方壶丛稿》(十五卷)、《桐扣词》(三卷)等个人文集,辑有《粤西诗载》《粤西文载》《粤西丛载》三部地方文学总集辑,另有《虫天志》《名家词话》等著作。
汪森在广西桂林任通判七年,后转任太平府通判三年,直到因母亲去世而返回家乡,前后共在广西任职长达十年之久。汪森对广西有深厚的感情,能够抛却当时人们的偏见,以客观的立场重新定位广西,认为广西虽然在文治教化和典章制度方面略微逊色于中原地区,但是“林壑岩洞之奇特,则夙称山水区者,亦或莫过之。”在桂林任上,汪森发现整个广西地区尚缺少一部完整的地方文学总集,于是尽力收集当地的府县志书等各种文献资料,并亲自寻访当地的古迹碑碣,“凡系粤西之事,形之诗与文者,抄撮成一编”[1],可惜因“粤西迭经兵燹,书籍荡然”[2],实际上能够收集到的府县志书十分有限,整理出的仅有清代编纂的临桂县志、得州府志、全州志、广西省志等几种地方志。汪森只得遍阅自己所带的书籍,抄录下来其中涉及广西的诗词,但所得也不是很多。康熙三十九年的秋天,汪森被朝廷任命为广西太平府通判一职,赴任途中他穿过了广西的平乐、苍梧、得州、南宁等地,他对于广西的认识由此更加直观和深入。
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汪森因丁母忧而返回家乡,从此杜门谢客,专心进行广西历代诗词的收集和整理工作。通过查阅自己的家藏典籍,并得益于毛氏“汲古阁”所收藏的各省志书和地方志书籍,同时文坛领袖朱彝尊在寓居苏州时也多次向他提供有关广西的诗词及藏书。在多方帮助下,汪森夜以继日地收集整理有关广西的“历代史及诸家文集并类书小说”共计二千余种,并加以详细地校勘和汇编,终于编成了《粤西诗载》一书并付梓刻印。《粤西诗载》共25卷,30余万字,共计收录了秦汉至明末涉及广西的诗歌3118首、词45阙,涉及的作者832人,其中广西籍56人。此后,汪森还辑录了《粤西文载》共计75卷,专门收录秦汉到明末这一时段内有关广西的文章;还有《粤西丛载》共计30卷,用以辑录上起秦汉,下至明末有关广西的地理特色、物产情况、民族民情和逸闻趣事等。汪森所编著的《粤西诗载》《粤西文载》《粤西丛载》三部书合称为“粤西三载”,又被称为《粤西通载》。这三部大型丛书既是文学史上的重要典籍,也是记录广西自然资源和人文历史的珍贵文献资料。
汪森自己论述编纂“粤西三载”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公诸同好”,“俾粤西之山川风土,不必身历而恍然有会;其仕于兹邦者,因其书可以求山川风土之异同,古今政治之得失;且以为他日修志乘者所采择焉。”[3]在成书70多年之后,“粤西三载”受到了清乾隆一朝的极高评价,并被收入《四库全书》之中,纪晓岚认为其“所录碑版题咏之作,多志乘所未备”[4],称赞“粤西三载”搜罗的文献资源相当广泛完备。沧海桑田,如今汪森在编纂“粤西三载”时所引用的典籍大多已经亡佚,然广西的历史文献有幸依托“粤西三载”而得以保存下来。“粤西三载”流传至今,所发挥的作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典籍,而是重要的地方历史文献资料,其中森罗万象、浩如烟海的诗歌所表现出的既有广西的山水奇丽秀美,也有地方民俗的多姿多彩,既有对广西当地人民勤劳务农的由衷赞美,也有对苛政时弊的无情揭露。诚如“粤西三载”的点校者所言:“时至今日,就研究广西地方各项历史问题而言,在保存原始资料上,在资料的完备充实上,还没有超过它的著作。”[5]
自问世以来,《粤西诗载》就受到了世人的关注。前文所说的《粤西诗载》连同“粤西三载”另外两部丛书一并入选《四库全书》并获得主流文坛的积极评价可视为《粤西诗载》最早受到关注的开始。以1988年广西人民出版社《粤西诗载校注》的出版为标志,《粤西诗载》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从此,学术界继续探究它的意义和价值,最具代表性的论文是梁超然的《略论〈粤西诗载〉的史学价值与美学价值》[6],文章通过具体的诗歌举例分析,分别论证了《粤西诗载》的史学价值与美学价值。近十年来,关于“粤西三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下几方面:其一,整体性研究方面。首先是将“粤西三载”放置于整个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中考量其独特的文学史意义,如马树良的硕士学位论文《历代广西风土诗研究》[7]对广西风土诗进行整体性宏观研究,既考察横向的共性和差异,又研究纵向的发展和新变,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广西风土诗在发展和演变中的脉络;钟乃元的博士学位论文《唐宋粤西地域文化与诗歌研究》[8]以《粤西诗载》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互相关联的视角来对广西古代诗歌进行宏观、整体的研究。其次是基于个人视角的系统观照,如刘海波的《从〈粤西诗载〉看唐人对广西情感印象的演进》[9]以《粤西诗载》中的唐代诗歌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中勾勒出唐人对广西情感印象的演进轨迹,表明从初唐到晚唐,唐人对广西的好感是与时俱进的。其二,局部研究方面。首先是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如罗媛元的《古代游宦诗人在广西桂东地区的文学书写》[10]梳理出《粤西诗载》收入的自秦汉至明末游宦桂东的88名诗人在桂东创作且吟咏桂东的诗作212首,分析了这些游宦诗人在桂东的文学书写流露出的迁谪之情,隐逸之念和用世之心;张维的《略论柳宗元之于柳州的文化意义——“粤西三载”中明代人咏柳诗文的解读》[11]通过对《粤西诗载》中明代文人吟咏柳宗元和柳州的诗文作品的解读,探讨柳宗元与柳州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其次是地域研究,主要论及广西独特的地域资源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如唐基苏、秦幸福的《〈粤西诗载〉中关于“兴安道中”的诗人及其诗作》[12]选取《粤西诗载》收录的以“兴安道中”为题的诗作,由此观照这些诗作反映出的兴安一带的自然风光与民俗风物,印证出兴安一地曾是“一带一路”上连接中原的纽带;孔欢的硕士学位论文《地域视野下的唐代涉桂诗风貌初探》[13]以《粤西诗载》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地域文化视野的角度切入,对唐代涉桂诗作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