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山西亏空案与巡抚噶礼

山西亏空案的揭开始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的巡抚与布政使的互讦案。

是年三月，山西布政使齐世武奏参革职太原府知府孙毓璘亏空库银，巡抚倭伦勒令各府知府公派认赔。[42]又有革职大同府知府郑润中亏空库银仓米，本欲详请题参，但巡抚倭伦批驳不允，明系徇庇。乞部题明，遣官察审。[43]五月，倭伦遵旨回奏称，齐世武揭报原任太原府知府孙毓璘、原任大同府知府郑润中亏空两案，系对其“存心倾害”。又奏：“被参汾阳县知县李联亏空库银一万九千余两，并无分厘民欠，署县事汾州府通判韩开藩代李联科派里民，私征完银四千两有余。布政使齐世武任情蒙隐，咎亦难辞，请将齐世武等革职。”[44]

经九卿会议认为，两人言词互异，应遣大臣往山西察审定议具题。[45]于是，康熙帝派出户部尚书马齐前往山西审理此案。

经过三个多月的查审，七月，马齐以三案皆实回京复命。奏称：查明齐世武劾巡抚倭伦对太原知府与大同知府的亏空非但不查明题参，反令知府李成龙代孙毓璘捐补亏空属实。而倭伦劾齐世武科派里民钱粮，实为亏空中的民欠。很显然，在这场巡抚与布政使的互讦案中，巡抚倭伦过失更大些，倭伦不仅对属下亏空徇庇，且有向百姓私征的事实。于是，倭伦被降三级调用，齐世武降一级调用。[46]但朝廷虽有处分，却没有着令赔补的具体实施。

从这起亏空案中可以看出，倭伦对亏空的态度是“不查明题参，反令知府李成龙代孙毓璘捐补亏空”。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地方督抚对钱粮亏空的态度与做法，就是边瞒报边设法弥补，如果不被揭出，绝不主动奏参。

鉴于山西抚藩皆有不可笃信之处，是案告结后，康熙帝命噶礼接任山西巡抚。

噶礼，栋鄂氏，满洲正红旗人，努尔哈赤时称五大臣之一的何和礼的四世孙，康熙帝乳母之子。噶礼自荫生授吏部主事，再迁郎中。三十五年（1696），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噶礼随行，召见时得到康熙帝的称许，回京后，三迁授为内阁学士，随后命巡抚山西。噶礼陛辞，康熙帝以“山西省私派甚繁，故致正项钱粮比年亏欠”告知。[47]可见，查清山西钱粮亏欠的弊症，是康熙帝委任噶礼出任山西巡抚的主要用意。而噶礼也明确表示：“奴才荷蒙皇上之恩前来山西省，奴才惟以皇上仓库为要务。”[48]

康熙三十八年（1699）秋，噶礼抵任山西，查出山西“近数年不完或亏欠数十万”钱粮，并查出“该亏欠私派之弊惟平阳府为甚”。原任平阳知府王福（辅）亏空银两已经年久，而“山西省钱粮仅平阳府约占一半”[49]，所以事关重大。是年十一月，噶礼奏称：亏空之弊莫过于平阳一府，知府王福“自上年（康熙三十七年）始至本年九月，贪污有干证之银八万余两。……王福事必奢靡，日用百两，计其贪污银两绝非参劾之数。略计其往来勒索之礼物以及输送钱粮批文所得之银两，每年五礼物品，共得四万余两。又因预先逼索一二年礼物，各州县官员索性将库银移送之。此事奴才查无实据，不敢缮本一并指参。王福唯知向属员克索，对国库毫不在意，即平阳府所属蒲州革职知州谢廷吉等十一名官员，近一二年共亏空库银十万两，米谷二万余石，一分一粒未完”。及噶礼张贴告示禁止后，王福仍不收敛，“或扣取漕米官价，令州县官摊派于民，或指考文武举人为名，勒索银两”[50]。致山西私派民间之风盛极一时，钱粮亏空日甚一日。

康熙帝对噶礼参劾王福的行为大加赞赏，朱批：“览奏折参劾平阳知府王福，曾想未必能参劾此人，除尔之外，无人动此人，以后山西之民想必获得安生耳。”[51]康熙帝此言并非无的放矢，王福之所以肆无忌惮，是因为他在朝廷援引皇亲索额图为靠山。[52]噶礼的前任“温保不行题参”，足见王福在山西已固结成难以动摇的势力。而从康熙帝的批示中也可以看出，搬倒王福对于整肃山西吏治、打击朝廷权要，以及清查钱粮亏空都至关重要。

于是，噶礼从钱粮最多的平阳府入手，开始对山西的钱粮亏空进行了大力度的清理。他先行遵旨禁革私派，勒令“镌刻于石，立于大路，取一百十四州县、卫、所碑文，于康熙四十年十一月具奏，送部在案”。形成威慑力。又至各府州县仓库，将“前亏欠王福等八员”参劾在案。据噶礼奏称：“山西省州县钱粮向来不完者少，亏空者亦少，近数年不完或亏欠数十万，下属视为平常，且上司毫不为奇。”[53]随后彻查山西所有府州县官员的仓库钱粮，凡“升调、有案情参革、丁忧、退职、调补、离任府、州县官员，计共八十余员，离任之日，皆已明白交盘，无一员亏欠之处，可查部册”[54]。

然山西的官场并未就此平静，五年后，即康熙四十三年（1704），继任平阳知府马超赞亦因婪赃亏帑被噶礼参劾，山西官场再度发生“地震”般的坍塌。是年七月，噶礼奏称，“据闻马超赞原在京城时，代为承接捐纳事宜，负债十余万两，遂于四月擅驮府库所存兵饷一万余两以去。此数月间，遇有词讼案死要银两，又向州县官员遍行勒取银两，大州县各三千两，中等州县各二千两，小州县各一千两”。而且，马超赞还有买官卖官的行为，“所属大宁县知县徐晋，原系前工部尚书萨穆哈家田姓人之婿，做官甚劣，马超赞甫到任，便来请（噶礼）将徐晋调往夏县，时奴才（噶礼）未从。今介休县非马超赞所属，且不知马超赞有何意图，又疏请奴才将徐晋调往介休县，许诺给银一万余两，其用印手本现存”[55]。

由此可以看出，山西钱粮亏空之所以严重与官僚队伍的腐败有着直接的关系，凡亏空之员非私派便是取之府库。康熙三十八年（1699）一年中，因亏空被参劾的知府就有三人，且都是太原、大同、平阳这样的大府，特别是平阳，“山西省钱粮仅平阳府约占一半”，而且，不仅王福、马超赞因与中央部院官员有交通往来，有恃无恐。大同知府李恕同样“恃京城有其依靠大臣，便纵属员，违旨私派。伊自己又向当铺派取铜锭，与银一并鼓铸劣质元宝，以拨给总兵官镇标下营各处为兵饷。又百般贪取仓粮，私卖入己”[56]。

由山西钱粮亏空案揭出的官场腐败，不仅有巡抚的徇庇，还有知府等官员以援接朝廷权要，通过捐纳、私派等手段侵欺入己的婪赃。而在清查的过程中，巡抚噶礼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的。对于扭转山西的钱粮亏空，噶礼自己有一总结。他说：“奴才来山西将近八年，从未亏欠钱粮。至于奴才到任前旧欠银米，亦追完将及百万，府州县仓库亏空较前少，民生疾苦亦比前稍苏。”[57]“山西省私派、重耗，奴才一到任，钦遵训旨，勒石禁革。自到任以来，实无派取些许。”[58]至四十七年（1708）七月，噶礼在奏请调回京城的奏折中仍然奏称，“山西省私派、重耗等弊端，奴才业已钦遵训旨，勒石禁革，并将在州县所立碑文，刷印具奏户部”。在山西十年，“布政司库多余者，奴才从来不取其丝毫，库中钱粮现已不亏欠一分一厘”[59]。虽然噶礼的自述有其夸大的成分，因为在噶礼离任后，其后任苏克济仍然查出其任内也有亏空，亏空数额至四五十万，且有御史参其贪婪。但至少说明，噶礼在追缴前任亏空上是有作为的。

接任噶礼为巡抚的是苏克济，苏克济也是康熙帝信任的官员。康熙四十八年（1709）十月，苏克济奏：“奴才到任查得，州县官员亏空者甚多，拖欠银一二千两至万两不等。奴才召所属知府、知县至，问得亏空确实缘由，应即参奏治罪。”朱批：“其亏空根源如何？着明白具折，甚密奏来。”[60]可见，康熙帝对以往噶礼的奏报并不完全相信，他想通过苏克济进一步了解山西亏空的根源。随后，苏克济奏称：“奴才查得，山西省向有摊补、转嫁等情弊。凡升迁、因事离任官员内，若有亏空者，则从各州县摊补，或前任将亏欠着落后任接收，故相沿积累，以致亏空。”[61]指出了凡新旧任官员交印，亏空的钱粮也一并转交下任，系山西的积习。这或许也是噶礼在离任时所说的“库中钱粮现已不亏欠一分一厘”的原因。

康熙四十九年（1710）十二月，山西巡抚苏克济又奏：“山西省州县各员前亏空钱粮，奴才曾以到任后查明，将彼等各所得一分加耗银，限年赔补。”蒙准。“今据各府州来报，所限一年内，州县各员共补十一万余两，送交布政使库。其余亏欠银可来年内俱完。”因“州县各员所欠钱粮甚多，不能一时赔补完。仍照前奏，拟限一年赔补”[62]。五十年（1711）十二月，苏克济再奏：曾行令各州县赔补亏空钱粮，并交付五府三州各员，由彼等所取一分火耗银等赔补，去年补银11万余两，今年又补银15万余两，解交布政使库。两年内，共补完银26万余两，尚未补完银5万余两。[63]也就是说，噶礼离任后由苏克济接手的亏空在31万两左右，赔补亏空的银两完全赖于“彼等所取一分火耗银等”。

但是，山西省亏空的原因与过程、亏空的性质与责任人等，同样未能揭报清楚，这在康熙朝已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正因如此，康熙帝开始怀疑督抚奏报的真实性。五十二年（1713）九月，他明确指出：“山西巡抚苏克济，操守朕不能保，办事并无可议。先是，噶礼任山西时，钱粮亏空至四五十万。苏克济缮折奏闻，数年内俱已补足。今观巡抚内，湖广、广东、浙江、四川巡抚居官俱不妥当。”[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