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200万年至中世纪前中欧地区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演变
从今天人们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来看，中欧地区形成的自然地理条件是几百万年以来各种自然要素相互耦合生成的结果，地质构造、气候变化、动植物出现以及人的出现和进化等都对中欧地区的自然条件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200万年前的第三纪地质期，中欧地区还处在一个比今天还要暖和的温暖期，四处爬行着巨大动物，到处长满了植物——包括今天已看不到的玉兰、巨杉、胡颓子和核桃等植物。[1]然而，进入到第四纪地质期，一场生态灾难悄悄来袭，气候开始变得寒冷，很多动植物生长速度减缓，许多地区的冰川逐渐形成，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冰川开始向南一直推移到阿尔卑斯山地区，本来是陆地的北海和波罗的海一带区域被冰碛裹挟的泥沙巨石从中隔开，形成今天这两个海域。此时期的冰川南进还促成很多山区丘陵的形成，今天德国境内的下劳西茨（Niederlausitz）、弗莱明（Fläming）、阿尔特马克（Altmark）和吕内堡荒原（Lüneburger Heide）等丘陵都是当时这些冰川活动的产物。[2]尤其是进入到120万年前明德冰期（Mindel-Eiszeit）的冰河时代早期，由于温度持续下降，整个欧洲几乎被一个巨大的冰罩覆盖着，许多动植物慢慢绝迹。冰川不断堆积使得很多内陆湖形成，今天北德地区的托伦瑟湖（Tollensesee）、沙尔穆策尔湖（Scharmützelsee）、什未林湖（Schweriner See）以及南部阿尔卑斯山附近地区的博登湖（Bodensee）、苏黎世湖（Zürichsee）、阿莫尔湖（Ammersee）和特劳恩湖（Traunsee）等都是当时冰川南移的结果。[3]此外，在冰冷干燥气候下，冰碛爆裂形成许多碎石，它们在凛冽寒风的吹送下多散布在树木稀少的原野，再经过夏天冰释雪水的冲刷后，往往形成很多高燥地和平原带，比如今天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高燥地（Schleswig-Holsteiner Geest）和慕尼黑绍特尔平原（Schotterebene）。[4]这些雪水或注入湖泊，或流入河谷，尤其是到了冰河时代晚期，随着气候变暖，越来越多的雪水慢慢汇聚到一起，逐渐形成较大的河流，如易北河（Elbe）就是此时期雪水汇聚所形成的一条大河。
此时期，冰川边缘的泥沙在风力、雨水、阳光等作用下多形成富含矿物质的黄土，科隆（Köln）附近平原、德国艾费尔（Eifel）、萨尔兰（Sauerland）和哈茨山（Harz）中部这一长条地带以及南德部分地区都为这种黄土所覆盖，西南部的凯萨施图尔（Kaiserstuhl）和图尼贝格（Tuniberg）的黄土厚度甚至深达十多米，即使在今天，这些地方也属中欧地区土地肥力很好的地区，它们为植物的生长以及人类生存提供了有利条件。随着这一时期冰河时代寒冷期的结束，地中海北岸、阿尔卑斯山南麓的很多植物也开始迁移过渡到阿尔卑斯山北麓地区，有些甚至还深入到纬度更高的多瑙河沿岸地区。[5]不过，尽管从地理条件来看该高纬度地区存在物种多样性的可能，但由于其比地球上其他高纬度地区有着更严苛的气候条件，所以，中欧植被生存几率还是相对较小，这些应归因于冰河时代气候剧烈不断地变化和东西走向高山带（如德国中部山区和阿尔卑斯山脉）的阻隔，它们严重阻滞了南北方动植物的迁徙转移，从而也使本地区的动植物生长带有和其他地区明显不同的特征。
自1.8万年后，地球气候总体开始变暖，这一时期由于气候冷暖的不断反复，也出现了很多冰期和间冰期。[6]这种冰期和间冰期之间的气候变化往往也会带来很多地形地貌变化，甚至生态灾难，如1.2万年前的间冰期这一时期，阿尔卑斯山冰川融化造成了许多河流泛滥，今天茵河（Inn）和伊萨河（Isar）河谷的形成就是当时洪水冲蚀的结果，此外，阿尔卑斯山山麓边以及东北部波罗的海沿岸低地平原中的许多湖泊也由此形成。在此后的两千年间，虽然天气仍较为寒冷，但由于气温比原来上升了7度，所以，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森林开始出现，许多原先活动在冻原地区的大型动物如巨鹿等也开始出现在森林中。约到了8000年前，森林已从阿尔卑斯山延伸到北海边，东边一直生长到俄罗斯境内，西边则延伸至法国西部地区，[7]此时期内，桦树、松树、榛树、橡树生长茂盛，尤其是山毛榉在中欧地区更是到处可见，它多分布在今天德国西南部和东南部许多地区。[8]总之，这些树木的生长可从今天北德地区的许多考古发现中得到印证，另外，考古中发现的原冻原和荒原地区大量残留掩埋的动物尸骨和植物花粉也标志着当时的动物已从荒芜的空阔地带慢慢迁入生存条件更为有利的森林地带。
在海洋形成方面，大约一万年前的后冰期时代，由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冰川和中欧地区山上冰川的融化，大量雪水开始注入地势原本低凹的北海地区。在此之前，威悉河泥沙冲入北海所形成的多格滩（Doggerbank）还要高出本来很低的水面，而到了一万年前，多格滩就被这些冰川雪水淹没到海平面以下。在此之前还是封闭性的带有淡水湖性质的波罗的海[9]在两千年后和丹麦湾西边北海注入的海水连成一片，而在此之前两海之间的隔海区可不是人们想象中的今天丹麦的日德兰半岛，而是还要往北延伸的瑞典中部山区，只是若干个世纪后由于此地区山脉的不断抬升，以及海域面积的不断缩小，才致使日德兰半岛成为两海之间的半隔离陆地，这也正是今天波罗的海被称为半咸海甚至淡水海的缘故。[10]
和动植物相比，人类进入自然历史却晚了很多。直立猿人最早诞生于180万年前的东非地区，智人尼安德特人20万年前才进入欧洲大陆和西亚地区，[11]不过，这些早期智人曾一度消失，取而代之的是3.8万年前出现的克罗马农人，他们属于晚期智人，也是欧洲人真正的祖先。从考古分析来看，当时的这些晚期智人已拥有相当程度的文明，他们不仅是出色的猎手，经常捕获驯鹿、野马甚至其他猛兽，而且还能雕刻精美器物，甚至在石岩上绘制壁画。[12]
从生存条件情况来看，在食物采集方面，和尼安德特人一样，克罗马农人采集果实的品种相当丰富，既有水果、坚果、浆果等果实，也有野草、植物根茎、蘑菇等植物，甚至蠕虫、鸟蛋、蚌壳、蜂蜜、海藻等也成为他们的食物来源。尽管大自然提供的食物品种较多，但对于体型高大、身强力壮的晚期智人来说，这些食物还是相对匮乏。进入全新世的中石器时代之后的两千年，欧洲榛果则成为他们主要的采集食物。对于那些吃不完的采集食物，他们运用已学会的储存技术，或用兽皮包裹，甚至还会用草编篮筐搬运食物，以方便迁徙辗转。[13]
在渔猎方面，此时期中欧地区的大量动物也为晚期智人提供了很多食物。由于寒冷水域比温暖水域含有更多的氧气，所以鱼鸟往往多出现在较冷水域的湖海河流中，而在草木生长地带，野牛、熊、大象和驼鹿等则经常出现，尤其是驯鹿在当时属于最常见的动物，由于其具有冬天怕冷、夏天怕蚊子的特性，所以它们每年有规律的迁徙往往会吸引晚期智人跟随围捕。因石器时代早期还没有较理想的捕猎工具，他们多采用围猎方式，将猎物赶上悬崖峭壁，让其摔死，以此获取猎物，今天法国勃艮第（Burgund）索罗特雷（Solutré）博物馆中陈列的许多野马遗骸即是当时人们原始捕猎的一个证明，此地山岩下挖掘出的野马尸骨有十万具之多。[14]然而，这样的原始捕猎方式仍不足以解决晚期智人的温饱问题，于是，粗制石块、简陋鱼叉、梭镖等工具开始出现，尤其是燧石的发明不仅使他们能用火烧熟生肉，抵御严寒，而且还能用火烧制出更高效的狩猎工具，石刀、石制箭镞等的制作为捕猎带来了更大的便利。[15]可以说，火的发明使用极大地改善了晚期智人的生长发育和进化状况。从生态意义方面来看，火的发明也非同小可，它不但对气候条件产生影响，而且还能改变土壤和动植物群落结构，这些都为人类进入农业文明时代创造了有利条件。[16]
火的发明让晚期智人不必跟随动物定期迁徙，从而使他们能定居在某个地点成为可能。南部特罗肯河谷（Trockental）、南部多瑙河、罗纳河（Lone）、阿尔特缪尔河（Altmühl）和布伦茨河（Brenz）河边山崖上的许多洞穴就是当时晚期智人的落脚地。这些岩穴不但能遮蔽风雨，抵挡严寒，而且其附近还多有泉流，供晚期智人方便饮用。不时来泉水边饮水的动物往往也因此成为晚期智人的猎物。[17]
随着8000年前中欧地区茂密森林的生长，现代智人洞穴居住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改变，他们由此慢慢进入森林，以树干为支撑搭建起可容纳多人居住的长排矮屋，早期聚落由此慢慢形成。[18]在库斯特看来，“一个由人、动植物组成的较为复杂的协同进化过程随即开始”，[19]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许多野生植物被人工栽培，许多野生动物被人工驯养，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动植物基因。为了能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来源，他们就必须学会先定居下来，许多原始农屋茅舍于是逐渐被搭建起来，这样，居住地附近的农作物就可以得到种植收获。当然，这仍不足以养活他们，他们仍保持着智人原有的习性不时外出狩猎，采摘野果，以果腹充饥。此时期中欧地区智人的这些举措看似寻常，然而在许多考古学家看来，这却是文化史上的一场“新石器时代革命”，因为它象征着中欧地区农业革命的开始，这是古人类进化的一个重要标志。[20]到了75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一批来自小亚细亚地区的手工制陶者横穿欧亚大陆，迁徙定居于斯图加特（Stuttgart）周边茂密的森林区。他们逐水而居，然后砍伐小片林木，开荒种地，播撒从家乡带来的二粒小麦、单粒小麦、豌豆、扁豆和亚麻等谷物种子，同时，他们也饲养牛、猪、羊、鸡等牲畜。在生产工具方面，他们所使用的也只是最原始的锄犁等。应该说，早期的土地开垦和森林砍伐规模都不是很大，虽有水土流失导致山谷淤泥堆积，形成新的地形地貌，且家畜饲养和放牧迁徙也有可能对周边的动植物物种构成侵害和威胁，但这种垦殖放牧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影响还是微乎其微的。值得注意的是，和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早期农业文明相比，[21]欧洲大陆的这种农耕方式还是符合今天人们所说的可持续发展性这一含义，因而也更是一种经济意义上的成功，因为早期苏美尔人农业文明所付出的代价是：人工灌溉导致土壤的盐碱化，森林过度砍伐导致喀斯特地貌的出现，较少发生但后果严重的亚热带气候所形成的暴雨灾害往往随河流洪水直泻而下，许多村庄和人的生命财产被巨大的泥石流所掩埋，[22]正如《圣经·旧约全书》中所记载的那样，洪水、饥荒、动植物灭绝、人口大逃亡等生态灾难也曾在早期的人类文明中不断出现。[23]反观早期中欧地区的农业文明却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景象：森林茂密带来丰富的腐殖质层黄土为谷物种植提供了最佳场所，气温适宜、雨量丰沛确保了谷物的顺利生长，冬季霜冻能松软土壤，为开春种子的破土而出创造有利条件，局部小范围的森林采伐既可为谷物生长遮风挡沙，同时还能提供充足的光照和通风条件，此外，庄稼地边的森林树木在雨后还可储蓄充足的水分以确保生长，一旦没有这些水分，植物的光合作用即不复存在，庄稼种植和收成也无从谈起。[24]不过，早期中欧地区农耕所呈现的很显著的一个特点是：短的几十年、长达数世纪的聚落往往会发生突然迁居的现象。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土地肥力的下降。[25]但也存在着其他观点，即很多高大灌木留在地下的根茎一时很难清除，故而造成庄稼歉收；[26]或是因为长年栽种同一种庄稼作物，这样的作物很容易遭受病虫害侵袭，最后造成绝收。[27]虽然这些观点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和一个问题有关，就是环境问题制约着人的生存。不管怎样，总体来说，早期中欧的农业种植给自然环境带来了一些变化，但这种变化绝不是动植物物种灭绝意义上的变化，相反，它不仅不会破坏自然环境，反倒更有利于促进新的生命空间或小生境的形成，如田野、花园、聚落道路、放牧林场、休闲荒地、冶炼作坊等。此外，许多种植在河岸边的草树又变成了野生类草木，休闲荒地上所长出的覆盆子和草莓等既为土地增添了肥力，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营养丰富的果实。这些都是早期近东农业文明发展所不具备的条件，同时也为人类农业文明发展提供了经典的成功案例。
随着森林砍伐、土地开垦、家畜饲养的进行，中欧地区的自然环境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由于天气温暖湿润，雪水将很多地表的细土和腐殖质带进山谷，很多湖泊和低沼地开始形成，很多年后富含矿物质的地方生长出的草木在洪水的不断冲刷下堆积在河道中，再加上泥沙流的不断积聚，于是很多河流开始改变流向，新的河流河谷由此产生。德语“河谷”（Aue）一词即明显带有早期地形地貌发生变化的印记。该词本意为被水和潮湿地区所包围的小岛，而后来则转义为“河谷”，今天德国如帕骚（Passau）、莱希瑙（Reichenau）、布赫瑙（Buchenau）等很多这样的地名均具有这一历史地理含义，同时也反映了早期人类活动情况。[28]应该说，由于人类活动频繁，一种“流动的”、“不稳定的”、但“尚可逆转”的自然状态也在悄悄发生变化：河谷泥土不断堆积，河谷草木不断生长，新的河流小溪不断形成和交叉改道，这些都影响着早期中欧地区人们的定居迁徙和生存。
进入4200年前的青铜器时代，很多古人类开始向阿尔卑斯山地区积聚，为的是能开采本地区的铜矿资源。由于地理气候欠佳，这一地区的高山牧场很难种植庄稼，尤其是冬季作物几乎无法种植，有的也仅是种植一些夏季作物如大麦和二粒小麦等。[29]尽管生存条件严苛，但采铜业的兴盛还是吸引很多古人类迁居至此，如萨尔茨堡周边地区就是当时很重要的铜矿开采地。正因为如此，阿尔卑斯山在当时就已是欧洲最重要的包括铜金属在内的矿山开采地。矿山开采由此也带来交通贸易的兴起，但凡有需要金属的地方，它们都被运送出山口，比如铸铜所需要的锌金属在开采后也被大量运送到阿尔卑斯山北麓的内陆境地。此外，德国其他地区的图林根（Thüringen）及周边地区和埃尔茨山（Erzgebirge）也是当时重要的铜矿开采地。[30]
这一时期，原本居住在山坡森林中的古人类开始迁徙到山下水草丰茂的河谷边居住，巴伐利亚南部地区派斯特纳克尔（Pestenacker）和博登湖沿岸的很多聚落考古都反映了这一历史变迁。此外，北海边也开始出现部分渔村和小码头。[31]青铜器的出现使较为坚固耐用的劳动生产工具有了用武之地，森林砍伐和土地开垦的速度随之加快。从考古发现来看，当时西北部长满橡树、东部长满松树的很多地方皆被大面积砍伐，新开垦的地方或种植庄稼，或当做牧场。由于长年种植放牧，这些地方的土壤逐渐变成荒原沙地。[32]在南部地区，由于青铜器工具的使用，许多地理条件不好的石灰岩地区也被开垦种植，如施瓦本山（Schwäbische Alb）和弗兰肯山（Fränkische Alb）许多低洼湿地也都种上了庄稼。伴随着劳动生产工具的改良，此时期中欧地区的人工栽培植物已扩大到斯佩尔特小麦、大麦、黍米、大豆等。受气候和地理条件的限制，青铜器时代麦子作物的种植还相对单一，一般每年只有两个麦种种植的可能性，如北部地区多种植大麦和斯佩尔特小麦，中部地区多种植大麦和二粒小麦，而南部地区多为斯佩尔特小麦和大麦。在动物饲养方面，此时期的晚期智人不但可以从动物身上获取鲜奶和肉食，而且还可以制作毛皮，抵御严寒。特别是此时期人们已开始学会用羊毛编织衣物，而这种编织技术对于高山区古人类的冬季御寒又是至关重要的。
进入公元前1300年后的青铜器时代晚期，虽然古人类和之前一样处于一种定居状态，但这种聚落定居是一种相对概念，因为从长时间范围看，他们仍处在一种游移不定的状态，因为各种不利的地理环境要素、生产技术要素等迫使他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举措，因而他们须迁居到生存条件更理想的场所，如东北部地区的很多河滩边，甚至河流中间的小岛也开始有人定居。例如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柏林施普雷河（Spree）中的柯林岛（Cölln）就有人迁入定居，流经南部雷根斯堡市（Regensburg）的多瑙河中的小岛以及流经南部班贝格市（Bamberg）的雷格尼茨河（Regnitz）中的小岛也有早期居民定居的历史遗迹，这些都是早期城市的雏形。[33]
除以往饲养的牛、羊、猪等动物外，马是青铜器晚期中欧地区最重要的力畜。此时期由于草场的大量开发和种植技术的提高，充足的草料为马的饲养创造了有利条件，黍稷和蚕豆等富含蛋白的作物都是最好的喂马饲料。马不仅可用于耕作，而且还具有军事用途，如长途奔袭，攻克敌方小岛或位于高处的聚落等。[34]所以，和青铜器使用一样，马的使用也是青铜器晚期时代中欧社会进步的一大表现，它反映了当时人类农业文明进程的一个巨大进步。
随着公元前800年冶铁技术的使用，欧洲铁器时代正式到来。中欧地区的铁矿资源首先在阿尔卑斯中部地区被发现，另外，施瓦本山、黑森林山、哈茨山区以及埃尔茨山区也先后发现了铁矿。由于冶铁和矿山坑道搭建需要大量的木材，所以此时期森林砍伐速度已明显加快。铁矿石中含有铅、镉等重金属元素，因而导致矿山周围的不少植物死亡，但它们对环境的污染总体来看还是很有限的。由于铁器工具比青铜器工具更坚固耐用，所以其使用给中欧农业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可能，并促成了中世纪兴盛繁荣期的到来。在农业生产方面，铁制重犁和长柄镰在此时期开始出现，重犁深犁后的泥土不仅能多吸收粪肥，而且还能有效防止水土流失。[35]在庄稼收割方面，使用铁制长柄镰不需弯腰的收割方式则为人们节省了大量体力。由于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良，粮食作物种类也有了较大提高，原来在青铜器时代每年只能栽种两种粮食作物的地区，此时期至少可以栽种两种以上的粮食作物，这为收成增加和人口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剪子和刀具的使用也极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刀具可用来裁剪加工兽皮，剪子可用来收剪羊毛。此外，铁制辔具和马掌的使用也为养马驯马提供了便利。[36]此时期的凯尔特人还用镰具收割菘蓝等染料植物来给羊毛和其他植物纤维染色。[37]除此之外，盐的开采使用也标志着食品防腐储存技术的进一步提升，如哈尔施塔特（Hallstatt）人为防止肉食品腐烂，采用了肉类腌制技术。[38]
由于这一时期古日耳曼人和地中海沿岸的古罗马人开始了商业交往，所以，动物饲养也大规模兴起，古日耳曼人将羊毛和兽皮出售给古罗马人，顺便购回葡萄酒和其他生产生活用品。今天南德马尔瑙（Marnau）和施塔恩贝格（Starnberg）两地间的许多古墓发掘已证明那里就是当年通往地中海沿岸的一条重要的商业古道。[39]
从今天的研究来看，古罗马人的入侵在给北方“蛮族”带来文明的同时，也给今天莱茵河两岸、多瑙河以南的大片占领区带来了不少环境问题。为防止“蛮族”骚扰，古罗马人修起军事防御设施利姆斯墙（Limes）。[40]随着罗马军队和大量移民的迁入，一批基础设施如河港码头、驰道桥梁、贵族别墅等开始兴建。应该说，这些别墅、驰道和桥梁修建所需的大量石料给环境造成了很大破坏，今天该地区的许多采石场就是当时的历史遗迹。此外，原本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笔下记载的“密树参天”的莱茵河沿岸的大片森林被古罗马人砍伐。[41]与此同时，一些城市也开始形成，如雷根斯堡（Regensburg）、克桑滕（Xanten）和特里尔（Trier）等城市，尤其是科隆，当时就是帝国大城市。为确保市民使用清洁的饮用水，城市专门从很远处雨量充足的艾费尔地区引入河水，沿途许多山谷被人工炸开，为的是能制造较大的水位落差，将水源引入市内，由此可见科隆对于罗马帝国的重要性。[42]在住房方面，古罗马人运用先进的建筑技术建盖房屋，今天内卡河（Neckar）和多瑙河两岸仍有着许多别墅遗迹。为确保军队长期驻扎和城市居民生存，古罗马人在种植大麦的基础上，还向北方蛮族学习亚平宁半岛没有的斯佩尔特小麦种植技术。在果树栽培方面，他们带来先进的种植技术，在占领区栽种橄榄、葡萄、苹果、梨子、樱桃、桃子、核桃和栗子等。在土地耕作方面，他们还对蛮族的许多耕作技术进行了改良，如铁犁技术、泥灰肥和家畜粪肥的使用等。[43]
随着3世纪罗马帝国的日渐衰微，罗马人在蛮族占领区的统治影响力开始逐渐下降，取而代之的是4至6世纪匈奴人、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入侵，古日耳曼人长达三百年的民族大迁徙由是开始。尽管他们一直处于一种不断迁徙的状态，但许多聚落的地名却从此保留下来，从这些地名中，人们今天仍可寻找到不少历史文化信息，这也反映了日耳曼先民对故土、对自然的某种割舍不断的情怀，如莫林根（Möhringen）、法英根（Vaihingen）和麦廷根（Mettingen）等地名均带有“-ingen”这样的词尾（“草地”之意），祖芬豪森（Zuffenhausen）和缪尔豪森（Mühlhausen）等地名带有“-hausen”这样的词尾（“家”之意），图恩茨霍芬（Tunzhofen）和依门霍芬（Immenhofen）等带有“-hofen”的词尾（“庄园”之意）等即表达了当时人们这样的内心诉求。[44]随着基督教向中欧腹地不断传播深入，越来越多的僧侣修士开始前往人口密集的聚落，最后甚至连森林边、河流旁、山顶上、河心小岛都建起了修道院。随着社会形态的不断变化，民族大迁徙（370—570年）之前所形成的以家庭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此时期已逐渐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以地域划分为基础的马尔克公社。公社内各部落发生战争冲突的结果往往是以某一部落军事首领的最后胜利而告终，于是，德意志第一个封建王朝墨洛温王朝（Merowinger，448—751年）正式登上中世纪历史舞台。[45]
[1] Hansjörg Küster，Geschichte der Landschaft in Mitteleuropa，München：Verlag C.H.Beck，2013，S.37.
[2] Ebd.，S.41.
[3] Hansjörg Küster，Geschichte der Landschaft in Mitteleuropa，München：Verlag C.H.Beck，2013，S.45.
[4] Ebd.，S.48.
[5] Ebd.，S.49-50.
[6] 所谓的间冰期是指介于两次冰期之间的温暖期，表现为冰川大规模消退，河湖逐渐形成，生物开始繁育。
[7] Hansjörg Küster，Geschichte der Landschaft in Mitteleuropa，München：Verlag C.H.Beck，2013，S.73.
[8] Hansjörg Küster，Geschichte des Waldes，Von der Urzeit bis zur Gegenwart，München：Verlag C.H. Beck，1998，S.39-48.
[9] 8000年前此海被称为利托瑞那海（das Litorina-Meer）。
[10] Hansjörg Küster，Die Ostsee，Eine Natur-und Kulturgeschichte，München：Verlag C.H.Beck，2002，S.81-91.
[11] 刘湘溶：《生态文明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12] Günter Haaf，Rettet die Natur，Gütersloh：Praesentverlag Heinz Peter，1981，S.252.
[13] Hansjörg Küster，Geschichte der Landschaft in Mitteleuropa，München：Verlag C.H.Beck，2013，S.52-55.
[14] Hansjörg Küster，Die Entdeckung der Landschaft，Einführung in eine neue Wissenschaft，München：Verlag C.H.Beck，2012，S.174-176.
[15] Hansjörg Küster，Geschichte der Landschaft in Mitteleuropa，München：Verlag C.H.Beck，2013，S.55-56.
[16] [美]斯蒂芬·J.派因：《火之简史》，梅雪芹、牛瑞华、贾珺等译，陈蓉霞译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4页。
[17] [美]斯蒂芬·J.派因：《火之简史》，梅雪芹、牛瑞华、贾珺等译，陈蓉霞译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8—59页。
[18] 世界上最早的聚落雅尔莫（Jarmo）聚落位于今天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居住地扎格罗斯山（Zagros）的一个斜坡上，它诞生于公元前8000年。它为美国芝加哥大学考古学家布雷德伍德教授于20世纪40年代在此考古发现。（Robert J.Braidwood，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in：Scientific American，Vol.211，1964，S.131-148.）
[19] Hansjörg Küster，Geschichte der Landschaft in Mitteleuropa，München：Verlag C.H.Beck，2013，S.75.
[20] Hansjörg Küster，Geschichte der Landschaft in Mitteleuropa，München：Verlag C.H.Beck，2013，S.76.
[21] 早期近东农业文明是指公元前九至七千年这段时间内两河流域开始的农业文明，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文明。其他农业文明还有西亚、西南亚、我国黄河流域、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原、中美洲部分地区、南美西部地区等农业文明。（Peter Bellwood，Frühe Landwirtschaft und die Ausbereitung des Austranesischen，in：Spektrum der Wissenschaft 9，Heidelberg：Sprektrum-der-Wissenschaft-Verlagsgesellschaft，1991，S.106-112.）
[22] Stephan Schmal，Umweltgeschichte，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Bamberg：C.C.Buchners Verlag，2001，S.11.
[23] 香港圣经公会：《圣经·旧约全书》，香港圣经公会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24] Hansjörg Küster，Geschichte der Landschaft in Mitteleuropa，München：Verlag C.H.Beck，2013，S.82.
[25] Ebd.，S.81.
[26] Georg Kossack，Ländliches Siedlungswesen in vor-und frühgeschichtlicher Zeit，in：Offa 39，Neumünster：Wachholtz Verlag，1982，S.272.
[27] Robert Gradmann，Vorgeschichtliche Landschaft und Besiedlung，in：Geographische Zeitschrift 42，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1936，S.382-383.
[28] SEW-EURODRIVE，Driving the world，Autoatlas Deutschland und Europa，München：GeoGraphic Publishers GmbH & Co.KG，2002/2003.
[29] 二粒小麦（Emmer）生长期短，仅三个月即可收镰。此外，其青稞麦苗还可作草料，喂养牲口。由于夏季阿尔卑斯山地区经常落雪，所以该庄稼植物是恶劣天气条件下一种很好的牲口饲料。
[30] R.Wyss，Die frühe Besiedlung der Alpen aus archäologischer Sicht，in：Siedlungsforschung 8，Bonn：Verlag Siedlungsforschung，1990，S.69-86.
[31] Hansjörg Küster，Geschichte der Landschaft in Mitteleuropa，München：Verlag C.H.Beck，2013，S.100-103.
[32] Karl E.Behre，Landschaftsgeschichte Norddeutschlands，Umwelt und Siedlung von der Steinzeit bis zur Gegenwart，Neumünster：Wachholtz Verlag，2008，S.123-125.
[33] Hansjörg Küster，Geschichte der Landschaft in Mitteleuropa，München：Verlag C.H.Beck，2013，S.126.
[34] 很多聚落到中世纪时为很多城堡所围绕，由此成为后来的城市雏形。Hansjörg Küster，Geschichte der Landschaft in Mitteleuropa，München：Verlag C.H.Beck，2013，S.122-124。
[35] [日]河原温、堀越宏一：《中世纪生活史图说》，计丽屏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1—62页。
[36] Eberhard Schulze，Deutsche Agrargeschichte，7500 Jahre Land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Aachen：Shaker Verlag，2014，S.17-31.
[37] Karl E.Behre，The History of rye cultivation in Europe，in：Vegatation History and Archaeobotany，1（3），1992，p.151.
[38] Goerg Kossack，Südbayern während der Hallstattzeit，in：Römisch-Germanische Forschungen，24，Berlin：De Gruyter Akademie Forschung，1959，S.25-36.
[39] Hansjörg Küster，Geschichte der Landschaft in Mitteleuropa，München：Verlag C.H.Beck，2013，S.135.
[40] Günther E.Thüry，Die Wurzeln unserer Umweltkrise und die griechisch-römische Antike，Salzburg：Otto Müller Verlag，1995，S.34.
[41] [古罗马]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马雍、傅正元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48页。另可见Tacitus，Germania，Zweisprachige Ausgabe Lateinisch-Deutsch，Übertragung und erläutert von Arno Mauersberger，Köln：Anaconda Verlag，2009，S.38-39。
[42] Hansjörg Küster，Geschichte der Landschaft in Mitteleuropa，München：Verlag C.H.Beck，2013，S.165.
[43] Udelgart Körber-Grohne，Nutzpflanzen und Umwelt im Römischen Germanen，Aalen：Limesmuseum Verlag，1979.
[44] SEW-EURODRIVE，Driving the world，Autoatlas Deutschland und Europa，München：GeoGraphic Publishers GmbH & Co.KG，2002/2003.
[45] [加]马丁·基钦：《剑桥插图德国史》，赵辉、徐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