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德国环境史研究现状
鉴于环境史是一门跨学科研究的新史学，其离不开对人与自然互动关系和产生后果的系统考察，如探寻欧洲环境史学术源头将会发现，其来源主要有历史地理学、法国年鉴学派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Toynbee）三个源头。德国环境史研究也不例外，很多学者遵循其中的一家或多家之说，为自己的研究寻找理论依据，来丰富自己的研究领域。
在历史地理学理论运用方面，很多学者本身就是历史地理学专家，这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叶格尔（Helmut Jäger）。这位1991年荣休的维尔茨堡（Würzburg）大学教授在环境史研究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将历史地理学理论成功运用到环境史研究，重点考察了中世纪和近代德国的自然变迁和环境演变以及日耳曼人在其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在其最重要的环境史学著作《环境史入门》中，他提出了“自然进程是环境史的始作俑者和载体，而人则是环境史的原动力和推手”的重要观点，要研究“人”为什么会成为环境史的原动力和推手，那就要重点考察人口的分布、迁徙、稠密度和结构要素。而且，在早期的环境感知和环境评价中，则要重点研究那些具有创造力和感召力的个人和个体，因为他们（它们）对自然环境的变化往往具有很大的影响力。[16]此外，波恩大学的两位环境史学者迪克斯（Andreas Dix）和费恩（Klaus Fehn）本身也是历史地理学教授，在各自的环境史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前者以研究德国自然灾害著称，后者以研究文化景观著称。
鉴于法国年鉴学派旨在“使环境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部分”，[17]且其“探讨将人作为一个整体，如何与有机和无机的世界相互作用”，[18]这样的理论思想也被德国学者广为接受。他们在研究人与自然如何相互作用影响的基础上，更注重生态视角下如何赋予环境史研究以强烈的现实批判色彩，在这方面，其重要学者无论是西弗尔勒、赫尔曼，还是赫尔曼德（Jost Hermand）等都奉行了这一主旨，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发挥了很好的开拓和引领作用。1988年，西弗尔勒发表的《历史环境研究展望》一文即为德国环境史研究奠定了基调并指明了方向。作为人类学家的赫尔曼教授更是在其环境史著作《环境史基本概念入门》中运用年鉴学派理论，将环境史定义为一门“历史的人文生态学”，并在符合科学逻辑的条件下开展这门“自然文化学”研究，由此他将环境史学上升到一种文化高度。[19]同样，赫尔曼德的环境思想史研究也充分体现了年鉴学派的史学主张，其《德国绿色的生态乌托邦——一部生态思想史》即是这样一部经典力作。[20]
被誉为全能史学家的汤因比在1974年提出的“人类应善待地球母亲”的思想也给德国环境史学者带来不少启发，尤其是其将人纳入地球生物圈进行考量以及人在自然环境和文化社会中的诸多不良表现而导致的生态危机的生态文化观点更是给人以启发。在汤因比看来，“当今彼此不相互依存的地区国家既没有能力维护和平，也不能保护人类已破坏的生物圈，更不能保护他们那些不可替代的资源。这种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行为是不能让其永远存在于这个在技术和经济上早就形成一个整体的地球上的。”[21]秉承这种史学观点，拉德考在其全球环境史著作《自然与权力》中着重强调：“史学家中的文化乐观主义者如汤因比和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曾提及疟疾传播成为文化衰落、灌溉系统堵塞和土地沼泽化的重要推手。”他既提及汤因比，同时又照顾到法国年鉴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观点：“当人们放弃努力时，疟疾便发起了进攻。”[22]以此证明自己对瘟疫产生毁灭性后果的认同。在论及古印度文明衰落原因时，他也赞成汤因比的观点：“对于汤因比来说，印度人工运河中严重的淤泥堆积是其文化没落的一个征兆”。[23]对于战后西德民众的过度消费和许多技术发展所呈现的不可遏止的势头，他悲天悯人，甚至设想已进入古稀之龄的汤因比如果见此情景，也会感受到“现代发展中这些最令人不安的因素”，因为正是这些原因“削弱了社会能及时对监督部门进行教育培训的能力”。[24]此外，受汤因比生物圈环境思想影响的还有德国环境史学者、美国人布莱克本（David Blackbourn），他在著作《自然之占领——一部德国景观史》中仍不忘自己受汤因比史学渊源的滋养：“虽然这部景观史强调的是人，或多突出人这个主题，但我也没敢忘记植物所发出的某种呼吁声（有如前辈汤因比所做的那样）。”[25]
和英国、芬兰等国一样，德国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当时，因环境史研究人员多为一些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环境保护者，他们结合历史进行专项研究，从而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环境史学者出现。德国环境史奠基人当属赫尔曼和西弗尔勒两位学者。赫尔曼为哥廷根（Göttingen）大学人类学教授，他将研究对象和历史环境问题紧密结合，并会同各自然科学领域的21位专家一起编成德国环境史上第一部德国环境史论文集，其涉及的主题全部为中世纪环境问题研究，包括考古学、城市妇女儿童、阻止妊娠的药草服用、食品营养问题、瘟疫、修道院居住环境、饮用水和垃圾处理、道路交通、园艺种植、农业生产结构、森林及能源危机等诸多研究对象（其中两篇分别由丹麦和荷兰学者撰写[26]）。为使环境史研究步入正轨，1988年，时任曼海姆（Mannheim）大学历史学教授西弗尔勒在对浪漫主义时期之后德国工业技术革命所引发的诸多环境问题进行批判反思的基础上编成了另一本环境史论文集——《自然摧毁的进步》，[27]旨在将当时英美著名史学家优秀的环境史学术成果引介到西德，其目的在于“使看待问题的视野显得更开阔明朗，不要将早已熟知的历史研究方法和内容又转回到从前的历史探索中。环境史研究的挑战就在于需要新的视角转换，任何寻找历史英雄和替罪羊的做法在此是大可不必的。”[28]
很快于次年的1989年，另两本论文集的发表标志着德国环境史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首先是赫尔曼汇编了德国各高校自然科学领域的知名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关力畜使用、土地开发利用、苔藓地迁居、技术使用所引发的环境问题以及与环境有关的法律问题等研究在第一本论文集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了中世纪环境史的研究范围。汇编这本名为《历史上的环境》论文集的目的，正如赫尔曼所说的：“它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历史的认知理解，而且还可让人们了解到人类长期以来干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种种后果，这对当今环境问题的认识和人们的各种不良行为也可提供诸多认知视野和警策”[29]。
受这几本论文集的启发，时任哈根远程函授大学（Fernuniversität Hagen）教授的布吕格迈尔（Franz-Josef Brüggemeier）[30]和杜伊斯堡（Duisburg）大学社会学博士罗梅尔施帕赫尔（Thomas Rommelspacher）也合编了一本名为《被征服的自然》的论文集，[31]所涉及的内容均为19—20世纪初德国环境史研究论文。八位知名学者来自于德国各高校[32]，研究对象分别为能源危机、烟尘酸雨、水污染保护法、土地环境史、汽车社会的环境问题、职业健康风险、家乡保护运动以及无产阶级自然观等问题。汇编这本论文集的目的，编者认为，就是要让人们认识到，早在19—20世纪初，很多有关环境问题所引发的激烈辩论、严厉警告和生活革新建议都可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33]因为研究成果出色且研究领域众多，该书被很多德国高校采用为授课教材。[34]
在此之后，环境史论文集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呈现出内容新、范围广的新态势，尤其是城市环境史研究取得了很多丰硕成果，如1990年以柏林和汉堡两个城市为研究对象的环境史论文集出版面世。安德森（Arne Andersen）教授主编的《环境史——以汉堡为例》一书系汉堡大学八系（历史系）和五系（社会经济史系）部分同学经过大量社会调研后在两学期课堂上所做专题报告论文汇编，以此响应“环境有历史”（Umwelt hat Geschichte）这个主题的号召。[35]研究内容涉及汉堡炼油厂、造船厂、玻璃厂、化工厂环境污染以及劳动健康等问题。应该说，这项由学生进行的环境史研究在德国尚属首次，也为后来德国高校学生的环境史研究开启了先声。也是在同年，柏林自由大学生物物理学教授兰普雷希特（Ingolf Lamprecht）将该校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教授学者在该校学术报告厅所作的柏林环境问题报告汇编成集。虽然这是本环境科学调研论文报告集，但在今天看来它仍可算是一本城市环境史论文集，因为其中的科学调研随着时间的推移无疑反映了柏林这座城市的环境变化，可为未来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撑，尤其是其中的《19世纪柏林环境问题》、《柏林湖水整治》和《二氧化硫对柏林动植物的影响》等报告更具史学价值，值得关注。[36]
此外，于1994年出版的另两本论文集也颇受学界关注。哥廷根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舒伯特（Ernst Schubert）和赫尔曼联手汇编了中世纪和近代环境史研究成果《由恐惧转为剥削——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环境感知》，其中的作者皆为各高校专家学者。这本论文集是对赫尔曼前两本论文集的延伸拓展，不仅其时间研究延伸至德国近代，而且在空间上也涉及对17世纪荷兰风景画的研究，这些画作可有助于揭示当时的欧洲环境状况。[37]也是在同年，哥廷根大学经济史教授阿贝尔斯豪瑟（Werner Abelshauser）也推出了一本论文集，该论文集从经济史角度出发，阐述各历史时期与环境密切相关的各行业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所引发的环境后果，八位作者皆为在环境史方面颇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其中包括拉德考、安德森、布吕格迈尔等。
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是德国环境史论文集出版最多的十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德国环境史研究还没有形成成型的学术机构、成熟的理论指导和稳定的研究队伍，很多问题尚处在一个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的过程，所以各高校、专业团体乃至个人都各自结合自己的研究专长，将历史环境问题纳入各自的考察范围进行研究。直至进入90年代中期，随着1995年《环境与历史》（Environment and History）杂志的创刊、1999年欧洲史学会的创建以及2001年欧洲环境史学会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38]欧洲环境史研究欣欣向荣局面下的德国环境史研究才正式步入稳步发展的轨道。随后出版的论文集已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其研究内容已向更深、更广、更宽的领域展开。尤其是2003年出版的两本论文集在选编作者、题材和内容上有了更高的理论水准和更深的思想内容。慕尼黑大学环境史教授希曼（Wolfram Seemann）和其助手弗雷塔克（Nils Freytag）合编的论文集《环境史：专题与展望》收集了几乎是德国最优秀学者的论文，布吕格迈尔、西弗尔勒、拉德考和新锐、汉诺威（Hannover）大学景观史教授库斯特（Hansjörg Küster）的代表作皆被收入。另外，瑞士伯尔尼（Bern）大学环境史学家普菲斯特（Christian Pfister）有关20世纪50年代症候群社会大讨论背景下的能源价格和环境压力问题的著述也被收入其中。[39]也是在同年，拉德考和其所带的博士生于科特（Frank Uekötter）受德国自然保护史基金会委托，汇编了一部有关纳粹德国的自然保护论文集——《自然与纳粹主义》。应该说，这是迄今为止德国唯一一部研究纳粹德国时期的环境史论文集，拉德考、库斯特、布莱克本、费恩和迪克斯等著名学者在各自研究领域深刻探讨了“血统和土地”（Blut und Boden）种族思想背景下野蛮与现代化、非理性与技术进步矛盾所引发的诸多环境问题。因这部论文集具有很高的学术性和权威性，时任德国环境部长的特里廷（Jürgen Trittin）特地为该书作序，并撰写了一篇题为《自然保护和纳粹主义——民主法治国家中自然保护的遗产负担？》的文章，深刻阐明纳粹统治背景下的自然保护只符合极权主义者的利益，这种保护是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成功前景”的。[40]
鉴于环境史研究的蓬勃开展以及研究成果的日益丰富，许多高校也先后开设了环境史课程，有的甚至还设立了环境史教授讲席，如波鸿和达姆施塔特两所大学。最早开设课程的为哥廷根大学，它也是第一个成立环境史研究中心的德国高校。其人类生态学系的赫尔曼教授在汇编文集的同时还专门为课程开设编写了一套授课教材，包括注重概念解释的《环境史入门》（2013年）、探讨研究方法的《环境史与因果性》（2018年）、解剖个案的《环境史史例》（2016年）和全面论述环境史研究的《环境史概述》（2016年）。除在本校授课外，他还在佛罗伦萨大学、伦敦大学，维也纳大学和希腊泰萨洛尼基（Thessaloniki）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讲授课程。由于该校在德国最早培养专业学生，所以积累了一整套丰富的教学经验，其学生也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每两年一次由赫尔曼汇编的《哥廷根大学环境史学术交流文集》就是师生教学实践的重要科研成果结晶。由此，该校也成为德国环境史的学术摇篮和重镇。另一个学术重镇为后来兴起的蕾切尔·卡逊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2009年，在德国教育部的支持下，慕尼黑大学和德意志博物馆联合创立了该中心。它专门致力于环境史研究以及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中的自然环境问题，中心主席由该校历史学教授毛赫（Christof Mauch）和德意志博物馆技术史专家特里施勒（Helmuth Trischler）担任。该中心会聚了一批包括美国环境史学家沃斯特、任教于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环境史学者于科特、萨尔茨堡大学雷特（Reinhold Reith）教授和清华大学梅雪芹教授在内的许多国际著名学者，[41]并在全球范围内招收研究人员，培养专业学生，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先后出版发表了一大批科研成果，目前已发展成为享誉全球的环境史研究机构。两位中心负责人还多次来华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举办学术讲座。除上述两个学术重镇外，汉堡、波鸿、弗莱堡、达姆施塔特、比勒费尔德、汉诺威等大学在设立讲席教授、开设环境史课程和学术研究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汉堡大学安德森教授带领学生对汉堡这座城市所展开的城市环境史研究成果突出。波鸿大学的技术环境史研究颇具特色，该校历史系设立了两个教授讲席，茨维尔莱因（Cornel Zwierlein）教授主讲近现代环境史，而迈尔（Helmut Maier）教授则主讲技术环境史，两个研究团队还专门在学校网站中开辟了学术网站和课程设置网站。以鲁尔工业区技术运用和工业污染为研究对象是该校环境史研究的一大特色，同时也是德国工业污染史的重要学术研究对象之一。此外，弗莱堡大学布吕格迈尔领导的研究团队是德国工业污染史研究的主力军，他对鲁尔工业区的污染有精深研究，《还鲁尔区一片蓝天：1840—1990年鲁尔区环境史》（1992年）、《无尽的空气污染之海：19世纪的空气污染、工业化和风险讨论》（1996年）等都是他的重要著作。为方便同行对19世纪德国环境史进行研究，他还与学者托伊卡—赛德（Michael Toyka-Seid）一起编纂了一本文集，专门收录了反映19世纪德意志社会所面临的工业废水、动物保护、河流整治、城市污水、粉尘烟雾、森林经济、自然保护和垃圾处理等环境问题的历史文献，这为19世纪德国环境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其助手梅茨格尔（Birgit Metzger）博士对20世纪德国环境史的研究也颇具特色。[42]除此之外，森林史的研究也是该校环境史研究中的一大亮点，施密特（Uwe Eduard Schmidt）教授的德国森林环境史研究涵盖了各历史时期的木材危机问题，将森林史纳入到文化史范畴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43]由于德国城市在欧洲大陆诞生起源较早，所以，德国城市环境史的研究在全球一直是处于领先地位的。除柏林、汉堡等德国高校开设城市环境史这门课程外，达姆施塔特技术大学的城市环境史教研设置也颇有特色，擅长近现代史的绍特、中古代史的申克（Gerrit Jasper Schenk）和现代史的贝恩哈特（Christoph Bernhardt），三个讲席教授均是德国环境史研究领域颇有影响的领军人物。绍特不仅研究本国城市环境历史演变，而且还将视角延伸至整个欧洲，他的《欧洲城市化（1000—2000）》（2014年）横跨了一千年历史研究，视野开阔，内容全面，因而这本读物也成为德国有关高校普遍使用的教材。此外，他和托伊卡—赛德合著的《欧洲城市及其环境》（2008年）一书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44]和绍特不同，申克则发挥了灾害史研究特长，其《灾害：从庞贝古城到气候变迁》（2009年）和《人、自然和灾害》（2014年）等都体现出他对人类灾害的全面考察和深刻思考，他的课程设置在德国高校也很受欢迎。[45]同样在城市环境史研究方面颇有造诣的还有贝恩哈特，他在德国城市规划史和城市住房史研究方面成果颇丰。他不但于1998年发起并组织了欧洲第一次城市环境史研讨会，而且还和法国同行马萨—吉波一起合编了《现代化的恶魔：欧洲城市与工业社会污染问题》。此外，他对东德城镇规划史和水污染史也做过相关研究。[46]在全球环境史研究方面，比勒费尔德大学历史与哲学学院的拉德考教授以其《自然与权力》一书确立了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受美国环境史学家休斯和麦克尼尔父子全球环境史的影响，他力图“超越狭隘民族国家界限的研究视角”，[47]将四大文明古国中决定历史进程的重大环境问题纳入自己的视野进行考察，最后得出的观点是：许多环境问题的出现往往成为人类历史的拐点——流行病、糖、殖民化、沙尘暴、土地资源开发、水利工程等都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个转折点，决定着人类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方向。[48]他的这种全球环境史治学观点也得到德国同行康斯坦茨大学奥斯特哈默尔（Jürgen Osterhammel）教授的赞成与支持。[49]在拉德考培养的弟子中，于科特也是一位着眼于全球史研究的后起之秀。[50]在景观史研究方面，汉诺威大学的植物和景观史教授库斯特为德国景观史学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其研究对象包括中欧景观史、波罗的海和北海景观史，甚至德国森林史、谷物史也都有涉猎，成就突出。他开设的植物和景观史课程和研究项目也很有特色，颇受学生欢迎。
另外，同属德语国家的瑞士、奥地利学者在环境史研究领域也各具特色，特别是对气候史和全球史的研究在欧洲乃至全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瑞士伯尔尼大学气候研究中心的普菲斯特教授长期致力于气候史研究，其著作《天气后报——500年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1496—1995）》（1999年）、《人口史和历史人口学（1500—1800）》（2007年）以及其他环境史研究为其奠定了国际学术史地位，其学术理论也同样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肯定。这位荣休教授在任教期间也培养了很多杰出弟子，他们一直活跃在气候史研究领域。2001年，普菲斯特当选为欧洲环境史学会副主席。此外，设立环境史课程和讲授讲席的瑞士高校还有巴塞尔大学（古希腊罗马环境史教授托门（Lukas Thommen）为代表性学者）、圣加仑大学（首席教授如西弗尔勒）、日内瓦大学和苏黎世大学等。同样，奥地利的环境史研究也硕果累累，成就斐然。其中克拉根福（Klagenfurt）大学维妮瓦特教授堪为优秀代表。她现为奥地利大学和克拉根福大学维也纳校区联合成立的环境史研究中心主任。在2001年至2005年担任欧洲环境史学会主席期间，她积极推动欧洲各国的环境史研究，在她的领导下，该学会正式步入稳步有序的发展轨道，并成为继美国环境史学会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学术团体机构。她也因此被公认为欧洲环境史学会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另外，在学术开拓方面，她也是欧洲环境史研究的学术引领者，她是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和斯特林大学联合主办的《环境与历史》（Environment und History）、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全球环境》（Global Environment）、英国杜伦大学《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等国际学术刊物编审委员会重要成员。在学术研究方面，她学术成果众多，在理论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其著作《环境史》（2007年）是许多德语国家高校使用的教材，《我们的环境史：穿越时间隧道的六十次旅行》（2015年）、《环境史：反思与远眺之辨》（2014年）等也是环境史学的重要论著。此外，萨尔茨堡大学也开设了环境史课程，雷特教授以研究德国近代环境史见长，学术颇丰。该校与维妮瓦特一起编写《环境史》教材的克诺尔（Martin Knoll）教授也是著名的环境史学家。
在学术交流方面，世界环境史大会尤其是欧洲环境史学会的主办为德国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学习交流机会。2009年8月，在丹麦哥本哈根举办的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上，德国学者作了城市生活用水的历史研究报告，并和巴西、波多黎各、墨西哥、法国等国学者一起探讨了城市化不断加剧背景下城市水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污水有效处理等问题。2014年7月，德国学者也参加了在葡萄牙米尼奥（Minho）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世界环境史大会，与会者先后作了德国森林史、工业环境史等方面的学术报告，并一起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探讨。[51]然而，与参加世界环境史大会不同的是，欧洲学者比如德国学者还是更热衷于参加欧洲环境史大会，这是因为欧洲学者拥有共同的欧洲地缘情结和历史情结，他们拥有悠久灿烂的欧洲文明，且许多国家都是早期的殖民国家，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一直主导着世界话语权，再加上很多学者来自于自然科学领域，所以他们更具有开阔的视野和更独到的专业研究，尤其是农业环境史、城市环境史、技术环境史、工业污染史、能源史等更是他们最擅长的研究领域。自2001年至今，每两年举办一次的欧洲环境史大会已成功举办十届，[52]与会德国学者从前两届的较少人数[53]逐渐增加至后来每届的数十人之多，在历届与会国家学者中皆名列前茅，由此可见德国学者对会议的高度重视，如2005年第三届德国与会者和北欧、英国学者等组成了“最大的代表团”，[54]2007年第四届德国参会人数多达27位（最多的为英国32位，较少的有法国10位，西班牙4位，俄罗斯两位等）。[55]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13年慕尼黑大学蕾切尔·卡逊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主办的欧洲环境史大会上，来自世界五十多个国家的六百多名学者莅会，其中就有五十多位德国学者，可见会议之盛况以及德国学者对此会的重视程度。[56]“与会学者就动植物、气候、极地、灾害、移民、采矿、水利、污染、城乡联系、人造环境等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57]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应该说，欧洲环境史学会这个欧洲最重要的学术共同体在学术引领和平台搭建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已发展成为十分活跃的国际性和地区性环境史组织。在现理事会成员中，德国学者也在担任重要职务，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的学会副主席由德国马克斯·普兰克史学研究所的哈登贝格（Wilko Graf von Hardenberg）博士担任。
从今天的国内研究情况来看，德国环境史研究应该说尚处在起步阶段。最早与德国学者接触的是北京大学包茂红教授。2002年底，他对比勒费尔德大学历史与哲学学院现代史拉德考教授进行了采访，并将采访内容收入其《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这部著作，其中的内容多涉及德国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发展和未来发展预测，包括自然保护、景观史、技术进步、职业病等与环境史研究之间的关系等。此外，拉德考对德国绿党史研究和东德环境问题也做了介绍。在如何将环境问题整合进全球环境史这一问题上，他肯定了各地区国家的环境史研究应放置到全球史视野范围内这一做法，他的代表作《自然与权力》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在谈到德国环境史研究未来发展方向时，他认为：“对农业史、排水和灌溉史的研究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另外，环境史似乎太局限于19和20世纪，19世纪以前的环境史还需要进一步拓深挖掘。”而在其他国家地区的环境史研究方面，他补充道：“直到最近，东欧、俄国、阿拉伯世界的环境史几乎没得到研究。我认为，这是环境史研究的一些最重要的缺陷，也是有待探索的新领域。”[58]这以后的近十年时间，国内仍没有开展德国环境史研究。直至2011年，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高国荣在《史学理论研究》上发表一篇题为《环境史在欧洲的缘起、发展及其特点》的文章，其中涉及德国环境史研究内容，这是国内第一次对德国（包括同为德语国家的奥地利和瑞士）高校的课程设置、研究机构、学术刊物、学术会议等所做的一个较为详细的介绍。[59]此后，本人从2012年开始陆续发表相关研究成果，[60]其中不少研究成果被中国社会科学网、西南环境史研究网等国内重要网站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