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理论依据

国家形象建构本质是一种认知过程，其信息来源于该国客观现实，但既然是一种认识，必然会受到认知者所在国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历史文化、个体经验等因素的制约，另外，国家形象是在国际体系中与其他行为体长期互动中形成的，不同国家的公众对某一国家形象的评价往往也不同，这体现了国家形象的主观性。例如：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对峙，出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原因，美苏两国对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的评价有显著不同（赵云泽等，2016：106—108）。可见一个国家的形象不仅与国家的物质情况相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媒体、意识形态、个体经验、选择性认知记忆等非物质因素的影响。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传统的本质主义的国家形象观已经无法对国际形势的变化给出全面的理论阐释，引入建构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和解释范式，来重新解读国家形象，可以弥补本质主义的国家形象观再现力和解释力不足的缺陷。

国家形象的概念比较宏观，常常与国家认同、国家声誉等概念放在一起探讨。虽然国家认同、国家声誉和国家形象这些术语经常互换使用，但它们是指向由知识和经验产生的心理关联的不同结构。确切地说，身份是关于自我感知，声誉是从他人收到的反馈，而形象是投射给他人的（Fan，Y.，2010）。在中国学界，人们对“国家形象”一般持一种本质主义的理解，假设前提都认为国家形象是给定的、固有的，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虽然大多数学者也承认国家形象是一种认知和评价，但是一般都是基于传统的“反映论”模式，从而忽视了国家形象的社会建构性，也就是低估了形象建构中的主观能动性因素，因而无法充分解释为何一国的国家形象并不总是与国家实力成正比。譬如，为何我国在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迅速提升的同时国家形象却并没有水涨船高？又如，为何我国在西方社会的国家形象与我国在非洲大陆的形象相距甚远？中国现阶段的国家形象主要存在三点不一致之处：国内媒体和国外媒体中的国家形象不一致、媒体国家形象和真实国家形象不一致、目标形象和实际产生的形象不一致（叶虎，2010）。这些不一致性反映在不同主体对中国的认识偏差上，是国家为提升国际影响力在外传播中需要重点考察的因素之一。

虽然近年来西方媒体传播中出现了“中国热”，但是，国家利益争夺及中西方价值观和媒体文化的差异导致西方媒体的涉华报道普遍存在信息选择性和意识形态倾向性等问题。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2006）在《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一书中总结道，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不被理解的国家之一。国内学者吴飞、刘晶（2014）在《“像”与“镜”：中国形象认知差异研究》一文中指出，中国虽然在过去30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其他国家民众对于“中国形象”的认知仍存在固执的偏见。由此可见，国家形象是一国与别国之间相互承认、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的结果，它并不必然与一个国家的现实状况相符合。

发端于科学哲学和心理学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思想，来源驳杂，流派纷呈（王静，2012）。福克斯（Fox，R.，2001）把建构主义分类为皮亚杰式建构主义、新维果茨基派建构主义、中介式学习、激进建构主义及社会建构主义等。各个流派的观点虽有出入，但亦有着较多的共识。作为社会方法论，建构主义各流派都遵循两条基本原则：第一，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物质力量决定的；第二，有目的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是由这些共有观念建构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李季，2011）。一般而言，建构主义理论主张，作为具体事物主观印象的认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由外界对事物特征做出判断和评价而建构的（何亚伦，2010）。世界及其万物是建构的产物，因而知识决非对现实世界的客观表征，而是人们在与情境的交互作用中所建构的一种对于世界的解释（张云良，2012）。人们凭借语言、符号、意象、画面及其他社会工具再现他们所理解和所观察到的世界（杨绪明、廖扬敏、贾力耘，2014）。“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知识的四大属性（崔景贵，2003）。

与国家环保形象关联密切的建构主义流派是社会建构理论和国际关系学的建构主义理论。1966年，伯格（Berger）和卢克曼（Luckmann）的《社会实体的建构：知识社会学纲领》一书是对建构主义理论的经典阐述，被认为是建构主义作为一种反实证主义的学术思潮和运动的转折，建构主义成为社会学家研究社会问题的新视角（苏国勋，2002）。与传统的功能主义理论对社会问题以客观、静止的态度进行思考的视角相比，在社会建构理论的视角下，社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被社会建构出来的，是一个由社会各个群体共同参与主动建构出来的产物，我们所认知的社会现实是被解释过的事实，而非客观事实本身（吴曼迪，2014）。经过逐渐的完善和发展，社会建构理论已经成为解释社会问题的主流理论和分析工具。20世纪70年代伴随环保运动的兴起，环境问题引起社会学家的关注，建构主义被引入环境问题的研究当中，这其中最为经典的当属约翰·汉尼根。约翰·汉尼根（2009）指出：环境问题之社会建构的核心思想是认为环境问题和议题的起起落落并没有什么设定的、非社会的和不言自明的准则，相反，它们的进程直接对应的是社会行动者成功的“主张提出”。这些社会行动者包括科学家、实业家、政客、公务员、新闻记者和环境活动家。也就是说，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事实上来自社会行动者们对环境的社会建构，只有当环境问题被建构成为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足以引起公众对其担心并且为之付出实际行动时，环境问题本身才成为社会问题（吴曼迪，2014）。建构主义的环境社会学视角认为，大众传媒在建构环境风险、环境问题以及对环境问题的处理对策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杨柳，2016）。某个环境问题之所以能成为环境问题并不完全因为它是否真实、是否严重，而是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怎样挑选、讲述环境问题（柴玲，2005）。环境风险并不必然是一个客观的真实，更不是环境自身的自发呈现，而是由科学话语、政治话语和媒体话语等建构起来的（洪大用，2011）。

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西方国际政治学者将建构主义引入国际关系学领域，突破传统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研究范式，较为有力地解释了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国家的身份、利益、行为倾向和国际社会体系的转换以及体系内各种事物和行为的意义。温特（2008）认为，国家身份是该国在国际社会与他国的互动中通过观念共享而社会地建构起来的，是国家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认知之一。两种观念可以进入身份，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另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身份是由内在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的。美国学者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2003）撰写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中，从决策者个体心理知觉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入手，重点分析了错误知觉的形成机制，从国际政治微观层次分析了国家形象的建构规律。

建构主义的国家形象观在社会学、国际关系学、语言哲学等理论的基础上，以一种整体主义（hol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的理论架构去分析说明国家形象，认为国家形象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从而以理念主义（idealism）即以理念为本的视角来观照这一领域（李智，2011：22—23）。从建构主义角度研究国家形象，是将文化、认同和规范等社会学核心概念引入研究范畴，强调国家认同（identity）对国家形象的重要作用，认为国家行为和利益受到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中观念认同和身份认同因素的影响。建构主义者认为，国际关系取决于国家间是敌是友的关系认同，而并非取决于权力和实力（赵磊，2013），这个研究观点的价值在于为国家形象建构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虽然长期以来建构主义常常作为国际关系研究分析的基石，很少运用于国际传播领域，但事实上建构主义在国际传播研究，尤其是在媒介对国家形象塑造的分析上往往也具有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冯韶文，2010）。在建构主义分析的基础上，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1996）指出，国家形象作为国际社会通过交往互动形成的对一个国家的性格和过去行为的判断，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国家形象是在旁观者的眼中，并不是普遍的国家拥有的公认财产，而是本国与他国之间的符号竞争的结果；第二，人们常常对同一行为的解释不同。同一个行为，有多少观察者，就有多少种形象。结果，一个国家可能基于相同的行为，在不同国家眼中具有不同状态的竞争性国家形象。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形象具有建构性，是通过主体间互动而社会地建构形成的，因而不同的国际体系结构会建构同一国家的不同国家形象，这就给国家提供了建构形象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由于评价主体总是受到一定的国际格局、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及价值判断等观念的影响（陈丽，2011），因而一国对另一国身份的话语描述和话语建构也未必总是真实的（郑礼志，2007）。换言之，“观念决定身份，身份构建利益，而利益建构形象”（亚历山大·温特，2008）。国家形象往往并非一国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而是一个复杂的建构过程。虽然国家形象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国力，但是它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国家的实际状况，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建构和塑造的（吴筱梅，2010）。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建构主义理论并不是否认国家形象的客观存在，而是反对把物质性因素的客观存在作为唯一和最主要原因的单纯物质主义观点，强调观念、文化等历来被忽视的社会性因素的重要性。有学者提出，国家形象具有三个层次，即国家实体形象、国家虚拟形象和公众认知形象（段鹏，2007）。国家实体形象是该国国家形象建构的基础，而改善国家虚拟形象是大多数国家形象建构的主要方面。一般来讲，公众认知形象同国家虚拟形象基本相符，而与国家实体形象有些许出入。这种观点与建构主义的国家形象观是吻合的，国家形象具有建构性，表象的真实和实质的真实之间大多存在不可弥合的距离，但同时给国家提供了塑造国家形象的可能性与可行性（邓超，2006）。事实上，对媒体形象与公众认知的研究也是我们的对外传播改善国家形象的重点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