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对象及相关文献综述

一 研究对象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史记》中的指称事件时间连接成分，指称事件时间连接成分是《史记》中时间连接成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首先从《史记》的时间连接成分说起。韩晓旭（2010）对《史记》的时间连接成分作了描写性的分类，韩晓旭基于结构和语义结合的角度，对《史记》中表示时点和时段的词语以及时间副词作了梳理性研究，下面我们列表来概述其所描写的时间连接成分。在这里，要说明的是，韩晓旭的论文中对于时间连接成分的描述细化到四级分类，我们只概述到三类，并保留使用文中的分类名称，所举的例子包含其论文中的绝大部分，但不是全部（见表1-1）。

表1-1 《史记》的时间连接成分分类（韩晓旭）[1]

续表

韩晓旭的分类突出了形式上的描写，在其文中举例说明了相应时间连接成分形式的存在。我们关注的是时间在汉语中的语义表达路径。陆俭明（1991）从语义角度把现代汉语时间词划分为7类，包括表示时量的数量结构，时间名词，表示年、月、日的词语，表示时间的方位短语，这/那（个）+时候/时间所构成的偏正结构，动词性词语（包括由动词充任谓语的主谓结构）+时/时候所构成的偏正结构，这/那+数量结构（表示时量）所构成的偏正结构。陆俭明先生强调了其所论述的时间词不包括时间副词，并继承朱德熙先生的观点，认为“时间、时候、功夫”是一般名词，不是时间词。下面我们也将陆俭明先生的分类列表1-2。

表1-2 现代汉语时间词分类（陆俭明）[2]

我们的分类采纳陆俭明先生的观点，从语义角度出发对《史记》中的时间连接成分进行分类，列表1-3。

表1-3 基于语义角度的《史记》时间连接成分分类

我们研究的对象就是表1-3中分类的前五项的大部分和第6项中的一部分，包括“是时”“当是时”“当是之时”“此时”“当此时”“当此之时”“是日”“是岁”“是年”“是后”“自是后”“自是之后”“其后”等，这些时间连接成分含有指称性质的词语，如“是”“此”“其”，在文本中，这些指称性质的词语往往指称上文叙述的事件，因此我们把这些时间连接成分称为指称事件时间连接成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的含有指称性质词语的时间连接成分，可以指称具体的时间，如“是岁”，通过上下文语境，有的“是岁”可以确定指明具体是哪一年，如例1。

1.《史记·周本纪》：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宫湦立。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失而在阴，原必塞；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川竭必山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

在这一语段中，根据前文叙述，“是岁”指称的时间是幽王二年，但同时“是岁”也指称“西周三川皆震”这一年。紧贴“是岁”的上文仍然是在叙述事件，“是岁”在指称时间的同时，也包括上文陈述的事件，并且，“是岁”与指称的事件距离更近，与所指称的时间往往要追溯到更远一些的前文，因此，我们仍然把“是岁”称为指称事件时间连接成分，经过笔者对实例的分析，有这种情况的，即可以兼指事件和时间的，集中体现在“是岁”和“是年”，且所有的“是年”都是兼指，但并不是所有的“是岁”都是兼指，有的“是岁”是单一的指称事件，如例2。

2.《史记·平准书》：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白金终废不行。

是岁也，张汤死而民不思。

在例2中“是岁”所指称的时间具有模糊性，侧重于指称事件。

对《史记》中的这些指称事件时间连接成分，我们将在检索的基础上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通过《中华经典古籍库》的检索，《史记》正文中有“是时”158处，“当是时”51处，“当是之时”19处，“方是时”1处，“方是之时”1处，“此时”23处，“当此时”9处，“当此之时”9处，“是日”16处（符合语义要求的是15处），“是岁”84处（符合语义要求的是83处），“是年”8处，“是后”14处，“自是后”3处，“自是之后”25处，“其后”173处（符合语义要求的是172处）。经统计，我们在《史记》正文中提取符合语义要求的语段共计591处，因为“方是时”和“方是之时”都是孤例，即分别只有一个实例，在定量分析中被排除在外，所以，我们的实例数量总计为589处。而相关白话译文参照韩兆琦的《史记（全本全注全译）》（2013）和李翰文主编的《名家集评全注全译史记》（2014），在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分析中也是参照这两本著作中的译文，后文将不再重复说明。

二 《史记》研究概述

《史记》是一部极富文学性的史学著作，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汉代开始，就有文人学者对《史记》的价值挖掘研究，一直到今天，《史记》仍吸引着中外学者的目光。通过《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检索（检索主题为“史记”，来源类别全包括），我们发现共有14697条检索结果（截至2016年3月1日，下同），选择“篇名”为“史记”进行检索（来源类别全包括），有3839条检索结果。选择“篇名”为“史记”，并含“语言”为检索条件，有36条检索结果；并含“文学”为检索条件，有117条检索结果。扩大检索范围，以“主题”并含“文学”为检索条件，有1431条检索结果，以“主题”并含“语言”为检索条件，有437条检索结果。从检索结果来看，研究《史记》的角度多种多样，如果分为文学和语言学两个方面，则从文学角度观照的较多，从语言学角度观照的还有较大的空间。从文学角度来看，随着叙事学理论在中国学术领域的传播和发展，学者在叙事学范畴中对《史记》的挖掘较为集中，根据笔者的数据检索，从叙事学角度研究《史记》的期刊论文约有452篇；博士论文2篇，分别是刘宁（2006）的和曾小霞（2012）的博士论文；专著1部，即丁琴海（2002）关于史传叙事方面的研究。从语言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能够展现对于《史记》语言方面较为深入的研究的主要有5篇博士论文（笔者通过万方数据，检索了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和汉语言文字学两个专业的博士论文），这5篇博士论文按时间顺序列举如下：陈海波（2001）关于《史记》双音词的研究，李宗澈（2004）关于《史记》量词的研究，汤勤（2006）对《史记》和《战国策》的语言进行了比较研究，刘道峰（2008）研究了《史记》的动词系统，凌瑜（2010）研究了《史记》的篇章连接标记。另外，笔者还检索了从修辞学角度研究《史记》的期刊论文，约有56篇。国外文献检索结果显示，从语言角度研究《史记》的有1篇，主要是讨论《史记》语言的口语和书面语成分；从语言外其他角度研究《史记》主要是韩文资料，且数目不多。

以上我们从数据检索的角度对《史记》研究概括进行了整体性的了解，从文献检索中我们发现，对于《史记》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大多数从静态的角度来描写，本课题的研究核心是《史记》的指称事件时间连接成分，并尝试从动态以及系统性的角度解释《史记》中指称事件时间连接成分的语篇功能。对《史记》的时间连接成分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尚且不多，就笔者的检索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篇硕士论文，即韩晓旭的硕士论文《〈史记〉时间词语研究》（2010），该硕士论文对《史记》中表示时点和时段的词语以及时间副词作了梳理，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形式上的描写性分类，但没有涉及时间连接成分的语篇功能。另外，关注这一问题的，还有基于叙事学视角的阐释，主要是有关《史记》叙事时间的研究，代表性学者是高萍（2002）和刘宁（2004），两位学者论述的角度是一致的，即从时间的线性和速度两个方面探讨了《史记》的叙事顺序和叙事节奏。高萍（2002）总结了《史记》中四种时间标示，包括“搭天桥法”、历史纪年标示、时间副词标示和时间名词标示，高萍从内外两个方向讨论了《史记》的叙事时间，向外同历史时间比较，向内同情节疏密度比较。刘宁（2004）的观点与其在博士论文中对叙事时间的论述是一致的，刘宁归纳了《史记》中叙事时间的作用，即构成立体的叙事结构，同时表达叙述者的态度和立场。前文提到的曾小霞（2012）的博士论文也探讨了《史记》中的叙事时间问题，曾小霞以荷兰学者米克·巴尔的理论框架为基础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史记》的叙述时间速度。此外，宋擎擎（2005）和宋秀秀（2014）也对《史记》的叙事时间分别进行了比较性的和专题性的探讨，前者主要论述了“以人记时”和“以事记时”的功能，后者在继承的基础上再次讨论了《史记》的叙事时间方式和叙事空间结构。从上述几位学者的研究可见，对于《史记》中时间范畴的观照仍然停留在宏观角度，且缺乏系统性研究和论证。

三 时间范畴研究概述

我们的研究要从时间连接成分切入，因此，接下来，我们首先来看看关于时间范畴的研究。时间范畴是汉语语法研究尤为关注的领域，著述颇丰，如龚千炎（1995）对时相时制时态的研究，戴耀晶（1997）对时体的研究，李向农（1997）对时点时段的研究，胡培安（2006）对时间词语的内部组构以及表达功能的研究，陈忠（2010）对时间结构的研究等等；也有学者从语篇角度关注时间范畴，如杨同用和徐德宽（2007）。

近年来关注时间范畴的博士论文也比较多，我们按其主题的差异分五个方面表述如下：

第一，从现代汉语语法方面论述的有：胡培安（2005）从内（结构）、外（表达）两个角度探讨了时间词语，陈振宇（2006）结合认知语言学的基础理论和数学分析方法研究了现代汉语的时间系统，余东涛（2006）以《现代汉语词典》作为语料来源对现代汉语时间词进行了系统性研究，贾改琴（2009）从形式语义学的视角研究了现代汉语的时间副词，肖燕（2012）以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为基础探讨了时间的概念化和语言表征，徐志成（2014）以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实践为出发点探讨了现代汉语时间表达中的一些专题，李晓琳（2014）从行、知、言三个域探讨时间副词。

第二，从近代与古代语法方面论述的有：张彧彧（2012）对近代汉语的时间副词进行了描写和解释，吴金花（2006）对中古汉语的时间介词进行了系统性研究，许卫东（2006）对《高僧传》中的时间副词做了专书研究，郑路（2008）对《左传》中时间范畴相关的语言表达方式做了专书研究。

第三，从语篇角度论述的有：饶萍（2012）以现代汉语的小说文本为语料来源，探讨了汉语复合结构和汉语语篇结构的时间性照应，饶宏泉（2012）研究了现代汉语语篇中的时间推进系统，建立了模型并分析了相关因素。

第四，从心理学和思维方式方面论述的有：陈娟（2011）从适应取向的角度研究了时间人格，杨文星（2015）通过对汉语、英语本族语者的对比研究，探讨了两类受试在时间的思维方式方面对语言加工是否有所影响的问题。

第五，从文学方面论述的有：谢雪梅（2006）研究了虚构叙事中的时间问题，苗变丽的（2011）以新世纪长篇小说为语料基础，探讨了其时间表达问题，胡志明（2013）探讨了鲁迅小说中的时间表达，张贺楠（2015）讨论了当代生态小说中的时间表达问题。

时间范畴研究相关的期刊就更多，并且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方面表现得更为集中，如王松茂（1981）、陈平（1988）、戴浩一（1988）、陆俭明（1991）、李少华（1996）、杨德峰（2006）、饶宏泉（2009）等学者都有所关注，他们或是讨论时体，或是探讨顺序，或是描写分类。金晓艳、彭爽（2008）做了时间连接成分的综述，总结了现代汉语时间连接成分本体研究的成果。金晓艳、柳英绿（2009）在金晓艳、彭爽的《时间连接成分的本体研究综述》一文的基础上增加了应用方面的研究。

对于时间范畴在语篇中的重要作用也引发了学者的关注，胡曙中（2012）提出了元话语的分类，讨论了语篇中的时间连接词，胡先生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之上对元话语的分类作了修订，推出了一套不同于以往的分类体系。他把元话语分为语篇连接词语（text connectives）、语码注解词语（code glosses）、言外之力标示词语（illocution markers）、认识状态标示词语（epistemology markers）、态度标示词语（attitude markers）、作者读者沟通标示词语（commentaries）六大类。而语篇连接词语（text connectives）包括时间连接词（temporal connectives）。“语篇连接词语可以提示读者语篇的各个部分如何相互衔接、语篇如何被组织成一个有机整体。作者可以利用语篇连接词语引导读者通读整个语篇，并帮助读者建立恰当的记忆模式。语篇连接词语包括：序列词（sequencers）、逻辑连接词（logical connectives）、时间连接词（temporal connectives）、提示词（reminders）、话题词（topicalizers）。”[3]关永平（2012）讨论了“语篇顺序象似性”，主要是介绍了恩奎斯特（Enkvist）和冯·戴伊克的语篇结构模式。于善志、王文斌（2014）论述了英语语篇中的时制与语篇，指出时制与英语语篇的连贯性、指称性和照应性紧密相关。饶宏泉（2015）强调了时间推进模式与篇章架构的关联。

此外，很多学者都关注了时间在汉语语篇中的表达和作用，如杨同用（2002）、郑庆君（2003）、丁建新（2004）、胡培安（2006）、杨炳钧和郑涌（2007）、王燕（2008）、彭有明（2009）、金晓艳和马庆株（2010）、孟建安（2010）、饶宏泉（2011）、杨康丽（2013）、滕慧群（2014）、崔学勤（2014）、储泽祥和刘琪（2014）、周东杰和纪秀生（2015），等等。

四 语篇衔接及回指研究概述

关于“衔接”，首要的文献便是Halliday和Hasan在1976年合著的《英语中的衔接》，Halliday和Hasan在这本书中指出，“衔接是一个语义概念，它是指存在于语篇内部的、使其成为语篇的意义关系。衔接是指（语篇中）存在的把其中某成分与上文联系起来的一切可能性”。[4]他们在该书中将英语的衔接手段分为两种：词汇衔接手段（lexical cohesion）和语法衔接手段（grammatical cohesion）。语法衔接手段包括：照应/指示（reference）、替代（substitution）、连接（conjunction）、省略（ellipsis），词汇衔接手段包括词汇重述（reiteration）、同义（synonymy）和反义（antonym）、下义（hyponymy）和搭配（collocation）等。Halliday和Hasan这两位学者认为构成语篇的两个主导因素是“衔接”和“情境”，“衔接”是内部的，“情境”是外部的。在Halliday的功能语法系统中，语篇功能包括主位系统、信息系统和衔接系统。Beaugrande和Dressler（1981）认为，“语篇是交际活动（communicative occurrence），有七项标准，包括：衔接（cohesion）、连贯（coherence）、意向性（intentionality）、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语境（situationality）、信息性（informativity）以及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衔接（cohesion）是语篇交际活动的七项标准之一”。[5]Baker（2000）认为，“衔接是将语篇不同部分联系在一起的语法、词汇和其他手段的统称”。[6]国内关于语篇衔接的专著主要有胡壮麟（1994）、黄国文（2001）、张德禄和刘汝山（2003）等几位学者的，胡壮麟（1994）讨论了及物性、指称性、结构衔接、逻辑连接、词汇衔接、主位与述位、语音系统、语篇结构等问题，黄国文（2001）主要针对广告语篇讨论了语篇分析问题，张德禄和刘汝山（2003）主要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讨论了语篇连贯问题、语篇衔接与语篇连贯的关系问题以及语篇衔接与语篇连贯在实践领域的应用问题。语篇衔接相关的博士论文主要有：徐健的《衔接、语篇组织和连贯》（2004），杨一飞的《语篇中的连接手段》（2011），金宝荣的《汉语指示语及其篇章衔接功能研究》（2011）以及张明尧的《基于事件链的语篇连贯研究》（2013）。

关于“衔接”的期刊论文有很多，如龚晓斌（1994）从Halliday和Hasan的观点切入，即“衔接可以分为两种，即语法衔接和词汇衔接，前者包括照应、替代、省略、连接，后者则包括词汇反复与词汇同现或搭配。”[7]龚晓斌在阐释Halliday和Hasan的观点的基础上结合Jakobson和Leech的观点，总结出广义的衔接，即：“广义上的衔接不仅仅局限于语法词汇层次，它应涉及语言的各个层次：音位、书写形式、语法词汇和语义，而且既包括常规也包括突出。”[8]胡壮麟（1996）提出，语篇衔接和连贯是多层次的，可以分为社会符号层、语义层和结构层、词汇层、音系层。原文阐释如下：“根据以上的讨论，我认为语篇衔接和连贯是多层次的。在其上端，是社会符号层，我们不妨把语境和语用学列入这个层次。‘意识形态’也可以放入此层次。在语义层，除及物性外，有逻辑连接和语篇结构。所谓语篇语义学（Martin，1992：384）实际上是通过逻辑连接构筑各个过程。第三层次为结构层，包括结构衔接和主位结构。由于句首地位的重要性，把它看作在结构层次上作用更妥。在词汇层上列有词汇搭配当无异议。将照应和指称性也放在此层，因为词汇是过程，参与者和环境因子的形式体现，而照应和指称性不过是这些形式的形式而已。归根结底，它处理的是词语的问题。最后，在音系层有语调（语调选择、音调序列和音调协和），新信息和已知信息，以及语音型式。”[9]牛保义（1998）在韩礼德和哈桑衔接理论的基础上区分显性衔接和隐性衔接。张德禄（2001）提出了人际意义的衔接和语篇与语境之间的衔接的观点，并认为语篇与语境的衔接机制主要包括两类：由语言形式项目预示的衔接关系，和由意义空缺形成的衔接关系两类。“从这个意义上讲，衔接等同于表达小句间和小句以上单位间的意义联系和把语境与语篇联系起来的谋篇意义。这样衔接与连贯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语篇的具体意义联系，后者是其产生的整体效应。”[10]张德禄（2003）指出，“语篇内部的语义关系不是十分有序的，而是错综复杂的，从而形成语义网络。不仅语篇的非结构性衔接关系可以形成语义网络，语篇的结构性衔接关系也可以形成语义网络，包括重复性关系、同类性关系、同延性关系、对比性关系和层次性关系。然而，组成语篇的整体的衔接关系实质上是层次性的，可以包括抽象程度和具体程度不同的层次。在这些层次内容或者之间，衔接关系还表现出模块性、交叉性、内包性和疏密性，表现语篇的发展过程中语篇内部复杂的语义关系”。[11]张德禄（2005）提出语篇衔接是一个谋篇意义概念。邢欣（2007）从语篇的关联功能角度划分了语篇衔接语的类别，考察了在语篇中起关联作用的形式衔接语。朱岩（2008）以《尚书》为文本依托，以韩礼德和哈桑的衔接理论为基础，总结出结构衔接分析模式和非衔接分析模式两类，“结构衔接分析模式又包括平行结构衔接、主述位结构衔接、新旧信息结构衔接三种；非结构衔接分析模式包括替代型衔接、对应型衔接、逻辑型衔接三种”[12]。

回指（anaphora），是语篇衔接的重要方式，回指这一语言现象一直都受到语言学界的关注，从功能、句法、语义的角度都有学者关注，如Halliday和Hasan（1976）、Chomsky（1981）、Culicover和Jackendoff（2005）。我们主要概述从语篇的角度对回指或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众所周知，廖秋忠（1986）和陈平（1987）两位学者比较早地探讨了语篇回指方面的问题，此后，语篇回指及相关问题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杨若东（1997）讨论了认知推理对语篇回指中代词指代的确定的影响；徐赳赳（2003）详细介绍了回指研究现状，并主要从语篇的角度研究了零形回指、代词回指和名词回指；许余龙（2002，2003）从认知语言学角度讨论了语篇回指；俞洪亮（2003）分析了语篇回指的心理表征；许余龙（2004）从句法、语义、语用的角度系统研究了篇章回指；许余龙（2005a）介绍了语篇回指实证研究中的数据库建设；许余龙（2005b）探讨了回指确认对汉语叙述体篇章中主题标示的作用；许宁云（2005）介绍了Kibble的语篇回指博弈论；姜望琪（2006）概述了当代回指的研究，并强调了从语篇角度研究回指的重要性；赵冬梅和刘志雅（2006）以心理学实验为基础探讨了语篇阅读中影响回指推理的因素；高卫东（2008）讨论了回指语的预设新用功能；高卫东（2009）分析了回指语的修辞性提取功能；高明强（2009）以“向右”为基本取向研究了语篇回指；马国彦（2009）以高考语文试题为实例讨论了回指语在语篇结构中的表达和确认原则及相关语用、语体因素；王军、魏义祯（2010）以汉语和韩语语料为基础讨论了语篇回指中汉语和韩语的空间指示词；王德亮（2010）以认知图式理论为基础，探讨了语篇回指的认知机制；池昌海、曹沸（2012）分析了修辞回指的形式和功能；王秀丽（2012）讨论了语篇分析中的概述回指；许余龙（2013）讨论了语篇回指理解中的溯因推理；徐晓东、倪传斌、陈丽娟（2013）从语言产生与理解的角度阐释了话题结构和动词语义对回指对象选择的影响；刘东虹（2014）从语篇建构和回指解决的角度讨论了语篇话题；王军（2014）讨论了回指的主题重构功能；徐晓东、陈庆荣（2014）从心理认知角度讨论了语篇中的代词回指问题；周小涛、王军（2014）从认知语用学角度分析了概述回指。

五 指示代词研究概述

我们所讨论的13个指称事件时间连接成分中具有指称性质的词语为“是”“此”和“其”，“是”和“此”相当于现代汉语的“这”，“其”相当于现代汉语的“那”，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是时”和“此时”相当于“这时”，“当是时”“当是之时”“当此时”“当此之时”相当于“在这时候”，“是日”相当于“这天”，“是岁”和“是年”相当于“这年”，“是后”相当于“这以后”，“自是后”和“自是之后”相当于“从这以后”，“其后”相当于“那以后”。因此，我们有必要来梳理一下研究指示代词的相关文献。

吕叔湘（1964）阐释了近代指示词“这”的来源问题；黄盛璋（1983）研究了先秦古汉语指示词，对其来源问题、时间性与方言性问题、用法与演变问题、语法上的差别问题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探讨；吕叔湘（1990）讨论了指示代词的二分法和三分法；崔应贤（1997）讨论了“这”比“那”大；石毓智（1997）讨论了指示代词回指的两种语序及其功能问题，强调了两种指示代词回指格式的语篇功能；奥田宽（1998）从语用学角度探讨了“这”；曹秀玲（2000）对“这”“那”在语篇中的不对称性进行了描写和解释；徐默凡（2001）总结归纳了“这”“那”的研究成果，重点讨论了语法意义的虚化和语用意义的不对称；方梅（2002）讨论了北京话中“这”“那”的语法化问题；孙蕾（2002）讨论了指示性代词的语义特性，指出代词意义结构的多维性；俞晨玮（2002）从传统语法、语篇以及功能角度对比研究了英汉指示代词；储泽祥、邓云华（2003）探讨了指示代词的类型和共性；王道英（2003）对“这”“那”的指示进行了系统性研究，介绍了“这”“那”的指示类型，讨论了直接指示和回指，尤其是重点讨论了回指；蒋华、廖艳君、杨安红（2004）区分了指示代词“这”和称代代词“这”；蒋华（2006）总结了指示代词的研究现状，强调了指示代词的区别与连接功能；王道英、韩蕾（2006）讨论了“这”“那”类指代词的隐性回指；杨玉玲（2006）分析了“这”“那”的语篇用法及不对称问题；张俊阁（2006）以明清时期山东方言语料为基础，讨论了“这”“那”与时间词“早晚”的组合形式；曾伟娟（2007）对秦至汉初的指示代词进行了专题研究，做了穷尽性的统计和描写；刘希乐（2008）对《魏书》中的指示代词做了专书研究，对《魏书》中的指示代词进行了描写，并跟南朝语料指示代词进行了比较；施顺玉（2008）以《儿女英雄传》为语料，对其中的指示代词进行了专书研究，主要分析了“这”“那”的指示用法和称代用法以及性状指示词；梁银峰（2012）讨论了上古汉语的指示代词在不同的语体中所表现出来的指示性的差异问题；方梅（2016）研究了“这”和“这个”，“那”和“那个”在指称和语篇功能以及指示范畴扩展方面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