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定义天才

荷马、达·芬奇、莎士比亚、莫扎特、托尔斯泰、伽利略、牛顿、达尔文、居里夫人、爱因斯坦——这些艺术家、科学家举世闻名，成就斐然，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什么相同之处？不少人也许会这样回答：他们都通过不懈努力，永远地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都拥有天才的品性。不过确切来说，我们发现为天才下定义十分困难，尤其是以当代人为对象时。

巴勃罗·毕加索虽有不凡的名望与影响力，但能否尊他为天才，至今未有定论。文坛内，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也是如此。斯蒂芬·霍金虽是大众心目中与爱因斯坦相媲美的当代天才，但懂行的物理学家却不以为然，只将他当作目前众多宇宙学泰斗中的一员罢了。

毫无疑问，天才是个性张扬、独一无二的。然而，天才必有一个共同点，无论平民百姓还是专业人士都无法否认。每一位生物学家仍须阅读达尔文的作品，从中得出新观点，开展新实验。物理学家则需要爱因斯坦的理论。莎士比亚的戏剧、莫扎特的旋律与和声分别从英国和奥地利出发，跨越语言和文化的樊篱，走向世界各地，依旧感动人心。当代“天才”来去匆匆，但天才之思想永驻。天才之作拥有超越一时名望的特质，挣脱了时间和空间的镣铐，是昙花一现的反义词。

现代英语的“天才”（genius）一词起源于古罗马时期，在拉丁语中指“守护之灵”，它将个人、场所、机制等，与命运的力量、时代的更迭联系起来。与古希腊的“daimon”相似，“genius”与被守护者相伴一生，诗人贺拉斯在公元前1世纪曾这样定义道：“……管理每个人出生的星座，管理他的天性，与我们同生，与我们同死，样貌随人而变，肤色或白或黑。”[1]贺拉斯称，只有它知道两兄弟性格迥异、生活方式天差地别的原因。但是古罗马人口中的“genius”与能力、创造力并没有必然关系。

直到启蒙运动时期，“genius”才获得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现代意义：天才，指展示出超凡的智力或创造力的人，不分先天和后天。贵为神启诗人的荷马，受人敬仰两千余年，却在18世纪才成为一名天才。天才的现义源于拉丁词“ingenium”（而不是“genius”），意为“本性”“先天能力”“才华”。1711年，“天才”一词已广泛流通，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在刚开办的《旁观者》（The Spectator）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论天才》（Genius）的文章，其中写道：“对一位作家最常用的评价莫过于称他为天才。”

我听说过不少被人誉为天才的三流诗人，国内没有一个耍笔杆子的缺少称他为伟大天才的仰慕者，至于那些对悲剧只知一星半点的家伙，总有人赞其为旷世奇才。

18世纪中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期刊《漫步者》（The Rambler）上尝试给出天才的定义，侧重后天努力的重要性，具有明显的现代倾向。约翰逊称：

由于天才——无论是怎样的天才——就像燧石上的火花，只有与适当的对象发生碰撞，才能诞生，因此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努力成为天才，不管他的能力是否恰巧能助他实现愿望；而且由于天才们令人羡慕的能力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展示出真实水平，因此一个人只要秉持着同样的信念，从事同样的事业，也许就能理性地期待同样的成功。

此后不久，约翰逊之友、画家乔舒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在《艺术演讲录》（Discourses on Art）中提到：“每位艺术家最大的野心就是成为天才。”但在1826年，批评家威廉·哈兹里特在《天才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了吗？》（Whether Genius Is Conscious of Its Power？）中指出：“伟人从不以天才自居……一个人如果将要达到自己内心关于伟大的标准，那他必定总是把伟大看得无足轻重。”以毕加索为例，他公开表明：“我独处时不会把自己视为一名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家。乔托、伦勃朗、戈雅才是伟大的画家。”

1896年，达尔文表弟、差异心理学之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的作品《遗传的天才：规律与后果》（Hereditary Genius: An Inquiry into Its Laws and Consequnces）出版，针对天才的科学研究由此开始。高尔顿以杰出的个人及其亲属为对象，其中有仍在世的，也有去世的，对他们的背景出身、生活境况与所获成绩进行了细致的调研。但奇怪的是，书中几乎没有提到“天才”一词，没有为天才下定义，索引中也没有“天才”这一条目，而“智力”（intelligence）一词反倒频频出现。此书于1892年再版时，高尔顿对原标题感到不满，希望可以改为《遗传的能力》（Hereditary Ability）。在新版序言中，他写道：“用‘天才’一词时，我绝没想过把它作为专业术语看待，只是单纯地用它来表达超常的能力而已。这个字眼包含了太多不确定的因素。许多年轻人被同代人称作‘天才’，传记作家虽很少使用‘天才’一词，不过他们的观点也并不一致。”

1.《荷马礼赞》，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1827年

直到今天，“天才”的定义仍模糊不清，这也在所难免，但在20世纪时，对天才的要素和模式的研究曾有过些许进步。1998年出版的《天才与心灵》（Genius and the Mind）是一本针对创造力和性情的学术研究合集，由心理学家安德鲁·斯特普托（Andrew Steptoe）汇编而成，历史学家罗伊·波特（Roy Porter）在前言中写道：“见到对天才的概括时，我总是心存警惕……除了不寻常之外，他们似乎没有共同点……不过，身为历史学家，我又情不自禁地被天才所吸引。”这种不确定性也体现在本书所讨论的人物中，他们的地位变幻莫测，如莫扎特、爱因斯坦这样的公认天才寥寥无几。谁是天才，谁不是，这很难达成共识，区区几个公认天才的存在无法赋予“天才”一词精确的定义。事实上，这种悖论正是天才的魅力所在：对学术界而言，以天才为研究对象，几乎就是以塞缪尔·约翰逊所说的“每个人”为研究对象。

2.巴勃罗·毕加索，1904年。如何确定哪些人是天才，而哪些不是？

高尔顿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崇尚天才，他们个个都像弗吉尼亚·伍尔夫笔下的诗人丁尼生，“意气风发，长发飘飘，头戴黑帽，身披斗篷”。相比之下，21世纪对天才的追捧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达·芬奇、牛顿等艺术、科学天才（本书关注的焦点）激发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想象力。军事、政治天才如拿破仑、丘吉尔、甘地，“邪恶天才”如希特勒，也是如此。专家和大众也毫不吝啬地用“天才”来形容棋坛、体坛、乐坛的佼佼者，不仅如此，他们还有剥夺这一荣誉的能力，获奖无数、常常引起轰动的英国装置艺术家达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对此深有体会。2009年，赫斯特新作首展，遭到各方评论狂轰滥炸，作为回应，他表示将继续创作，不断进步，并称：“我不相信天才，我相信自由。所有人都能成功，所有人都能成为伦勃朗。持久的练习造就伟大的画作。”

“先天遗传”与“后天养成”这对概念的创始人高尔顿，绝不会同意赫斯特的说法。智力超群的高尔顿是达尔文家族的一分子，他的外祖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是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正是由于查尔斯·达尔文于1895年出版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阐述了自然选择的现象，高尔顿才相信，高智商和天才头脑必须靠遗传。高尔顿为古今精英（主要是但不仅限于英国人）做了能力排序，并从中检索出家族内出现精英的频率，希望证实开篇的论点：

本书旨在说明，在有机世界的形式和物质特征等限制条件完全相同时，人是通过遗传获得天生能力的。

为了获取所需数据，高尔顿将名望视为判断能力高下的精确指标。这合情合理，但并非完美无缺。他分析了记录在册的种种成就与荣誉，来源有三：名噪一时的传记手册《时代伟人》（Men of the Time）、《泰晤士报》（The Times）于1868年发布的讣告，以及过去在英国发布的讣告。要是他活在今天，一定也会分析诺贝尔奖得主名单。以此为基础，高尔顿武断地将“精英”定义为身份地位较高的人，每100万人中只有250人，也就是每4000人中只有1人。他对这一数字的解释充满诗意：夜里满天繁星，肉眼可见的可能有4000颗，“但最亮的那颗，是多么超凡脱俗”。“巨擘”则比精英更加稀少，100万人中只有1人，甚至几百万、上千万中只有1人。“一位巨擘去世时，整个知识阶层都会为他沉痛哀悼，他应享受公葬待遇，被列为历史伟人，为后世称颂。”如前文所述，高尔顿没有为“天才”下定义。

《遗传的天才》的主体部分，便是高尔顿如何将“精英”“巨擘”融入家族中。从“1660年至1865年的英国法官”一章开始，高尔顿的研究涉及“文学家”“科学家”“音乐家”“神学家”“剑桥古典文化学者”等不同领域的人物，并以“桨手”和“北部乡村摔跤手”作结。显然，对高尔顿和后来的研究者而言，天才的概念，只有运用在某个领域中，才有意义，比如音乐天才、划桨天才。

高尔顿对比从不同领域中获取到的结论，声称这些结论不能证明他的遗传论点，只能提供论据支撑。“综合结论如下：50%的巨擘有一到多个亲属是精英。”其中比例最高的是资深法官（24/30），高达80%，还有科学家（65/83）；比例最低的在20%～30%，有神学家（33/196）和音乐家（26/100），所有领域平均值为50%。然而，高尔顿承认，他的个人偏见很容易影响对精英和巨擘的选择。在“科学家”一章中，牛顿的祖辈或后代显然都不是脑力劳动者，这无疑为高尔顿的研究增设了一大障碍，他在冗长又牵强的注释中依然尝试找出牛顿家族中的精英。最令人惊讶的是，高尔顿在书中根本没有提到几位声望极高的英国科学家，包括数学家乔治·布尔（George Boole）、化学家约翰·道尔顿（John Dalton）、物理学家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Edmond Halley）、博物学家约翰·雷（John Ray）、建筑师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法拉第是维多利亚时期最有名的科学家，将他略去不提尤其暴露了高尔顿的私心——作为区区铁匠之子，法拉第和他的家族对论证毫无帮助。

高尔顿发现，科学家的能力有很高比例来自遗传。而《数学精英》（Men of Mathematics）却展示了在获得最高级别成就的伟人中，数学能力的遗传概率微乎其微。此书由数学家埃里克·坦普尔·贝尔（Eric Temple Bell）撰写，于1973年首次出版，是关于伟大数学家生平的权威性研究。的确，不少伟大的数学家都出身卑微。牛顿是自耕农之子，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是园丁之子，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慐rre-Simon Laplace）是教区官员和果酒商之子。其他人虽有专业背景，但是从能够获取到祖辈信息的公元前5世纪开始，以芝诺为第一人，贝尔描述的28位各个时代的数学家中，他们的父辈或近亲几乎没有取得过任何数学方面的成就。

虽然高尔顿提出的精英家族十分有趣，但那显然不能表明天才头脑具有遗传性。他的分析里有一个根本的缺点：天才的界定标准不够严格，当然，他也没有对天才下过定义，因此其中许多人的成就虽然十分可观，但经不住时间的考验。也可以这么说，《遗传的天才》相对于诺贝尔奖而言，更像女王的授勋名单。（诺贝尔奖是否善于分辨天才？详见第十章。）当高尔顿在书中提到“一个人天生能力”的遗传性时，他似乎想表达的是才华（talent）的遗传性，而非天才（genius）。如今多数心理学家认为，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才华具有一定的遗传性，只是这些证据不像高尔顿声称的那样有说服力罢了，而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天才头脑具有遗传性。

要将才华与天才区分开来，必定困难重重，因为这两个概念都没有广为认可的定义和评估方式。才华和天才构成的，是互相联结的整体，还是互相分离的断层？——最显眼的问题莫过于此。换句话说，我们是否应该给天才分个三六九等呢？物理学家通常认为，同是诺贝尔奖得主，爱因斯坦比起他的同代人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更伟大。艺术家认为毕加索比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更伟大。作曲家认为莫扎特比他的狂热崇拜者约瑟夫·海顿（Joseph Haydn）更伟大。

3.弗朗西斯·高尔顿于巴黎访问刑事鉴定前沿实验室时拍下的罪犯登记相片，1893年

作曲家排行榜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路。20世纪时，心理学家邀请数位管弦乐演奏者、音乐学家为一系列作曲家按重要性排名，把各个作曲家的曲目演奏频次做成表格，以此为基础编制出了许多排行榜。1933年，四支美国一流管弦乐队的成员参与了排名调查，对象为17位最有名的古典乐作曲家，以及两位作为参考标准的现代流行乐作曲家。四支乐队都把贝多芬排在首位，把两位现代流行乐作曲家——爱德华·麦克道威尔（Edward MacDowell）和维克多·赫伯特（Victor Herbert）——排在末尾。此外，他们都把巴赫、约翰内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莫扎特、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弗朗茨·舒伯特（Franz Schubert）排在前面，而把爱德华·格里格（Edvard Grieg）、赛萨尔·弗兰克（C敧sar Franck）、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排在后面。平均下来，勃拉姆斯第二，莫扎特第三，瓦格纳第四，巴赫第五，舒伯特第六。令人惊奇的是，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George Frederick Handel）并不在列。1969年，美国音乐学学会成员参与了相似的调查，不过这次排名对象增加到了100位，结果与1933年的差别不大，虽然巴赫成了第一，贝多芬第二，莫扎特仍是第三，亨德尔第六。1968年，一项关于演奏频次的调查显示，莫扎特的曲目最常被人演奏，接下来频次从高到低为贝多芬、巴赫、瓦格纳、勃拉姆斯、舒伯特。由此看来，如1969年调查中所说，“品位是有理有据的”。

但更有趣的是1933年调查的完整结果。调查人员要求每位音乐家将19位作曲家进行对比，并表明对每一位的喜爱程度，排名呈现在一张按比例绘制的图表上：排名越靠后，喜爱程度越低，但从贝多芬到格里格，喜爱程度的降幅并不大（只有到了麦克道威尔和赫伯特那里才直线下降）。1968年，关于100位作曲家曲目演奏频次的调查中，从位列第一的莫扎特到最后一名朱塞佩·塔尔蒂尼（Giuseppe Tartini），曲目演奏频次降幅也不大，没有明显的断崖。演奏频次的骤降似乎能够说明天才和才华之间存在断层，但这样的骤降并没有出现。

如果才华只是天才的近义词和必要组成部分（有才华还不足以成为天才），那什么是才华的组成部分呢？经遗传获得的能力、激情、决心、高强度训练、辅导后的反馈，还是上述所有因素的总和？

其中，遗传和长时间练习之间的关系最具争议性。基因影响和环境影响纠缠在一起，要将两者分清十分困难。如科学界中，家长和子女都得到诺贝尔奖的共有七对，但是要探究子女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由基因决定，是不可能的。威廉·布拉格（Willian Bragg）和其子劳伦斯·布拉格（Lawrence Bragg）共同工作，一起分享了诺贝尔奖；奥格·玻尔（Aage Bohr）在父亲尼尔斯·玻尔的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了数十年；伊雷娜·约里奥-居里（Ir慐ne Joliot-Curie）从小就在实验室中接受母亲玛丽·居里的集中培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人数比较少，由于文学素养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是独自完成的，所以没有家长与子女共同得奖的先例，但至少表明后天培训可能比遗传获得的才华更加重要。

莫扎特的生平众所周知，用他来说明上述难点再好不过了。他的父亲利奥波德·莫扎特（Leopold Mozart）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同时也是小提琴手、音乐教师、作曲家，他母亲的家族内也有从事音乐行业的亲戚。因此，莫扎特无疑继承了些许音乐才能。但利奥波德个性强势、目光长远，他控制儿子的生活长达二十多年，在此期间，小莫扎特接受着父亲特殊的培训。我们可以将莫扎特的家族基因与家庭培育两种影响分开观察，而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莫扎特的姐姐玛利亚·安娜〔Maria Anna，昵称为南妮尔（Nannerl）〕比他年长四岁半，两人自然分享着相同的基因，童年的南妮尔也弹得一手好琴，也与弟弟一起接受父亲的集中培训。1763年到1766年，姐弟俩学有所成，利奥波德就带着他们各处巡演，走遍欧洲的一座座宫廷、一个个大都市，两人都成了小明星。但是，南妮尔不像弟弟那样，她没有走上创作的道路。原因何在？

性别差异不是答案。虽然18世纪的女性在许多领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但在音乐界却并非如此，那时已有不少优秀女性音乐家。野心勃勃的利奥波德也没有理由让少女时期的南妮尔停止学习音乐。研究莫扎特歌剧的心理学家安德鲁·斯特普托写道：“我认为，南妮尔仅停留在音乐演奏层面，是因为她不具有做出原创音乐的能力。”

案例证明，两人初露锋芒，能力有高下是因为他们个人天生资质不同。另外，没有利奥波德的集中培训，小莫扎特的创造力也不会开花结果，这是毋庸置疑的。

小莫扎特的音乐才能，父亲和姐姐都看得一清二楚。许多成功的音乐家和作曲家在童年时都是如此。因此许多人认为，虽然想成为专业人士必须经过磨炼，但才华本质上是与生俱来的，不能通过后天习得，这一观点在音乐教育者之间尤其盛行。人们常说，某人很会演奏乐器，因为他有才华。他们怎么知道他有才华？很明显，因为他演奏得太好了！

然而，数十年下来，心理学家开展了数以百计的调查研究，都没能完全证明与生俱来的才华是存在的。虽然的确有证据证明基因对智力高低有影响（见第四章），但总体智力与许多具体能力（如乐器演奏水平）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调查仍在继续，但目前尚未发现“专为”具体领域的才华服务的基因。此外，20世纪在体坛、棋坛、乐坛及其他各领域中，所有标准无疑都得到了惊人的提升，如此迅速的发展是无法通过基因变化来解释的，因为基因的改变需要上千年的时间。心理学家的研究指出，起作用的不只有基因，前文提到的其他因素同样重要，如激情、决心、练习和辅导。

在一项研究中，音乐学校的老师对学生进行能力评估，也就是对学生的才华做出判断，以此为依据把学生分成两组。为了不影响学生未来的表现，分组是全程保密的。多年以后，演奏水平排名最高的学生，是那批在这些年里练习最勤奋的，而不是老师划定的“才华组”。在音乐心理学家盖里·麦克弗森（Gary McPherson）的研究中，儿童在上第一节音乐课之前，需要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觉得这件新乐器会陪伴你多久？”选项有：一年、到小学毕业为止、到高中毕业为止、一生。基于他们的答案，麦克弗森在保密的情况下将这些儿童分成三组，分别是短期投入组、中期投入组、长期投入组。接着，他记录下每个儿童每周的练习量，也分为三组：低强度组（每周20分钟）、中强度组（每周45分钟）、高强度组（每周90分钟）。麦克弗森将他们的真实演奏水平绘制成图表后，三组之间的差别令人瞠目结舌。相比短期投入、高强度练习的儿童（也许是父母强迫的），长期投入、低强度练习的儿童演奏水平更高，而且当长期投入组也提高练习量时，他们的演奏水平比短期投入组高出300%。

近期的神经科学研究证明了坚持练习会产生生理效应。大脑是可塑的，它在练习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埃莉诺·马奎尔（Eleanor Maguire）及其同事于2000年发表了一项有名的研究，他们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检测了伦敦出租车司机的海马体。司机日以继夜地练习着空间记忆，他们的海马体相比对照组大出许多。此外，海马体的体积还与司机从事该行业的年数相关。

音乐家也成为研究对象。2005年，一项研究运用弥散张量成像（DTI）检测专业钢琴弹奏者的大脑。这种技术是磁共振成像的一种，对脑白质（而非灰质）的变化十分敏感。这项研究的主要作者弗莱德里克·乌兰（Fredrik Ull敧n）既是钢琴大师，又是神经科学家，他的兴趣在于研究音乐练习对白质的影响。髓鞘质是一种大部分由脂肪构成的白色物质，它就像导线外的塑料绝缘体那样，包裹着成人大脑中的传导轴突（线状神经纤维）。乌兰发现，随着练习的增加，髓鞘质会逐渐变厚，DTI信号也会逐渐增强。钢琴弹奏者练习的时间越久，髓鞘质就越厚，轴突的传导就越有效，脑内的突触和神经元的交流系统就会运行得更好。

神经科学家道格拉斯·费尔兹（R. Douglas Fields）认为：“毫无疑问，白质将大脑皮层中互相独立的区域广泛地联系起来，对需要长期训练和重复的学习种类而言至关重要。大脑中髓鞘质仍在增加的儿童，在学习新技能时比祖父母辈更加轻松。”

因此，对弹钢琴、下棋、打网球等具体任务而言，练习似乎对完善大脑很有帮助。但是，与身体上的任何部位一样，大脑无疑首先是在个人基因组的指导下形成并发育的，不受主观决定控制。这么一来，我们又回到才华的基因或天生成分这一棘手的问题上来了。

这个问题至今未有定论，最好的答案也许是心理学家迈克尔·豪（Michael Howe）、约翰·斯洛博达（John Sloboda）和音乐学家简·戴维森（Jane Davison）的分析，三人共同审视了所有关于才华的科学文献。1998年，他们谨慎地做出了以下结论：“某些具体能力的个人差异可能确实有部分源于基因……一些只有少数人拥有的特征确实存在，在这样十分局限的视角下，才华可能可以说是存在的。”但是总的来说，他们指出“几乎没有证据证明生来就有的才华的存在”，教育界（尤其是音乐教育）盛行的说法产生了不良后果，有能力的儿童原本可以成为“才华横溢”的大人，却因受到歧视而断送前程。一些心理学家同意他们的观点，另一些却表示强烈反对。

比起才华，天才研究的疑难更多，高尔顿在《遗传的天才》中遇到的困扰仍没有解开，天才的定义和评估方式仍悬而未决。想想达·芬奇、牛顿等伟人的成就，就知道否认天才的存在是荒谬的。坚信天才完全超凡脱俗，绝非“有些才华罢了”，同样也是荒谬的，只需要看看两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约翰·巴丁（John Bardeen）就明白了。他一直为物理学界奉献，但他自己和其他物理学家都不认为他是天才。虽然天才头脑既不能遗传也不能继承，但是像才华一样，在莫扎特父子、达尔文祖孙等诸多案例中，天才又似乎是部分源于基因。而与才华不同，天才是父母基因和个人境遇的特殊构造。由于天才只能把部分有用的基因传给后代，而不能将全部基因遗传下去，后代的个人境遇又必定与天才父母不同，这种特殊构造就无法在后代身上重演。因此，天才的头脑无法遗传，而才华有时却可以，也就不足为奇了。

[1]　本句采用了李永毅先生的译法。——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