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91——拥抱自由开放
——英迪拉（Indira），珠宝设计师
1991年7月24日，印度的新财长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在发布预算时宣布——他的祖国将接受开放市场和自由企业的经济原则。生活一下子改变了，甚至连最基本的元素都发生了变化，新的景观出现了，正如有人告诉我，“之前，我从来都没见过粉红色”。
可以说，印度放弃自独立以来一直施行的正统中央计划式封闭经济，这一步来得很慢。毕竟，印度的传统榜样苏联早已成为历史。自由市场的信条“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在上一个十年已经掌控了世界权力的中心，导致很多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经济体制接二连三地被迫转变。而在印度国内，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们自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推动放松国家的管控，比如曼莫汉·辛格（他自己就是备受尊敬的经济学家），但这些诉求被认为是“利商”和“反平民”的，缺乏政治可行性。即便是1991年前推行的亲市场优惠政策，也经常会因为选举需要而被撤销。事实上，任何政治家如果站出来说所谓的“社会主义”系统不起作用，就暗示着他或她背叛了国父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留下的神圣财富。
像半个世纪后的曼莫汉·辛格一样，尼赫鲁在剑桥上学。他在印度独立过程中的对手英国国王乔治六世（George VI）以及印度总督蒙巴顿公爵（Lord Mountbatten）也在剑桥读书（尼赫鲁是三人中唯一完成学业的）。去剑桥之前，他念的是哈罗公学，1905年到1912年本科毕业期间都住在英国。比起之后由他统治的三亿五千万印度人民，他在任何方面都和被自己赶出去的英国统治者更接近，但他自己要在印度建设的社会愿景和离开的英国统治者完全不同。在剑桥，启发他的不是大英帝国的自由放任主义，而是费边社社会主义（Fabian Socialist）知识分子的社会工程。他不喜欢英国大地主贵族、实业家和银行家的过分奢华，认为他们在现代共和国里没有立足之地。他希望印度不仅摆脱英国的统治，也摆脱英国用来剥削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制。1757年到1947年，印度的人均收入一点都没有增长过。[1]
尼赫鲁的个人观点并不缺少赞同者。印度独立运动部分源于1901年出版的《印度的贫困和去英国统治》（Poverty and Un-British Rule in India）一书，书里对印度的经济流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发现当代印度贫困的主因是英国统治时期对其财富穷凶极恶的榨取。无论是17世纪还是当时，这些财富都相当于全球GDP的四分之一，数量惊人。作者达达艾·纳奥罗吉（Dadabhai Naoroji）不是个头脑发热的外行，他是一位作家、出版商，同时也是孟买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的教授。纳奥罗吉还是一个成功而富有的棉商，并成为第一个在英国设立子公司的印度巨头。除此之外，他还成立了一个协会，是最早致力于提高印度人民地位和利益的几个协会之一。随着越来越多地涉足政治，他成了巴罗达市（Baroda）的市长，之后又成为芬斯伯里中央选区（Finsbury Central）的自由党（Liberal Party）国会议员。作为第一个被选入英国国会的印度人，他在伦敦的权力机构中阐述了自己对大英帝国在印度和爱尔兰不公正统治的分析。尼赫鲁从剑桥回国时，纳奥罗吉也回到印度，第三次担任印度国民大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主席，该组织最后成了独立运动的政治马车，也是后独立时代国大党（Congress Party）的前身。国大党主导印度民主直到20世纪70年代，尼赫鲁自己后来也成为其领导人。
尼赫鲁在回到印度十年后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得知“十月革命”的消息后，他欣喜若狂。在整个独立运动中，他是支持中央计划经济的最响亮有力的声音。尼赫鲁是一个现代派，满心现代梦，梦想着整个社会中的不公正、不公平和所有人类的低劣本性都将被完美的国家体制击败。1927年，他到苏联参加了“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这次访问让他充满希望和激动。后来他写了一本关于那次苏联之行的书，里面洋溢着对苏联成就的敬畏——工业、艺术、品格高尚的官员，这个国家太伟大了，以至于难以对其败缺做出太严苛的评价。在俄国，尼赫鲁没有或者说没能见到奢靡的少数凌驾于悲惨的多数之上，留在他印象里的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Mikhail Kalinin）作为一国之首，穿着农民服装，领着和工人差不多的薪水。“所以我们对俄国感兴趣，”他写道，“他们也许能帮我们找到某些方法，应对如今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我们感兴趣，尤其是因为两国的国情一直以来都没什么特别的不同。两个国家都是农业大国，刚刚开始工业革命，都要面对贫穷和文盲。如果俄国能找到满意的解决方法，我们在印度的工作就更容易了。”[2]
于是，作为印度总理，尼赫鲁开始着手一项大胆的实验，其中的不协调之处只有他和自己独特的光环还在的时候才能确保不会坏事。一方面，他令人不可思议地在这个大部分还是封建制的国家迅速地、无一例外地推行民主化。宪法不理会反对者的意见，赋予成年公民普选权，虽然全国只有12%的人识字。反对者认为，把国家的命运交给这些完全不了解民主的人是危险而且不必要的，因为这些人甚至永远都不会主动要求民主。尼赫鲁和制宪会议的同僚，也就是宪法的起草者、令人尊敬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心怀动人的信念，毫不犹豫地给予所有公民公正、公平和自由的保证，同时给予媒体自由。事实是，这场关于民主和稳定的自由主义体制的冒险取得了成功，并延续下来，被理所当然地看作印度政治奠基人的非凡遗产，使清廉和远见成为尼赫鲁身后近乎神化的光环。
另一方面，尼赫鲁学习了在日本和苏联发生的高速工业发展，觉得只有国家才有能力高速推动经济扩张到足够的程度，为雏鹰初啼的祖国实现恢弘的梦想。受苏联经济体制启发，他制定了一种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计划通过一系列“五年规划”来实现印度的增长和现代化。这些规划会驾驭国家资源，形成协调向前的推力。其中“第二个五年规划”在学术严谨性方面达到了顶峰。这个计划由一个名叫普拉桑塔·钱德拉·马哈拉诺比斯（Prasanta Chandra Mahalanobis）的人构思，他是印度统计所（Indian Statistical Institute）的创始人，拥有众多尼赫鲁必然喜欢的背景，包括对大型体系的欣赏、剑桥物理学学位以及对古代印度哲学的热爱。他在规划委员会的任期内访问了英格兰、美国、法国和苏联，与世界一流的统计学家、经济学家讨论国家投资怎样才能在恰当的时机以恰当的量，最优地进入需要的行业和部门来确保整体经济长期的增长。
在马哈拉诺比斯的概念中，基本的战略产业，如：石油和天然气、核能、防务、航空、钢铁、发电输电、重型电机、电信、煤炭和战略矿产由国家专属专管。在第二类行业中，国家和私人企业都可以运营，包括化学、医药、化肥、纸浆和纸张、公路运输。剩下的行业——例如消费品，则向私企开放，但私企应受到严格管控。没有政府的特定执照，企业不能引进新产品、设立新工厂、开除员工或进行大笔投资。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体制，却对现有利益集团回报颇丰，因此印度的大企业普遍都不反对。国大党严密地关注着那些从国有化中逃脱的大企业，为回报他们的顺从，便以宽松的条件向他们发放商业牌照，消除市场竞争，保障他们即使在实际产品质量极差的情况下也能获得高额利润，而且这种情况非常普遍。（那些年印度在物质生活方面的缺陷反而成了之后为这个体制进一步辩护的理由，因为如果开放市场，外国公司就会涌入印度，带来几乎完美的产品，那么本土公司在印度的土地上也将不复存在。）
但尼赫鲁并不特别在意消费品的质量。他深深沉醉于纪念碑式的感受。他喜欢和大坝一起拍照。大坝带来了两种对发展必不可少的力量——电力和灌溉，因此他对宏伟的巴克拉大坝（Bhakra dam）满怀激动之情，认为它将自己奉献给了国家，把它称为“印度复兴的新神庙”——因为尼赫鲁不仅笃信现代化，还是一个世俗主义者。那几年里建造的三座大钢厂也同样深得其心，因为它们展示了印度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下，利用自身矿产资源生产重要工业原材料的能力。他渴望让印度拥有令人骄傲的优秀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因此拨了一大笔钱给在剑桥受过教育的理论物理学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后者设立了两所高阶研究机构——印度塔塔基础研究院（Tata 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Research）和特朗贝原子能研究所（Atomic Energy Establishment, Trombay）。他自己则建立了奢华的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印度管理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等学术体系，为未来实现技术专家治国而培养有本国教育背景的领导者。
事实上，直到这个世纪，这些机构都还持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里面出来的很多人不仅成就了印度的技术繁荣，实际上还成就了美国的技术繁荣，因为很多人最终去了硅谷。但总的来说，尼赫鲁关于如何繁荣经济的愿景不如他在政治方面的愿景持久。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即使对于他那些如此天才的规划者来说，实际的经济过程还是太复杂了。第二个五年规划被废弃了，因为其理论在未预料到的现实世界发展面前一败涂地（比如当时出现的外汇短缺和通胀）。到1964年尼赫鲁去世的时候，也就是第三个五年规划的末期，早年的承诺看上去已经很遥远了。经济体系里的很多行业由于法规制约和缺乏资金而停滞不前，同时国家遭受着严重的农产品短缺问题。尼赫鲁留下了失败的经济，经济复苏成为接下去近三十年间被激烈争论的话题。
然而，争论之所以持续那么长时间，部分原因是尼赫鲁设想中的印度继续在理论层面享有很高的威望——虽然基于此理论的经济体系已经萎缩了。这是一个崇高的婆罗门式的构想，鄙视追求金钱和世俗虚荣，将私人企业、买卖消费品特别是奢侈品视作俗物，在这些方面人们甚少有自由，也鲜有尊重。这个国家自身是愿望的一个适当载体，封闭的经济是某种禁令，也反对过多的人居住在外面的世界。随着尼赫鲁的世界主义在他死后逐渐消散，即使对于受过教育的人和富人来说，更广阔的世界也正变得更遥远和禁闭。一种特定的、以自身为中心的结构进入了印度生活。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个人因私出国虽然在技术上没有问题，但即使是买得起机票的少数人也很难成行，因为换汇的控制太严格了；打国际长途要提前一天预约；只有极少数的外国公司能投资印度企业或在印度设立运营机构；进口外国货物普遍遭到禁止。
随着时间过去，在这种压抑中升起了对外面世界的奇思异想，就像囚犯的美梦，模糊而萎靡。一方面，任何和国外有关的事都会让人激动异常：比如那时候出国的人变得好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全镇人都会戴着花环到机场欢迎他们回家，去看他们从外国带回来的收音机和香水。但同时，人们也从心底里害怕外国会对他们使坏，那些保护印度纯真的屏障看上去让人相当安心。回想过去长期处于其他国家阴险的统治中，印度对外国的渗透和腐化保持着一种偏执——比如巴基斯坦和美国中情局就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被刻画为会带来霉运的扫把星。
也许这一切能让人理解，为什么即使经济已经明显失调了几十年，即使周边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取得了惊人的增长，印度仍然不考虑取消国家管控并接纳全球资本，直到它别无选择——仅仅是因为这种想法太渎神了。可是到了1991年7月，现行体制已经支离破碎，确确实实没有其他选择了。国大党因丑闻声誉扫地，党首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尼赫鲁的孙子，也是前总理）刚刚被暗杀，党内动荡，经济也正遭遇致命危机。官方一方面用陈词滥调说能自给自足，但另一方面，出口额永远不够支付进口费用。年中，印度的外汇储备跌至5亿美元多一点，只够支付大约三周的进口必需品货款。为了渡过难关，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谈判，获得了2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贷款是有代价的——首先的代价就是纯金。为了获得贷款，印度政府被迫将六十七吨黄金储备作为担保抵押，其中四十七吨立刻由飞机运往英格兰银行，另外二十吨运往瑞士银行。另外一个获得贷款的条件就是马上进行自由市场改革。
曼莫汉·辛格被指派为财政部长，正是因为多年来他一直呼吁进行这样的改革，甚至是在这些改革被视作反印度禁忌的时期。而且，他似乎是最有能力实施这些改革的人。他在1991年宣布的改革对当时的危机来说，事实上远远超过了必要的程度。改革包括构建一整套体系，一套他自60年代起就在心里设想的体系，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对外贸易的。这套体系预示着一个经济新纪元的到来。正如他在其划时代的预算案演讲中明确表示的：这套体系不能实施得过快——“政府和经济都不能年复一年地超出自己的能力运作；借贷或拖延时间这样的操作空间都不再有了；任何对于宏观经济调整的进一步拖延和逾期，都将意味着现在已经相当艰难的收支平衡会变得更难以处理，同时已经很高的通胀水平会超出可容忍的限度”。
自这个讲话以来，印度经济年增长率达到10%，超越加拿大和俄罗斯，跻身为世界十大经济体之一。所以回想起来，辛格推行他的改革体系时的谨慎和谦逊很异乎寻常。以我们的事后之见，这个体系的出现是必然的，但他做出了最奇怪的表现，把自己的观点放到了很低的姿态。尽管给出了清楚的计划，要深思熟虑地全面瓦解旧的经济制度，他却用各种对社会主义和尼赫鲁的赞颂作为铺垫，就好像要展示出这种分道扬镳的唯一可行方法就是把它表述成一种“延续传承”，甚至是既有成就的顶峰。他似乎非常迫切地想要表达他的计划有很深的印度根基，而且印度对外部世界的“传统”态度会被保留下来——比如他反复强调大家熟悉的对于“我们从西方富裕社会借来的盲目无情的消费主义”之厌恶。最终，在宣布印度将加入全球化经济后，他发布了自己的战斗号召：“我们要战胜一切。”这句话来自一首著名的抗议老歌，尽管他或许是用这句话向他的听众再次保证过去的价值观不会改变，却和当时的情形完全不协调——现在指的是要反抗哪个压迫者？但这个演讲中的混乱使其愈发具有启发性，因为如果辛格的隐喻在当时的情境中让人困惑的话，那是由于这些隐喻是从尼赫鲁那儿穿越而来的。辛格自己并不擅长演说，从他的抑扬顿挫里可以看出，这位财政部长很明显地试图向这个国家伟大的演说家尼赫鲁坚定地表示忠心：
辛格使用了一种不太合理的表达——他引用了尼赫鲁在红堡的城垛上宣布印度独立时的讲话。1947年8月15日就要到来的时刻，尼赫鲁慷慨激昂地说道：“当午夜钟声敲响，当世界还在沉睡，印度将觉醒于生命和自由。”由于印度在1947年的觉醒异常瞩目，1991年当然也是有些略为平淡的东西可以宣布——那就是这个国家仍然是觉醒着的，但是你可以看出辛格想要做什么。
辛格有充分的理由为要如何解释清楚这场革命而焦虑。已经有人对这个国家的黄金流向前殖民者的金库感到非常愤怒，而且现在对于新的经济战略和外国人（IMF）在战略制定中的角色也弥漫着不安的情绪，如《纽约时报》写道：“在印度，这个仍自视为不结盟社会主义运动领导者的国家眼里，经济改革被视为是痛苦的，甚至是难堪的……它将会被看作对印度自治的一种干涉。”[3]
在这个时代，我们忘记了曾由苏联发起的世界体系的强权，也忘记了尼赫鲁倡导的“不结盟运动”，我们只认可一种“全球化”。因此，对我们来说，很难再去更多地想象一个大国本来可以选择把自己从这个特定的全球主义形式中抹去，也很难再想起仅仅是二十年前，拥抱这种全球主义的前景也许会显得多么危险和不守信。印度进入全球化体系，就像同一时期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并不如我们现在在无缝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想象的那样，是顺畅地回归一个自然状态（现在的这个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失去了太多对于多样化和非主流的理解和同情）。在许多方面，进入全球化体系的过程对于这个国家所有伟大的根基来说是一场耻辱的溃败，并且产生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后遗症。印度“继承了”全球化，就如同某人“继承了”一项遗产——既充满了新的经济可能性，又满是撕裂的丧亲之痛。金钱会到来，但一切高贵和滋养都不在了，替代它们的是如洪水般涌来的卑劣。
注释
[1]Mike Davis,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El Niñ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Verso, 2002), pp. 9–21.
[2]Jawaharlal Nehru, Soviet Russia: Some Random Sketches and Impressions (1928), p. 3.
[3]New York Times, 29 June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