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白党与黑党

但丁替换了狮子（VI.13-15）的形象，用看守冥府的三头狗赛比猡（Cerberus）代表罗马。赛比猡负责饕餮者所在的那层地狱。不过，这一章最明显的关注点，既非第三层地狱中的罪恶，也非这层地狱中的罪人，而是出现在佛罗伦萨共和国中的内战问题。要不是因为佛罗伦萨内部显得只有两党这一事实，一只有三个头的狗似乎能完美代表这座身陷内战的城邦（《帝制论》，I.16.1-5）。这样，赛比猡便是共和国末期那场震撼罗马帝国的内战的更恰切的形象，因为，每场冲突爆发前，均有三人联合（triumvirate）统治的企图。然而，这些困扰罗马的内战，恰恰爆发于它扩张崛起并取得支配地位的顶峰时期。就佛罗伦萨共和国来讲，这些战争爆发于其初期，妨碍了共和国的崛起和称霸。这可归因于如下事实，罗马的晚期发展恰好伴随着它的政制败坏——亦即，恺撒（Caesar）集人神与世界君王于一身，这是中世纪佛罗伦萨一切政治生活的首要原则：在佛罗伦萨党派政治内部，除了白党（或“平民党”）和黑党（或“贵族党”）之分，“新恺撒”及其军团（亦即神职人员）^[15]构成了第三党派。赛比猡的确完美体现了佛罗伦萨城的内部分裂。此外，比安奇（Bianci）和尼利（Neri）的国内纠纷，根源于亲教廷党（the Guelphs）与保皇党（the Ghibellines）的超世俗分歧。新恺撒军团侵入意大利诸城邦的生活，由此导致政治权力在两个层面上脱离政治正义：内乱使法治形同虚设；教皇宣称拥有凌驾一切政治法律的无上权力。“上帝”不是正义与权力结合的原因，而是二者分裂的原因。

维吉尔让赛比猡的三个头吃下了渴求的泥土后，成功止住了它们的吠叫，这反映了“淹没在”地狱第三层中的饕餮者的贪馋（VI.15）。二者均表明该城邦的物质主义，亦即它旨在追求身体的诸种好处。然而，诗人将那些浸没的“身体”描述为“虚空之躯”（vanities），维吉尔和但丁就踩在这上面（VI.36）。这些躯体是灵魂堕落、空虚的形象。尽管这座城邦很少关注身体之善，但它虚伪地宣称，除了肉体，它还能为灵魂提供所需的东西。该城邦是政治理想的所在地，按照这种理想，美德就是灵魂之善。然而，新罗马或上帝之城早已接管政治生活的两个方面：它贪求“土地”（领土和财富），并宣称，凭借其关于道德美德的教义，能为灵魂带来真正的善。

教会的物质主义说明，它毁灭性地干预了佛罗伦萨和意大利其他城邦的事务，在谈到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 VIII）时，基阿哥（Ciacco）（“猪”）暗示了这点，他表示，尽管此人现在“采取骑墙态度”，但很快会干涉佛罗伦萨的事务（VI.67-72）。教会声称能像战胜城邦灵魂那样照料灵魂，然而，这一宣称成了人类城邦在教会政制手中败坏的更深层原因。在回答但丁关于“困扰”着佛罗伦萨的“不和”起因的问题时，基阿哥发现，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三种激情：骄傲、妒忌和贪婪（VI.74-75）。显而易见，这种对不和原因的解释并不充分。一切城邦的邦民都曾受过这些激情驱使，但并非所有时代的所有城邦，均遭受过内战之苦。罗马公民与有史以来的任何城邦的邦民都表现出同样强烈的激情，罗马的伟大，归功于它恰当而审慎地运用了这些情感。不过，基阿哥的谴责指出了佛罗伦萨瓦解的最深刻根源：根据上帝之城的教义，这些激情不是为了追求自由和帝国，审慎地完善并驾驭政治生活的自然动力——亦即通过驯化逐渐形成政治美德或道德美德，而是一些该受谴责的罪恶，并且，为了使灵魂准备好上帝王国中的公民精神，还要依靠上帝的恩典，把这些激情从人心中驱除出去。在对政治生活和政治法律的表面超越中，教会谴责人类灵魂中政治美德和政治卓越的诸根源。渴望荣誉和追求卓著（亦即骄傲与妒忌）与追求帝国（即贪婪）有关，这些是古代城邦美好德性（如勇气和宽厚）的根源，被新罗马谴责为充其量是“了不起的邪恶”，新罗马反将谦卑、顺从和“灵魂的贫瘠”这些反政治品质，宣扬成道德美德的真理，借此可达到所谓的“有福”的超政治目标。

然而，由于那些作为古代道德与政治美德根基的激情（虽然可能遭谴责），绝不可能从人类灵魂中剔除——人类是政治的动物，这些激情是政治生活的必然产物——因此，只要教会关于道德美德的教义具有权威性，就要确保政治生活在道德谴责的外衣和虚幻的烟雾下实现。换言之，基督教教义要确保这些激情，脱离对道德与政治美德的热望，或者说脱离对高贵或美好事物的追求。基督教暗中破坏政治理想的政治性，而后嘲讽政治事务的实施，这就保证了人们以极为自私自利的方式，追求城邦那些最低下的抱负——聚敛财富或物质利益：政治权力完全沦为聚敛个人财富的工具。在这点上，中世纪欧洲的国王和王子们，完全效仿教会里的大人物，尽管这些人口口声声赞美尘世的贫穷，并劝告人民在天堂中积累“精神”财富，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汲汲于在当下聚敛世俗之财（《炼狱篇》，XVI.100-102）。

这种状况的政治后果是政治生活的急剧衰退：政治抱负的视野变得低下、狭窄，城邦也变得四分五裂、混乱不堪。佛罗伦萨及其姐妹城邦陷入泥淖、“淹没”其中（《炼狱篇》，VI.76-126；XVI.12-129）。显然，这符合教会的利益和它的政治野心（同样在这种外衣和迷雾下实现）：意大利和欧洲的城邦越混乱，亦即其世俗权力越式微，教皇就能取得更大的支配权（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第7章）。

在回答但丁关于那些最好的佛罗伦萨人的命运的询问中，基阿哥指向了相同的问题——在基督教道德教义的影响下，政治生活显得微不足道。根据上帝的审判，这些“如此高贵”并“将才智用于行善”的人，最终“落入那些最邪恶的灵魂中，在形形色色的过错的重压下，落入地狱的最底层”（VI.77-87）。这些人中最伟大的是法利那塔（Farinata），他将佛罗伦萨的利益置于其党派利益之上的事实，证明了他的高贵，法利那塔处在第六层地狱的“伊壁鸠鲁信徒”（Epicureans）中，或者说，他是压根不信灵魂不朽的人之一（X.32）。另外，阿尔多勃朗第（Tegghiaio Aldobrandi）和卢斯提卡奇（Jacabo Rusticacci）因犯有同性恋之“罪”，被罚入索多玛人（Sodomites）之中（XVI.40-45）。根据基督教教义，最伟大的政治家们的两种更普遍品质，都属于“最邪恶”的罪行——无论这些品质是否为道德过错，人们都很容易认为，这些品质至少无意间（也最有可能真的）服务于政治事务的公正展开和对共同利益的追求（不相信彼岸生活的幸福，也不热衷私人的家族利益，可能被认为是全心投入此世公共利益或政治利益的条件）。由此，但丁表明，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些观点荒诞不经、具有毁灭性。

因此，基督教的道德教义，恰巧且本质上与全心投入公共利益的可能背道而驰。一方面，基督教教义谴责骄傲、妒恨和贪婪这些激情，这些激情的满足依靠各种荣誉、政治职务和物质奖赏，它们是劝服某些人服务城邦的手段，就像是城邦的价值高于他们自身的灵魂；另一方面，基督教义始终强迫人们抛弃人类城邦的“世俗”政治利益，转向上帝之城“永恒的”、“精神的”或所谓超政治的回报。因此，“上帝的”审判和正义，与城邦正义和公共利益所要求的东西有着根本冲突。在基督教政制内部，关于正义的真相的权威教义必然与政治权力的合理行使有抵牾。基督教政制必然是不义的政制。

在第六章结尾处，但丁和维吉尔探讨了神的惩罚和奖赏的微妙之处（因为这牵涉到肉体复活的问题）（VI.94-111），不过，但丁在此暗示，基督教的道德教义，正是以过度诉诸肉体满足为名，提出了对城邦只关注肉体利益的谴责。通过肉体复活的教义，基督教像任何伊壁鸠鲁信奉者那样，有力地根本否定了关于灵魂分离这一现实的学说，并期望带着最狂热的索多玛人的欲望，尽情享受肉体结合的欢愉：由于基督教关于肉体复活的学说，实际上是依据了基督教神圣观念的中心教义，亦即道成肉身，因此，这一学说只是城邦自身把肉体之善当成灵魂之善的某种夸张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