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来,许多基尔克果的研究者特别关注“作者”这一文学形式的种种方面,比如基尔克果在各式笔名下写作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形式”与“内容”同等重要;基尔克果“如何”写与他写了“什么”一样要紧。在此语境下,康内特(James Conant)在一系列文章中坚持认为,《非科学的最后附言》(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以下仅称《附言》,英文缩写为CUP,基尔克果以克里马库斯[Johannes Climacus]为笔名所作)与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逻辑哲学论》(Tractatus)之间存在重要的对应关系。[6]然而,康内特认为,以往的评论家误解了这种对应关系。他认为,应当把《附言》看作一本内含“无稽之谈(nonsense)……简单、老旧、平凡的无稽之谈”的书来读(MWS,页253)。拙文的主要目的是质疑这一观点。我们会看到,康内特的想法依赖于对克里马库斯文本“召回”(revocation)之意义所持的特定观点。[7]按康内特的说法,他所批评的那些批评家们认为,《逻辑哲学论》与《附言》为表明那些真正重要的问题——特别是伦理和宗教的问题——是不能言说的这点,给出了“本质而初步的意见”(MWS,页249)。在康内特看来,这些评论家坚持认为存在“缺乏意义却仍然能够传达意思”的言论(MWS,页249)。
据说,《附言》证明了以下言论:语言难以表达伦理与宗教的“主观真理”,它只能在个体生命的“存在”语境中得到澄清。此外,基督教区别于它者的最重要特征——道成肉身——不仅不能在语言上得到表达,而且这一点
与能够以理性理解之物形成了最鲜明的对照。它向我们展示了无稽之谈最极端的形式。注意到……将无稽之谈所构成的层级系统这一根本观念归因于……的重要性……我们之所以恰好可以将(道成肉身)这一绝对悖论看作悖论,正因为这一观念是绝对不可理解的。这种悖论是终极信仰之刺的体现,因为理解力在任何试图抚平悖论的尝试中都将备受煎熬,顷刻之间,它便将我们从它对我们与上帝之间关系的干涉中解放出来。(MWS,页249)
虽然我们不能直接表述这一绝对悖论,但“通过为理解与勾画这一悖论的终极限制划定范围”,我们得以指向其可能之存在(MWS,页249)。没有一位作者能“在有意义的宗教方面对我们直接说点什么”;因此才有克里马库斯召回(revoke)文本的必要。通过这一做法,他“弃自己业已建立的整体结构于不顾,独留我们于一片静默之中。在他看来,从他对基督教真理性质的迂回表达的策略中,我们当能辨识出这些遴选出来的内容”(MWS,页249)。
相反,康内特认为,这种“缺乏意义却仍然能够传达意思”的言论不可能存在。在他看来,克里马库斯与维特根斯坦所以在各自著作结尾处声称,他们的著作不过是无稽之谈(据他分析,克里马库斯通过“附录”的文本的“召回”,表达了这层意思),他们的意思不过是说,他们之前在书中说的纯粹是无稽之谈,而非如许多评论者所设想,是某种意蕴深远的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