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和“访”

说改革开放给残疾人事业带来了生机一点都不假。朴方主席在基金会成立三十周年讲话中说得好：“改革开放中生，改革开放中长，改革开放中壮大。”回想起来，只有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我们这种嚷嚷才有效。当时国内环境是改革开放，国际环境是通过了《国际残废人行动纲领》，提出“平等参与共享”。1981年被定为国际残疾人年，我们国家也围绕这个主题开展了不少活动，这也让大家开始重视残疾人的事。

当时还没有残疾人组织，北京市和全国一样，没有残疾人协会，只有个盲聋哑协会。正是这个时候，国家宣布那一年是国际残疾人年，我们觉得机会来了，就全力去争取、呼吁。由于我们几个在残疾人中都算名人，和全国各地的残疾人有很多联系，于是我和刘京生、曹燕等6个人就综合了大家的主要要求写了一封信，题目叫《我们的呼吁，我们的愿望》。大家四处联系，联名签字，信里清楚地写着我们的呼吁、我们的愿望就是要为国家分忧，为残疾人服务，希望国家能成立组织，能够把我们管起来。也许正是国际残疾人年这个大背景起了作用，我们这封信竟然刊登在1981年7月9日的《中国青年报》上，那天的《中国青年报》同时还刊登了北京市残疾女青年林达的建议文章《应为残疾青年开展多种活动》。这两篇文章见报以后反响非常大，全国各地残疾青年纷纷来信响应，表达了同样的心声。为了扩大影响，我们几个还利用平时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四处分发这封信，希望大家都能了解残疾人的事。

其实别人管我们叫信访户还真是名副其实，除了前面说的那封信，我们这帮人还经常不断地去访。

国际残疾人年的事情是由劳动部负责的，可是1981年过去了，残疾人年结束了，人家不管了。我们就一起合计，谁能管我们的事呢？于是几个人一块儿找到民政部。记得当时是薛恩元同志接待的我们，老同志特别诚恳，把我们的情况了解清楚以后还鼓励我们。从民政部出来往前走，没多远就是团中央，想着大家都是年轻人，共青团应该能管我们，我们几个又闯了进去，也跟他们反映了我们的需求。事说完了天也黑了，我们又接着往前走，边走边合计还能去找谁。刘京生说好像有个老领导跟他差不多，也没胳膊，可是人家官太大了，咱们够不着啊。这会儿也不知谁想起有个叫何长工的领导也是残疾人，并且就住在附近，我们就直接来到何长工家。还没进胡同就被警卫拦住了，我们把自己的想法一说，人家告诉我们，领导休息了，你们先回去吧，由他们向领导汇报。

虽然没见到，但我们不死心。当年残疾人里吴运铎名气最大，他不仅是老一辈革命家，同时也是残障人士，他一定跟我们有同样的感受，同病相怜，我们决定去找他。那天去了四五个人，吴老看见我们特别高兴，拉着我们说了他自己的想法和多年的愿望。当时社会上管残疾人还叫残废人，吴老特别不爱听这个“废”字，他说，我们是残了，可我们并没有废。我们大家听了心里都很振奋。之后我们又来到了高士其老人家里，高老拿出一封信，是孙恂大姐写给他的，信里说了她长期生病，内心非常苦闷，非常希望能尽自己的力量做点事情。高老对这封信特别重视，嘱咐我们有时间一定要替他去看一看这位残疾人。我们说，行啊，马上就去。于是一大堆人也没耽误，马上动身去孙大姐家。高老还特地用他的红旗轿车送我们去，那可是我们几个第一次坐红旗车。孙大姐也很高兴，原来她只是在报纸上看到过我们的名字，这回都见到真人了。她问我们，我能为你们做点什么？我们说既然大家能凑到一块儿，以后就一起来合计这事，一块儿做点什么。我们一商量，孙大姐病比较重，出行不太方便，我们几个虽然残疾但还能动，于是就把孙大姐家当成据点。大家觉得大姐很困难，就经常去她家帮助她，慢慢地就变成了只要谁有空就去她家，做饭、洗衣服，能干啥就干啥。这一切也没有人去组织，大家都是凭着一腔热情，想到哪儿就干到哪儿，自己心疼自己，自己帮助自己，一切从自助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