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都在斗争

除了就业小组，俱乐部还组建了文学小组、外语小组、医学小组，我们甚至建立了一个小图书馆。一边做事情，大家还得一边不断地嚷嚷，争取外界对残疾人的关注。当时，全国各地的残疾人都给俱乐部写信。孙恂大姐有个统计，每天收到的来信都在400封以上。最有意思的是，到了后来信封上不用写地址，光写上北京病残青年俱乐部这个名字，邮递员自会把信送到孙大姐家里。所以俱乐部就搞了一个小刊物，名字叫《朋友之间》。说是刊物，既没有刊号，也没有拿出去卖，就是想把众多的残疾人来信印出来跟大家分享，所有的残疾人都是朋友，大家相互沟通思想，相互了解各自的苦闷，互相勉励。记得发表的第一篇稿子是我约的，作者是一位在墩布厂工作的残疾人，在他姐姐的帮助下写了一篇文章《还是社会主义好》。现在看来这题目挺正统的，但那确实是残疾人的心声。我们虽然成立了俱乐部，但残疾人的生活要想提高，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关怀。

为了扩大残疾人的影响，1982年我们还参加了《光明日报》举办的“残疾青年怎样生活才有意义”的大讨论。这原本是一个由读者来信引发的专栏。“我也许终生没有站立起来的希望了……该怎样生存下来，而且生活得有意义？”在信中，内蒙古青年于秀倾诉了瘫痪给她带来的莫大痛苦，追问生活的方向和意义。读了这些文字，俱乐部的伙伴们都很感慨，大家都在想，一定要把我们的故事告诉于秀，告诉全社会！于是，由林达执笔，汇总了大家的意见，一封写给于秀的信很快出炉了——《同病残斗争乐趣无穷》。在信里，我们告诉于秀、吴运铎、高士其等名人是怎样关心残疾人的，作曲家谷建芬是怎样为残疾人之歌《希望的曙光》作曲的，青年们又是怎样克服困难、自强自立的……信的最后，我们为于秀提出了生活建议，还热情勉励：“高士其同志说：‘我每天都在斗争，而斗争是有无穷乐趣的。’让我们互相勉励，共同进步！”林达亲自乘公交车赶到报社，把信交到了编辑手中。编辑对此很感兴趣，不仅很快刊发，还邀请俱乐部成员、当时已经开始练习书法的刘京生为专栏书写了栏头。自此，新闻界经常能了解我们的动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台也找到我们，希望我们能把中国残疾人自强自立的情况告诉全世界。这个任务又交给了林达，她很快写出了一篇文章，但人家要英文稿，俱乐部的人英文都不行，怎么办？这时候林达的父亲主动承担了文稿的翻译工作，让我们顺利完成了任务。文章播出后，国际台送给林达一个小书签作为纪念。1984年3月15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的当天，著名国际友人韩素音在《中国日报》上发表了对病残青年俱乐部的长篇报道。

俱乐部渐渐有了名气，也得到了邓朴方同志的关注。当时他正在筹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专门邀请俱乐部派代表去交流。那是11月份，天特别冷，孙恂大姐身体不好出不去，我们就派林达、韩润锋等三个人到设立在建国门富建胡同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筹备处拜会邓朴方同志。据韩润锋讲，进去以后大家都觉得那个时刻特别郑重，都坐得规规矩矩的。基金会筹备组的同志给他们讲了当前的国际形势、残疾人状况，然后领他们去见邓朴方同志。当时邓朴方、王鲁光、薛恩元都在，王鲁光坐着一个很高的轮椅，上面还有个板可以在上面写字，朴方躺在床上。他们在门口和王鲁光握手寒暄，还没走到床边，朴方便从床上侧身起来对我们说，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我们都是兄弟组织，向你们学习。这一下大家都很激动，刚才还因为要见到大人物而紧张得手足无措，没想到朴方是这样的亲切。交谈间，朴方说，你们嚷嚷起来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中国的公益慈善和西方是不一样的，希望我们加强合作，共同推进这项事业。因为朴方身体不太好，大家谈了半个多小时就告辞了。临走之前林达把俱乐部写给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建议信转交给王鲁光，王鲁光同志一一收下，并表示一定会转交到领导手中。

有了领导的支持，我们的干劲儿更足了。其实当时社会上对于残疾人还是非常有爱心的。俱乐部要搞活动，不论找到哪个单位，不论是场地还是人员要求，人家基本上都会给予支持。现在说起来别人可能不相信，为了筹集残疾人活动经费，我们曾经多次找国家级的艺术团体要求人家为残疾人义演。

一年春节，俱乐部正好搞活动，中国评剧院的老院长听了二话没说，拿起大衣就来到了活动现场。对我们这帮小年轻来说，那可是大人物。俱乐部的秘书长韩润锋一直陪在老人身边。活动结束，老院长很高兴，觉得活动很好。韩润锋就趁机提出能否请评剧院为残疾人义演一场。老院长没犹豫，就三个字：“没问题”。没过几天，评剧院来电话了：“明天晚场的演出是专门给你们演的，你们派个人来收钱吧。”当时的评剧演出2毛钱一张票，一共300来块钱，我们也没收据也没发票，就把这些零钱找个袋子一装就拿回去了，心里觉得这口袋沉甸甸的。那年的6月份，中央歌舞团的一位朋友提出要为俱乐部的残疾人搞一场义演，人家在天桥剧场连演三天，最后一场的时候，报幕员一上台就宣布，今天是为残疾人义演，所有的费用全都捐给北京病残青年俱乐部，台下立刻响起一片掌声。

邀请中央乐团为残疾人义演可费了劲儿了，韩润锋和另一位残疾人骑着自行车跑到乐团，演出科在4楼，俩人咬着牙爬了上去，正赶上人家在午休，就在楼梯上坐了1个多小时。人家对义演的事答应得倒是很痛快，可有一样，需要我们出一封介绍信。其实俱乐部是给他们开了介绍信的，但俱乐部的公章不管用，人家要求介绍信上必须是正经单位的公章。几经辗转，北京市团委终于同意给我们的介绍信上盖章了。人家又提出要跟残疾人开一个座谈会，这个好办，俱乐部主力悉数出马，中央乐团的代表阵容也是特别强大，盛中国、罗天婵、刘诗昆……都是著名演员。盛中国当场把300块钱的演出费全部捐给了俱乐部。我们提出这次演出中残疾人也要展示一下风貌，为此孙晓梅他们的文艺组还专门排练了一首歌曲。开始人家很犹豫，残疾人能行吗？等我们的人唱完了，台底下掌声那叫一个热烈。连后台的专业演员都跟着鼓掌，唱得真好啊。乐团的领导马上来找我，观众反映特别好，你们还有歌吗？再来一首。我们哪有准备啊，反正是为了展示残疾人的风采，所有到场的残疾人都上了台。三场演出之后，社会上的人对我们开始另眼相看了，都说这些残疾人真能干事。

要让社会认识残疾人，残疾人就必须要走进社会。我们通过分析，很多残疾人喜爱体育运动，国家也已经成立了残疾人体育协会，应该从这方面着手突破。乒乓球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体育项目，残疾人也喜欢，都非常积极地参与。记得那时有个残疾人在体委上班，国家乒乓球队训练完满地都是用过的乒乓球，他就把这些球捡回来用麻袋一装，一条腿骑车送到俱乐部，每隔两三天就送一麻袋乒乓球过来。完好的球就作为大家活动用球，破损的就交给就业组制作乒乓球娃娃。我们还经常组织残疾人游泳，陶然亭游泳馆、工人体育馆游泳馆、海军游泳馆都出现过我们残疾人的身影。残疾人游泳需要过的不是技术关，而是心理关。你想啊，当时社会上对残疾人的歧视还是很严重的，要脱掉衣服，在众多健全人面前展露自己的残肢，很多人心里有负担。这关必须得过，身体再锻炼也不能复原了，但是心里的障碍突破了对融入社会好处太多了。有个一条腿截肢的女孩第一次来参加游泳活动，害羞得不敢见人。我们怎么劝说都没有用，干脆几个残疾人在她周围围成一圈，她自己用大毛巾包裹着，就这样她才走下水。她问我：“您说我能游泳吗？”我说：“你敢游吗？”她回答不知道。我说：“那就试试吧。”这帮人一下水，果然引起了社会的关注，陶然亭游泳馆的工作人员很惊讶，这帮残疾人还真行。正巧当时有个单位在那里搞游泳比赛，就找到我问：“最后一枪留给你们了，你们敢不敢？8条道，你们上8个人。”残疾人参加了游泳比赛，把现场的观众都惊呆了。说起来人家单位的职工运动会能想到让残疾人给大家表演一下，在30年前实在是不容易。但人家能有这种意识，让残疾人亮亮相，振奋大家的精神。

为了扩大残疾人的影响，我们说服残疾人体育协会的同志来看我们游泳。那次是在海军游泳馆，去的时候我还纳闷，怎么戒严了，游泳馆边上到处都是战士站岗。原来是残疾人体协的钱信忠会长来看我们残疾人游泳了，他一来海军一位副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都跟着来了。老领导一一跟在场的残疾人握手，还跟大家合影留念，当时合影的残疾人里面出了六七个世界游泳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