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康复医学”引入中国

这些年，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有这么几件，第一件是残疾人联合会、基金会的诞生是邓朴方同志从自身的遭遇出发，从一个共产党人对同命运的中国残疾人的高度责任感出发，而开创的事业。他在加拿大做完治疗之后，本应该在那儿再做一段比较长的康复，但是他想到国内有很多和他一样的人，所以他希望回来搞一个类似加拿大这间医院一样的康复医院。他回来跟王鲁光同志一起，和当时民政部的主要负责同志，像崔乃夫、张德江同志，一块儿协商这个事情。这件事情得到了很多老一辈的革命家、社会知名人士的支持，所以他们就发起建设中国第一个康复医院。

没有钱，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所以才成立了基金会为建设康复中心筹措资金。我在经贸部时在国际局担任副处长，从事国际技术合作的工作，我们当时刚刚搞完中日友好医院，所以朴方他们就想到，能不能利用日本的一些资金技术来搞中国的康复医院。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加上有同志推荐，我在1985年2月从经贸部调到了基金会，很快就去负责筹建康复中心，所以康复中心建设的全过程我几乎都参加了。我记得是1985年下半年，我就开始介入了，为这个事情整整干了三年多，那时候在工地上，我们风餐露宿。我记得我们搭了一些木板房，很辛苦，但不管怎么样，最后在南郊树立起这么个医院来。康复中心是1988年10月完工投入使用的，投入使用之后我就调回残联了，继续在残联工作。

康复中心最大的成绩是把康复医学引入了中国。我们过去只有两个医学概念，一个是预防医学，一个是临床医学。我们引进了第三个医学概念，叫康复医学，这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对有残疾的公民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全国各地康复医院已经比比皆是，但是起步是这儿。康复中心开幕的那天，我记得王震同志出席了开幕式，日本首相当时是中曾根康弘，专门来参加开幕，可见这件事情的重要。

第二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我参与了残疾人保障法的起草。保障法在残疾人事业上是一个里程碑，这件事是基金会工作的延伸。在基金会工作以后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中国的传统观念，多少年来把残疾人看成另类，新中国成立后虽有很大改进，但是人们的观念、人们对残疾人的态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一直还是叫“残废人”。基金会成立后把“残废人”改成了“残疾人”，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体现了人道主义，但是毕竟缺乏法律的支撑，所以朴方同志就提出来要搞中国第一部残疾人法。这把残疾人事业纳入了法治的轨道。残疾人保障法的起草、颁布，全过程我都参与了，现在很多细节我已经想不起来，快三十年了，但是残疾人保障法通过的时候我们那种喜悦的心情，我是不会忘记的。

第三件事情，我在残联工作的这段时间，赶上了1989年的风波，风波以后，我们遭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制裁，当时的环境对我们不是很有利。残联做了一件大事，1990年上半年，在北京召开了康复国际大会，这是在“六四动乱”以后在中国召开的第一个国际性大会，世界各个国家大部分代表都来了，美国的代表来了，英国的代表来了，西方主要牵头制裁我们的国家都来了。当时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这件事情，杨尚昆同志亲自出席在人民大会堂的开幕式，当时他是国家主席。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作为残疾人事业对国家的一个重大贡献。这次会议对国家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打破封锁制裁，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第四件事情就是残疾人艺术团的创办和发展。现在我们残疾人艺术团成了中国对外的一张名片，这件事的创始我也参与了的。我觉得残疾人艺术团传递了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按现在的词儿叫作“正能量”，《千手观音》给全国人民、给全世界人民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对中国形象的树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