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一体”基本经济制度体系的理论渊源与实践创新

谌 玲① 孔祥利②

摘 要：基本经济制度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到“三位一体”创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创新的新发展。“基本经济制度”体系创新符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及《资本论》的理论精髓。基本经济制度体系的理论创新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与雇佣劳动的批判，源于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揭示。“三位一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创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丰富和发展，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与当代价值。

关键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生产资料公有制 按劳分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资本论》是“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体系的来源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进行了创新表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1]17。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体系创新，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资本论》的思想精髓，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在经济制度方面的重要体现，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是建立“公有制为主体”所有制结构的理论基础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为了生存只能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形成了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获得了支配和使用劳动力的权利，表面上来看，“这种情况对买者是一种特别的幸运，对卖者也绝不是不公平”[2]226。但是，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并没有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支付给雇佣工人的工资远远小于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二者之间的差额就是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的自行增值，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资本家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2]384。可见，资本剥削劳动的不平等根源就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同时，资本家“作为价值增值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2]683，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导致资本不断积累、生产进一步扩大，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又使得国民经济融合为一个整体，生产的社会性属性越来越凸显，这就在客观上要求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并按照社会的需要调整国民经济运行，使之按比例协调发展。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家生产目的在于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体现为“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值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3]279，导致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和生产社会化这一基本矛盾无法调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这种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下是无法克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旗帜鲜明地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4]414未来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国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5]601。可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中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正是源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构想。

（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雇佣剥削制度批判是“按劳分配为主”分配制度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认为：“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者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来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2]60劳动者的抽象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财富的分配标准却不是劳动者的“劳动”，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的“按资本要素分配”加深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激化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对立。马克思认为，“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现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3]1000。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表现为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而工人除了拥有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这种生产关系决定了与之对应的分配关系，“自由得一无所有”的工人只能把他所拥有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给资本家，并处于被剥削、被压迫和被奴役的境地。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这种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暴露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局限性，必然会被更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更为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所取代，为未来社会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马克思对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揭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正是基于唯物史观，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出发，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论证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并且，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经济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的分析，指出：随着私有制的灭亡和生产资料归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商品货币关系也将随之消亡。但是，《资本论》关于未来社会的预言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极度发展”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未来社会“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2]97。根据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原理，要想达到未来社会所要求的“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必须发展市场经济，这是由我国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制，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它本身不是一种社会制度，但又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制度而独立存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它就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具体化，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脉相承，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劳动的活力、资本的活力以及市场的活力，能够最有效率地配置资源，协调市场各主体的经济关系，保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的顺利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三位一体”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源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关系的揭示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论述。

二、“基本经济制度”体系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创新和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创新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构建和形成的，契合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思想，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而不断完善，彰显了基本经济制度巨大的魅力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一）“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创新发展

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采用辩证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批判，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正如他在《资本论》中描述的那样：“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2]874这里的“个人所有制”并不意味生产资料归个人私有，而是指生产资料属于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人与人之间是自由、平等和协作的关系，每个人既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又是劳动者，个人所有制正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基础之上，这是一种更高级的所有制形式，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社会所有制”，也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初设想，社会主义制度首先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因为只有积累了雄厚的物质条件，生产力发达到一定程度才能为私有制的消灭和单一公有制的建立奠定现实基础。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能机械照搬经典作家的理论观点。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曾经教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不考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这种做法既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又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探索和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党的十五大被确定下来，这一制度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性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4]304列宁也曾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6]151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还不充分不协调，而且生产力发展水平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部门的发展还具有较大差异性。因此，要与初级阶段生产力的状况相适应，客观上必然要求建立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创新发展

恩格斯曾经指出：“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它反过来也影响生产和交换。”[7]527社会分配的原则和方式不是人们主观臆想的，它必须要与一定阶段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关系）相适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设想未来社会自由人联合体“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动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外，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2]96。可见，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劳动时间是衡量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做贡献的依据，个人获得消费品的份额也恰恰是根据劳动时间来计量的，这正是体现了马克思最初关于未来社会“按劳分配”的思想。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分配制度有了进一步认识，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7]365现阶段，我国实行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由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所决定，也是对《资本论》所描述的未来社会将实行“按劳分配”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我们强调按劳分配主体地位的同时，也要考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和状况，为调动要素所有者的生产积极性，“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还需要“对产品中归个人消费的部分的各种索取权”[2]995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这样，不仅能够保证分配的公平性，还可以提高效率，让改革发展成果能够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的劳动力来使用”[2]96。“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2]97。在这里，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的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社会生产将按照人们的意识和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恩格斯也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被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7]671, “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7]667。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最初设想中，联合体成员用共同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不存在私有制，也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整个社会的生产过程处于自觉组织的有计划调控之中。但是，这种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的未来社会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我国没有经历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就决定了我们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行创新性的继承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充分、不平衡的生产力水平使我们无法摆脱“人对物的依赖”阶段，生产力标准决定了我们不仅要搞商品经济，还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性地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正是对《资本论》描述的“未来社会生产的有计划调节”经典论述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要求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规划与调节，政府的宏观调节能够保证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先验的“制度设计”，它是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而逐步建立、发展起来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创新成果的实现路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1]3。一方面，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另一方面，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为顺利实现经济由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探索新时代基本经济制度体系的实现路径。

（一）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没有大规模的产权私有化、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引入有限竞争、全社会所有制结构多元化但仍保持国有控股的格局，较好地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8]10。这也意味着，混合所有制经济不仅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也是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实行混合所有制经济应该是双向混合，即允许非公有资本参股国企，又允许国有资本参股私人企业。对非公有资本来说，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机会进入垄断行业或垄断行业中的竞争性部分，既可以增加自身市场竞争力以分享市场份额，同时又可在技术、信用等方面受益于国有企业的优势资源，这也是非公有资本参股国有企业的重要动力。国有企业同样可以通过汲取非公有资本在独有技术、商业模式或经营机制等方面的资源优势来提升国有资本运行效率，实现互补共赢。实践证明，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新常态下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和控制力的有效途径，能够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实现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

（二）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在我国现行分配制度下，初次分配领域中的劳动要素报酬过低，这也是我国当前财富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政府可以采取财政政策、转移支付、扶贫攻坚等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调节收入差距，但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仅仅局限于分配和再分配领域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回到所有制层面进行探讨。只有不断强化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特别是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原则占据主体地位，才能解决贫富差距扩大，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具体来说，一是要强化按劳分配的主导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就特别指出：“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9]19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1]32。在再次分配方面，强调要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使再分配更好地发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功能；二是将人力资本价值和劳动者贡献紧密结合在一起，调动全社会劳动者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提高其人力资本的积极性，通过不断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和技能素质，进而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者的收入。

（三）确保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终以市场化为导向，通过发挥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的作用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增强市场的效率和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微观主体层面来看，无论企业的性质如何，都要接受市场机制的调节，生产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但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之上，因此，从社会宏观层面来看，利润最大化就不再是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终极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得财富的源泉竞相涌流，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因此，我们既要利用市场通过价值规律来调节资源配置进而实现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又需要政府通过制定配置资源的规划以实现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这涉及市场调控和政府调节作用的边界问题。习近平指出：“必须正确认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10]党的十四大以来，市场和政府关系的定位和调整始终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焦点，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政府的行政力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收缩，市场获得更大的自主性以发挥其资源配置的优势。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必须占据重要地位，这个地位不是为了压制市场的功能，恰恰相反，是为了保障市场更好地发挥其效率优势，并且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使市场经济的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一方面要围绕尊重市场规律方面进行改革，推行简政放权和“放管服”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另一方面，要紧紧围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方面推进相关领域改革，通过保障公平竞争、弥补市场失灵、加强市场监管来降低市场交易的成本，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9]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10]习近平．正确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EB/OL]. （2014-05-27）. [2019-05-28]. http://www.gov.cn/xinwen/2014-05/27/content_2688228.htm.

① 谌玲，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博士研究生，信阳师范学院商学院副教授。

② 孔祥利，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