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秘诀是金钱吗？

边沁‖马歇尔‖塞勒‖西托夫斯基‖艾瑞里‖弗雷‖门格尔‖史蒂文森

如果你正在寻找生命的意义或者试图发现永恒的幸福，那么，讨教于被称为“阴郁科学”的经济学可能不会是最明智的起点。然而，尽管有其局限性，经济学仍然可以为那些试图增进幸福感的人提供一些洞见。这包括主流经济学中的效用最大化理论、晚近发展起的行为经济学理论以及“幸福经济学”。

关于如何花钱的案例

一些早期经济学家，如杰里米·边沁这样的功利主义者认为，经济学的基础建立在追求个人满足或幸福的最大化之上。对边沁来说，生命的目标就是使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以拥有高度影响力的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为代表的早期经济学家接受了这一观点并且发展出了消费者行为理论。这一理论假设我们总是在追求最大化我们基于效用的经济福利。马歇尔和其他学者提出了边际替代理论，即我们会一直消费商品直到其边际效用（满意度）等于边际成本为止。在一个简化的模型中，只要你能从购买商品中获得幸福感，你就会一直买下去。边际效用原则对于我们理解消费者行为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工具。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1945—　）在其著作中研究了那些购买了健身房年卡的人的行为。他们为购买年卡支付了100美元固定成本，可以在任何想去的时候去健身房。塞勒被那些付费后即使手臂受伤仍然坚持到健身房去的朋友惊吓到了，因为这些朋友认为既然付了费就应该让所付费用物有所值。

其实，这些消费者在为他们已经付出的100美元而焦虑时就已经犯了一个错误。塞勒指出，付出的费用已经变为沉没成本（sunk cost），即一旦付出后，你再也无法使之回来。幸福的一个秘诀就是不要为沉没成本而操心，或正如你奶奶可能告诉过你的那样：为洒出来的牛奶哭泣是没有用的（覆水难收）。

唯一要问自己的问题，应该是去健身房的边际效用是什么？如果你的手臂受伤了，那么可能是负效用——你最好待在家里。成为健身房会员所付出的钱没有产生价值固然很让人恼火，但是你如果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就不会为已经消失的沉没成本浪费时间，而只关注下一步行动的边际效用。

效用最大化，它能让生活看起来……嗯，似乎好一些，但那只是数字上的。如果你想要为心爱的人买花，你还会去权衡相对于边际成本的边际效用吗？（你如果这样做了，也不要在送花时跟对方提起。）后来的经济学家则试图更深入地思考关于效用的概念。

冒险的价值

匈牙利裔美国经济学家提勃尔·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1910—2002）在《无快乐的经济》（The Joyless Economy）一书中，对把福利和消费联系在一起的标准经济理论进行了批评。他声称，高消费并不一定会带来更高的满意度。他特别指出，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积极体验：一种是可以预见的快乐，比如吃蛋糕和喝啤酒；而另一种是不可预知的冒险经历，这种经历可能会带来真正的进步、快乐以及持久的满足感。西托夫斯基认为，真正的幸福不是来自边沁的快乐最大化与痛苦最小化公式，而是来自冒险、尝试不同的东西、学习他所说的“技术型消费”。

西托夫斯基提到一份报告。报告中说，有八分之一的电视观众一直觉得电视节目无聊透顶。我们仍然在看着电视，是因为这很容易做到，在想看的时候只要打开它就行。但它给人们带来的是一种非常肤浅的快乐和舒适感。西托夫斯基认为，更大的幸福可以从“技术型消费”中获得：学会欣赏文学、文化和艺术。这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冒更多风险，但它能让人真正感到享受而不只是短暂的快乐。

抵挡诱惑

在此节骨眼上，我们可能会认为西托夫斯基的话是对的，但又会忍不住想弄明白为什么我们总是选择去做整个晚上看电视这样糟糕的事。我们知道，花费两小时在工作上将更好，但我们还是会花费一晚上时间去大吃大喝、去看电视，然后第二天又为此感到后悔。

丹·艾瑞里（Dan Ariely，1967—　）是美国著名行为经济学家。他指出，人类很容易受现期偏好（present bias）影响。我们吃巧克力是因为它能使我们此时此刻的效用最大化，但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为这一选择而后悔。艾瑞里认为，关键是我们要警惕现期偏好，并且试着通过抵抗诱惑去获得未来的幸福。

如果你做不到甘地那样的自律，艾瑞里建议你为自己制定必要的规则和劝诫。不要让诱惑包围你，并且预期你能从今天的决定中获得明天的幸福。与此同时，如果你想要节制饮食，你必须使之对你自己来说变得容易：比如，不要靠近冰淇淋商店，而是用蔬菜去填满你的冰箱。

财富和幸福

对收入与幸福之关系的研究变得越来越流行。假设我们每年收入7万美元，想要继续提高收入到底有多难？瑞士经济学家布鲁诺·S.弗雷（Bruno S.Frey，1941—　），在《幸福——经济学的革命》（Happiness—A Revolution in Economics，2010）一书中认为，高收入所带来的幸福边际增长程度将迅速下降，并且会对那些试图获得更高收入的人带来压力。弗雷的研究发现，人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过高估计了在未来获得更高收入的效用，又低估了诸如友情和社会互动等非市场行为所带来的幸福。弗雷的著作听起来似乎与“新时代自助指南”这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然而，它暗示道，忽略一些经济学家的收入最大化假设是有价值的。

我们从增加的收入中获得的幸福很快就消耗殆尽的一个原因，在于额外收入的边际效用会迅速递减。这一观点是由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在1871年提出来的。该观点认为，尽管你的第一单位所得能给你带来很高的效用（满足感），但你的第二单位所得给你带来的满足感将会下降。比如，如果你已经拥有一辆汽车，再去购买第二辆真能使你更加幸福吗？边际回报递减理论认为，与其一味增加消费品数量，你还不如转而从诸如旅行与休闲这样的多样化生活体验中寻找幸福。

实际上，增加额外收入甚至可能使你的幸福程度下降。经济史学者阿夫纳·奥弗尔在《丰裕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Affluence）一书中，研究了收入增加会如何带来诸如缺乏锻炼、肥胖与压力（来自对失去财富的恐惧）等新问题。换句话说，收入变高所制造出的新问题比其能够解决的问题更多。

然而，如果你对收入水平不抱有佛教徒式的超然态度，暗自渴望拥有一大批宝马车，研究幸福经济学的美国经济学家贝齐·史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1971—　）认为，事实上，收入与幸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她声称，富人是社会上最幸福的人，幸福指数随着收入的增加而稳步上升。

期望的作用

贝齐·史蒂文森的一个有趣见解是，自1970年代以来，女性自我报告的幸福指数绝对水平有所下降——尽管在1970—2000年间，女性就业机会不断增加，性别薪酬差距缩小，由女性负责做家务的情况也变少了。对史蒂文森来说，这是一个悖论。

她认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期望不同。在1970年代，女性对职业的期望很低，但在21世纪，女性有更大的希望和期望，因此，当她们达不到时，就会有更大的不快乐。这似乎表明，如果你想快乐，低期望值可能会有所帮助。不过，正如史蒂文森所指出的，这也可能凸显了询问人们是否快乐的调查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