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所收两种画论,一为五代荆浩《笔法记》,一为北宋郭熙、郭思《林泉高致》。
荆浩,字浩然,号洪谷子。是五代后梁最具影响的山水画家,也是画史上引导中国山水画最终在宋代达到巅峰的关键性人物。
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缺乏,关于荆浩,今人对他的了解尚有诸多未解之谜。
首先是他的籍贯,根据记载,荆浩是沁水人。历史上有两处沁水,一为山西沁水,一为河南济源古称沁水,这样,直到今日两地尚在为争夺这一名人故里而打笔墨官司。据袁友根先生《解读北方山水画派之祖荆浩》一书的详细考察,荆浩的真正故里应是山西沁水,笔者认为是比较可信的。这一结论,不但有基于现有史料的科学解析,也有对当地民间传说的深入调查,比较有说服力。
据传说,在位于山西沁水中条山主峰历山东北麓的寺沟河谷中,有一个实和庄,附近古时有座青禅寺,曾经住着一百多个和尚。寺里的老和尚色胆包天,抢了宫里的娘娘出来,养在山上的小石屋里供其宣泄淫欲,最终惹恼了朝廷,派大兵来征讨,把和尚都杀了,并且累及周围百姓。当时荆浩还小,躲在荆棘中逃过一劫,他本来姓“靳”,因为山上的荆棘有保命之恩,后来就改姓了“荆”。
当然这是民间传说。我读到这则故事,对民间历来这种充满性幻想的色情传说自然不以为意,但通过袁友根先生调查,这一传说在当地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可以透露荆浩与此地确有不解之缘。书中还谈到了当地现存的几处荆浩“遗迹”,诸如“娘娘洞”“荆浩故居”之类,著书者认定都是历史遗迹,对此我则不屑置喙——一千条强词夺理的推论,比不上一条基本的人生社会常识。唐末至今一千多年,风雨沉沦,把现存普通的两间石垒小屋说成是荆浩当年遗留下来的建筑实体,恐怕没有几个理智的学者会相信——历史研究本不必过分好奇刻意,可以就此打住。
荆浩别号洪谷子,因为曾隐居洪谷。需要认清的是,荆浩的籍贯并不等于他的隐居地,所以如《笔法记》中所说的“洪谷”,不一定就在荆浩的祖籍。所以河南和山西两地的争论,其实中间是可以调停的。也许荆浩确实是山西沁水人,但他的隐居地洪谷,也确实在河南林州。关于洪谷的考证,资料方面的优势是明显的,笔者曾到洪谷考察,至今在山下洪谷寺遗址旁的唐代、元代佛塔和石碑上,还明确留有“洪谷”的记载,可见这里是洪谷,证据十分充分。
《笔法记》中还出现了“神钲山”“石鼓岩”等地名,这些地方是否也就在洪谷中呢?笔者曾经有这样的想法,现在有些动摇了。袁友根先生的著作中说“神钲山”在河北武安,我想也许不无可能。更或者,荆浩所谓的“神钲山”“大岩扉”“石鼓岩”之类,全都是假想中的地名。这样说也并非全无依据,因为《笔法记》所模仿的“赋体”文,汉代以来的传统就是用假设的人物一问一答来展开的。可见这种虚无缥缈的人物、结构是由来已久的传统。
荆浩的名篇《笔法记》,又称《山水诀》《画山水录》《山水受笔法》等,各书所载名虽各异,实为一书。由于此书文字略显僻涩,因此早遭非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斥曰:“二书(另一书指《画山水赋》,或又题为王维所作)文皆拙涩,中间忽作雅词,忽参鄙语,似艺术家粗知文义而不知文格者依托为之,非其本书也。”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曰:“是书文词雅俗混淆,似非全部伪作,疑原书残佚,后人傅益为之者。”
他们的怀疑应该说不无道理,今读此文,其中如“不可改图”“以斯格拙”“枉而不曲遇”“捧节有章”“文转随日”“棱角无”“元大创巧媚”等字句,或有明显讹误,或晦涩别扭,可见其中问题确实不少。有学者据宋韩拙《山水纯全集》中的引文,校正了部分文字,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说,此书在传承过程中有过缺失,是十分可能的。
但文字的不够精纯雅致,却不能完全推翻此书为荆浩所作的事实。相反,笔者倒认为,此书思维卓越,创见非凡,是精通创作、敏于思考者所作无疑。文字的不够纯熟,除去其中的传抄之讹外,也正是创作者所通常有的毛病——艺术上的大家巨匠,其思维笔调正与文书笔吏的圆熟老到迥然有别,这一点,或许也可以作为此书是荆浩所作的不证之证。古书的辨析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若无真知灼见、渊博学识,难以从事。《笔法记》的认定,相对而言还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共识,若论唐宋时代的其他几种《山水诀》《山水论》等画诀,就更莫衷一是了。我们今天读这些画论,要始终抱着认识、思考、扬弃的态度,它们并非什么玄乎其玄的武林秘籍,但也并非全是空洞无物的残余糟粕。
《林泉高致》是北宋著名山水画家郭熙的画论,由其子郭思编纂而成。此书最初称《郭氏林泉高致集》,现依习惯,直接称作《林泉高致》。
郭熙,字淳夫,河南温县人。北宋熙宁年间为图画院艺学,后任翰林待诏直长,主要活动于神宗熙宁、元丰年间。他是继荆浩、关仝、李成、范宽之后的又一个山水画巨匠,生平创作极丰,现今传世的作品,仍有二十余幅,北宋山水画大家存世作品之多,或可以郭熙为最。他的标志性皴法为“云头皴”,或称“卷云皴”,开创了传统山水画中的一大体系。他的代表作《早春图》《窠石平远图》等是中国山水画中可数的经典名作之一。
郭思,字得之,郭熙之子。宋元丰五年(1082)进士。政和七年(1117)提举成都府等路茶事,宣和元年(1119)兼提举陕西等路买马监牧,六年(1124)为秦凤路经略安抚使,高宗建炎四年(1130)提举嵩山崇福宫。除《林泉高致》外,另有诗话《瑶池集》已佚。善杂画,尤工画马。
根据郭思在《林泉高致》的序言中记述,郭思在侍奉其父期间,每“思闻一说,旋即笔记”,最终集成“数十百条”,这就是《林泉高致》的主干部分。在正式编集中,郭思又在文中夹述了一些自己的见闻和体会加以阐释,并记述了见闻所及的郭熙画作、经历等内容,这就是今天所见的《林泉高致》一书。《林泉高致》正文分为《山水训》《画意》等章节,后世学者据此条分缕析,说明哪一章是郭熙原文、哪一章是郭思所写,其实是没有太大必要的。因为今天所见的《林泉高致》,行文并不太艰深,其中郭思的手笔,清晰可辨,只要通读原文,不难作出判断。即使是郭熙原话,也是经过郭思润色删订的,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心就是阐述郭熙的画学思想和艺术实践。因此本书的作者,理应署郭氏父子二人之名。
《林泉高致》传世的版本较多,主要有王氏书画苑本、四库全书本、说郛本等,《中国书画全书》排印所据的本子的就是王氏书画苑本。学术界似乎有一种习惯已久、心照不宣的看法,即认为四库全书是清代官修文集,为了适应统治的需要,对收入书中的文本多有篡改,因此在古籍版本的选择上,常常是有意绕开“四库”。对于“四库”的编修得失,是一个大问题,笔者无意也没有能力作出评述,但单就《林泉高致》来说,通过比较不难发现,四库本显然优于其他各本。例如四库本后有一则许光凝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作序),是十分重要的资料,王氏书画苑本就没有。又如郭思序中的文字,四库本“出于三皇”,王氏本作“出于三气”,这是说不通的。仅这一段中,至少还有三四处异文,依王氏本几乎不能通读,而四库本则文从字顺。可见,四库本《林泉高致》是一个善本,理应以此为准。笔者这里所采用的,就是四库本。为了便于行文,将书后的许光凝跋提到了前面。
《中国书画全书》将《画记》作为郭思的另一种独立专著,与《林泉高致》并录,这是古籍流传中的版本差别所致,本属正常。但我们已经说过,对于《林泉高致》一书,应以四库全书本为佳,四库本中《画记》是《林泉高致》的一个章节,而且四库本中《画题》和《画格拾遗》等章的顺序也与其他版本不同,我们通观全书,觉得四库本的安排是十分妥当的。再以《画记》而论,“紫宸殿屏”一条中有“某画怪石,移时而就”,“内东门小殿屏”条中说“某奉旨画秋景山水”,“某”显然是郭熙的自称,这两条明显就是据郭熙本人的笔记而录,所以《画记》属于《林泉高致》的一部分,其特征是很明显的。
由于荆浩的《笔法记》篇幅较短,难以独立成书,本书遂将《笔法记》和《林泉高致》汇为一册。这两部文稿最初撰写完成于 2011 年,当年在上海《书与画》杂志连载了十二期。这次汇总成书,笔者重新作了一番审定和润色。原文的校对,参考了多种资料,关键处在注释中作了说明,不再另出校记。注释力求通俗、简洁,但对典故尽可能引用原文;译文部分在坚持直译的原则下,亦不排除某些句子的意译和串讲,这些都是为了帮助普通读者阅读和理解。至于解读部分,除了从文本出发阐述笔者对画论主旨和要点的理解之外,笔者以一个画家的立场,还较多地关注这些画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因此所谈的也许难免是译注者的一家之言,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俞 丰
2018 年 1 月于东海大橘堂老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