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子，浙江余姚人，明代大儒，以“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著称。本书是一本独特的王阳明传，将明代冯梦龙的《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以下简称《靖乱录》）、邹守益的《王阳明先生图谱》（以下简称《图谱》）合而为一，并加详注而成。冯梦龙文笔超绝，《靖乱录》是推动阳明传奇故事广泛流传的重要媒介。《靖乱录》原文包括正文和眉批，本书予以标点分章分段，并将《图谱》中全部29幅图分别插入正文相应的位置。除此之外，本书还增加了大量注释和三幅王阳明手迹。注释主要分五类：校勘记、生僻词语注释、引文查证、传奇故事增补、征引相关史料及研究成果以考证相关史实或提供其他说法。王阳明的三幅墨宝置于相关的正文之后，并加释读。

阳明学以“致良知”为宗旨，良知是真知，致良知是真行，知行合一，方是真学问。本书生动展现了王阳明波澜壮阔的一生，以及阳明学千锤百炼始成金的历程：少年王阳明以立志成圣贤为人生第一等事，龙场悟道确立学旨，通过知县庐陵、平山贼匪患、靖宁藩叛乱等实践和发展阳明学。事功是良知学的试金石，用兵屡建奇功基于“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1]涵育内在道德之本与外在事功协同促进，成就一代大儒。

《图谱》的作者是王阳明的弟子邹守益。邹守益（1491—1562），字谦之，号东廓，江西吉安府安福县人。王阳明的主要事功在江西完成，一生精神俱在江右。邹守益是从学王阳明最早者之一，是江右王门领袖；在学问上深得阳明真传，在培养弟子方面亦卓有建树，其子邹善，其孙邹德涵、邹德溥、邹德泳均是阳明后学中重要人物。江右王门能够兴盛不衰，其中邹氏家族起了重要作用。嘉靖丁巳（1557），来自浙中王门的学使王宗沐视学吉安时，与邹守益共倡讲会，并为《图谱》作序。王宗沐认为，孔子的内在精神固然是根本，但其肖像形貌亦可以引发学子信心、坚定其信念，“三千笃信，沦浃肌髓，一旦泰山颓坏，众志茕然，如孺子之丧慈母，无所依归”，“苟一有所存焉，亦足以收其将散之心，而植其未废之教”。这同样适用于王阳明：

阳明王先生天挺间出……功业、理学盖宇宙百世师矣。当时及门之士，相与依据尊信，不啻三千之徒。今没才三十年，学亦稍稍失指趣。高弟安成东廓邹公辈相与绘图勒石，取先生平生经历之所及，与功用之大，谱而载焉。……余少慕先生，十四岁游会稽，而先生已没。两官先生旧游之地，凡事先生者皆问而得概焉，然不若披图而溯之为尤详也。以余之尤有待于是，则后世可知，而邹公之意远矣。

由序言可知《图谱》之由来，同时也显示出《图谱》中图像的真实性与重要性，是后学追思王阳明的重要依据。王宗沐的盛赞反映出邹守益苦心作《图谱》的深远意义，这当然不限于在王阳明去世三十年后，直至今日，《图谱》仍是研究王阳明图像和事迹的重要文献。本书图谱部分据1941年影印本《王阳明先生图谱》，其后跋云：“其《图谱》一册，亦当时弟子所辑述者，先生事略具载于斯。明嘉靖间曾刊而行之。三百年来，遗书零落”，由程守中寻得善本影印而成。

此次整理的《靖乱录》底本为《古本小说丛刊》第四辑（中华书局，1990年）所收之影印本，原书不分章，本书分六章，补加标题：

第一章《早年传奇》：自王阳明之父王华事迹开始，至弘治十八年（1505）王阳明与湛若水定交，包括王阳明的家世、瑞云而生、梦马伏波、铁柱宫遇高道、结庐阳明洞等早年传奇故事。

第二章《龙场悟道》：自正德元年（1506）至正德九年（1514），包括王阳明上疏忤旨、谪戍贵州、龙场悟道、起复庐陵等经历。

第三章《破山中贼》：自正德十年（1515）至正德十三年（1518），叙述扫除南、赣匪患事迹。

第四章《靖宁藩乱》：正德十四年（1519），记载平定宸濠叛乱始末。

第五章《忠泰之变》：自正德十四年八月上疏谏止武宗皇帝亲征，至正德十五年（1520）九月再至南昌。讲述王阳明靖宁藩乱后遭小人诋毁及拈出“良知”的过程。君子以小人为砺石，王阳明拈出“致良知”，阳明学宣告成功。

第六章《此心光明》：自正德十五年于南昌收王艮开始，至王阳明去世。王阳明晚年平广西思、田叛乱，打八寨、断藤峡，易如反掌；弟子盈门，所收王艮日后开创别开生面、盛极一时的泰州学派，邹守益、陈九川、何秦、黄弘纲、聂豹等成为江右王门的中流砥柱，王畿、董澐等奠基浙中王门……此心光明复何言，须至下丹圣果圆。

本书的传奇故事既有政途的艰险坎坷，也有军事的波澜壮阔；既有在百死千难、遭遇迫害时的不屈不挠，也有在靖乱时的当机立断、痛快淋漓。中间如梅花间竹，穿插了许多奇遇异闻。而贯穿所有传奇经历的主线则是阳明先生修身讲学、圆证良知的全过程。只有抓住这条主线，才能了解所有这些百回千折、辉煌功业不过是修行途中的风景、功到自然成的结果。当今社会以科技为第一生产力，在王阳明的世界中，良知是第一生产力。良知如春，事功如花，春到花自开；阳明学如日月，日月行而百化兴。良知不仅是内在的道德源泉，而且能够锻炼强大的内心，激发创造力，展现生命的盎然春意；致良知不仅可以养成圣贤人格，而且能够转化应用到深度思辨的哲学、超越生死的宗教、直透性灵的文学、全心为民的政治、战无不胜的军事、探索钻研的科学等领域，润沃身心，促进个人发展，成就辉煌事业。

二

冯梦龙与阳明后学颇有渊源，冯梦龙酷嗜泰州学派的李贽之学，奉为蓍蔡。李贽批点《忠义水浒传》，其门人携至吴中，冯梦龙与袁宏道门人袁叔度见而爱之，相对再三，精书妙补。[2]阳明后学李贽的童心说、袁宏道的性灵说对冯梦龙的文学创作有重要的影响。

《靖乱录》是冯著《三教偶拈》的一种，据序言：“宋之崇儒讲学，远过汉唐，而头巾习气刺于骨髓，国家元气日以耗削。”宋儒严于理气心性之辨，但若雕琢章句、空发议论，不向躬行践履、治国为民处着力，不免有头巾腐儒之讥、空谈误国之嫌。如同打蛇打七寸、杀人向咽喉处着刀一样，阳明学直接面向当下的问题，在为政、军事中致良知。冯梦龙作《靖乱录》的动机正是有鉴于此：“偶阅《王文成公年谱》，窃叹谓文事武备，儒家第一流人物。暇日演为小传，使天下之学儒者，知学问必如文成，方为有用。”[3]对比冯梦龙所看到的儒者：“堪笑伪儒无用处，一张利口快如风。”“今日讲坛如聚讼，惜无新建作明师。”[4]这种讲学像打官司的空谈风气在明末死灰复燃，他由此呼唤像王阳明一样的真儒来主持正学，挽救大厦将倾的明朝。

王阳明十四岁时习学弓马，留心兵法，多读韬钤之书，尝曰：“儒者患不知兵。仲尼有文事，必有武备。区区章句之儒，平时叨窃富贵，以词章粉饰太平，临事遇变，束手无策，此通儒之所羞也。”[5]冯梦龙赞誉王阳明：“真个是卷舒不违乎时，文武惟其所用，这才是有用的学问，这才是真儒。”[6]像王阳明这样的文武兼备之才，又何尝不是国家危亡时所祈盼的呢？《靖乱录》当作于甲申前一年，当时境况如何呢？

今日流贼之乱，从古未有。然起于何地？纵自何人？炎炎燎原，必有燃始。当事者从不究极于此，其可怪一也。守土之臣，不能战则守，不能守则死。今贼来则逃，贼退复往，甚则仓皇而走，仍然梱载而归。互相弥缝，恬不知耻，其可怪二也。兵部务精，以众相夸。纪律无闻，羁縻从事。官兵所至，行居觳觫。民之畏兵，甚于畏贼，其可怪三也。饷不核旧，耑务撮新。奸胥之腹，茹而不吐。贪吏之橐，结而不开。民已透输，官乃全欠，其可怪四也。京师天府，固于磐石。游骑一临，不攻自下。百官不效一筹，羽林不发一矢，其可怪五也。衣冠济济，声气相高。脚色纷纷，跪拜恐后。举天下科甲千百之众，而殉难才二十人，其可怪六也。[7]

王阳明为政务在开导人心，使百姓安居乐业，从根本上铲除流贼根苗，其靖乱功绩显赫，多是主动出击，哪可能有“贼来则逃，贼退复往”的懦弱之兵呢？阳明治军有方，纪律严明，军民一心，与明末的怪相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有像阳明一样的真儒当政，必无此六怪。冯梦龙为王阳明作传的动机密切关联着他所处的时代巨变，反映出当时士人评判学术、探究国家衰败原因、积极救亡图存的深刻思考和真切期盼。

三

《三教偶拈》于儒释道三教代表人物各选其一：道教为许逊，题名《许真君旌阳宫斩蛟记》；佛教是道济，题名《济颠罗汉净慈寺显圣记》。许逊、道济、王阳明共同的特征是：有济世的情怀，能够为百姓做事，深受人民爱戴。

三教合一是明季思想发展的主流，冯梦龙以济世作为儒释道的根基：“是三教者，互相讥而莫能相废，吾谓得其意皆可以治世。”“于释教，吾取其慈悲；于道教，吾取其清净；于儒教，吾取其平实。所谓得其意皆可以治世者，此也。”[8]三教在治世上各有所长，取三者之长以济世：“崇儒之代，不废二教，亦谓导愚适俗，或有藉焉，以二教为儒之辅可也。”[9]这表明冯梦龙以儒家为统领的思想倾向。

王阳明出入释道，其中与道教的关系尤为密切。王阳明少年立志成圣，经娄谅“语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可学而至，遂深契之”。[10]九华山地藏洞老道点拨王阳明，直透性灵，备言佛老之要，渐及于儒，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者两个好秀才。”又曰：“朱考亭是个讲师，只未到最上一乘。”[11]《阳明先生年谱》中有大体相同的记述，但并未提及朱熹（考亭）。业师杜维明先生注意到，周濂溪（周敦颐）与程明道（程颢）的“精神努力在许多方面预示着守仁后半生的精神取向。还应该指出，许多思想史家论证说，守仁实际上属于程明道传统，而朱熹则是程颐（伊川）的真正的继承者。在儒学传统中，把周濂溪和程明道挑出来给予特别关注，并不是信口开河。它有一个审慎的意图，即降低朱熹的重要性。的确，据这段轶事的另一种叙述，朱熹实际上被看做儒学的讲师。这一陈述隐含着对这位宋代大儒的严厉批评。讲师可能善于辞令，口若悬河，但由于他的内心经验的品质仍然离儒学的典范教师的理想有差距，所以他还不能以他的全部身心来讲学”。[12]朱熹为讲师之说与冯梦龙对于宋儒的头巾之讥相呼应。在冯梦龙看来，程颐与朱熹可能在境界修为方面尚有欠缺，加之打着程朱理学幌子的末流好以纯儒自居，排斥释道，自然与二氏存有隔阂。地藏洞老道为阳明指出了学习的典范，周敦颐正是从内在的孔颜乐处启发程颢，阳明由此践行，同样是儒家的好秀才，这对于阳明反思朱子学，开创学问新气象有重要导向作用。

《许真君旌阳宫斩蛟记》又见于冯梦龙的《警世通言》第四十卷《旌阳宫铁树镇妖》。王阳明与许逊的传说有些联系，如《许真君旌阳宫斩蛟记》结尾：“正德戊寅年间，宁府阴谋不轨，亲诣其宫，真君降箕笔云：三三两两两三三，杀尽江南一檐耽。荷叶败时黄菊绽，大明依旧镇江山。后来果败。诸灵验不可尽述。”[13]许逊灵验之符的传说表明朱宸濠不得人心，失道寡助，注定失败。用王阳明比附许逊，表明后学对于王阳明的极度尊崇，如阳明后学董穀以阳明靖宸濠之乱比附许逊镇蛟：

嘉靖八年春，金华举人范信，字成之，谓余言：宁王初反时，飞报到金华，知府某不胜忧惧，延士大夫至府议之，范时亦在座。有赵推官者，常州人也，言于知府曰：“公不须忧虑，阳明先生决擒之矣。”袖出旧书一小编，乃《许真君斩蛟记》也。卷末有一行云：“蛟有遗腹子贻于世，落于江右，后被阳明子斩之。”既而不数日，果闻捷音。范语如此。余后于白玉蟾《修真十书》，始知真人斩蛟之事甚详。其略云：真人既制蛟于牙城南井，仍铸铁柱镇之，其柱出井数尺，下施八索，钩锁地脉。祝之曰：“铁柱若亚，其妖再兴，吾当复出。铁柱若正，其妖永除。”由是水妖顿息，都邑无虞。复虑后世奸雄窃发，故因铁柱再记云：“地胜人心善，应不出奸雠。纵有兴谋者，终须不到头。”又曰：“吾没后一千二百四十年间，此妖复出，为民害。豫章之境，五陵之内，当有地仙八百人出而诛之。”真人生于吴赤乌二年正月二十八日，至晋宁康三年八月朔，年一百三十六岁，拔宅上升云。余考传记，旌阳存日至今正德己卯，大约适当一千二百四十年之数。且所记铁柱井，今在洪都南城铁柱观中，而真人亦有庙在省城，其有功于南昌甚大。观江西士人言：宁王初生时，见有白龙自井中出，入于江。非定数而何哉？[14]

王阳明主要的事功在江西完成，江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自然对他推崇备至。江西阳明学发展兴盛，阳明的传奇故事在民间广为传播，由此再结合流传已久的许真君斩蛟传说，自然成为民间创作题材。由《靖乱录》可知，阳明酷爱剑法，心仪马援，曾在铁柱宫学静坐之法，这与许真君有些相似；豫章蛟龙为害百姓，无恶不作，将朱宸濠比作蛟龙的遗腹子亦在情理之中。“康王梦蟒蛇一条，飞入宫中，将一宫之人登时啖尽，又张口来啮康王。”[15]正如康王所梦，朱宸濠果然败家叛乱，不仅劫持鄱阳湖中的来往船只，而且殃及南昌、九江等地百姓，朱宸濠何尝不是一个恶蛟呢？

许逊铁柱中所记的“纵有兴谋者，终须不到头”暗合降箕笔云“荷叶败时黄菊绽，大明依旧镇江山。”《许真君旌阳宫斩蛟记》与董穀所记传说有呼应之处：蛟龙被许逊追杀时，化作美少男子逃至长沙，与刺史贾玉之女成婚，生三子。后为许逊识破，拔剑诛三子。许逊欲杀贾玉之女时，贾玉夫妇跪请哀告，未杀。由此可呼应董穀所言蛟有遗腹子之事。许逊在长沙擒蛟后，“遂锁了孽龙，径回豫章。于是，驱使神兵铸铁为树，置之郡城南井中。下用铁索钩锁，镇其地脉，牢系孽龙于树。且祝之曰：‘铁树开花，其妖若兴，吾当复出。铁树居正，其妖永除，水妖屏迹，城邑无虞。’”[16]这与董穀所记许逊言“其妖再兴，吾当复出”如出一辙。

《济颠罗汉净慈寺显圣记》讲的是济公的故事。王阳明与道济也有一些关联，道济显圣的净慈寺，正是阳明上疏忤刘瑾、遭廷杖、出狱后的养病之地。王阳明擒获朱宸濠献俘后，亦养病于西湖净慈寺。当然，最有趣的是王阳明于西湖虎跑泉点化那位闭目塞听、枯坐三年的小僧，以禅机喝之曰：“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17]眉批：“绝妙禅理！”这真似道济再现。

四

《靖乱录》传入日本，经翻印后，流传甚广，同时也为研究者所重视。[18]国内《靖乱录》清代以来少见流传，2007年凤凰出版社《冯梦龙全集》收入此书，但较少为人所注意。这种现象也映射出中日阳明学发展的差异，梁启超读《泰州学案》按语谓：

日本自幕府之末叶，王学始大盛，其著者曰大平中斋、曰吉田松阴、曰西乡南洲、曰江藤新平，皆为维新史上震天撼地人物。其心得及其行事，与泰州学派盖甚相近矣。井上哲次郎一书曰《日本阳明派之哲学》。其结论云：“王学入日本则成为一日本之王学，成活泼之事迹，留赫奕之痕迹，优于支那派远甚。”嘻！此殆未见吾泰州之学风焉尔。抑泰州之学，其初起气魄虽大，然终不能敌一般舆论，以致其传不能永，则所谓活泼赫奕者，其让日本专美亦宜。接其传而起其衰，则后学之责也。[19]

泰州学派中敢于赤手搏龙蛇之士充分发扬了阳明的豪杰气概，勇于担当，洋溢着良知学刚健活泼的精神，展现了凤凰翔于千仞之上的气象。虽然在阳明后学展开过程中，泰州学派末流猖狂自恣，流弊甚多，但是阳明学内在的精神气质依然不减，李贽盛赞泰州学派：“盖心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一代高似一代，所谓大海不宿死尸，龙门不点破额，岂不信乎！”[20]据《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计得诸贤四百八十七人，可谓盛矣。上自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几无辈无之。考诸贤所出之地，几无省无之。”[21]阳明后学还有江右王门、浙中王门、止修学派等，中国阳明后学成活泼之事迹、留赫奕之痕迹者如过江之鲫。为什么初起气魄大，其传不能永呢？梁启超的话题关联着阳明学发展的困境。阳明学至三传弟子后的衰落与首辅张居正禁学、魏忠贤迫害正义之士等外部高压的政治环境有关，随着清廷确立，阳明学也几乎成为绝响。学难以讲，道如何修？同时，内部学派分化，良知异见层出，这需要深入分析阳明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以及流弊产生的根源。只有对流弊有深刻的警醒，才能有效保证真精神的顺畅发用。当然，学术本身具有“自愈”功能，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方以智、王夫之、黄宗羲等对此都有深刻的反思。吾辈今日“宜接其传而起其衰”，既要深入发掘阳明学的内核精神，又要澄汰其流弊，既需要在义理上把握辨析，也需要以儒家典范为榜样，在其事迹中体会学习，汲取内在的精神力量，转化成自我人格培养、增进事业的源泉。

本次整理的《靖乱录》参校本为日本弘毅馆翻刻本，分为上中下三卷，每卷字数相当，但从内容的角度意义不大。其优点是字迹特别是眉批较清晰，但较之于原本增加了一些翻刻错误。

笔者在研究阳明学过程中，只关注过少量翻译的日本阳明学研究成果。业师杜维明先生曾多次说起冈田武彦先生，这次修订正值冈田先生的《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中文版出版，得以参考，笔者近来又购得一套《冈田武彦全集》，其中还有《王阳明全集抄评释》等，冈田先生的研究方法及深耕易耨的治学精神值得学习。他在书中大量征引《靖乱录》，并予以说明：“可能有读者会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是传记小说，其中肯定会有虚构的成分，为什么还要引用呢？这是因为通过阅读这样的小说，读者可以更容易理解阳明思想的精髓。阳明思想中最出彩的‘体认’，其实是一种情感。”[22]冯梦龙作《靖乱录》时，将自己的真实情感灌注其中，读者也应怀着一种全身投入的真情，方能与之共鸣，心灵得以滋养。梁启超也曾讲道：王阳明学说宗旨的形成，“他自己必几经实验，痛下苦功，见得真切，终能拈出来”。阳明学是修养身心、磨炼人格的学问。如果对此把握不准，则学生以“吃书”为职业，学校和教师只是在“贩卖”知识。[23]诚若如此，何谈有本有根的真学问？更不用说事功与济世了。

五

正德十二年丁丑（1512），王阳明作《谕俗四条》，以劝善为首：

为善之人，非独其宗族亲戚爱之，朋友乡党敬之，虽鬼神亦阴相之。为恶之人，非独其宗族亲戚恶之，朋友乡党怨之，虽鬼神亦阴殛之。故“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24]

王阳明注意到，“破山中贼”后，要从根源上铲除匪患，必须进一步“破心中贼”：注重教化百姓，移风易俗，消除作恶的根源。“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出自《易传·文言》，用今天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家庭成员共同积攒、放大正能量，则家庭兴旺，事业发达，而笼罩着负能量的家庭则相反，这是儒学在民间发挥宗教信仰功能的理论基石。劝人积善是冯梦龙小说的一贯主旨，他说：“六经《语》《孟》，谈者纷如，归于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如是而已矣”，“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25]这在《三教偶拈》中也有集中体现：道济之父李茂春为人纯厚；汉代兰期勉修孝行，感动仙灵：“夫孝至于天，日月为之明；孝至于地，万物为之生；孝至于民，王道为之成。”“上至天子，下至庶人，孝道所至，异类皆应。”[26]许逊的祖父许琰为人仁慈，罄家资救饥荒。值黄巾大乱，许都遭大荒，许逊的父亲许肃将自己的仓谷尽数周给各乡。“有监察神将许氏世代积善，奏知玉帝，若不厚报，无以劝善。”玉帝准奏，宣玉洞天仙身变金凤，口衔宝珠，下降许肃家投胎。有诗为证：“御殿亲传玉帝书，祥云蔼蔼凤衔珠。试看凡子生仙种，积善之家庆有余。”[27]由此形象诠释了《孝经·感应章》“孝悌之至，感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与高深严肃的典籍相比，小说自有独特的作用：小说“资于通俗者多”，“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28]孝子贤臣的鲜活事迹是普及教化、移风易俗的最佳方式，这种方式深入人心，易晓易记，能在民间迅速传播。

《靖乱录》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例展现孝忠等儒家核心价值，劝善止恶，如其中的两个反面典型：讲到阳明杀池仲容后，冯梦龙言：“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29]这不正是积善有余庆、积不善有余殃的另一种表达吗？朱宸濠作恶多端，不但自己身败名裂，而且导致整个宁王世家至此终结。

王阳明一家是《靖乱录》中为善的典型，阳明之父王华积德行善，不但自己得中状元，也因此感得神仙送子。冯梦龙讲述王华拒绝“欲借人间种”的美姬，并与王华中状元一事相关联，由此暗喻不邪淫、不贪色、不为恶，能够感神明、得功名、增福报。并记述阳明出生时，岑夫人梦神人衣绯腰玉，于云中鼓吹，送一小儿来家。积善有余庆，得贵子通常是余庆的重要特征，并伴有吉祥的征兆。但这些神异的事迹并非冯梦龙杜撰，而均有相关史传来源。王华的事迹见于《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八《海日先生行状》，王阳明降生的传说则阳明年谱、传记均有记载。而阳明弟子钱德洪所记尤为详尽：“岑夫人夜梦五色云中，见神人绯袍玉带，鼓吹导前，送儿授岑曰：‘与尔为子。’岑辞曰：‘吾已有子，吾媳妇事吾孝，愿得佳儿为孙。’神人许之。”[30]王华孝友出于天性，以身示教；子承父德，由此烘托王阳明的忠孝。王阳明上疏救戴铣遭廷杖，王华时为礼部侍郎，在京，喜曰：“吾子得为忠臣，垂名青史，吾愿足矣。”眉批：“是父是子。”[31]王阳明靖宁藩叛乱时，王华不惧危祸，“咸谓新建既与濠为敌，其势必阴使奸人来不利于公。先生笑曰：‘吾儿能弃家杀贼，吾乃独先去以为民望乎？祖宗德泽在天下，必不使残贼覆乱宗国，行见其败也。吾为国大臣，恨已老，不能荷戈首敌。倘不幸胜负之算不可期，犹将与乡里子弟共死此城耳’”。[32]王华的善义之举使得阳明能够不分心于家事，专注于靖乱，阳明的成功离不开家人的支持。冯梦龙在《靖乱录》中以王华开端，并在后来的行文中插入王华的事迹，父子一体，父子一心，彰显积善之家有余庆的宗旨。

冯梦龙认为“儒释道三教虽殊，总抹不得孝弟二字”。[33]在儒家看来，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孝亲很容易转化成爱国，这种爱是一种充满深情的、积极的责任担当。当王阳明在平漳南匪寇后，主动乞假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由此进一步袭破山贼、平定宁藩叛乱。晚年平思、田叛乱后，看到八寨、断藤峡等处的山贼据险作乱，又因湖广归师之便，密授方略而袭平。其忠孝之心并不会因为刘瑾等奸佞的迫害而屈服，反而经过百死一生的磨炼而龙场悟道；也不会因为妒贤嫉功的江彬、许泰等小人的猜忌而损减，反而促成拈出“良知”，学问修养更加纯熟。像王阳明这样的孝子忠臣，又何尝不是冯梦龙在国家危亡时强烈呼唤的呢？阳明学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瑰丽的明珠，积淀在民族记忆深处。虽然几经摧折，但笔者坚信阳明学在中国的根仍然活着，复兴的基础依旧雄厚。如果读者在阅读中有所启发，能结合自己所处的境遇，活学活用，推动当下的事业的开展、社会的进步，方不愧真正有用的学问，才可以说是把握了阳明学的真精神。

张昭炜
2017年5月

[1] 钱德洪《征宸濠反间遗事》，《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632页。

[2] 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六，参见《相与校对〈忠义水浒传〉》，《冯梦龙集笺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50页。

[3] 《三教偶拈叙》，本书，第214页。

[4] 本书，第200、202页。

[5] 本书，第14页。

[6] 本书，第5页。

[7] 《中兴实录叙》，《甲申纪事》，《冯梦龙全集》第15册，第247—248页。

[8] 《三教偶拈叙》，本书，第214—215页。

[9] 《〈醒世恒言〉序》，《冯梦龙全集》第3册，第1页。

[10] 《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第1348页。

[11] 本书，第20页。

[12] 杜维明《宋明儒学思想之旅——青年王阳明（1472—1509）》，《杜维明文集》第三卷，武汉出版社，2002年，第63—64页。

[13] 《三教偶拈》，《冯梦龙全集》第10册，第204页。

[14] 董穀《斩蛟》，《碧里杂存》，明刻本，第15—16页。

[15] 本书，第129页。

[16] 《三教偶拈》，《冯梦龙全集》第10册，第194—197页。

[17] 本书，第24页。

[18] 参见中田胜《“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考》，二松学舍大学《人文论丛》（23），1982年，第1—10页。

[19] 《节本明儒学案》，商务印书馆，1916年，第351—353页。

[20] 李贽《大孝一首》，《为黄安二上人三首》，《焚书》卷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80页。

[21] 《王心斋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9页。

[22] 《前言》，《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第3页。

[23] 梁启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三，《饮冰室合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23—24页。

[24] 《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四，第1010页。

[25] 《〈警世通言〉叙》，《冯梦龙全集》第2册，第663页。

[26] 《三教偶拈》，《冯梦龙全集》第10册，第146页。

[27] 《三教偶拈》，《冯梦龙全集》第10册，第150—151页。

[28] 《〈古今小说〉序》，《冯梦龙全集》第1册，第2—3页。

[29] 本书，第108页。

[30] 钱德洪《瑞云楼后记》，《徐爱 钱德洪 董澐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70页。

[31] 本书，第46页。

[32] 陆深《海日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八，第1550—1551页。

[33] 冯梦龙《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警世通言》卷二，《冯梦龙全集》第2册，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