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秦汉时期的琥珀蜜蜡

商周秦汉时期，琥珀在出土位置上特征明确，主要以墓葬出土为主。

从件数上看

琥珀在商周时期很少见，墓葬出土多以1件为主，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在广西合浦县九只岭东汉墓发现的汉代琥珀饰1件（见《考古》2003年10期记载）。到了秦汉时期，琥珀数量较之前代有所增加。

从完残上看

商周秦汉琥珀有完整的，主要以汉代为常见，多为小件如印章等，而大多数是不完整的，有着散乱、残断、磕碰、磕伤、磨伤、崩裂、划伤等各种残缺。特别是穿系串珠的绳子，在墓葬中一段时间就会腐烂，断掉后珠子就会散落一地。

从伴生情况上看

琥珀在商周秦汉时期是作为一种玉器的材质在使用。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称玉为“石之美，有五德”。所谓五德，即指玉的五个特征，凡具温润、坚硬、细腻、绚丽、透明的美石，都被认为是玉。

从穿孔上看

这一时期琥珀的穿孔技术延续新石器时代，技术非常高，也很成熟，例如上文提到的九只岭东汉墓出土的汉代琥珀饰，穿孔技术便已经相当成熟，圆度规整，琢磨细腻。实际上在新石器时代钻孔技术就已经十分发达，著名的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都有着发达的钻孔技术。红山文化三联璧是在一件大的原料之上连续打三个大小不同的孔，其技术水平要求极高，显示了高超的钻孔技术。对于蜜蜡这种质地很软的材质，钻孔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这一点毋庸置疑。

从打磨上看

打磨特别精细，不留死角，手工和机械相互结合。商周多使用青铜砣轮，而汉代应该使用的是锻铁砣轮。砣轮的使用使得复杂器物的制作成为可能。

从使用痕迹上看

商周秦汉琥珀在使用痕迹上比较容易判断，如外表受到氧化的程度、穿系处绳子磨损的程度等，都比较常见。但残缺本身是一种偶发现象，并不具备规律性特征，鉴定时应能理解。

从纹饰上看

这一时期的琥珀很少发现纹饰，特别是商周时期基本上看不到纹饰，秦汉时期有一些琥珀纹饰，例如江苏邗江县姚庄102号汉墓出土的西汉琥珀印，“印面上为线刻阴文”。这些简单的纹饰，以刻划为主，手法娴熟，辨伪时应注意分辨。

从铭文上看

商周时期由于出土文物有限，特征并不明确，秦汉时期在铭文上特征明确。上文提到的姚庄102号汉墓出土的西汉琥珀印，便刻有“常乐富贵”四字。而九只岭东汉墓出土的汉代琥珀印章，印文为篆书刻的“黄昌私印”四字。秦汉时期的铭文主要以吉祥语为主，从造型上看，以印章为常见。

从色彩上看

色彩上主要以红色、橘红、深黄等色为主。姚庄102号汉墓出土的西汉琥珀印便为橘红色琥珀质，当然这可能不是琥珀真正的本色，而是厚厚的包浆的色彩。

从做工上看

做工精湛，精益求精是其显著特点，特别是汉代琥珀，其工艺特别精致，圆雕和片雕都有见，当然这也与琥珀质地较软，很容易雕刻有关。

从功能上看

商周时期琥珀的功能基本上作为玉器的一种，秦汉时期也是这样，但在功能上较为复杂化，如明器、首饰、财富象征、艺术品等的功能应该都存在。

从大小上看

商周时期由于发掘出土很少，我们几乎无法勾勒出一个大致的概率范围。而秦汉时期，九只岭东汉墓出土的汉代琥珀印，高1.2厘米、宽0.6厘米；姚庄102号汉墓出土的西汉琥珀印，边长1.1厘米。都是非常小的印章。从其他出土的文物来看，有的琥珀印章的高度才有零点几厘米。这充分说明了商周秦汉时期的琥珀是以小器为主导，说明当时琥珀原料极为缺乏，鉴定时应注意分辨。

从蜜蜡上看

商周秦汉时期的蜜蜡很少见到出土，在当时可能蜜蜡和琥珀是混合在一起的概念。不论古人是否像我们现在这样对琥珀分得那么细，但从出土器物来看，的确很少见到我们现在认为的蜜蜡，因此蜜蜡的特点不足为据，在这里就不过多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