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礼仪文化篇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礼文化是同人类文明一起诞生的，“礼”强烈地影响和制约着中国人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可以说，“礼”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及基本表征。
中国是礼仪之邦，古代文化是礼乐文化，所以，“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绕不开的一章。那么，“礼”究竟是什么呢？
遍翻中国古籍，谈到“礼”时其含义千姿百态，其内容包罗万象，概而言之，主要包括下面几方面的内容。
“礼”是人与兽类相区别的标志
人作为灵长类动物，与动物有共性，也有很大的区别。区别究竟在哪里呢？《礼记冠义》中说：“凡人之所以人者，礼义也。”《礼记曲礼》中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夫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知自别于禽兽。”古人认为，人与兽类的区别不是能不能说话，而在于是否懂得“礼”。动物没有“礼”，所以会父子合用一个性配偶。人不同，人懂得同姓不能通婚的道理，制定了婚姻嫁娶的礼仪，所以，人类在不断的进化中远离了兽类。
礼是最高的自然法则
《礼运》中说：“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事，协于分艺。”《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了赵简子与子太叔的对话，其中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些都说明了“礼”是仿照自然法则而制定的，所以是“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
礼是治国的方法与根本
“礼”在世界其他民族中一般指礼貌、礼节，但在我国却用于治国，可以说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特色。在《左传隐公十五年》中有“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国语晋语》中也有“夫礼，国之纪也，国无纪不可以终。”由此可见，在古人眼里，“礼”在安邦定国的问题上起到的是纲领性作用。
“礼”是“法度之通名”
清代文人纪晓岚说：“盖礼者理也，其义至大，其所包者至广。”国家的法律，诸如礼仪法甚至行政法都可以统称为“礼”。古代中国在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以及并列关系的处理原则上，都是用“礼”的形式来体现的。
“礼”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准则
在先秦时期，学者认为人的活动，应该符合“德”的要求，即体现仁、义、文、行、忠、信等的要求，为此，学者制定了一套行为规范，如婚礼应该如何举行、丧服应该如何穿着，对父母应该如何侍奉、对老师应该如何尊敬……这些行为规范也被称为“礼”，“礼”便成了衡量人的社会活动的标尺。
“礼”是人际交往的方式
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对不同的人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方式，以及聚会时的言谈举止该如何表现，在不见面的状态下，如何表达相互的情感、态度……这些都属于“礼”所规定的范围，如果行为合于规定，就会给人留下有教养的印象，反之，人可能就会嗤之以鼻。这是“礼”在今天仍旧体现得十分广泛的一个概念。
“礼”的含义如此丰富、广泛，似乎时时存在、事事存在着“礼”。已故著名礼学家钱玄先生说，“礼”的“范围之广，与今日‘文化’之概念相比，或有过之而无不及”。著名史学大师钱穆也曾说：“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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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究礼仪的历代楷模虞舜
舜帝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之一。姓姚，名重华，号有虞氏，史称“虞舜”。传说，舜的父亲眼盲无知，母亲早亡，继母脾气很坏，名字叫“象”的同父异母弟弟秉性高傲。除了舜，其余人都不下地劳动，全靠他养活。即使这样，一家人还多次想害死他。让舜修补谷仓仓顶时，父亲和弟弟从谷仓下面纵火，舜手拿两个斗笠跳下才得逃脱一死。后来，让舜掘井时，父亲和弟弟却下土填井，舜挖掘了地道才再次逃脱。虽然受到这样种种不公的待遇，舜却毫不记恨，仍对父亲恭顺，对弟弟慈爱。他的孝行感动了天帝。舜在厉山耕种时，天帝让大象替他耕地，鸟儿代他锄草。尧帝听说舜的孝行后，又观察到他有处理政事的才干，就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并且在经过多年观察和考验之后，最终选定舜做他的继承人。舜登天子位后，去看望父亲，仍然恭恭敬敬，并封象为诸侯。在礼仪制度方面，舜还统一了觐见的礼仪，明确规定了公、侯、伯、爵、子、男朝觐天子时必须遵守的五种礼仪等。
礼文化的起源
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礼仪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础，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探究礼仪的起源可以使华夏子孙更深地认识礼仪。
中华文明，在古代即已声播海外，这种传播不是靠武力，而是靠文明本身的力量。当海外的遣唐使、留学生到达长安时，最令他们惊讶赞叹且羡慕的便是先进的礼乐制度、衣冠文物。他们将它引回本国，加以仿效。可以说，中国的礼乐文明对改变一些陋俗，加速他国文明化的进程曾经起到过重要的作用。那么，中国的“礼”是从何处走来的呢？它的起源在哪里呢？
礼产生于物质文明的发展
关于礼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是《荀子礼论》中提出的“先王制礼”。荀子认为，人生来就有获得食物、求得生存的欲望。在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整天为果腹而奔忙。他们群居在一起，没有君臣上下之分，没有亲戚、兄弟、夫妻、长幼之别，也就是说，远古人类没有礼仪。后来，随着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种族、部落之间以及内部都有了一些不平等。为了平定这种不平等导致的混乱，“先王”就制定了礼仪并沿袭下来。由此可见，“礼”产生于物质文明的发展，《易序卦传》也说“物畜然后有礼”。
礼产生于习俗
在原始社会，远古人类在群居生活中为了适应环境如地理、气候等的需要，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生活习惯。比如，原始社会早期，人们穴居野处，往往是赤身裸体的。后来，为了遮挡烈日、防止虫蛇之咬、暴雨侵袭，就将树叶或动物皮毛披在身上。久而久之，就会发现动物皮毛可以防寒保暖，再加上人类有了一定的羞耻心、道德感，穿衣就成了一种习俗。随着人类审美观念的产生，人们开始修饰自己的仪容仪貌，开始了穿着打扮的历史。随着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在不同的场合就有了不同的穿着，这就已经踏上礼仪之路了。其他领域的礼仪，饮食、丧葬等也都是这样发展而来的，因此可以说礼仪产生于生活、产生于习俗。
礼产生于原始崇拜
在人类的早期，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比较低下，对大自然中的很多现象如刮风下雨、开花结果、日升月落、火山地震、山洪海啸等都无法解释，他们就认为“万物皆有灵”，并对之敬拜和求告，希望获其消灾降福和佑护。人们逐渐在这样的活动中形成了一定仪式、制度，这就是后来的宗教仪式，这些仪式被固定并沿袭下来后，就形成了后来的祭天地祀鬼神的“礼”。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将“礼”解释为“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逐渐认识到了自己在征服自然中的力量，尤其是其中一些人表现得尤为突出，如神农氏、燧人氏、有巢氏、黄帝、炎帝、尧、舜、禹等，先民逐渐将崇拜的眼神投向了这些人类中的佼佼者，并对他们顶礼膜拜，这便是日后祭祀祖先之礼的起源了。
古代的祖先崇拜对古代文化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伦理领域中，先秦对祖先的崇拜以及对祖先言语的遵循，影响着以孝为核心的家族礼仪的形成。
其实，关于“礼”的起源，在学者中还有很多说法，如“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礼物交换，如“礼”起源于饮食等。这些说法虽然争议较大，但有一点却是得到大家公认的，即在中华民族的发轫期，便有了礼的萌芽，“礼”的产生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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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老怜弱之典范尧帝
尧帝，姓姬，尹祁氏，号放勋。因封于唐，故称“唐尧”。尧帝严肃恭谨，上下分明，能团结族人，使邦族之间团结如一家，和睦相处。尧帝为人简朴，吃粗米饭，喝野菜汤。尧是讲究礼仪的典范。传说尧年轻的时候十分敬重老年人，同辈之间也讲究礼让。每次打回来猎物，尧都会把猎物平分给众人，自己拿最少的一份。有时还要把自己那最少的一份再分给年迈体弱的老人。正因为他的德行受到众人的称颂，大家才推选他为部落首领。
周公确定礼仪制度
西周的礼乐制度，相传是由周公制定的。周公所制定的礼，是维护统治者等级制度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各项典章制度的总称，后来发展为区分贵贱尊卑的等级教条。西周的礼乐制度，体现了当时的时代文明。
“礼”是中华文化世代相沿的主要形态，最具有中华文化的原始性和普遍意义，兼有生活方式、伦理风范、社会制度的一体化内容，成为绵延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模式。
《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从这里看起来，“礼”最初应该就是周公制定的。这种说法并不十分准确。
传说中的颛顼“绝地天通”，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教改革。他将人神、天地分开，剥夺了平民与天神沟通的权利，从此，求神祈福、与天相通成为氏族贵族及为他服务的巫师的专利与特权。于是一些宗教祭礼的仪式也就被这些贵族确定并延续下来。此外，颛顼还很重视礼法。他规定女子在路上遇见男子必须迅速让路。否则，就要把她拉到十字街头，叫巫师做法事，除去她身上的妖雾。据说他在盛怒之下，还将一对兄妹结婚做夫妇的男女流放到崆峒山，结果他们因冻饿而死。
说颛顼重礼和制礼，只是说明在夏商时代之前，我国已经有了一些“礼”的萌芽，根据文献记载，真正让它们成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的，还是周公。
周公，名姬旦，一称“叔旦”，西周初期的政治家，因周王分封的采邑在周，所以史书上称他为“周公”，或“周公旦”。他是周文王姬昌之子，曾辅佐其兄武王姬发伐商。由于武王在克商之后不久就去世了，继位的成王，年龄幼小，不能亲政，周公不得不摄政。为巩固王室的统治，他采取了一系列安定大局的措施，制礼作乐即是其中之一。据说周公在摄政的第三年就想到制礼，但由于政局不稳，下不了决心。一直到他的号召力经受住修筑东都洛邑的考验后，才开始制礼。
周公依照周朝制度，参考殷商之礼，首先确立周王为天下共主，称“天子”。又以天子为大宗，而与周天子同姓的诸侯，因与天子为叔伯、兄弟，所以是小宗，从而形成以血缘关系为联系的“宗法制”。天子之下有诸侯，诸侯内部又有爵位、等级之分，形成阶梯式的等级制度。由宗法制和等级制结合，就产生出一套完整的、严格的礼仪制度。
周公制礼的出发点和目的是“尊尊”和“亲亲”，“尊尊”是忠，“亲亲”是孝，前者旨在维护君权，即“国无二君”；后者旨在维护父权，即“家无二尊”，这种政治与伦理相统一的理论，就是礼的思想基础。
周公制礼的实质，是确立贵贱尊卑的等级秩序和制度，《史记礼书》明白地表述了礼所追求的定制就是上自“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并需严格遵守，不得逾越。经过周公制礼之后，君臣有位，尊卑有等，贵贱有别，长幼有序，因此，周内史过说：“礼，国之干也……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可以说，周朝成康之治的出现，与礼乐制度的建立有着很大的关系。
周公这次制礼的内容十分广泛，大到国家的政治制度，小到个人的日常行为都有详细规定。大的方面除了宗法制之外，还有分封制和国家重大活动的制度礼仪，小的方面包括人的婚姻、丧事、成人礼仪、祭祀活动等。此后，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朝代更迭很多，但西周时周公制礼所确定的各种礼制都被继承了下来，特别是婚姻制度，一直到现在还可以看到周礼的影响。不仅如此，从周公制礼开始，中国的礼治得到不断的发展，而且留下了比较丰富完备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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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与“君无戏言”
在周公摄政期间，他不仅忠心耿耿地为周成王处理国事，而且担负着教育周成王的艰巨责任。据说，有一天，周成王和弟弟叔虞在皇宫的后院里做游戏，周成王将一片梧桐叶剪成玉圭的形状递给弟弟，说：“我就用这个来分封你吧！”周公知道这件事后，便请成王选择吉日封叔虞为诸侯，成王笑着说：“我是和他开玩笑。”周公告诉成王：“天子是不能开玩笑的，天子说出的话，史官要记录它，乐工要唱诵它，大臣们要颂扬它。”于是，成王就把唐封给了叔虞。周公用事实告诉成王要时时注意自己的“天子”身份，牢记君无戏言。
春秋战国儒家之“礼”
西周时期是礼的完备时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已经处于“礼崩乐坏”状态中。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主张在互相批评与不断融合中，形成了一种“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提出了“克己复礼”的观点。
春秋末年，周王朝岌岌可危，诸侯割据争霸，社会一改周公制礼形成的稳定局面而处于“礼崩乐坏”状态，社会的大变革时期，促成了很多新思想的涌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其中，儒家思想最为突出。
关于“儒家”这一名称，据《周礼》记载，曾经有一个称为“儒”的阶层，儒的主要任务是“以道得民”，这里的道就是当时王官之学领域内的主要知识和学术，其核心是以德为基础的礼乐制度。儒家虽是从儒这一阶层而来，但有别于儒。儒家是一个有独特思想和系统主张的学术派别，它的创始人是孔子。
孔子（前551年至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祖籍在今天的河南商丘。从商丘到曲阜，巨野是必经之路。传说有一次孔母颜征在跟随家人自商丘返乡，路过巨野的麟山，看到麟山风景优美，就提议在此歇脚。她坐在麟山上的一棵树下，打了一个盹，忽然梦见麒麟入怀，醒来感而有孕，十一个月后生下了孔子。到孔子出生的前两天，麒麟又到曲阜阙里人家送去玉书三卷。此外还有种种传说，都是为了表现孔子异于常人，因而成为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状态，孔子思考之后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应该实行德治。而德的表现就是礼乐制度。礼乐制度在周朝时已经很完善了，目前要做的就是“复礼”。孔子终其一生，都在为“恢复”先朝的礼乐制度而奋斗，但在当时礼崩乐坏的局面下，“礼”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已经衰败，首先需要解决的是重新确立“礼”的深层基础问题。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就是说礼乐不仅是“玉帛”“钟鼓”这一套形式化的东西，而有更深一层的内涵。孔子把这深一层的意义落实在以“仁”为核心的人的内在道德情感上，即仁先礼后，仁内礼外。也就是说，只有以道德去教化人，去引导人们，并把“礼”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才能使人既有廉耻之心，又能安分守己，心悦诚服地做统治者的“顺民”。不仅普通百姓，统治者也要以身作则，将“礼”作为自身的行为规范。
儒家继孔子之后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在这一方面做了进一步发挥，形成“隆礼贵义”的思想。他用“礼义”代替了孔子的“仁义”，作为治国修身之本，在礼义中又特别重视“礼”。他说：“礼者、法之大兮，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劝学》）“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荀子议兵》）“礼”可以包括其他道德条目而成为道德的大宗，即“礼”是道德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最高准则。
儒家“礼”的学说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礼”后来被国家的统治者加以改造，成为全社会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强大精神支柱。国家的统治者之所以将“礼”引入国家政治生活中来，也是看中了“礼”这种与生俱来的强大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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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另一位代表——孟子
孟子（前372年至前289年），名轲。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之后的儒学大师，后世将其与孔子并称为“孔孟”，且称其为“亚圣”。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来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到邹国（今山东邹城东南）。孟子三岁丧父，母亲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孟母管束甚严，其“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等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是后世母教之典范。孟子师承子思（一说是师承子思的学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创立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学成之后周游列国，游说他的“仁政”和“王道”思想。但由于当时诸侯各国忙于战争，他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几乎没有人采纳他的治国思想。于是归而与弟子讲学著书，著有《孟子》一书。
秦汉在禁锢中发展的“礼”
秦汉时期关于“礼”的思想有过禁锢，也有过发展，还有过禁锢中的发展，即“三纲”“五常”思想的提出，这种思想将“礼制”引向了“礼教”，对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深远。
秦统一六国之后，在思想领域，儒家和法家围绕着分封制与郡县制、师古与崇今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为了加强专制统治，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如果有人敢谈论《诗》《书》的要处死，以古非今的要灭族；同时禁止私学，如果想学法令就要以官吏为师。当时，除了医药、种树、卜筮之书外，其他各种文化典籍都被焚烧了。第二年，两个术士（修炼功法炼丹的人）侯生和卢生暗地里诽谤秦始皇，后来逃跑了。秦始皇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派御史调查，后来抓住了犯禁的460多人，这些人全被坑杀。这两件事合称“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事件虽然促使国家在短期内达到了统一思想的目的，但是它并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不利于社会发展，不仅如此，“焚书坑儒”还对中华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不仅造成了大量历史文化典籍的失传，而且也封闭了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道路。
这种状况在汉代得到了缓解。刘邦立国之初，自己以及手下部将的文化水平不高，所以群臣经常在宫殿之上喧哗争功。面对这种情况，儒臣叔孙通建议设立礼仪法度，以明体统。这一建议得到刘邦的采纳。于是，叔孙通参考古礼、秦仪，制定了汉初朝仪，恢复了儒家的礼制，满足了天下初定要求秩序稳定的需求，这实际上为儒学的复兴打下了基础。
在对汉代“礼”的思想的发展方面，陆贾、贾谊、董仲舒等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陆贾是汉初重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刘邦一统天下后，命令陆贾总结秦亡汉兴的原因和自古以来国家成败的经验教训。陆贾就“著二十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在《新语》中，陆贾认为，人都有礼仪之性，但由于受到情欲的干扰而不能自觉遵守礼仪。因此统治者必须对人们的“情欲”加以约束和规范，同时通过道德教化去启发和强化人们固有的“礼仪之性”。至于如何做，陆贾说，应该尚德而不尚刑，尚俭而不尚奢。他提出的这些主张符合汉初社会和统治集团的普遍心理，所以得到了刘邦的称赏。
贾谊是汉文帝时的人，著有《新书》。贾谊在思想上受荀子的影响很大，他提倡德教，主张“以礼为治”。贾谊提出，礼仪和法令都有禁邪恶的作用，但礼仪不仅优于法令，而且还有劝善扶正的作用。即人们在礼仪所提供的外在行为规范和内在价值取向的约束和引导之下，定会“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这是法令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境界。
提到董仲舒，肯定会想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确如此，董仲舒在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上功不可没。他是汉景帝、武帝时期最重要的儒家学者，有《春秋繁露》一书传世。同贾谊一样，董仲舒也主张“以德化民”，认为应该先用“先王礼乐”对百姓进行深入教化。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论”，在此基础上，君权神授就理所当然。于是，就有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这是对封建等级关系和伦常秩序的概括。在此基础上，董仲舒还把仁、义、礼、智、信定为“五常”作为调整这种关系的基本原则。“三纲五常”的确立，不仅使统治者有了精神支柱，也为以后封建礼教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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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其人和“天人感应”说
董仲舒（前179年至前104年），西汉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广川（今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广川镇）人。在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
董仲舒哲学思想的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董仲舒把天视为至上的人格神，认为天子如果违背了天意，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天人感应的思想在汉代曾占据统治地位，它一方面对无限的君权进行了限制，同时也为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封建礼教形成的宋代礼思想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儒道、玄学、道教、佛教各种宗派纷呈，儒学地位削弱；唐代后期，儒家开始有所复兴，到了北宋后期，出现了儒学发展的高潮——理学，其中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伦理道德思想被制度化后形成的封建礼教开始产生它的深远影响。
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得儒学成为国家思想的正统后，礼也再一次得到了重视。但是，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儒学再次受到了冲击。这一时期，玄学、道教都在中国本土上蔓延起来，佛教也传入中国，他们与儒学相互排斥、相互冲突、相互吸收又相互融合，中国的思想文化由此得到了多角度的发展与深化。唐代中期，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儒学的复兴再次开始萌发。到了两宋时期，儒学以一种崭新的姿态——理学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它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之所以称为“理学”，是因为宋代儒士解经，大都不顾旧有的传与注，往往抛弃传统的训诂义疏，直接从经书原文中阐释性命义理（即人的本性及其根源），因此被称为“性命义理之学”，简称为“理学”。
理学的兴起与宋代的政治特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五代的长期分裂和混乱，破坏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纲常松弛，道德式微，这不利于大一统政治的稳定和巩固，因此，宋代统治者一开始就倡导尊儒读经，宋代的儒学复兴便由此而形成。
北宋时期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是张载，他提出人要通过“学礼”“克己”“寡欲”来变化人的气质，他认为礼不仅是一种外在后天的道德规范，还是一种先天的天地之德。因为学礼就能守性，返回自己的本性。此后的程颢、程颐更是将“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朱熹继承了张载和程颐、程颢的思想，建立了以“三纲五常”为天理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朱熹把“三纲五常”夸张成充斥于天地之间的最高法则，“宇宙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他还说：“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这样一来，“三纲五常”既约束着人的思想，同时又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成了封建礼教的教条。这样自然也维护了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于是被统治者尽可能地利用着。
不仅如此，经过程朱理学的发展，商周时期就有的男尊女卑思想变成“三从四德”，给女性套上了更加沉重的精神枷锁。“三从”指“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妇女要谨守“妇德、妇容、妇言、妇工”。在这种要求下，妇女没有社会地位，男女之间极度地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婚姻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以致到了宋朝末期，妇女“节守贞操”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在此基础上，统治者还对那些付出很大代价“节守贞操”的妇女给予立“贞节牌坊”的“表彰”，女性从思想到身体受到进一步的禁锢与约束。
总之，宋代理学将一种思想变成了一种制度化的“礼”教，并被社会普遍认同与传播着。可以说，宋代是“礼”的繁荣期，却是人的自由的禁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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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的奠基人之“二程”
“二程”指程颢（1032—1085年），字伯淳，又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年），字正叔，又称“伊川先生”。北宋思想家，理学奠基者。明末徐必达将程颢与程颐的著作汇编为《二程全书》。
“二程”是河南洛阳人，他们长期在洛阳从事讲学活动，所以，人们将他们的理学学派称为“洛学”。从内涵而言，“洛学”属于宋明理学中“理本论”的一个哲学学派，也称作“理学”（狭义的），后来与朱熹之学结合而称作“程朱理学”。二程“洛学”的思想核心，就是高扬孔孟儒学的精神，强调道德原则对个人和社会的意义，注重内心生活和精神修养。
明清时期“礼”的思想
明清时期，理学受到自身发展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并获得了涅槃式的新发展，但孕育于理学的封建礼教却开始走向衰微，然而，由于封建礼教思想已经渗透于传统家庭教育中，所以，它又形成了束缚人们行为的家庭礼制。
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发展的后期，君主专制制度的空前加强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都显示了旧制度的衰落和新的社会因素的产生。在经济领域，江南一带的市民工商业者已经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成为社会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思想领域，则出现了反思传统儒家思想、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潮。李贽、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等人是这股文化思潮中的代表人物。
李贽，可以说是明代思想界的“异端”，他是中国历史上反封建传统、反封建礼教、反权威主义，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对后人反传统权威、反君主专制、反封建礼教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他挑战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批判道学家的虚伪，他认为，是非应随时代变迁发展而改变，不应以孔子的话作为永久不变的定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被称为“清初三大儒”，其中黄宗羲有力抨击君主专制，提出了“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一家之法”的限制君权的主张。顾炎武则倡导经世致用，关注现实的国计民生，反对空谈性命之学。王夫之更强调世界的物质性，批判陆九渊、王阳明“心学”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这几位思想家的主张与程朱理学专注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封建礼教有很大不同，它们体现了时代的要求，激发了先秦儒学中的积极因素，使儒学摆脱了“理学”的禁锢，可以说，它们动摇了封建礼教在社会政治领域的统治地位。但是，封建礼教并没有完全淡出人们的生活。
曾国藩是晚清的重臣，是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同时，他自幼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他试图挽救日渐消亡的理学，所以，在他的思想中，很重视“礼”，而且宣扬以“学礼”为“经世之术”。首先，他用“礼”呼吁地主阶级及其武装力量“谨守准绳，互相规劝”，要求大家“克己求仁”。其次，他用“礼”来“辟异端”，以使“人人纳于轨范之中”，维护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级秩序。总之，曾国藩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既用于维护家国的安定统一，也被用来当作镇压农民革命的依据。曾国藩坚持传统礼制的基本精神，维护旧的社会秩序，也限制了自身变革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此外，明清时期，由于统治者采取八股取士的考试方法，要想有所作为，人们必须读程朱理学注解下的“四书”“五经”，所以，这些读书人的思想仍然被禁锢着。
在对待女性的教育以及地位方面，明清时期几乎没有什么改观。“三纲五常”、班昭《女诫》中的“三从四德”等仍然是主流观念，而且，明代的时候流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这种思想使许多女子不能读书识字，受不到良好的教育，也无缘去改变自己的思想与命运。
不仅如此，在明清时期还流行着一些“家训”“乡约”，这使得家庭教育受到了礼教的约束，可以说，相对于宋代时统治阶级用礼教控制人们，明清时期，礼教在家庭中的影响更明显。
总而言之，儒家的礼的思想，到了明清时期人们学到的更多是它的表面的制度化的东西，礼的真正内涵并没有被人们所领悟。也正因此，“礼”在这一时期受到了来自内部与外来文化的双重冲击，并在近代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首要攻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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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昭和《女诫》
班昭（约49年至约120年），字惠班，又名姬，东汉扶风安陵人。班昭身世显赫，父亲班彪是当时有名的史学和儒学大师；大哥班固，是《汉书》的主要作者，二哥班超投笔从戎后，两次出使西域。在父兄的影响和鼓励下，班昭从小就熟读儒家经典和史书，长大后成为班氏家族中博学多才的才女。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是她所写的《女诫》一书。
《女诫》共七篇，本是用于教导班家女儿的私家教科书，不料写成后却被人们争相传抄，不久便风行全国各地。在“卑弱”篇中，班昭认为女性生来就不能与男性相提并论，应该恪尽本分。在“夫妇”篇中，认为丈夫比天还大，须敬谨服侍。在“敬慎”篇中，主张女子应当无条件地顺从丈夫。在“妇行”篇中，规定了妇女四种行为标准，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工”。在“专心”篇中，强调“贞女不嫁二夫”。在“曲从”篇中，教导妇女要善事男方的父母，逆来顺受。在“叔妹”篇中，说明与丈夫的兄弟姐妹相处之道。
“青出于蓝”的“礼”与“俗”
从俗到礼，是中国上古文明的一次重大飞跃，它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底蕴，并赋予它鲜明的特色。这是我们的祖先对世界文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现在人们都知道清明节要去踏青、扫墓，知道冬至的时候要吃饺子，端午节要吃粽子……在形容它们的时候会说，这是“礼俗”。那么，“礼俗”这个词的内涵就是指类似于这样的风俗内容吗？其实不然，“礼俗”中包含着“礼”与“俗”两个部分，现代人们提到“礼俗”时含义更倾向于“俗”，那么，“礼”与“俗”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荀子劝学》中说：“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可以说，“礼”与“俗”的关系就是这样的。
东汉经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俗，习也。”风俗就是人们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与他同时期的学者郑玄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俗谓土地所生习也。”“土地”是指人们的生存环境，包括地理、气候、人文等各种要素在内。人们在各自特定的环境中生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各自的习俗。但是，随着文明的进程，这些风俗并不合乎制度的需要、统治的需要、上层人际交往的需要，于是，就有必要将它们加以规范并上升为一种制度来让人们遵守，维持有秩序的生活，这就是“礼”产生的必要性。
由于风俗是人们在世世代代的生活中形成的，它有巨大的、难以一时克服的惯性，所以将风俗完全改变，另外制定一套礼仪制度让人们来遵守是完全行不通的。又由于“礼不下庶人”，“礼”是贵族及统治阶级的需要，而“庶人”间通行的是风俗，如果想让“礼”具有尽可能大范围的约束作用，就必须在新的制度和旧的风俗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这样既能让“庶人”喜闻乐见，也能推进社会的变革。这就必须有一个从“俗”入“礼”的过程。
在从“俗”进入到“礼”的进程中，儒家尽可能地保留了既有风俗的外在形式，而在提升其文化内涵上下了功夫，为风俗注入了新的人文精神。这样，总体看起来还是原先的外壳，但是灵魂已经被抽换了，这就形成了“礼”。以婚姻为例，在人类社会早期，几乎没有婚姻关系，只要是异性，就可以随便交合。后来人们认识乱伦的性关系，将直接影响到人种的质量和道德观念的确立。于是，逐渐有了一夫一妻制，为了进一步规范婚姻关系，儒家制定了婚姻的仪程，而且还对双方的血缘关系作了严格限定：将“取妻不取同姓”用礼的形式规定下来。
“礼”产生了，但并不意味着它完全替代了“俗”，“俗”还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它与“礼”的不同大致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俗”有地域性，它是特定生活圈内的文化。如同样过端午节，北方和南方的风俗就不同。“礼”没有地域性，如清代官员无论是谁，面见皇帝行的“礼”都是一样的。
二是“俗”具有大众性，对于文化层次没有要求。而“礼”属于“雅”的层面，“礼”仪式复杂，内涵丰富，往往蕴涵着深刻的理念，所以要求行礼者有一定的文化程度。
三是“俗”属于一种生活方式，虽然有一定的规定性，但约束力比较弱。“礼”有严格的规定性，行礼的场所、礼器的组合、宾主的位置、仪节的先后等，都是不能违反的。在古代，往往以“礼”治国，“礼”甚至具有法律效力。
从“俗”到“礼”，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一次飞跃，“礼”与“俗”的不同，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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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制礼，伯禽趋跪
上古时期，人们之间只有生活习俗，没有礼法。后来，周公根据“因俗制礼”原则制礼作乐，并以身作则地实践着。
周公有个叫伯禽的儿子，他跟周公的弟弟康叔去见了周公三次，结果三次都被父亲痛打一顿。伯禽很纳闷，就去问商子。商子说：“南山的阳面有一种树，叫做乔木；北山的阴面有一种树，叫做梓木，你去看一看就知道原因了。”伯禽听后就去看了。他看到的是乔木生得很高，树是仰着的；梓木长得很低，树冠却低俯着，一副谦恭的样子。伯禽把自己看到的这些告诉了商子。商子对他说：“乔木仰起，就是做父亲的姿态；梓木俯着，就是做儿子的姿态。树有高低之别，人也应该有区别长幼的礼节啊！”第二天，伯禽再次去见周公，一进门就很快走上前去，行了一个跪拜礼。周公看到后终于欣慰地笑了。
表里相依的“礼”与“仪”
“礼仪”就是以“仪”为表，以“礼”为里，它们如同形式与内核，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区别“礼”与“仪”对于提升礼仪的价值地位于古于今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左传》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鲁昭公到晋国去访问。在晋国都城的郊外，晋平公派大臣去行“郊劳”之礼。在那个年代，国家之间的迎宾仪式都是从郊劳开始的，仪式极为复杂。可贵的是鲁昭公居然一点都没出错，这让晋平公和大臣们都佩服不已，都认为鲁昭公是个懂“礼”的人，只有一位叫女叔齐的大夫说：“鲁昭公根本不懂什么叫‘礼’！”晋平公非常奇怪：“从‘郊劳’之礼到目前的相互答谢转赠礼物，鲁昭公一直表现非常得体，你怎么能说他不懂‘礼’呢？”
女叔齐回答说：“他所做的充其量只是‘仪’而已。‘礼’是用来维护国家秩序，行使政策法规，让百姓凝聚在一起的。可是，目前的鲁国内政混乱，鲁昭公却疏远贤臣，让奸佞小人把持朝政。鲁国和大国结盟，却肆意破坏盟约协定，乘人之危，欺负弱小国家。作为国君，不精心考虑治国的方略，而把注意力放在这些琐碎的礼仪规范上，这样一个人怎么能算是懂‘礼’呢？”
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在古代，“礼”和“仪”是不同的。在今天，“礼仪”虽是一个词，但是它也包含着“礼”与“仪”的双重含义。
中国传统礼仪与西方礼仪是不同的，西方礼仪注重仪式，而中国传统礼仪更强调“礼”是人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孔子就曾明确反对以器物仪节为主的“礼”，而主张以仁义为核心的“礼”。孔子认为，一个内心没有仁爱之心的人，怎么去面对“礼”呢？“礼仪”还有什么意义呢？
作为思想内核的“礼”既然如此重要，那么，作为外在形式的“仪”就不重要了吗？我国古人很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从西周开始，我国古代社会进入了“文”的时代，即讲究服饰、器用、言语、揖让等外在的形式，这些慢慢变成一种制度流传下来。后人就必须去学习，卫国的大夫棘子成在学的过程中就不明白为什么要学这些“文”的东西，他去问孔子的学生子贡：“作为一名君子，有质朴的本性就行了，为什么还要‘文’呢？”子贡回答说：“你把文等同于质，把质等同于文，怎么可以呢？虎豹不同于犬羊，是因为他们身上的毛纹不同，如果把它们的毛纹都去掉了，哪还能区别虎豹和犬羊呢？”在这里，子贡把“文”比喻为动物身上的毛纹，用来说明外在的形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礼仪”也是同样的，作为与日常行为不同的“礼仪”，就需要有一定的形式来加以区别。
《论语》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当质朴胜过文雅，就显得粗野，文雅胜过质朴，就显得做作，只有内外兼修，文与质交相辉映，才是君子应有的风范。对一个人是如此，对于一个行礼仪的人而言，也是如此。一个人若要真正懂得礼仪，就不仅要懂得“礼仪”的外在形式，还要懂得“礼仪”的内在核心，即注重个人内心的修养。这也是女叔齐解释鲁昭公为何不懂“礼”的本质内涵。
总而言之，“礼”和“仪”可以说是“礼仪”的两大要素，即形式和思想。形式如同“礼”的外壳，思想如同“礼”的灵魂。形式是为思想服务的，而思想也需要借用某种形式才能显示出来。因此，“礼”和“仪”作为礼的两大要素互为依存，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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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遵礼法的萧意辛
萧意辛，是辽国驸马陶苏斡的女儿，耶律奴的妻子。有一天，她听到妯娌们在谈论如何用邪法来博取丈夫的宠爱。萧意辛说：“用邪法还不如用礼法。”大家就问她，怎么样叫做用礼法？萧意辛说：“自己的行为要谨慎，侍奉长辈要恭敬，对待丈夫要温柔和顺，对待小辈要宽宏大量，这样做就是用礼法。如果这四点样样都能做到，那么丈夫肯定不敢看轻你了。”大家听了萧意辛的话，觉得既惭愧又佩服。后来萧意辛的丈夫被人诬告，法律规定要充军，萧意辛就奏明皇上，希望允许她跟丈夫同去。在充军的地方，萧意辛自己一边做着苦役，同时对待丈夫更加有礼、更加敬重。后来皇上听说后，也对这个真正懂“礼”的女子非常佩服，就下令释放了他们。
形同天地的“礼”与“乐”
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一种“礼乐文化”，在传统礼仪中也都少不了音乐的参与。音乐与礼仪法天地而制作，它们虽不同，却都在传统政治社会中起着管理工具的作用。
古人在祭祀、宴饮、出师等大型礼仪活动中，都要用先王所制的音乐作为辅助手段，来传达礼仪，从而加强礼仪对人的教化作用。音乐为何能起到这种效用、达到这样的目的呢？
音乐及其作用
《史记乐书》中说：“夫乐之起，其事有二：一是人心感乐，乐声从心而生；一是乐感人心，心随乐声而变也。”也就是说，音乐产生于人的内心，反过来又对人的思想、情感甚至行为起到很大的影响，使之随其产生变化。不同的人的内心，会产生不同的音乐。反之，不同的音乐，对听者产生的作用也不相同。如《荀子乐论》中说，郑卫之音，使人心生淫荡；而韶乐则让人内心产生庄严庄重之感。
音乐是一种工具
音乐能够满足人的情感需求，能够净化人的心灵，但是，在儒教社会里，音乐的这种作用仅仅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调理民气，改善民心，从而实现礼乐治天下才是古代制乐的真正目的。也就是说，儒家把音乐当成了治理国家的工具。荀子在《乐论》中指出：“乐者，圣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荀子认为音乐是可用来改造社会的，可以引导人心向善，改善民间的风俗，修正、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实现百姓和睦，社会长治久安的愿望。
乐与礼
在古代的很多仪礼活动中都会演奏雅乐。可以说，古代的音乐是集音乐、舞蹈、诗歌于一体的艺术形式。《通典乐一》中说：“咏歌不足，故手舞之，足蹈之，动其容，象其事，而谓之为乐。”奏乐、和歌、舞蹈，三者相辅相成，并与礼相和，让人在美的熏陶中更容易接受教育，使之思想得以纯正。这一特点在古代重大的典礼仪式中表现最为突出。如在乡饮酒礼中，要按一定的顺序演奏《诗经》中的《鹿鸣》《四牡》《白华》等多个篇章，以表达平和忠信、尊老养贤等礼仪。
“礼”与“乐”可以在相互配合中达到教化人心的作用，但是，“礼”与“乐”终究是不同的。
首先，制“礼”与作“乐”的依据是不同的。《史记乐书正义》中说：“乐法天地之气，故云天地之和；礼法天地之形，故云天地之序。”也就是说，礼是模仿天地的有序性而产生的，乐是模仿天地的和谐而产生的。
其次，“礼”与“乐”的意义不同。《礼记乐记》中说：音乐的根本是求得共鸣，即使人的好恶情感同一，从而协调各种等级类别人的关系；“礼”的根本是要区别、维护等级贵贱的差异。好恶同一的情感取向使人们互相亲爱，尊卑级差有序的言谈举止则使人们互相尊敬。这是“礼乐文化”的精义。
“礼”与“乐”在关系上，应该是互相补充，互相制约的。如果一个国家乐事太过而不加节制，则会使人之间的尊卑界限混淆不清；礼事太过而不加节制，则使人们之间离心离德。只有礼乐齐备，“礼”的精义得以实现，使贵贱有等；乐事得以统一，使上下和合，这样才能求得社会的和谐、安定与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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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由乐悟《文王操》
孔子向师襄子学琴，师襄子教了孔子一首曲子，孔子弹了10天还在练习。师襄子说：“可以学另一首曲子了。”孔子说：“我虽然学会了曲子，可还没有熟悉它的韵律。”过了几天，师襄子说：“韵律已经熟悉了，可以学下一首曲子了。”孔子说：“我还不知它所表现的心志。”又过了几天，师襄子说：“已经知道了所表现的心志，可以学下一首曲子了吧！”孔子说：“可我还没有体会出作曲者是怎样的一个人啊！”又过了几天，师襄子问：“知道作曲者是谁了吗？”孔子说：“我感受到这个人形象高大，目光明亮而深邃，一心要感化四方，心胸宽大能包容天下。他莫非是周文王吗？”师襄子惊讶而敬佩地说：“不错！我的老师讲过，这个乐曲名就叫作《文王操》。”可以说，文王和孔子在音乐上获得了共鸣，一个将治民之心融入音乐，一个则深深地领悟了这份心胸。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蕴涵系统礼制体系的《周礼》
《周礼》《仪礼》和《礼记》被称为“三礼”，“三礼”是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义、礼法做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
《周礼》，初名《周官》《周官经》，是古文经学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对中国古代官制的建置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周礼》涉及范围广泛，是我们了解、认识和研究我国古代官制、政治史、文化史的一把钥匙。
《周礼》的出现及作者和成书年代
在先秦文献中都没有提到过《周礼》这本书。西汉时期，在景帝、武帝年间，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一批古书，其中一部名为《周官》。著名学者刘歆非常偏爱此书，奏请皇上将此书列入学官，并将《周官》更名为《周礼》。东汉初年，刘歆的学生杜子春继承师业而大兴《周礼》之学，一时注家蜂起。至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而注“三礼”，给《周礼》作了第一次认真的总结。此时，《周礼》才与《仪礼》《礼记》并列合称“三礼”。由于郑玄特别推崇《周礼》，而后人又十分推崇郑玄，遂使《周礼》位居“三礼”之首。
《周礼》的作者不详，有学者认为，此书体大思精，非圣贤不能作。刘歆认为，周公曾经制礼作乐，《周官》是周公手作的周代官政之法。这种说法推理的成分较多，证据比较薄弱。
关于《周礼》的成书年代，可以说是中国学者中的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因为《周礼》是在西汉被突然发现的，不像其他经书都是传自经师的口耳相授而后写成的汉隶定本，所以，在当时就受到了学者的诘难。后经历代学者争执论辩，关于其成书年代主要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汉初说、王莽伪作说六种说法。
《周礼》的具体内容
《周礼》原书应该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冬官篇已经遗失。汉代儒学者摘取性质与其相似的《考工记》补充完整。之所以为六官，暗含着天地四方六合的宇宙格局。六官各自统领60个具体的官职，总数是360，而360正好是周天的度数。可见，“周官”这一书名的本意，是“周天之官”的意思。六官的大致分工是：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官主管刑罚，冬官主管营造，展示了一个完善的国家典制，一切井然有序，富于哲理，令人有“治天下如指诸掌中”的感觉。
《周礼》的六官涉及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内容之丰富，在上古文献中也实属罕见。其中以礼制的体系最为系统，既包含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国家大典，也有诸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具体规制，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述。许多制度仅见于此书，因而尤其宝贵。
《周礼》的礼制，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很多朝代。如隋唐实行了“三省六部制”，其中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就脱胎于《周礼》的“六官”。“六部”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为后世所遵循，一直沿用到清朝灭亡。历朝修订典制，如唐《开元六典》、宋《开宝通礼》、明代的《大明集礼》等，也都以《周礼》为蓝本，根据实际情况增减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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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建筑是《周礼》中“礼”制的体现
都城的规划中最重要的是选择方位，我国文化传统认为“中”是最尊贵的方位，“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吕氏春秋·慎势篇》说“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周礼》也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择中立宫就成为历代帝王规划都城时所遵循的原则。紫禁城就是这一礼制原则的集中代表，它位于北京城的中心。
《周礼》“三朝五门”中的“三朝”指的是外朝、治朝、燕朝；“五门”为皋门、雉门、库门、应门、路门。在紫禁城中与“三朝五门”相对应的是大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也有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乾清门之说）。
《周礼》有“前朝后寝”“六宫六寝”的记载。与此相应，紫禁城划分为外朝、内廷两大部分，内廷有东、西六宫。
《周礼》有“惟王建国，辨方正位”的记载，“国”指国都，“辨方”即以君面南臣面北为礼。紫禁城里前三殿、后三宫以及各宫院的主体建筑都是坐北朝南的格局。
现存最早的礼仪典籍《仪礼》
《仪礼》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关于礼仪的重要典籍。它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宝藏，为今天人们了解上古社会的民俗民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伦理道德、语言状况等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仪礼》在“三礼”中成书最早，而且首先取得经的地位，是“礼”的本经。《仪礼》有《礼》《礼经》《士礼》等名称。《礼》是《仪礼》一书的原称，从战国时代的文献记载看，当时的人们都将《仪礼》称为《礼》。
《仪礼》创作起源
《仪礼》之所以会产生，这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上古时代，礼仪活动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春秋战国之时，已积累了各种各样为各种名目举行的礼典。举行礼典，要求仪式不能有丝毫差错，因此贵族都非常注重礼仪的演习，所以，习礼也成为贵族教育的重要部分。这些为《仪礼》一书的出现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仪礼》作者及成书年代
关于《仪礼》一书的作者及其年代，自古以来就存在分歧。有的学者认为是周公所作，有的学者认为是孔子所作。其中以孔子作《仪礼》说比较合理。
孔子非常好礼。关于孔子与“礼”的记载有“孔子问礼于老子”“孔子非礼不视”“非礼不行”等很多故事。
据《礼记杂记》记载，恤由死后，鲁哀公曾派孺悲向孔子学习士丧礼。也就是说，《仪礼》中的《士丧礼》在这时经过孔子的传授被正式记录下来了。此外，《仪礼》文字风格与《论语》非常相似，其内容与孔子的礼学思想也完全一致，例如孔子很重视冠、昏、丧、祭、朝、觐、乡、射八礼，而《仪礼》十七篇正是记述这八种礼仪的，这不能说是巧合。
《仪礼》的内容
《仪礼》一书共十七篇，涉及上古贵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具体而言，《特牲馈食礼》记载一般贵族定期在家庙中祭祖之礼。《少牢馈食礼》和《有司彻》记载大夫一级的贵族在家庙中祭祖之礼。《丧服》记载人们对死去的亲属，根据亲疏远近而在丧服和服期上有种种差别的制度。《士丧礼》和《既夕礼》记载一般贵族从死到埋葬的详细仪节。《士虞礼》记载了一般贵族埋葬其父母后，回家所举行的安魂礼。《士相见礼》记载贵族之间第一次交往，带着礼物登门求见和对方回拜之礼。《聘礼》记载国君派遣大臣到别国进行礼节性访问的仪节。《觐礼》记载诸侯朝见天子的礼节。《士冠礼》记载了古代贵族子弟到20岁时举行一种加冠典礼。《士昏礼》记载男女双方在家长主持下，从纳采到婚后庙见的一系列礼仪。《乡饮酒礼》记载古代基层行政组织定期举行的以敬老为中心的酒会仪式。《乡射礼》记载古代基层行政组织定期举行的射箭比赛大会的具体仪节。《燕礼》记载诸侯和他的大臣们举行酒会的详细礼节。《大射礼》记载在国君主持下举行的射箭比赛大会仪节。《公食大夫礼》记载国君举行宴会招待来访外国大臣的礼节。
《仪礼》一书，记载的是先秦的礼仪制度，它作为一部上古的经典，具有很高的价值。它的材料、来源非常古老，内容也相对可靠，而且涉及面广，从冠婚飨射到朝聘丧葬，无所不备。书中记载的古代宫室、车骑、服饰、饮食、丧葬之制，以及各种礼乐器的形制、组合方式等非常详尽，以致考古学家在研究上古遗址及出土器物时，都要在《仪礼》中得到验证。此外，《仪礼》所记各种礼典，对于研究古人的伦理思想、生活方式、社会风尚等，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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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向老子问礼
公元前538年的一天，孔子对弟子南宫敬叔说：“周之守藏室史老聃，博古通今，知礼乐之源，明道德之要。今吾欲去周求教，汝愿同去否？”南宫敬叔非常高兴，然后报请鲁君。鲁君也同意了。老子见孔子千里迢迢到来，也同样高兴，教授之后，又引孔丘访大夫苌弘。苌弘善乐，教授孔子乐律、乐理；引孔子观祭神典礼，察庙会礼仪，使孔子获益不浅。后来，孔子向老子辞行。老子送他到馆舍外说：“吾闻之，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义者送人以言。吾不富不贵，无财以送汝，愿以数言相送。当今之世，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难而几至于死，在于好讥人之非也；善辩而通达者，其所以招祸而屡至于身，在于好扬人之恶也。为人之子，勿以己为高；为人之臣，勿以己为上，望汝切记。”孔子顿首说：“弟子谨记在心！”
传播最广的礼仪典籍《礼记》
《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虽然它在“三礼”中最晚取得“经”的地位，但是却很快成为礼学大宗。它在中国儒家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后人研究和发展儒家思想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儒家经典“三礼”中，地位最高、流传最广的一部是《礼记》。《礼记》一书是由西汉时期的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编订的。东汉后期学者郑玄给《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释，这就使它能够独立成书，也就比较广泛地为人们所学习。到了唐朝，政府把它升列为“经书”，成了一般士人必读的书籍。
戴德，字延君，生卒年不详。西汉时梁（郡治今河南商丘）人。汉代礼学家，今文礼学“大戴学”的开创者。曾任信都王（刘嚣）太傅。他和侄子戴圣都是西汉经学家后苍的弟子。戴德将先秦有关礼仪的论著选编了85篇，称为《大戴礼记》。但《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只剩下了39篇。
戴圣终生以授徒讲学和著述为业，他选集战国至汉初孔子弟子及其再传、三传弟子等人所记的各种有关礼仪等论著，编撰成了《小戴礼记》一书，即今天人们见到的《礼记》。这本书原是解说《仪礼》的记文。
《仪礼》的“记”有两种，一种是附于各篇正文之后的“记”，目的是对仪节的表述不详之处作以补充，不涉及礼蕴涵的深意。文字大多是零句散语，不相连缀。另一种是单行的记，各自独立成篇，既有对孔子言论的追记，也有礼学思想的阐发，还有对古代制度的描述等，内容要丰富得多。《礼记》中的各篇就属于这一类。
《礼记》的主要内容是论述和记载了先秦的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的问答，以及修身做人的准则等。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非常广博，门类杂多，涉及政治、道德、法律、哲学、祭祀、历史、文艺、历法、日常生活、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礼记》中记载了许多生活中具有很强实用性的礼仪细节，但最为重要的是《礼记》中详尽地论述了各种典礼的意义和制礼的精神，极其透彻地宣扬了儒家的“礼治”思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极富弹性的礼治理论，而这种理论正好满足了统治者“安上治民”的需要。所以，《礼记》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一致重视。
《礼记》中多处强调了“礼”的重要性。如《曲礼》就提出：追求高尚的道德仁义没有礼就不可能有成效；教育人们端正习俗，没有礼就不可能完备；论辩争执没有礼就不可能解决；君臣上下及父子兄弟之间的名分没有礼便不能确定；外出游学拜师，没有礼便不会亲密融洽；排列朝廷等级和政治军队，官员到位治法，没有礼便不可能树立威严；日常祈祷和庄严的祭祀，供养鬼神，没有礼就不能体现虔诚和庄重。由此看来，从日常小事到军国大事，从家事到朝政，从心理到行为都需要礼。礼是无比重要的。
《仪礼》《周礼》的文字古奥，内容繁复，但是，《礼记》中却充满传诵千古的格言，琅琅上口，便于记诵和引用，这也是《礼记》得以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曲礼》）《礼记》的格言家喻户晓，代代流传，成为人们立身、处事的准则。甚至不识字的民众，也能熟知《礼记》中的许多格言，这正是它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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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十三经”和《礼记》
“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其中《论语》《孟子》各有其书，《大学》《中庸》却是《礼记》中的两篇，南宋理学家朱熹将它们单独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自宋代至清代的几百年间，“四书”成为青年学子入仕应考的必读书。
“十三经”是指在南宋形成的十三部儒家经典。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