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什么是自传式民族志？

本书是一名背包客和背包客研究者基于个人背包旅行经历和体验的自传式民族志，因而开篇有必要界定全书的基本概念：自传式民族志。什么是民族志？民族志有作为研究方法的民族志和作为文本的民族志两种。本书的“民族志”指的是后一种，其基本含义“是指对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的记述。希罗多德对埃及人家庭生活的描述，旅行者、探险家的游记，那些最早与土著打交道的商人和布道的传教士以及殖民时代帝国官员们关于土著人的报告，都被归入民族志这个广义的文体。这些大杂烩的内容可以归入一个文体，主要基于两大因素：一是它们的风格上的异域情调或新异感。二是它们表征着一个有着内在一致性的精神的群体（族群）”（高丙中，2014：1－2）。民族志“提供对特定社区、社会或者文化的描述。在民族志田野工作中，民族志者收集他或她组织、描述、分析和阐释的数据，并以专著、文章或者电影的形式来建立和展示描述”（Kottak，2012：9）。所以，当人类学者近距离观察、参与并记录另一种文化的日常生活所形成的文本内容及细节描述，就成为“民族志”。

那什么又是自传式民族志呢？自传式民族志（autoethnography），又译作“自我民族志”，是一种将个人与文化相联系，将自我置于社会文化背景下来考察的研究样式和写作形式（Reed-Danahay，1997），是一种探讨研究者自我生活经验的自传式个人叙事（蒋逸民，2011）。自传式民族志源于传统的民族志，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民族志，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三方面。首先，在研究角色上，传统民族志研究者是局外人身份，通过介入局内人日常生活去研究文化；而自传式民族志研究者是以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身份，通过描述自我亲身体验来表现自我主体性，表达自我意识。自传式民族志作者既是研究者又是被研究对象，两者合二为一。其次，在研究内容上，传统民族志研究者主要关注人类群体文化，有意使自我成为背景，侧重于从整体上来描述有关其他人的看法和实践；而自传式民族志作者主要关注自我主体性、自我意识和亲身体验，侧重于从个体层面上来描述研究者自身的看法和实践，把个人思想、感觉、故事和观察视为理解社会背景的一种方式，通过自我情感和思想的展现，来探究自我与文化背景的互动。再次，在研究手段上，传统民族志主要通过参与观察和访谈来收集数据；自传式民族志则把亲身体验和自我意识作为数据来源（蒋逸民，2011：11－12）。

人类学者“倾听、记录和呈现来自大量民族和文化的声音”，“珍视地方性知识、多样的世界观和不同的哲学”（Kottak，2012：15）。自传式民族志通过“我”的视角，以描述、回忆和反思来展示我者、他者及我者和他者之间的故事，在我者他者化的过程中构建地方性知识和多样化的世界观。本书要提供的，就是“我”在背包旅游研究田野中形成的民族志，只是我所收集和阐释的数据，是以本人为对象而写成的，是关于自己的背包田野及实践的民族志，是一本自传式民族志。

二、什么是背包客？

根据我对被访者的调研，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背包客的设定，对背包客的理解也各有千秋。此处首先根据中外背包旅游研究文献对本书所述的“背包客”做一概念界定。“背包客”的英文原词为“backpacker”，即使是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它也具备不同的含义，主要分为“背包旅行者”（backpacker traveler或backpacker tourist）和“户外背包客”（outdoor backpacker）两种含义（朱璇，2009）。国际上关于背包客的旅游研究均指前一种概念，其最早的规范性定义是指具备如下五大社会特征的旅游者：①偏好经济型住宿设施，行程节俭；②强调与其他背包客的聚会交流；③具备完全自助而又极具弹性的旅游行程；④拥有相对较长的旅行时间；⑤热衷于非正式非结构化和高参与性的旅行活动（Pearce，1990）。由于这一类旅行者常背着大背包旅行，所以把“背包”（backpack）作为其身份表征的外在标签来称呼他们。

澳洲是最早研究背包旅行者的国家，因而“背包旅游者”这一称谓在澳洲有着最高的认同度和接受度。但欧美民众更多会以“自助旅行”（independent travel），尤其是“经济型的自助旅行”（budget independent travel）来指涉本书所要讨论的“背包旅行”（backpacking travel）（类似于中文语境下最早提出的“穷游”），相应地，他们会使用“旅行者”（traveler）而非“背包客”或“旅游者”（tourist）来称呼进行自助旅行的人（朱璇，2009）。所以，本书对“背包旅行者”和“自助旅行者”不做区分，所有的“背包客”概念和“旅行者”（traveler）的概念是同一的，即，“背包客”就是“（自助）旅行者”。

背包自助旅行者在背包和自助旅行发展和研究的不同阶段，分别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冠以不同的称谓（详见表0-1），因此，“驴友”“游民”（nomads，也可译作“浪人”）、“轻奢型背包客”（flashpacker）、“生活方式旅行者”（lifestyle traveler）等称谓也会在本书中被使用并指代当代“背包客”。

三、为什么要开展自传式背包民族志的研究？

自传式民族志作者以论著主人公的身份质疑了学术“沉默署名权”的通行看法，表达过往研究并未被充分表达的研究者声音（Charmaz & Mitchell，1997：193－215）。在质性研究方法中，一直强调研究者把自己作为研究工具。我和解佳博士的合作论文曾在2016年土耳其举行的第4届跨学科旅游研究会议上做分组演讲，当时在场的《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旅游学界最知名的国际学术期刊之一）的前主编杰夫·杰夫瑞（Jafar Jafari）曾点评道：“只有你们（背包客研究者）才真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为你们本人都是背包客）。”诚然，作为背包客的研究者，除了置身现场参与观察，身份也是研究媒介的重要组成。如果没有背包客的身份，可能无法真正理解背包客的情感和言语，无法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正确的认知和分析。作为以人类学方法进行背包旅游研究的学者，随着研究者“‘本地化（go native）’程度的加深，研究经验及人际关系变得独特，不能被自己及其他人复制”（郑肇祺，2018）。因此，写下自己的研究田野和故事，解读自身作为参与者的独特经历和身份，对理解研究本身来说，至关重要。

作为国内第一位持续致力于研究背包旅游的学者，我一直从事基于参与者观察的研究，身体力行中积累了大量无法写进个人已有论著中的一手资料。在论文的匿名评审中，曾经出现过一些即使提供了“研究方法”但也无法很好向审稿人解释的问题。比如，在撰写关于背包旅游真实性体验的一篇论文（朱璇，2018）中，审稿专家始终不理解为什么我把背包客笔下的“商业化”解读为“当地非本真的存在”。虽然我在文中强调了这是基于“长期的参与者观察”和“对其话语的了解”，但这似乎并不能说服审稿人相信我的观点。其实，只要身处于背包田野中一段时间，你就可以感知到他们语言的所指，这是一种一点即透的“灵犀”和理解，本无须争辩。因为“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分子，我也会用这种语言来表达同样的意思。“authentic”（真实与否）的概念本是一个舶来品，国人不会刻意地去用这样一个词来记录他们的感受，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用其他更本土的概念来表达同样的意味。比如“商业化”，或者“这个建筑是不是原来的”或者“以前的”，大相径庭的表达，可能承载与真实性（authenticity）相同的意义。这需要的，是费孝通（2013：13－14）先生所说的“进得去”和“出得来”的能力。但如何去说明我是一个在背包旅游领域中具有了这样能力的研究者呢？不仅匿名评审制度让我有口难开、无从辩驳，即使没有这一制度，区区一万字的论文也让我根本无法在文中进行充分论证。无论是杰夫瑞教授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对背包客研究者“知行合一”的研究路径给予的高度评价，还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的谆谆教导，都说明学术研究一直倡导知行合一。而学术研究中“进得去”“出得来”的能力，应当是知行合一的基础，是需要长期培养和训练的。可以说，我写本书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为自己验明正身，为自己的“背包客”的身份提供充分的注解：首先得说明自己是背包旅行的行家，是“他们”中的一分子，才具备研究背包旅行的资质。

大费周折地去解释我为什么是背包客中的资深一员，证明我在背包研究中具备“进得去”的能力，是我想成书的一个出发点。但我又如何能证明自己“出得来”呢？我对背包旅行者群体的观察是否会因为陷入太深而无法客观观察？也即，我作为参与者的主位观点，是如何与作为研究者的客位观点结合起来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深挖本人的生活史，回顾自己的背包历程，研究我是如何成长为现在这样的研究者的。参照费老对自我研究历程的回想，我的背包旅行也不是“在一个单一的参考系下面展开的”（费孝通，2013：13）。这本书所要揭示的，就是我的多种“异文化”参考体系所形成的证据：我在旅行过程中，对国内外多种民族、种族和文化中的亲身阅历和自我反思，以及受益于我的英语语言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而习得的其他社会和社会科学的关于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地方性知识。在这本书中，我要追溯曾经令我万分苦恼的“hybrid”（朋友送我的称号，我译之为“文化混血儿”）身份的演化过程，从抑郁到坦然，在中西方两种文化系统中浸润过的身份和心态实则是大大有利于“价值中立”和“保持客观”的研究立场的。在多元化的人文价值观下，无论是对背包客主体的研究，还是对背包旅游中主客关系的研究，如果都能奉行“美人之美，各美其美”（费孝通，2013）的普适审美标准，那要从研究对象中抽离出来，也并非难事了。

本书如果只是寻求为个人论著提供注脚，似乎立意太低。作为研究者，我们最常需要问自己的问题就是“那又怎样（so what）？”。本书中无论是事实还是理论的呈现，绝不仅仅是为了自娱自乐或者自说自话，而是为了帮助背包客理解背包客自身。为什么写“我”能够帮助理解“我们”呢？因为“我”作为背包旅行者的个案，既具有“代表性”，又具有“典型性”。本书的每一位读者，是否都能从本书的记录里，找到自己作为“游民”（nomad，也可译作“浪人”）的影子？抑或，是否觉得自己走得还不够远、“浪”得还不够高，希冀自己能够放飞得再彻底一些？如果本书能够对读者起到反思自我体验、深化自我意识的作用，那将是“我”作为“进入”背包世界的“我者”，对“我们”这一群体的最大现实意义。本书要呈现的，是一种“对本土观念和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尊重”，也力图展示“文化之间互译和沟通的可能性”。无论你是不是一名背包客，我希望你在并不晦涩的字里行间所能读到的，是我认为有意义的旅行观。在背包中去领悟“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2013），在旅行中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每位希冀踏上“浪途”的旅行者，或多或少都应当是具有人类学者情怀的个体。

我有幸在2017年与国际著名的应用人类学家杰瑞德·莫瑞（Gerald Murray）相识并成为忘年之交，常与这位曾执教于哥伦比亚、耶鲁和佛罗里达大学的人类学教授聊起我的背包及研究经历。他鼓励我在积累一定的研究经历以后，写作一本自传式民族志，用于记录我有趣的但无法写进论文中的田野故事。在“人类学导论”的课堂上，他告诉我们应用人类学研究的五个步骤：描述、比较、解释、评价和建议。作为一本自传式民族志，本书同样遵循这五步程序。在这本兼备旅游人类学学术性和通俗性的著作中，我试图通过对个人旅行生活史的叙事、比较、解释和评价，提出能提升背包旅游者自身技能、素养以及改善主客关系的建议。这个实用主义的目的，可以说是长久以来我坚持背包田野日志的写作、希望终有一天能结集出版的强劲动力。虽然从字面上来看，本书的叙事好像占据了主要地位，但其实比较、解释、评价和建议的过程一直穿插在叙述当中，而对自我叙事的评价和对背包者的建议，不仅贯穿在每章节的标题中，更汇总于每个论点之下的叙事故事后。这样写作的目的，无非是使读者能有共鸣，不被难解的学术术语吓跑，起到较好的启示或实施效果。而从人类学的文体来说，作为一种写作文本的民族志，就是一种建立在田野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的对社会的描述研究。通过这种描述和记录，去诠释背包旅行之于自我、之于自然、之于社会的意义，唤起更多“我们”（背包客）和“他们”（非背包客）的体悟和觉察，这是本书写作的更大抱负，也是它作为“应用”人类学的价值所在。

从应用价值上看，本书是为了帮助背包客自身和其他群体更好地理解背包客，这里的其他群体，包括背包自助旅游的开发者、设计者和管理者。自助背包旅行者，是旅游目的地的“先驱”（Pryer，1997；朱璇，2008），深入了解其需求和特点，有利于引导潮流，设计有特色的产品，打造有“意义”的地方，合理规划和引导自助背包旅游市场。从理论意义上看，本书通过自传式民族志研究背包客，与已有的背包旅行研究形成对话，对背包客的概念进行全面梳理和重新界定，在概念化背包旅行和背包客的同时，提出背包旅行研究的新趋势和新方向。

除了人类学家的支持，写作本书的另一大原因，当然是本人的兴趣和爱好。“旅行”是我一生最大的嗜好，而“背包研究”不仅是我的专业领域，也是我的个人爱好。我能找寻到这个研究方向，把科研和爱好结合起来，是幸福的。

四、怎样做关于背包客的自传式民族志？

（一）资料收集渠道和方法

自传式民族志把亲身体验和自我意识作为数据来源，以“我”的视角表达自我意识，表现自我主体性。由于“我”作为背包客的个人历史“源远流长”，在历时性的研究中留下了大量的多点田野手记和回忆笔录，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大量初涉“现场”的实时一手文本。本书的材料及撰写主要基于以下几种渠道或方法。

其一，“电子邮件时代”的电子邮件原文（译文）、个人msn空间的发布、即时发出的短信、途中拍摄的照片及整理和回忆，时间段从2002至2010年。由于年代“久远”，且邮件和大多空间内容主要用英语写成，而即时短信的内容过于“短小精悍”，因此本书用这部分的材料不多，主要参照原邮件和朋友的回邮，经回忆加工补录成文。数码照相机所拍摄的照片在回忆成文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保持着回程后整理照片并根据拍摄地点及体验取名的习惯，而数码相机又自动记录了照片拍摄的时间，两者结合可以取得很好的补录效果。

其二，“微博时代”个人账号中的微博记录和评论、携程个人社区中的游记，时间段从2011至2013年。由于微博有每篇140字的字数限制，所以基于这一数据源的材料在成书中也经过了较多的合并编辑重整。

其三，“微信时代”个人账号中的微信日志和评论，时间段从2013年迄今。“微信民族志书写时代”（赵旭东，2017）的到来，让我真正下定决心挖掘这些长期积累的个人数据价值。自从微信田野日志的书写从手提电脑端转移到了智能手机端，对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记录就变得更便捷而随手可得，所有参与性的观察和体验被随时、随处记录下来，成为“非常有价值的移动空间的第一手资料”（唐魁玉、邵力，2017）。

以上三类材料区别于传统田野笔记的另一特点是，可以保存文、图乃至视频，记录者有特定的实时阅读对象，他们会与田野记录者保持很高程度的互动，触发记录者进一步的观察或解释。因此，在使用微信民族志时，本书还保留了部分和朋友圈内朋友互动的文字，穿插了我的进一步解释，以深度刻画当时的场景，并解读、呼应读者可能最多引发的疑问和评论。除以上三类文字外，我也有过一些书写在笔记本上的日记、札记，但是由于数次搬迁，笔记本没有得到完整保存，因此本次整理暂未把这些材料考虑在内。

我的自传体文本，虽然主要赋存于网络空间，但文字原稿大多在实地田野考察过程中写成。“微信时代”之前的文本记录受场地和设备的限制，有些成文于考察返回后的短时间内，力求尽量保持细节描述、还原现场感受。但即使是“微信时代”和智能手机之前的网络文字，也有许多成文于多点背包移动的过程中，比如美国盐湖城和西雅图青年旅馆的公共电脑上，某些路遇造访的热心人家中的个人电脑上，或者容我借宿吃喝的朋友的朋友家中的个人电脑上。以上三类文本在本书录入时都标注了原始数据撰写的时间，如果文本内容是根据原始材料重整而成，则标注了该段回忆性描述实际发生的时间。在很多场景下，英文语境的反应先于中文，或因话语本身涉及的就是非中文的交往对象，或因许多英语（尤其是地名人名和专业词汇）尚无约定俗成的中文译法，因此以括号形式保留了英语，在本书正文部分则将原英语话语或专业术语转译成中文。本书中所有直接引用微信或电子邮件原文的内容，全部使用楷体；而重新整理撰写的文本为宋体。以楷体标识的文本，常有以“#”号标记开头和结尾的一行文字，意为原微信日志或邮件抬头的题名。日志故事如按照时间顺序组团，则每篇日志的起始会标注该篇成文和记录的时间与地点，后续的日志如记录地点与上一篇相同，则不再重复标记。同一天的日志如有多篇，便在日期后以“其一”“其二”区分顺序。由于“我”的背包田野记录从2002年开始已持续了将近20年，而个人的背包旅行史从1992年算起已进行了将近30年（详见：朱璇，2009），无法也无必要将所有内容呈现在一本著作中，所以本书在撰写过程中重新进行了主题梳理，务求体现背包旅行“应用”的主线及论点（见图0-1）。

（二）研究思路框架和内容

本书的研究框架大致可以图0-1的内容表达。总体结构分为绪论、背包客的生存心态、背包客游走飞丫的技能、结论四大部分。研究框图突出了四大部分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观点。

绪论主要就本研究的背景、基本概念、缘起、方法、资料来源和结构流程做一概述。

本研究的主要质性资料和分析为背包客的生存心态和游、走、飞、丫的背包技能五大板块（章）。每个板块都分成2—6个主题（节），每个主题下由若干组团故事支撑，这些组团故事构成自传式民族志叙事，对最后的结论构成论据和论证。由于在背包行程中，“我”几乎每天都记录或者补录田野日志，形成的文字已远超本书所能承载，所以每个主题下的叙事故事只能挑选极其有限的旅程或长途旅程中的一段为代表。为了真实还原“我”在背包参与当时的体验和感受，本书大量选用了微信日志的原文，但在后期编辑每章每节时，会先说明选用这些自我叙事故事的背景和依据。在每个主题（节）的单个或系列故事之后的最末一部分，汇总简短的评价与建议。根据不同的主题，这些评价与建议不仅有针对背包客及目的地建设的应用建议，还有针对理论研究者的研究启示。

“背包客的生存心态”为第一章，围绕“如水顺应，随遇而安”的观点来组织材料。在背包旅行中，“我”的这一生存心态又体现为：①“奔跑人生，坚决意志”的外在显示和内在精神；②“心怀崇敬，足下谨慎”的内在认知和外在表现，两者统一为“有所畏有所不畏”的背包态度。

背包客的背包技能围绕“探险四界，游走飞丫”这一思路来组织材料，是本书的主体内容。“四界”谐音“世界”，而“游走飞丫”则是“我”的微信名片，这一八字联动的观点是指“探险世界”可以通过游、走、飞、丫四种方式从水上（下）、陆地、空中等三个自然界面和人（与人）间界面共四个不同的空间进行，分别对应“遨游水界”（第二章）、“行走陆地”（第三章）、“飞翔天空”（第四章）、“人间飞丫”（第五章）这四章的内容。作为一名热爱自然的户外爱好者，我常年穿梭于海陆空进行游、走、飞的各项活动，自认为“游走飞丫”是一个最贴切的自我身份标签。“游”“走”“飞”以“行走”为代表，是常人对背包客参与户外的起点认知。“丫”是“呀”的谐音字，暗指“飞呀”逍遥游之理想境界，又蕴含了两层不同的意义：它不仅指涉了“我”女性背包客的身份（“丫头”），更通过字形结构揭示了一个倒写的“人”字，呼应了“我”必须通过与众人之间的互相依托和支持，才能实现“游走飞呀”之自由自在的立意。因而，我把“人间飞丫”一章放在了最重要的压轴位置，因为与人结识、与人互信才是我认为最需要实现的旅行意义。本书将游、走、飞、丫于水界、陆界、空界和人界的多个组团故事串联，展现背包客以身体硬壳及硬功夫和文化资本及软技能为媒介，探险世界的立体化、多样化方式和活动。

最后是本书的第六章“结论”，提炼这本以“我”为故事线索串联起的自传式民族志著作的意义和理论思考，对已有的背包旅行和背包客研究的概念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重新界定，试图对背包旅行进行全方位的再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