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励志
我们从小就被父母、亲戚问道：“你的理想是什么？”“长大之后想做什么？”
现在是否还能记起当时的回答？是否还坚持着当时的理想？
如果现在再问自己有什么志向，我们还能讲出来吗？说出来的志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是曾经为之付出并始终坚守的吗？少年时的梦想与志向，是已经杳无踪迹？还是仍萦绕心头？
一个人要想做事业、要想有发展，首先就要励志。孔子曾说：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2]
军队的统帅可以改变，但一个人的志向却是不能轻易改变的。这是因为，志向不是念头，更不是想法，是一个人对未来的深思熟虑，是一个人经过理性思考并愿意为之奋斗终生的目标。人如果没有志向，就像行车没有目的、走路没有方向，看似整天在努力，却不明白自己的付出是为了什么？久而久之，仿佛进入循环往复的磨道，经年累月地走，却始终不能走出别人设计的圈子。
自古成大事者，从小就有鸿鹄之志。秦末起义领袖陈胜，只是一个佣耕者，也就是替别人种地的短工。有一次耕作间息，他仰望苍天，对干活的同伴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
“苟富贵，无相忘！”——假如有一天谁大富大贵，不要忘了受苦受难的同伴啊！
其他的佣耕者头也不抬，不屑一顾，可能很多人心中都飘过一个字：切——
不过还是有个人响应了他一句：大哥，咱不过是个农夫，哪来的富贵！
陈胜依然仰望白云，长叹一声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体验过这种孤独的还有陈涉的老乡庄周，就是那个梦见过蝴蝶、遇见过骷髅、借过粮食、骂过河监的庄子。他在《逍遥游》中做了一个比喻：小麻雀的理想就是先饱食，然后在草丛间、树梢上飞翔，一上一下，一窜一跳，非常快乐。大鹏要向上高飞几万里，必须先锤炼自己，然后找准机会乘风起飞，付出的要比麻雀多得多，收获却不一定比麻雀多，但鲲鹏所见到的世界、所感受到的天地之阔，肯定要比麻雀高远、广阔得多。
陈涉、庄周将燕雀与鸿鹄进行对比，觉得屋檐之乐的小麻雀、小燕子，如何能知道鸿鹄高远的志趣呢？单就快乐或幸福指数而言，麻雀、燕子或许要更快乐一些，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或知足常乐，无忧无虑。鸿鹄要高翔，就必须飞得高，飞得远，飞得久，飞得累。因为，希望越多，失望也就越多；志向越高，付出也就越大。
但人类历史的向前发展，有时是循规蹈矩的步步为营，有时则是龙腾虎跃的一日千里。循规蹈矩孕育着平凡，龙腾虎跃催生着变革。历史需要步步为营的稳定发展，更需要一日千里的快速进步。特别是百舸争流的技术突破、社会转型与制度变革时期，只有有志向者才能敢于担负起时代责任，置身于历史现场中，去实现人生的璀璨。
人类的每一步发展，就在于总是有人不甘心做燕雀。这些不甘心的人，很多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当时与陈涉同时叹息的，还有另外两个人。
一个是项羽。他不是站在田垄间，而是站在秦始皇南巡时夹道欢迎的人群中，眼巴巴地看着秦始皇仪仗队的兵强马壮、旌旗飞扬、鼓乐喧天，更看到了百姓拜伏在地的高呼万岁。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我能取代这家伙！这话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不服气。
另一个是刘邦。刘邦当时是亭长，亭长是秦代最小的吏，管方圆十里大的地方。论权力，远没有现在的村长大，秦汉人烟稀少，亭长也就在那遥远的小山村管个几十口人。刘邦也看到了秦始皇巡视的仪仗，也说了一句话：“大丈夫当如此也！”——做人还是要做这样的人！这口气是羡慕嫉妒，但不像项羽那样恨。
这三人决定了秦朝的结局，他们的三句话也决定了三人的命运。
陈涉没能继续耕地，如果秦朝官吏不征发他去戍边，他就会在田埂上慢慢变老，死得安然。但他在戍边路上遇到了人生的抉择。秦律规定，戍边者必须按时到达集合地，结果一场大雨毁了他们前行的路，——肯定要误了集结的日子。按照秦律，不能按时到达就要处死。秦的官员受过良好的司法训练，不敢变通，只能执行。是让秦官杀掉就此了却此生？还是杀掉秦官掌握自己的命运？关键时，陈涉的鸿鹄之志，让他不甘心就这么成了刀下之鬼，而是揭竿而起，把刀狠狠砍向了秦朝。
项羽听说陈涉、吴广在大泽乡起义，便决心起事，成为秦始皇那样的人。他与叔父项梁会同乡人，杀了会稽太守殷通，召集所熟悉的豪强与官吏，一起反秦。很快拉起了一支八千人的队伍，任命郡中豪杰出任校尉、侯、司马，一呼百应，控制了长江下游。
刘邦也把羡慕转化为行动的能力。陈涉振臂一呼，豪杰响应，天下动荡。乱世最能锤炼豪杰，也最能淘汰庸才。沛县县令觉得刘邦是个人才，让樊哙去找刘邦，期望他能保卫家乡。结果，刘邦、萧何、曹参一商量，觉得与其跟着别人干，不如自己干，便率领百姓杀掉县令，刘邦立为沛公，开始了大丈夫当如此的事业。
三人之所以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在于卑微时便有与众不同的志向，才能在风起云涌时，逆风飞扬，做出惊世骇俗的决策。不同的是，陈涉的心中，装的是富贵；项羽想的，不过是排场；刘邦赞叹的是“大丈夫”的事业。三人最初的长叹，决定了他们最终结局的迥异。陈胜攻下了陈县便称王；项羽做了西楚霸王之后，总惦记着衣冠还乡；刘邦则忍辱负重，坚持到最后，成为延续四百年的汉朝开国之君。三人的志向相似，决定了三人都能成就一番事业；但境界不同，却让他们在成就之路上有了天壤之别。
明朝名士陈继儒编格言集《小窗幽记》，收录了诸多格言，其中有一句说：
贫不足羞，可羞是贫而无志；贱不足恶，可恶是贱而无能。
穷困没必要感到羞耻，人最该羞耻的是走投无路时仍没有志向。二十多岁贫穷很正常，此时还在读书，还没有工作；三十多岁贫穷也可以理解，或是没有继承财富，或是结婚、生子、买房、买车而所剩无几；但四十多岁还没有经济独立，那便是自己的问题。孔子言：“四十无闻，斯不足畏矣。”一个人到了四十岁仍然一事无成，必然是自己在某些方面存在致命的缺陷。要么心性上没有修养好，不足以成事；要么能力有欠缺，不能够做事。
回望历史，诸多成就事业的人，之所以能从卑微走向高远，从柔弱走向刚毅，从平庸走向卓越，关键在于“宜守不移之志，以成可大之功”。[3]就是一个人能否成就大事业，不在于幸运、聪明、勤奋，而在于能否一如既往地不忘初心，坚守志向。
苏轼所说的“不移之志”，一是要坚持梦想。也许梦想非常遥远，只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前走，就离目标越来越近。过程把握住了，结果自然就有。二是不要轻易变换目标。常立志不如立长志，我们常常有很多想法，也会遇到各种机会，面对各种诱惑，正因为如此，持之以恒坚持下来的便是极少数，最终他们会从众人中脱颖而出。相反，那些看似聪明的人却在突如其来的幸运中迷失了自己，或者在没有理想的勤奋中循规蹈矩地放弃了追求，既没有曾经轰轰烈烈的投入，也没有真真实实的获得，最终只能把理想寄托在孩子身上，让他们来实现自己曾经有过、却从没有去实现的所谓梦想。
我们身边从不缺少有梦想的人，但为何成就者却少之又少？关键在于不能坚持，更不能持久。没有行动的梦想，只能是空想；没有坚持的梦想，只能是幻想。这就需要我们用梦想来自立，用坚持来成就。
第一节 自立
自立，是不要存依附于他人的想法，要尽量凭着自己的能力去做事，致力于提高自己的能力，提升自己的修养。在现实中，有时候或许需要依靠各种关系、各种力量才能把事情做好，但能否走得更远，还是要靠自己。俗话说：“打铁还得自身硬。”自己具备了成就事业的基础，才能百往无不利。韩非子便言：“恃人不如自恃也。”[4]依靠别人不如依靠自己，这便是自立。
自立，说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却很难。在生活中，哪怕要做一件小事，都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如果我们的梦想是远远超过身边的人，那就要付出比他们更多的努力。通向事业大道的，只能是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苏轼在讨论晁错的功绩时，说过这样一句话：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5]
晁错是西汉杰出的政治家，在汉景帝即位后出任御史大夫。当时的御史大夫，职责是协助丞相处理朝政事务，主管执法与纠察。晁错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不是打老虎、打苍蝇的问题，他需要对付汉高祖、汉文帝的那些龙子龙孙们。刘邦为了巩固皇权，将他的八个儿子封到全国各地，拱卫皇室以守天下。汉文帝又把他的四个儿子封出去，到了汉景帝时，天下除了皇帝，还有赵王、燕王、楚王、吴王、济南王、济北王、胶东王、胶西王、齐王、临淄王、梁王、淮南王、衡山王、长沙王、九江王。这十五个诸侯王手握军事权、行政权，都有虎视眈眈的实力；有的还能铸钱，更是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从经济上说，王国富得流油，皇帝却穷得无奈。从军事上说，皇帝名正言顺地掌握天下，诸侯王却实际控制重要地区。
这些诸侯王安心做贪官、富官也好，偏有人有野心，觉得自己势力强大不是皇帝的赏赐，而是自己能力强，之所以没有当皇帝，是汉高祖、汉文帝的选择不当，于是便有觊觎皇位的野心。皇帝要想巩固自己的皇位，朝廷要想保持一份体面的话，就需要限制诸侯的权力。负责纪律检查的晁错，便坚决主张削夺诸侯权力和封地，来巩固中央政权。这便给了心存不满的诸侯王一个把柄，吴、楚、赵、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七个诸侯王便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汉景帝一看：摊上大事了，便处死晁错以谢天下。但七王不仅没有停兵，反而看到了汉景帝自断臂膀的软弱，于是大举进攻，形成了“七王之乱”。
在苏轼看来，晁错的削藩与被杀，是自己勇于承担历史责任，而不计较个人安危。仁人志士、英雄豪杰之所以能够立德、立功，正在他们“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敢于面对历史的困境，以一己之力在大多数人沉默、退却时而选择承担，成为为民请命的人，成为担负责任的人。遗世独立，横而不流，闭心自慎，秉德无私，是为自立。
王勃，一生只活了二十七岁，却留下许多名垂青史的诗篇，是中国文学无法忽略的一位青年才子。他能写出《滕王阁序》《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这些名篇，在于他天赋异禀。他九岁时，读颜师古注的《汉书》，就看出颜师古的错误，还撰写了《指瑕》十卷，一一加以讨论。十六岁时应幽素科试及第，授朝散郎，品位是从七品上，是当时最年轻的官员。用现在的眼光看，一个十六岁的青少年被提拔为一个副处长，恐怕有人要喧哗了，忍不住要查查他有没有背景。
王勃真没有背景，他的父亲王福畴只是雍州司功参军，也是从七品下的官，比王勃做官的起点还低。这类官员在唐代一抓一大把，能把孩子弄到朝廷让皇帝任命，老王肯定没有这个本事，要不他也不会官越做越下，越做越小，越做越远。其实，王勃最大的靠山，就是相信自己。他有高度的自信，曾在《观内怀仙》中说：
玉架残书隐，金坛旧迹迷。牵花寻紫涧，步叶下清谿。
琼浆犹类乳，石髓尚如泥。自能成羽翼，何必仰云梯。[6]
这首诗是他在一个道观游览时所想，却可以看出，王勃没有把自己的未来寄托于神仙点化，而是坚信只要自己修养好、准备好，便不需要仰仗别人提携，就能成就事业。这样一看，我们就不会对王勃羡慕、嫉妒，而只能转为赞叹了。他生活在人人崇信仙、佛的时代，并期望神仙、佛祖能够给自己一些眷顾、提携时，却有着这种自立的精神。正因为如此，他才有信心依靠个人努力去读书思考，有动力通过提升个人才德、能力来完善自己。
自立，是相信自己，勉励自己，不攀附，不趋势，先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先把自己能管的事情做好。这是一个人成长发展的基础，是一生绕不过去的积淀。
自立，首先是立志做大事。大事，就是把自己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同步，把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结合起来。事业的成功，固然可以带来安逸的生活，我们做事业的目的，却不能只把个人享受作为目标，而要担负起家庭责任、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尽最大努力让社会变得更好，让周围的人能够因为我们的工作而活得更健康、更开心、更舒适。这样的立志，才是真正意义的超越一己之私利，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陆九渊是宋代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他的理论水平能与朱熹打个平手。二人曾在鹅湖进行过一场辩论，结果都觉得对方在行，自己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这场相约相会也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佳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甚至可以针锋相对地辩论，但我们仍然是好朋友，相互尊重，相互成就。这既是个人雅量，更是对学术发自内心的敬畏。在历史长河中，每一个人不过是浪花一朵；在宇宙变迁中，每个人不过是沧海一粟。我们能够超越同时代所有的人，却无法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学术，正是因为有无数学者的传承才得以永续发展，每个学者的成就，都是无数人成全的结果。即便在某个领域或者某个时代熠熠生辉，也只不过是浩若星空的人类文明史中的一点光亮而已。自立，是相信自己；尊重他人，则能理解自己。
陆九渊也是一个牛人。他从小便立志要做圣人，他读《论语》，也读程颐、程颢的著作，发现二程说法与孔子不同，便下决心要考证。他在十三岁时便说：“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天地运行之理、宇宙变化之气与人心性修为之法融通思考。宇宙与心性，便成为陆九渊建构学理的基础。他这样告诫弟子说：“志小不可以语大事，不可自暴、自弃、自屈。”[7]人做事，若一己之私太重，则格局太小，不能与之语大事，更不能与之共谋大事。人最可怕的，不是没有才华、没有机遇，而是没有远大志向，斤斤计较于私利，才华、才能不能为社会造福，而成为加速庸俗或堕落的助推器。
世上万般皆苦，要想成就些事业，便会有困苦、艰难、磨难、非议相随，多数人逢此际遇，常怀疑自己的选择，放弃最初志向，退回到出发点。在走投无路时坚持下来，志不衰，气不馁，越挫越奋勉，并能带领众人走出时代困境，纾解百姓疾苦者，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才是中国历史的主流。
苏轼所谓的“坚忍不拔之志”，正是在无望中的振臂高呼，在无助时的援之以手，在一塌糊涂时的奋发，在一筹莫展中的坚持。那么，立志是不是简单设立一个人生规划呢？我们究竟该如何自立呢？
一、立身要正
立身要正，是自己行为端正。人要有风骨，不趋炎附势，不巧言令色。随着年龄的成长，一方面要多倾听不同的意见，探究世事的真相，不迷信，不盲从。另一方面要能判断周围的人和事，孰是孰非，何去何从，形成清晰的认知。有些曾令我们敬仰的师友，有时的所作所为会让我们失望；有些看似普通的陌路人，却能在关键时给予援助。青年人的每一步成长，都是步履蹒跚，都是伤痕累累，都是满腹委屈，我们不能因为遇到了一时一地的困境，便改变了需要一生坚持的操守，更不能忘记来此世间的责任与担当。
这就要养成充实的内心，养成坚强的性格，虽然每一天可能是庸庸碌碌，与常人无异，但要让这些庸庸碌碌能聚沙成塔，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能做什么，在做什么。该坚持的操守，不能轻易放弃；该修养的心性，知道时不我待。在看似平凡的每一天，却能让自己不平凡起来，那就是拓展格局，涵养心性。范开评价辛弃疾的词作，认为辛词写得好，不仅在于辞笔，而在于辛弃疾的磊落雄豪之气，他在《稼轩词序》中说：“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8]认为辛弃疾的词气势宏大，读起来让人心潮澎湃，在于辛弃疾格局宽大，境界高拔，充满了位卑未敢忘忧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这是单凭辞藻无法堆砌出来的伟岸，也是单凭口号无法喊出来的情感流露。
文学创作如此，学术研究如此，历史评判亦如此。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历史评判皆为天下公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历史的某个节点，人似乎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在人类文明史上，人的德行、功业、学术，却不是按照职务高低来评定，而是按照对人类的贡献而确立。孔子、孟子、荀子、陶渊明、李白、杜甫、吴敬梓、曹雪芹能够侧身于中华文明史，就在于他们为中华民族提供了思想的范式、精神的象征和文化的品位，让我们能够在忙碌中得以清醒，在迷乱中得以理智，在庸俗中得以自省。屈子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众口铄金的妇孺，没有记住数不清的帝王将相，却念念不忘这些给我们精神滋养、道德示范和人生启迪的哲人与作家。因此，我们在确定人生理想时，要有更博大的格局、更开阔的眼界、更高远的志向，让其成为支撑我们立身处事的精神动力。
徐干是建安七子之一，在那个动乱、篡位、杀伐、瘟疫集于一时的时代里，他潜身穷巷，颐志保真。有时连饭都吃不上，却专志于学。汉魏之际敬重才学、敬仰德行，许多刺史、太守尊敬徐干能安心读书，纷纷出面邀请他入仕，但徐干不为所动，知道自己该要什么。曹操也曾邀其做县令，他也婉拒了。后来他曾一度出任五官将文学，给曹丕做文学侍从。五六年后，便称病辞归，觉得乱世与繁华，并不符合自己的心志。他去世后，曹丕感叹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9]古今文人多无行，很少能保持独立高洁的名节，徐干能够坚持操守、不羡慕富贵，曹丕敬重其君子人格。
曹丕只看到徐干的行为，却不能理解徐干的内心。徐干在《中论》中有这样一句话：
君子不恤年之将衰，而忧志之有倦。不寝道焉，不宿義焉。言而不行，斯寑道矣；行而不時，斯宿义矣。
这句话最能透露出他的心声，读至此处，心中惊悸。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理想，但却不由自主都生活在现实之中。理想很丰满，让人念念不忘；现实如此骨感，让人辗转反侧。少年时代曾有扬鞭纵马的豪情，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变得老成持重，甚至患得患失，忘记了曾经的翩翩少年，忘记了有过的人生畅谈，只能相对无言，沉默自保。常常为了能让现实丰满起来，就用理想来补充现实，一点一点地从了尘俗，在提升收入、获得利益时，离理想也越来越远，最终现实丰满的背后，是理想的灰飞烟灭。
徐干意识到每日案牍劳形，不使体累，却使心累。行政的琐屑，可以约束人的行为，更能驯服人的内心，特别是当抱着理想精神、抱着健全人格、抱着高洁操守时，很难与刀笔吏从容相处。徐干在应付一段差事时，还是怀念居家的自在，那可能少些名头、少些衣食，但内心无疚无愧，行事不忧不惧，守于道德的乐地，守于人格的健全。
徐干是幸运的，曹丕尊重他的选择，并成全了他；曹操是他的知音，也能理解他。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常人看来已经位极人臣，但他仍觉得志向未能实现，他在《龟虽寿》说：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这是一个坚持梦想并为之奋斗一生的豪杰，在晚年仍有壮志未酬的感慨。可见曹操的志向，并非做多大的官，而是要统一全国，实现四海升平、天下有序。但时不我待，历史没有成全曹操的志向，也没有成全诸葛亮的智谋，两人都殚精竭虑，为了一个相似的理想，各自付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曹操和诸葛亮的志向，不是普通百姓的求田问舍，多置几套房，多买几辆车，这很容易实现。但他们是要统一全国，诸葛亮要兴复汉室，把曹操赶走；曹操要剿灭军阀，平定吴蜀。曹操说自己要“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学周公辅佐成王，要替成王把大大小小的造反者、割据者镇压下去，让天下都心服口服地接受中央政府的统一治理。这就注定曹丞相与诸葛丞相要有一个人最终壮志未酬。
壮志要用一生来坚持、去践行，挂在嘴上的是口号，宣扬出去的是新闻，只有默默刻在心中为之奋斗终生的才是志向，为了志向倾其所有付出的方是事业。徐干的志向是立德，曹操、诸葛亮的志向是立功。立德是用一生的辛苦，坚守做人的底线、做事的操守，成就道德人格。立功是用一生的辛劳，完成一个时代无数人的共同期待。无论是去坚守，还是去成就，要时刻告诫自己：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曾国藩是古代中国立身处世的典范，他这样来理解人的立身做事：
做人之道，以刚介为自立之基，以敬恕为养心之要。[10]
刚介被视为一个人自立的根本。刚，是刚强、刚健，是至死无悔的坚持，是百折不挠的操守。能刚强就能不改初衷，能刚健就能坚持初心。介，是耿直，是立身正，是进道勇，是坚持原则、坚守底线。有了刚介作为海岸线，心如潮水，也就有了止规和堤防。曾国藩言心性修为的境界，一在敬，对长辈、对良师、对益友，要怀敬重之心与之交往，才能得到他们的倾心教诲。二在恕，对那些伤害自己的人、不如自己的人，或内心卑琐的人，要有几分宽恕可怜之意，不与之斤斤计较，就能放下诸多尘俗纠纷。
曾国藩的提纲挈领，与《格言联璧·持躬》中的修身之道可以呼应：
心术以光明笃实为第一，容貌以正大老成为第一，言语以简重真切为第一。
从内心来讲，要心性开朗，充满阳光，诚实正直；容貌上，要堂堂正正，沉着稳重；言语上，简明扼要，语重心长。对任何人都不闪烁其词，言语浮泛，要做到真诚、真切、真实。
一是心术光明笃实，要让自己内心乐观、光明。乐观者，相信所有的事情都能解决。生活由无穷问题构成，工作便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存在，正因为有无数问题的存在，我们的生活才五光十色，我们的工作才意义非凡。光明者，没有阴暗心理，天地无私，不听谣、不传谣，无事不可对人言。人之内心，皆存猥琐与高尚，观察人，结交人，多留意他人积极、高尚、伟岸、方正的一面，见贤思齐；不要探究龌龊、鄙陋、狭隘之处，即便遇到，见不贤而自省，保持心术端正、光明、笃实。来说是非者，定为是非人，有些人整天嘟嘟囔囔，叽叽歪歪，孔子言之为小人长戚戚。这些人德行或许不坏，也能做些有益的事，但常盯着他人的过失或者不足，品头论足，闲言碎语，断不是磊落坦荡之人，与之常处，久而久之，便将目光聚焦于人事纠纷之中，陷入是非窝里，觉得他人都不如自己，自怨自艾，白白辜负了自己一生的志向，枉费了一身的才学。
二是容貌正大老成。相由心生，一个人内心充满阳光时，他的容颜就会满含笑意，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便是如此，内心平和愉悦，脸上便有喜悦的和气。内心充满惆怅，脸上便有遮不住的忧郁，即便微笑也是皮笑肉不笑，说话常常言不由衷。君子内省不疚，心胸坦荡，容貌便光明正大。正大，为行为端正，格局阔大，有堂堂正正的廊庑之气。老成，是做事沉稳，既能负重，也能负责，还能负担，处事不惊，行己有方。苏轼在《留侯论》中，用“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来形容人的老成持重。一件事情突然降临到头上，不会很震惊；有人误解他、歪曲他，也不至于恼羞成怒。正大老成，是对心性的概括，也是对待人处世的描述。要想达到这样的境地，不仅需要日常行为的锻造，更需要修心养性的磨炼。
三要言语简重真切。简，是简明扼要；重，是语重心长。简单明了的语言，必待纯静如水、温润如玉的内心流露。心有杂念，便闪烁其词；心有邪念，便吞吞吐吐。与其修饰语言，不如洗净心肠，心口合一，言为心声，说话简而不晦，重而有情。有时真心话不太好听，但为人谋而能忠，久而久之他人也能理解。若非真心话，花言巧语，也不能入心，感动不了别人，反倒增加了更多隔阂。中华文化反感巧言令色者，孔子曾说：“巧言令色，鲜矣仁。”[11]老子也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12]两位哲人谆谆告诫我们：一个人面容表情丰富，言辞圆滑世故，只能欺骗陌生人，却不能打动熟悉者。这也是为何有人真朋友越来越少，家庭关系越来越紧张，或在于满嘴谎话，或在于满口套话。道貌岸然的自我感觉良好，殊不知早被人看穿了画皮底下的丑恶，只不过大家不愿与之计较，看见画皮敬而远之而已。
那么，一个有志向的年轻人应该如何修养心性呢？《菜根谭》中有几句格言讲：
气象要高旷，而不可疏狂；心思要缜密，而不可琐屑；
趣味要冲淡，而不可偏枯；操守要严明，而不可激烈。
气象高旷，是要不断修养自我，日新月异地进步，做到胸次高迈，视野旷远。气象是一个人的气质，是一个人全部精神状态的外化，人无论何时何地，要有激愤气象。林庚先生曾说：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抬头挺胸，能时刻抬起头走路的人，是任何困难都压不倒的。这话是说走路的姿势，更是要求一个人随时随地保持精神焕发。韦应物描述人的气象：
高旷出尘表，逍遥涤心神。[13]
高旷，是不要被尘俗蒙蔽了眼睛，也不要被得失扰乱了胸怀，要时刻意识到自己有潇洒出尘的梦想，有与众不同的追求，有坚守一生的操守。这些需要有不同流俗、不甘平庸的志向推动，才能够坚持。有了坚持，有了操守，便知道哪些事不必做，哪些事必须做，心中有定力，就不会进退失据，胡思乱想，以致心浮气躁，一事无成。因此，气象高旷，一是说人要举止端正，心正则体端，端体则正心，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言谈举止，从容得体。二是要有高拔的情志，不要被尘俗中的油滑、流风遮蔽了高尚的追求，不自觉地被周围庸俗的人或无益于世的事所同化。
心思缜密，是洞察人情物理，从无解处求解，从入手处思考，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将每一个细节考虑周到。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讲诗歌有“缜密”一品，特征是“语不欲犯，思不欲痴”，言辞细密、思虑详切。这里说的是文学，从心性修养上讲，便是要能够端正其心，不堕入思维的牢笼。一生用心，可以成功；一时、一地用心，可以成就；甚至对一个人用心，也会赢得信任。大多数人之所以一事无成，在于常常粗枝大叶，不是智力不够，而是没有事能挂在心上。要想把某件事做成，简单应付显然不行，凡事都要用心操持、精心设计。有时会遇到有人抱怨一事无成的困顿，若要问他：到目前为止，认真、用心做过什么事？那些做出一点成就的人，哪怕仅仅是能考上好大学的人，至少全力以赴学习过，把读书当回事，把老师教导当回事。
趣味冲淡，是要能够淡定下来。一是在生活上，要养成良好的家居习惯。住处不必高楼大厦，但要明窗净几；用物不必贵重，但求干净整齐。金庸先生曾出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学校在西湖边给他一套别墅，但他只住了一个晚上，就捐给杭州市了。他说自己一个平头老百姓，住这么大的房子不合适。这是睿智，更是冲淡，在于时时刻刻能守住本心。二是在心性上，要耐得下世俗纷扰处，割得下人事牵缠处，淡得下花红柳绿，降得下意气忿怒，保持心境恒定。缺乏自我的人，往往需要帽子、位子、银子才有底气；缺少自明的人，常常需要前呼后拥、阿谀奉承才有自信。趣味冲淡，是要求我们少几分市侩，多几分清高；少几分庸俗，多几分优雅；少几分无聊，多几分真诚。
操守严明，是必须有原则，有底线，有规矩，能做到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动。有些官员断崖式的命运，有些商人跳楼式的结局，确实令人惋惜。之所以如此，不是机遇，也不是能力，而是他们不断放弃原本的操守，不断降低自己的底线，最终把自己逼到人生的死角，无路可走。孔子的弟子子贡，是很多人羡慕的儒商，他曾问孔子“富而无骄”能否使人福泽绵长？孔子的回答是要做到“富而好礼”，即越是条件好，成就大，就越要讲规矩，越要操守严明，这样才能让自己与家族长盛不衰。
二、立德要高
《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了中国人心中的三不朽：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其中所言的德行第一，成为中国人观察衡量人的标准。立德，是要人能够按照价值共识的要求来行为处事。社会的发展，凝聚了无数共识，这些共识最大程度地保障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沟通与认同，对群体共识的认同、对价值共识的尊重，便是人的德行。人若在现实中要获得发展，取得成就，首先就是要能够体认、遵守群体的价值共识，具备成就事业的德行。立身是自我修炼，立德是把修心养性的成果体现出来，作为道德力量，遵守社会共识，维持价值认同。
讨论立志，首先要明确，人的道德水准，不仅维系着志向的高低，而且决定着成就的高下。德行可以作为事业去追求，功业却不必然能成就德行。王阳明认为：
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谓道德，功名而已；所谓功名，富贵而已。[14]
有志于立德的人，看重的是做人做事是否合乎道义，不会把功名和富贵时时放在心上。有了道德自律，就能时刻保持一份清醒：面对不义之财，要想一想是否合乎道德的要求；面对不义之事，也要用道德标准来衡量。王阳明感慨后世之人，并不理解立德、立功的原义，不知道德行要高于功名，功名也绝非富贵。
殷周之际的伯夷和叔齐，被视为立德的榜样。司马迁作《史记》，将帝王都放在“本纪”中写，把诸侯与杰出人士放在“世家”中叙述，将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放在“列传”中写。他作七十列传，第一篇是《伯夷叔齐列传》。将之作为列传之首，在于二人虽无功业，也无富贵，更无著述，但却用一生坚持了独立不迁的人格。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儿子，老国君临终遗命，要立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叔齐觉得做弟弟的不该即位，要把王位让给伯夷；伯夷觉得自己要是即位，那就违背了父亲的遗愿，于是逃离了孤竹国。叔齐也不愿即位，干脆也跟着哥哥逃离。两人痛恨殷纣王的暴虐，逃到了周国。周武王伐纣时，二人扣马谏阻，希望不要以暴制暴。武王灭商后，他们觉得周武王的做法与自己的道德认知不同，便耻食周粟。天下已经归周，所有粟米皆周所产，二人便采薇而食，最终饿死于首阳山上。司马迁将二人置于列传之首，既不是赞美他们逃国，也不是赞美他们饿死，而是表彰二人的抱节守志的道德操守。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共识，作为判断世道人心的依据，作为评判做人做事的标准，这个社会才能正向运转，跨越历史的灰暗走向光明。立德，是一个人、一件事为社会注入正能量，维系群体共识，维系价值认同。对个人而言，看似没有获得；对社会而言，正是无数人的不违法、不乱纪、不猥琐、不龌龊，人类才能不断凝聚共识而形成价值认同，人与人之间才不会是被算计、被利用、被仇恨。正因为如此，中华文化才将“立德”置于“立功”之前，用来表彰那些坚守价值共识、守在道德高地的贤良。
立德，不是外在的实现，而是内在的自觉。韩非子曾感慨说：“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也。”[15]人的立志，不是简单地战胜别人，而在于不断超越自我，既在知识、能力上超越，更在心智、修为上超越。
超越自我的有效途径，不是耳提面命，而是慎独自省：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16]
慎独，是能够在独处时约束自己。其实，每个人都了解自己，尤其是在幽暗独处时，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只有自己清楚，那是最原始的自己。一个人的境界究竟如何，不是取决于在人前的高谈阔论、文质彬彬，而是取决于在隐私场合独处时的所思、所想、所做、所为。儒家认为人的修心养性，在于独处时要能够真实面对自己，了解心中幽微隐秘之处，在此时此刻要能守住内心的纯净，不要被污浊沾染。
这便是诚意，真实地面对自己的想法，不要欺骗自己。现实生活中，我们或许习惯于自我宽慰，找出理由来安慰自己，原谅自己，其实，有时是在欺骗自己。今天下雨了，可以有理由不去上课、不去工作，看似获得了别人的谅解或理解，其实是在为懒惰、怯懦找借口，久而久之便骗了自己。读书写文章，几个注释不认真核对，看似欺骗编辑，实际欺骗了自己。久而久之，会养成应付了事、敷衍塞责的习惯。小事轻易放弃、小节不加注意，习惯成自然，小节终累大德。人生是由无数小事、无数细节组成，祸患常积于忽微，细节决定了成败。一时的懒散、一时的侥幸，最终让人生之防、事业之堤溃于蚁穴。
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只能不断成长，既要懂得放弃自我，也要学会尊重自我，在放弃中成长，在尊重中自信。放弃自我是与原先的旧我告别，每一天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与昨天的自己告别，就会获得一个崭新的自己。日新月异，不断成长，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和礼遇。做了错事，要鼓励自己：“没事的，这是过去的我；从明天起，我就是全新的自己。”做了对事，也要告诉自己：“别在意，那是昨天的成就；明天还要面临更大的挑战。”成功时，这一切都已经过去，要从头开始；失败时，这一切也都过去了，可以重新再来。
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德行，便是早日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能担负起家国责任，是大德。德行为仁，责任为义。心存大爱，便能大义凛然，勇于负责。真正的豪杰、志士能成大事业，在于责任担得起、恩怨放得下、成败想得到、事业做得成、得失看得破、闲杂撇得开。该做之事一定尽力做好，做错了就勇于承担责任。有的人在天下动荡时，能一呼百应，在于他有责任意识，不顾个人安危，忧国忧民，勇于担负。大多数人之所以碌碌无为，在于不愿承担自己的责任，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更遑论对历史、未来负责。
一个人最高的德行，在于能够承担时代责任；一个人最大的优点，是要放得下个人恩怨，而以公心对待社会。对别人有恩要忘掉，别人对自己有怨也要忘掉，内心少几分计较，少几分比较。如果帮助别人是为了要人家报恩，那么不是为他，而是为己。这样，心里便放不下恩怨，就容易生出各种不平衡、不愉快，怨恨一多，心态就失衡，睚眦必报，会让自己的格局越来越小，做人越来越小气，朋友也会越来越少。
敢于负责，勇于自省，坦诚不足，改过自新，是立德的法门。只要做人，就会有对错；只要做事，就会有成败。做人做事，但求问心无愧，不求人人皆能理解。人的欲望，是需要的少，想要的多。追求越多，失望就越多，越追求反而越痛苦，特别是不自量力时，什么都想得到，最终什么也得不到，苦因复造苦果。人生一世，哪能事事只获得而不舍弃呢？做事有舍有得，生活才能有轻有重，步骤才能有缓有急，行稳致远，方能步步踩在节点上。
三、立言要慎
对一般人来说，立言是表达自己的想法；对学者来说，立言是要著书立说。无论表达自己的想法，还是著书立说，立言的过程，都是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使其成为公共产品，成为社会舆论，因此立言要谨慎。《周易·系辞上》讲立言之法：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
君子不出所居而观天下，其美言、高论能被很多人传颂，千里之外的人能够响应，在于言之有物、言之有序。其中所言的“善”，就是要让自己的文章、谈话或者言论，能够契合社会的价值共识和道德规范，要能合乎世道人心的良性发展。
刚刚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学者，要先给自己定一个原则，那便是有话则说，无言则默。别人说过的话，自己要引用，就要加上注释承认是别人说的，养成学术规范。韩非子曾做过一个比喻：山上的野兔到处跑，因为它没有主人，大家都去追，这样是可以的。知识、观念、言论来说，就像奔跑的野兔，每个人都可以去理解、去研究、去表达。但不能把别人表达的拿过来说成是自己的，这与窃取就没有区别了。
现在我们处于一个需要表达、可以表达的时代，微信、微博的快捷发表，给我们提供了随心所欲的表达机会，一会儿的忍不住，即时的冲动愤怒，很容易冲动地表达出来。读书时忙着要毕业；参加工作后，单位要考核，于是心中难免焦虑。在这种境遇中，学问是被逼出来的，创新是被设计出来的，成果是被考核出来的，大家也很压抑、很委屈，忍不住就想骂人。话说出去，就无法收回，在公共场合讲话，要三思而后言。
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也是要慎重一些。体制逼着我们不断发表，但尽量要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不是看某些刊物的级别。级别高的刊物不一定都是好文章，有些是粉墨登场之作。一般的杂志也有好文章，可能淹没在众目睽睽之中。我们做研究、写文章时，要告诫自己：解决了什么问题？有何创新？到底思考清楚了没有？我读博士时，老先生的教诲是不要轻易发表文章，火候不到，写出来的东西不够深思熟虑，轻易发表，发现立论不实将来是会后悔的。孔子曾说：“立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转换成学术研究的话语，有学问的人一定能写出文章，发表很多文章、拿了很多奖项的不一定有学问。
我们宁愿坚信，很多发表了文章、拿了很多奖项的人还是很有学问的。优秀的学者，心中总有一个尺度，不被那些浮躁的名利、虚空的学风扰乱了心志，坏了自己有志于学的梦想。如果读书不是为了思考，而是为了寻章摘句写论文；如果写作不是为了真知灼见，而是为了填表评职称，这样的读书便会不求甚解，写了无数论文，却从没有把一本书读透；拿了一大堆吓人的帽子，底下不过是个包装精致的稻草人。
立言有两种，一是道问学，即言之有据地阐释。刘勰《文心雕龙·章句》言及这种研究方法：
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
读书积累知识，进而把其中的道理阐释出来，成为专业化的理论，建构其学说学理。二是尊德性，即表达个人的见解、所思所想。前者是学术，重视言之有据；后者是创作，强调言之有理。二者并无高下之分，只是两种不同的范式。
范晔评价东汉名儒丁鸿时，说了立言立行的标准：
君子立言，非苟显其理，将以启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独善其身，将以训天下之方动者。言行之所开塞，可无慎哉！[17]
丁鸿父亲封爵阳陵侯，他继承爵位后，便封地大办学堂。汉明帝很欣赏这位博学知礼又能教化百姓的读书人，便召他入朝为侍中。后汉章帝召开白虎观会议讨论经学时，丁鸿才学最高，论述最精，论难最明，被称为“殿中无双丁孝公”。他在和帝时期，预感到太后窦氏及其家族实力太大，建议和帝防微杜渐，稳定了政局，得到了史家的高度评价。范晔言有责任担当的人，写文章不仅是为了稻梁谋，而是为了教育、启发天下之人。写文章是在与天下人对话，有没有真知灼见，有没有真情实感，是下笔之前要想好的。无病呻吟的东西就不要说，没有格局的牢骚不要发，既然去写、去说，就要竭尽全力去创新，形成独到的见解。
要有真知灼见，就要有独立的学术品格；要有独立的学术品格，必须有独立的人格。陆九渊告诫他的学生：
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18]
为什么不能学人言语？按照王符的说法，学术圈也有“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情形。[19]一只狗开始狂吠，一群狗就会跟着它叫，但它们却不知道为什么叫。写文章、做研究也是如此，有些内容大家都翻来覆去道听途说，却不知出处何在。因此，不明白的事一定要认真思考，不要总是跟在别人后面邯郸学步，那样永远走不出别人的影子，永远在他人的画地为牢中作茧自缚。齐白石曾告诫自己的学生：“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只追求形似于老师，就失去自我创新，走到死路上。学术研究要不断拓展人类知识的边界，创新是要与时俱进地解决学术的恶痛点，人类就是在不断更新的过程中进化而来。创造、创新是人类文明的内在需求，也是一个人超越自我的必然要求。
立言的标准是什么呢？《围炉夜话》中说：
大丈夫处事，论是非，不论祸福；士君子立言，贵平正，尤贵精详。
坦坦荡荡的大丈夫，要能坚持操守，论事情的成败得失，关注于大是大非，即使遭点灾祸也毫无怨言。评价文章的优劣，关键在于立论公允平实，语言精确详备，使人信服。做学问、写文章的根本，是守正出新。可以标新，可以立异，但不能哗众取宠。有些结论看似令人耳目一新，却经不起推敲，既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常识。如有人翻案说《红楼梦》不是曹雪芹写的，明天又考证出来李清照是一个爱赌、嗜酒、好色的女人，后天又言李白原来是个大混混。矫枉不可过正，做文章既要凭证据，也要合乎常理，不要以揭秘的目的、窥人隐私的好奇去研究，而是中正平和，用堂堂之阵去建构全新的学术体系，用赳赳之气开拓更多的学术领地。
四、立功要远
我曾在某所师范大学的班上做过调研，问同学们什么是成功？
异口同声的回答是：有钱！
在一个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商业社会里，货币化地衡量任何事，符合我们基本的认知逻辑。如果在大街上听到这样的说法，不足为奇。但在大学中，在未来老师眼中，将有钱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作为成功的标志，还真的让我有些不太适应。社会分工不同，成功的标准便不一样。真正的成功，是在自己的工作领域中做出一般人无法企及的成就。比如一个官员的成功，是让自己管理的区域政通人和；一个学者的成功，是完成了多少有创新性的研究；一个工程师的成功，是制造了多少新的设备；只有一个商人的成功，是拥有了多少财富。如果所有职业都把收入的多少视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那人类文明史便会是暴发户、掠夺者与海盗的历史。要按照这样的标准，彪炳史册的陶渊明、杜甫、吴敬梓、曹雪芹、塞万提斯、米勒、爱迪生都不能被视为成功者，甚至那些慷慨赴国难的人，也会被看得一文不值。民族英雄被否定、历史人物被戏说、经典著作被调侃，正是这种太过功利的评价标准，让很多崇高的、伟大的事情瞬间失去了意义。
有时会有人说：现在是个理想缺失的时代，不要跟我谈理想，理想已经戒了。其实，听这话、说这话的人，绝对不是没有自己的梦想，只不过梦想是让自己生活得更好。但如果梦想不是仅仅为个人生活得好，而是发自内心地与大多数人一起生活得好，我们同样会对他的理想报以敬意。
读书人最高大上的梦想，就是张载在《西铭》中所言的：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应该是中国士大夫最高尚的志向，也是他们最庄严的使命。黄宗羲曾说过：“宋亡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满是心酸与无奈。但他将宋作为一个历史节点，便是看到了宋代的知识分子，有着严肃而崇高的价值关怀。他们对学术、对家国、对艺术、对文化都有着近乎苛求的认真，有着近乎偏执的严肃。到了元朝，异族的统治，使得汉族士大夫中开始弥漫着无可无不可的情绪，原本严肃的家国责任变成了嬉笑怒骂式的讨论。明朝的高压政策，使得士大夫开始形成无对无不对的心态，艺术创造变成了随心所欲的涂鸦式。清朝文字狱的威胁，把中国的学术研究推到了亦步亦趋的繁琐考订。思想被装进了牢笼之后，学者们皓首穷经地围着一堆化石般的文献进行标本一样的解剖。思想原创动力消失的背后，是失去了对天下事务的自觉担当，失去了对士大夫高贵责任的继承。顾炎武面对天下兴亡，只好喊出了“匹夫有责”，那是因为明末的士大夫已经不能再如石介、范仲淹、张载那样的傲岸，更没有了骨鲠之气，仰脸祈求一官半职而感恩戴德。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时代，总有心怀天下、心忧天下的人，他们不仅忧思天下，而且前赴后继，为这个世界更好而默默奉献。所有的伟大都出自平凡，所有的成功都源于积累。如果我们没有遇到这些人，是我们的不幸，现在接触的人还不足够优秀。如果遇到了，我们如果做不到，就要更尊敬他们，毕竟我们这个时代，太需要能够为了别人利益而付出的人。
立功，是要有益于家国，有益于时代，有益于百姓，而不仅仅是计较于个人的得失。程颐注意到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于君子格局阔大，所思所想都是天下事业，而小人则斤斤计较于个人私利：
君子之志，所虑者岂止一身，直虑及天下千万世。小人之虑，一朝之虑，不遑其身。[20]
这里讲的“小人”，不是做道德上的划分，而是格局太小，天天计算个人私利。格局大的人具有家国关怀，以大局为重。格局小的人患得患失，锱铢必较。君子所担心的、所忧虑的，不是自己一身一时之事，而是天下人之事、千万世之事。小人思考的则是如何让自己酒足饭饱。因此，小人可以由着性子来决定事情的做与不做，今天高兴了就对人承诺许愿，明天不高兴了便破口大骂。君子心量博大，装得下天下之人、天下之事，因而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朱熹言：“大丈夫当容人，勿为人所容”，[21]大格局的人，要学会包容他人，才能领导他人，原谅他人。
有了高远的志向，有了高拔的境界，做事就会目光远大，而不是只盯着眼前的蝇头小利。很多优秀的企业家，像台湾的王永庆、香港的李嘉诚、美国的比尔·盖茨、马斯克，都是从白手起家做起，其能够做大，不是因为机遇好，而是因为要么诚实经营，要么试图解决人类未来的困境。王永庆最初只是一家小米店的学徒，后来借钱开了一家自家的小米店。天下开磨坊的人很多，为什么他能做大？很简单，别人是在做生意，他是在做事业。别人在米中羼杂加糠，王永庆从来不那样去做，他碾出来的是最精致的米，送米随叫随到，一斤米也好，两斤米也好，再小的生意他都要送去。久而久之，口碑一好，生意就多；生意一多，收益就高。其实，只要目光长远，坚持用功，做任何事情，都能随时起步，随时加速度，道路就会越走越宽阔。
我们走上职场之初，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品牌，让接触过我们的人，认可我们，信任我们，支持我们，这样才能成全我们。有时候会付出一些成本，或者吃一些亏，但还是要坚信，在走上人生的高速公路之前，我们需要走过一段窄窄的引道，有没有勇气在狭窄而盘旋的引道上走一会儿，决定了一个人做事的眼光，也决定了他能否步入人生的快车道。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应该在大学期间，在工作之初，珍惜所有的时间来提高自己的能力，留心所有的机会，让其成为自己的投资积累。在大学期间，我们不仅要读书、学知识，更要学会与人相处，要学会与朋友相处、与同学相交、与老师沟通，学会妥善地处理各种矛盾，隐忍周围人事中的不愉快。人贵于行之，而不贵于知之。所有的学问、知识和道理，都是服务于现实的，都是要践行才能有益，否则就变成了只会从书本到书本的书呆子。所有的著述，不是为了让后人死记硬背其中的文字，而是要明白其中的道理，作为现实的指导，作为立身处事的依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假如要知道后人会闭门读一辈子的《论语》，写出一大堆研究论文或者学术专著，而不去修身、不去修德，恐怕更要述而不作。
大学阶段去打工挣钱很辛苦，很多学生兼职做家教，有助于改善生活。但要目光长远，不要把攒多少钱作为读书时的理想，而要把掌握多少知识、学会多少本领、提高多少能力、提升多少修为作为自己成长的尺度。假如大一、大二、大三一直重复做一个工作，三年没有任何提高、没有任何进步，就要反思了：是不是自己只算着每天每小时的报酬，可能忘记了总结经验去发展，让自己水平更高？实际是把快速提升自己的机会放弃了。自己能做的事，别人也能做，只能随行就市；自己能做的事，有些人能做，就能讨价还价；自己能做的事，大部分人做不了，就可以坚定要价。因此，大学期间、参加工作之初，首要的任务是把自己的脑袋装满，而不是把口袋装满。
没有大的发展，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做事时功利性太强，做家教就是为了挣钱，没有把家教的孩子当成亲人用心地教，用脑做事固然能赚钱，但常常会计算如何省力、如何应付，缺少真投入，缺少真负责，也是多数人年轻时的通病，只想着多休息一会，去敷衍一下，即便做再久，也只能低层次重复。用心做事，就要全力以赴，就要殚精竭虑，就要目光长远，即便做家教，也要真是为学生好，严格要求，认真负责。孩子和家长能感受到我们的认真，孩子便会明显进步，在这过程中，我们收获的不仅是报酬，更是做事的认真，养成成事的习惯。
第二节 自勉
常立志不如立长志，志向高远，不付诸行动，永远只能是心头想想，嘴上说说。北宋隐士林逋就感慨说：“心不清则无以见道，志不确则无以立功。”[22]要想做成一些事，哪怕是无所事事的隐居，也需要坚韧不拔，才能忍受物资困乏。人要想成就点事，就要付诸努力，点点滴滴地积累，坎坎坷坷地前行，锲而不舍地追求，知道自己要什么，追求什么，养成自勉的习惯，让自己坚强。
很多人在学生时代都试图写日记，现在调查一下坚持下来的人有多少？很多同学也曾立志要坚持锻炼，刚开始还能做到，后来也就放弃了，要么早上有雨，要么白天有事，用借口原谅自己，以回护自己的松懈。朱熹就曾告诫学生：
只患立志不坚，只恁听人言语，看人文字，终是无得于己。[23]
不停地立志，若不能坚持，就等于没有树立志向。只听别人讲话，而不去思考、不去践行、不去检验，最终只能鹦鹉学舌般地重复，却不能大鹏展翅般地高翔。没有自己的切身体验而获得间接经验，只能是纸上谈兵的文字游戏。
中国历史上，但凡能成大事业的人，很少有纨绔子弟出身，大部分却是出自布衣之身。孔子、孟子、韩愈、范仲淹、岳飞等从小丧父，最后却能成就大功业，关键在于他们能够自勉。没有依靠，就得自己努力；没有资源，便需要加倍的勤奋，“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每一步都善始善终，每一步都兢兢业业，行稳致远，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很多人的前面。有志向，就要不断地鼓舞自己，面对困难毫不气馁，面对困境毫不妥协。志向是我们的理想，更是我们的信仰，越是困顿的时候就越要坚持，越艰辛的时候越要坚守。“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24]如此坚韧，才能成长；如此坚守，才能成就。当我们看到老师或朋友有学问，敬佩、羡慕之后，便要奋起直追，他们也是从大学生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一本书一本书读出来的，一个实验一个实验做出来的，以他们为榜样，不懈精进。
就大学生而言，要想把书读好：一要有志，确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博大志向，把学习当成自己发展的源泉，把读书当成事业成就的动力。二要有识，提升自己的见识。有的人读书很多，却习惯讲费尔巴哈怎么说、马克斯·韦伯怎么说、海德格尔怎么说。本科生这么说，尚可理解；到了研究生阶段，就要思考自己该怎么说？读书人最怕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识。读书，是要把知识变成自己的一部分，而不要把自己变成知识的一部分，要一边读书一边思考。读书的目的就是要长见识、学方法。一个人只读书不思考，就是无见识的书虫了。三要有恒，就是持之以恒。既然立志读书、做学问，就不是简单把它当成职业，而是要把它当做一辈子的事业。当成职业来做，做事就是尽头；当成事业来做，做事总是起点。所以，有志于学绝不会甘居下游，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
有识则知学问无尽。见识越广，才越会发现世界上需要总结的东西太多了，尚没有完成的事太多了。图书馆的藏书如此之多，也绝没有一个人能在看完所有书之后，就能把世界的一切道理都穷尽。学理工的，总有新的课题要研究；做材料的，总有新的东西要合成；研究历史的，总有未解之谜等待发掘；从事文学的，总有表达不尽的意思需要去表述。随时要告诉自己，任何事情都没有止境，任何事情都没有边沿。
我们要有大见识，要有做精深研究的志趣。不要自我陶醉于既往的成就，也不要自卑于前辈学人的高论。不能像河伯，看到大海的时候，就徒自感叹；更不要像井底之蛙，守着水洼泥巴，就自认为很幸福。只要我们有远大志向，并为之努力，必然会有非凡见识，产生持久的恒心。
一、勉志
勉，就是要坚持；勉志，就是坚守自己的志向。一个人确定了志向，有时会因为外面的环境，或主观的原因而有所懈怠。当外界有引诱时，就很容易放弃了自己的想法。“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图四海者，非怀细以害大”，[25]立了很远大的志向，却半途而废，不能坚持，等于没有立志向；真正立下“图四海”的志向，就不要再斤斤计较一些局部的细节，更不要因为一些末梢枝节的事情，而放弃了最初的追求。所以，立志只是一个开始，真正能坚持才有意义、才有价值。
人在生活中、在发展中，大致分两种类型：一类人的目标非常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样的人只盯着前面看，有时候反而会失去生活的情趣，会减少对身边事物的关注。另一类人常常会关注到身边的事情，做小事做得非常好，却没有远大志向，没有明确目标。要想真正做成些事，一是要坚持往前走，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追求；二是要志存高远，不被环境或者身边琐事干扰。
坚持，就要“不为穷变节，不为贱易志”。[26]这里的“穷”，是指一个人成长得不顺利，发展遇到瓶颈，无法突破自己，有时感觉走不动了。要往前走，必然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就要付出格外多的努力。特别是要走别人不常走或不愿走的路，这就要付出常人难以理解、难以想象的辛劳。大多数人之所以平庸，之所以成为芸芸众生，不在于他们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而在于他们缺少改变自己的勇气，常因为某些人事纠纷、一些众口纷纭，便放弃了目标，随波逐流。
贱，是地位低下，或不被别人尊重。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的人都是从基层、底层起步，都要经过一番努力奋斗，才能赢得大家的认同。每一个出身贫寒的人，都有过被歧视的时刻。当被歧视时，有句流传很广的话说：今天你对我爱理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如何让自己有“高攀不起”的资本，是很多人此时的想法，比如要挣更多的钱，要有更多的权力，让别人觉得自己有用。这样看似获得了尊重，实际是放弃了自己最初的追求。如果太在意对自己爱理不理的人，实际是为了他人的羡慕决定自己的发展方向，尽管也能发展，但很容易陷入流俗的陷阱。其实，一个人的成功，并不是完全用功名利禄来衡量，更不是用地位高低做标志，而应该以对社会的贡献来衡量。对我们爱理不理的人，有可能是非常世俗的人，为赢得这类人的尊重，只能去做官或者发财。这样一来，岂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很多朋友在小时候都立过志向，长大以后却改变了。有的是被生活所迫，有的是为物质所诱。在读书期间想穿一些好的服饰，或想得到一些奢侈品，但是自己没有能力购买，怎么办呢？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挣钱，忘了自己入学的志向，忘了应该要读书、要完善自己，要发展自己，只常常津津乐道于物质上的获得，被名利所诱，改变初衷，结果放弃了自己求学的初衷，放弃了自己一二十年的学习积累，看似和光同尘，实则碌碌无为。
徐干专门讨论过治学与勉志的问题，他说：
志者，学之师也；才者，学之徒也。学者不患才之不赡，而患志之不立。是以为之者亿兆，而成之者无几，故君子必立其志。[27]
一个人有才华，不一定能成事；但一个人真正有志向，就能够成就大事业。才华是学问的徒弟，志向则是学问的导师。什么是导师？导师是给自己指引方向、引向正路、教给本领的人。导师会给他指出一条学术研究的方向，或用学术思路、治学心得、言行举止引导我们、影响我们。人，其实不必担心没有才华，应该担心没有良师益友的鼓励，更应该担心自己没有志向来鼓励。徐干认为，天下做学问的人不计其数，能够做成大学问的、能够做出事业的，却寥寥无几。原因就在于，很多人仅凭依聪明，却没有坚定志向，白白辜负了满身才华。要想做事业，必须时时刻刻坚守自己的目标，“立志欲坚不欲锐，成功在久不在速”，[28]不要轻易去改变。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不是今日刚付出，明日就能速成，而在于持之以恒的坚持，保质保量地完成。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在困难时放弃理想。其实，困难却是磨砺自己性情、坚定情志的关键时期。曾国藩总结自己的心性成长，正在于苦闷无助时：
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戡苶然自馁也。[29]
这真是“吃一堑长一智”的文言表达。受挫折、受委屈、受窝囊时，恰恰是人沉浸下来去思考、总结自己所作所为的时刻。摔倒了，挨打了，酸楚了，痛心了，这是最难受的时候，在被冷落之后的反思，虽然彻骨地痛，却能成为入髓的冷静。一个人只有耐得住这种受挫的痛苦、忍得下心性的磨难，才能够真正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到底想做什么？
中国历史上，凡做大事的人都有一个受辱的经历，周文王被囚羑里、勾践卧薪尝胆、韩信屈于恶少年的胯下、刘邦在鸿门宴上卑躬屈膝……在常人难以忍受的耻辱面前，为了自己的理想，忍受身体发肤被损害、高傲心志被侮辱，选择忍辱负重，选择沉默图强，坚持活下去。曾国藩觉得此时的“务须咬牙励志”，是打碎牙齿和血吞，咽得下那口气，才能迈过这道坎。每一个人在发展过程中总会遇到艰难、困苦、险阻，没有人一生会一帆风顺，面对困境时，有师友的鼓励，更要能自勉。几乎所有伟大的人、成功的人都要经过心灵的炼狱，要经历一个咬牙坚持的过程。只有这个过程，才能让人坚强；只有这个过程，才能让人成长。每一次困窘时，恰恰是人长进的过程，让人长智慧、长耐心、长见识、长胸怀、长气度。这个时候不抛弃、不放弃，就像江河千折百回出深山，有过不停息，才能一马平川走到海。
二、勉时
立志不能坚持，有时是环境影响、琐事缠绕，有时则单纯是时间上难以保证。有时买了一本书，打算去读，却放在书架上，一放就忘了。一年读一本书，并不困难，但若问自己，二十多年来，是不是深入地读了十本、二十本书呢？读了很多，记住了多少？学了很多，落实到行为处事上又有多少呢？读书这样容易的事，尚且如此，更何况还有更多复杂、艰难的事情要我们去做呢？
很多时候，不能坚持，主要是在时间上不能坚持。能做成点事业，需要有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心性修为，二是学习能力，三是时间管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30]时光稍瞬即逝，青春也不能持久，我们一生最多也就三万多天。这三万多天中，每天都有无数琐事缠身，让我们难以心无旁骛地读书，心平气和地思考。在日复一日的闲散中，不知不觉长大了，也不知不觉变老了。越懒越闲越无聊，越无聊就越东家长西家短，把目光盯在别人身上，或流短蜚长，或暗地使绊，坏了自己的心性，也枉费了自己的一生。
魏晋时期有一个大学者叫王肃，学问非常好，与大学问家郑玄不相上下。可惜他做学问，不能公允持平，而颇有意气，要与郑玄作对。郑玄解经时用古文经，他就用今文经，就是要与郑玄不同。这样来看，他做学问不是为了学术，而是为了自己标新立异，白白辜负了学术积累。传说他伪造了不少古书，后人觉得他学品不好，不太重视他的学术。他能造出伪书，也有了不得的学问，至少读了很多书。他是怎么读书的呢？
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31]
每到冬天，大家休假回家，闲而无事打牌、聊天、说闲话。漫长的冬天没有农事，天气寒冷也不方便出去，却恰恰适宜于读书。春天容易伤春，夏天容易困倦，秋天容易悲秋，只有冬天是读书的好时候。把冬天利用起来，就能读很多书，王肃说是“冬者岁之余”。晚上少人踪，闲着无事，正好可以安心读书。读书宜静，夜深人静，最能体悟书中的玄妙高论，拥书入眠，要比胡思乱想失眠好得多。闲人觉得阴雨天是睡觉天，气压低，睡着很舒服。古代时，一到阴雨天，道路泥泞，人也稀少，出行不便，待在家中，心如止水，难得清静，正好读书、思考。
能够做成点事，就要花费比别人更多的时间、精力。真正能成就大业的人，必然要能与时间赛跑。比庸人跑过了时间，就变成了高人；高人跑过了时间，就变成了牛人。人没有生而知之的，要读书、要实践，事业是用时间堆出来的，成就也是时间积蓄而成的。颜之推告诫读书的孩子们说：
光阴可惜，譬诸逝水，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32]
成就事业的第一个法宝，就是随时计算时间成本。光阴可贵，掌握时间，利用时间，节省时间，才能多读有用的书，多做有益的事。读书要博览，一是多读书，博览群书；二是会读书，读出书中的精华所在，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吸收尽可能多的经验、智慧、教训，让自己能够想明白、想清楚。
读书要博采精鉴，除了精通本学科的专业书籍，更要有博采众长的眼光。读书、思考的目的，是服务于现实，服务于生活，服务于心性修为，只有结合现实问题、关照社会人生，体察内心情志，读书思考才能入心、入行。人的个性不同，有人擅长理性思维，有人擅长感性体悟，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有合适不合适的体会。兴趣因人而异，我们知道自己最擅长做什么，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做自己最喜欢的事心安理得，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得心应手。这样就能专精其长，广博其趣。倘若两者不能兼备，就找最擅长的事来做，也能做出诸多成绩。只想做感兴趣的事，是浪漫主义，30岁以前不妨浪漫一些，做做自己想做的事。30岁以后就要现实一些，要做自己该做的事。
中国文化中有很多惜时的名句：“莫倚儿童轻岁月，丈人曾共尔同年”，[33]不要因为自己年幼就无所忧虑、无所顾忌地轻抛岁月，白发苍苍的老丈们都是从这个年龄过来的。他们也都有过梦想，回头对年轻人的告诫，不是老生常谈，而是一代一代人的反省、体验和总结。魏源总结为学之道时说：“志士惜年，贤人惜日，圣人惜时。”[34]有志向者一年一年地计算自己的目标，贤明者一日一日地衡量自己的成长，圣人则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地珍惜自己的生命。志士是有追求的人，贤人是践行理想的人，圣人是提出理想的人。其差别，不在于出身，而在于谁更会管理时间、更会利用时间。齐白石老人晚年绘画技法突飞猛进，一在于艺术积累到了，炉火纯青，信手拈来；二在于坚持“不叫一日闲过”，每天都是宝贵的，不能浪费；每次作画都是认真的，不能马虎。圣人、贤人、名人都是用时间堆出来的，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立刻去做！马上行动！
三、勉行
立志，最重要的是付诸实践。志向不能作为谈资，去坐而论道，而是作为动力，支配自己去做。到老的时候，我们可以感激自己年轻时立下志向，因为坚持了一生的习惯、志向、操守、兴趣，让自己受益，才使得一生没有碌碌无为的悔恨。
勉行，一是要鼓励自己立了志，就要认真去做；二是要勉励自己，行动一定合乎志向。立志，不光是要立志向，同时也要立身。刘备曾告诫刘禅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35]既然立志要做大事业，就要时时刻刻地让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合乎发展的要求。做事时，心里面有时会打小算盘，但有志向约束，就会放下鸡零狗碎之念。小学时，我们可能写过作文《一件小事》，大致都会写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还是不交给警察叔叔呢？交就是小善，不交就是小恶。在如此的内心矛盾之中，心性便开始了成长，其决定往何方走、如何走，心性的高下与狭阔便由此分野。
人能勉行，在于自省。我们都不是天生完人，如何能够超越自我，养成成就事业的好习惯呢？要靠随时反省。孔子说：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36]
对自己的反省，要严格；对他人的过失，要厚道；对别人做错的事，要宽容。少责人之失而多赞赏他人的优点，善于反省，又能宽以待人，这样别人的不满、抱怨就会越来越少，自己也在不断的自我完善中成长起来。反省，是孔子成为圣人、弟子们成为贤人的法宝。孔子曾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37]这不仅是他自己的人生体悟，更是师门的修身要求。日常生活中遇到行事上、德行上比自己好的人，要向他学习；看到行事上、德行上有瑕疵缺陷的人，要反省自己有没有相同的毛病。
勉行，要学会反思、借鉴。三人行，必有我师。通常的解释是三个人在一起，一定有一个是我的老师。三人为众，其实是指周围很多人，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只有广采博览，兼善众长的人，才能不断看到别人的优点，从别人的发展中学到经验。让自己有一双发现别人长处的眼睛，随时随地处于海纳百川的成长之中。听别人讲话，要有鉴别意识，更要有吸纳意识，不能总是充满批判精神，只看别人的缺点，总觉得别人不如自己高明。有时候人家讲错了一句话，自己就在下面窃窃私语，甚至开始大肆宣扬，自以为高明。倘若这样，就会觉得自己的学问如何之大，如何完美，而他人错误百出，这就很难进步。实际上，我们听别人说话时，即使他讲了二十句空话，只要有一句话有用，就应该记下来。这样一来，接收的东西会越来越多，知识会越来越丰富，眼界会越来越开阔。若总是发现别人的短处，总是觉得人不如己，做人难免骄纵，做学问就会自我感觉学问很多、很大，很容易目空一切，实际活在自娱自乐的想象之中。
见贤思齐，思齐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德行。如果能够把周围人的优点全部吸收了，那前途就未可限量，做事也会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见不贤，要反省自身。怎么反省呢？要想想自己遇到这种情况会不会也如此，自己有没有这个人或这一类人的轻薄之处。每次自省，都会发现别人眼下的过失，或许就是自己曾经的伤痛。避免了他们此刻的失误，未来的行进就会谨慎得多。
勉行，是心性成长的磨刀石，也是超越众庶的助推器。荀子体验得深刻，表述得也清晰：
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38]
冥冥，是深沉宽广的无可限量。人若没有这种深厚宽广的志向，就没有动力去洞悉无边无际的知识。无论是面对书本，还是面向现实，都有无穷的未知领域等待我们去探寻。北京大学首届中国传统文化博士生班开学典礼上，田余庆先生曾引宋人的话来比喻，说大学是“有发头陀寺，无官御史台”。[39]“头陀”为和尚，带发头陀寺，是说大学是带发修行的场所，不仅增进学问，而且涵养心志。无官御史台，是说在大学里读书，要有关注现实、关注古往今来成败得失的意识。身在校内，目光却要落在世间，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大学培养的是独立思考的精神，不局限于成说；也是一种自主自立的人格，不依附于他人。在古代中国，御史是管弹劾官员的，需要自身端正，才能指责奸邪。学者要做“御史台”，就是要有怀疑、批评的精神，怀疑成说，批评丑恶，就需要我们对古往今来的兴衰成败、潮起潮落的世事纷纭了然于胸，才能言之有理、论之成章。
惛惛，是形容人在发展中总会经历一番头昏脑涨。写文章，写着写着写不下去了；想问题，想着想着就陷入困境；做事，做着做着就遇到瓶颈。这不是陷入绝境，而是绝处逢生的时机，是穿越瓶颈实现飞跃的时期。王国维先生曾描述治学、做事的三种境界，第一重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不停地付出，不停地积累，没有清晰的思路，只有无怨无悔地坚持。读书做事，一定有“面壁十年图破壁”的过程。若能坚持三年、坚持十年认真读书做事，积累深厚了，思考广博了，便会豁然贯通。再回过头来看看原先读的书、写的文章、说的话、做的事，会发现自己其实已经走了很远。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若转换成现在的话，便是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诸葛亮曾给外甥写信，告诫他如何勉行：
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平庸，不免于下流矣。[40]
志存高远，是人生的立意要高，不同流俗，始得高拔。如何做到志存高远呢？
第一，慕先贤，要向贤人学习。贤人能践行理想，向贤人学习，要有志向，能修炼心志，约束行为。
第二，绝情欲，即约束扰乱心志的七情六欲。诸葛亮认为天下之大，有无穷的事可以做，年纪之轻，正是茁壮成长的关键，不要整天沉湎于情思、欲望。早恋便是过早沉湎于男女情思。年轻人骨骼肌肉都没长成，自己还管不了自己，能对另一个人负责么？不能随便因为一棵歪脖树，便忘记了整片森林。
第三，弃凝滞，做人做事不要黏黏糊糊的，要干练利索。做文章最怕凝滞，给人以黏腻不爽之感，不知所云。做人、做事、说话要做“直取心肝刽子手”，抓住要害，抓住关键，抓住关节，直来直去。一个事情今天完不成，明天也不行，后天还不行，没有一个痛快话儿。做人之所以凝滞，一是决断力不够，二是没有原则，三是不敢承担责任。所有人都觉得某个人不错，是不是好人？孔子的回答是，不是好人。所有人都称赞的好人，是没有原则的“老好人”，不是真正的好人。什么样的人是好人？好人说他好，是因为其善；坏人说他坏，是因为有原则、有操守，不同流俗。
第四，忍屈伸。大丈夫能屈能伸，该刚的时候要刚，该柔的时候要柔。我们在成长时，不要过分地想到委屈，不要去计较私利，不能算计着一件事能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弊端，要勇于承担责任。该做的事要全力以赴去做，不该做的事要坚决抵制。与他人之间有了意见冲突，也不必放在心上化不开，只要认真反省、问心无愧即可。哪怕做一件小事，不可能让所有人都说自己好，也不能强迫自己去讨好所有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与志同道合者相处好，这是能力；能与志趣不同的相处好，这是襟怀。
第五，去细碎，广咨问。在琐事上糊涂一些，不斤斤计较。有问题时，一是要向众人咨询，二是自己多思考、多审问，找出解决办法来。有同学说自己跟了导师这么长时间，导师什么都没教。随导师读书，不需要开什么书目，更没有什么秘笈可以让人一夜之间功力倍增，关键要留心老师的文章、实验和指导，想一想导师的文章自己读了吗？其中体现着老师做学问的路数；导师著作中经常引用的文献资料，拿来看了吗？知道老师读过哪些书吗？处处留心皆学问，知识就在不经意间。
即便在漫不经心的谈话时，也要听听有没有自己不知道的新东西。与人谈论，不能总是抱有逆反心理，不听对方意见，偏要争论；也不能总是唯唯诺诺，对方说的总有道理，一定要自己清醒地思考。读书最忌讳偏听偏信，能读进去，也要能走出来，能够辨清是非对错。借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讲，就是要学会剜坏苹果。坏的地方就剜掉，好的地方保留。待人也应如此。评价一个人，优点就是优点，缺点就是缺点，客观准确，不因人废言，也不因言废人。
第六，除嫌吝。吝，是吝啬；嫌，是夸耀。要做成事业，尽量要心境开阔，不自以为是，也不抱残守缺。做人也是如此，不要吝啬感情，对别人多关爱一些，多夸奖一句。嫌，还指做人做事一定要有避嫌的心理。不好的方面，可做可不做的就不要去做；好的方面，可做可不做的一定要去做。人言可畏，人心险如山川，[41]避嫌疑就是立身内敛，做事谨慎。
诸葛亮认为，以上各点若能做到，即使仍有不足，也不会损伤美德，也不会影响趣味。这样的人，不会有走投无路的忧患，更不会有渡河迷津无舟而陷于绝地的危险。如果一个人志向不能坚定，缺乏高拔的志趣，忙于尘俗之事，纠缠于狭隘私情，总免不了堕入平庸。日常生活，难免交际、难免应酬，但不要沉迷其中，虚掷光阴。真正成事之人，感情是开朗的，心志是坚定的，对周围的人、对天下都充满关爱之心。
第三节 自新
自新，是每日都使自己更进步。《大学》里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若能把每日都作为一个新的开始，每日都有一个崭新的自己，一日一日坚持下来，便能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这句话的成语版，是日新月异；标语版，便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假如我们每天都能进步一点点，每天都在与旧我告别，一年之后回头再看，会发现已经走出了很远。
人的发展就像登山，无限风光在险峰，但我们都要从山脚开始，越向上走，需要改变的就越多。儒家认为不断修养自己、完善自己、发展自己，就能达到“止于至善”的境地。不懈修德，人人可以成为尧舜。佛教认为“佛乃众生，众生乃佛”，一个普通的人，德行、修养、心性达到了超凡脱俗的境界，也可以成佛。圣贤与佛，不是天生的，是由普通人一步一步修行，一点一点自新，最终成为人所敬仰的智者、慧者。事不可易成，名不可易得，福不可易享，世上没有轻而易举的事业，也没有什么唾手可得的功名，更没有不期而至的幸福，都是经历勇于自省、长于改过的磨砺，才获得令人惊喜的成就。
一、新身
新身，是自新的起点，在于告别旧我，努力改过。什么是“过”？孔子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42]有过失不是“过”，有过失不努力改正才是“过”。孩童学习走路，总是不断地摔倒，没关系，在跌跌撞撞中才能学会走路，若因此不愿再走路，就永远失去了独立行走的机会。
成长过程中难免犯错误，不犯任何错误的人常是庸人，或者是从不做事的人。只要付诸行动，就会出现各种意外情况，要么是准备不充分，要么是能力不够，要么是德行不足，这就要勇于发现自己的不足，勇于改掉自己的错误。我们要清楚自身的优缺点：是拖拉还是干练？是糊涂还是聪明？是浮躁还是沉稳？是懒散还是勤奋？想明白了，然后根据自己的特长去做事，在做事中成长。
要不断地反思自己适合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喜欢做什么？要把阻碍自己发展的行为、品德、习惯都改掉，保留那些与自己理想同向的品格。人不能成为完人，但要知道扬长避短，不能像《论语·子张》里讲的那样：“小人之过也必文。”总是想办法去掩饰自己的过失和短处，久而久之便成为一个患得患失的人。喜欢文过饰非，蒙蔽观察内视自我的双眼，便难以成长发展。相反，若能正确地对待自己的过失，过而能改，就能成为真君子。[43]在儒家看来，君子与小人，一个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成就大事业、大功业的人；一个是斤斤计较，呼朋唤友，执迷于尘俗的人。做的事业越大、越有创新性，对自己的要求就越高，也越容易有过失，“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44]新身的要义，就是告诫自己做事尽量周全，有过失只要改正，人生就是新的一页。在小过失中不断改进，才能避免未来犯更大的过失。
六祖曾说：“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在佛家看来，修行便是改过，改过才能生出智慧。中国文化所言的“智”与“慧”含义不同：智，是在尘俗之中能应对自如；慧，是在心灵中能洞悉宇宙。改正过失，一方面是增长己智，做事更聪明、干练；另一方面要增长己慧，使心志更加纯净，心境更加平和。
现实中我们常常是多智少慧，聪明有余，境界不足。待人接物聪明伶俐，如王熙凤，事事要强，处处争胜，不懂“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道理，[45]聪明用到极致，演得热闹非凡，但结果却是“哭向金陵事更哀”，在凄惨中谢幕人生。慧，是守拙、是谦退、是包容、是静默，在小事上不计较，大事上不糊涂。
自新的对手是文过饰非，即总能找到说辞为自己的过错辩解。五代的贯休说过：“非莫非于饰非，过莫过于文过”，[46]文过饰非是最大的自欺欺人。殷纣王力能搏虎，智能拒谏，绝非平庸之辈，为何最终亡国身死？一是过于自信，觉得大家都不如自己能干，试图以一己之力对抗天下。与他相似的还有项羽，两人皆是天下无双般的豪杰，但不愿意相信他人、不愿任用他人，最终落了个孤家寡人的下场。二是“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47]读书太多，口才太好，能把提意见的人一个个说得无话可说，把自己的过错阐释得完美无缺，让提意见的人心不服也得口服，最终瞠目结舌地一个个离开了自己。不懂得反思，不懂得修正行为，雄豪也会毁于一旦。
儒家讲“勇”，不是指与人斗狠，不是指战阵的冲杀，而是指勇敢地面对自我，敢于承认自身的错误、不足，勇于去剖析自己、解决问题，这是最大的勇气与勇敢。《格言联璧·存养》里有一番话，可以看出自新实际是自我磨炼心性：
轻当矫之以重，浮当矫之以实。
褊当矫之以宽，执当矫之以圆。
傲当矫之以谦，肆当矫之以谨。
奢当矫之以俭，忍当矫之以慈。
贪当矫之以廉，私当矫之以公。
放言当矫之以缄默，好动当矫之以镇静。
粗率当矫之以细密，躁急当矫之以和缓。
怠惰当矫之以精勤，刚暴当矫之以温柔。
浅露当矫之以沉潜，尖刻当矫之以浑厚。
这段很整齐的话，一一罗列了人性的缺点，并指出了如何改正。若轻浮、轻率，做事不能深入沉潜下去，易浅尝辄止，就要学得稳重些、踏实些。项羽学写字，觉得没劲；学击剑，觉得无聊；最后学兵法，也是浅尝辄止，心浮气躁、半途而废，注定了做事有始无终。虽一时名闻天下，终不能成大事。刘邦既不会打仗，也不能言语滔滔，也有很多缺点，最致命的是“好货及色”，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贪图钱财而且喜欢美女。但他却能在关键的时候压抑住自己的欲望。攻下咸阳之后，刘邦居然“财货无所取，妇女无所幸”，不损害咸阳的一草一木，不拿百姓一针一线，连范增都看出来刘邦一反常理的做法，绝对不是改恶从善，而是意识到要成就更大的事业，就必须约束心性上的缺点。
对普通人而言，褊、执就是固执、偏执，要用宽和、圆通来矫正。人往往是蔽于私情私念，喜欢一个人，就恨不得把一切都给他；恨一个人，却又恨不得立刻把他毁掉。而要成就事业，就需要与很多不同性格、不同志趣、不同追求的人打交道，要学会宽和、圆融，理解、包容与自己想法不同的人、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甚至那些明里暗里反对自己的人，才能笼络众人，把事情做好。
傲慢和随意，是年轻人的天敌。我们的理想是人人平等，长大了就会发现，人格是平等的，但人人所获得的地位、收入、机遇却不是平等的，社会有等级、有秩序，也有我们不能逃避的某些不公平。有时候看到别人轻而易举地成功，不由自主地在脑海跳出一个词“凭什么？”其实，这就是傲慢的心态，对自己过于自信，觉得机会应该在自己身上；对他人存有偏见，觉得人家不应该如此。用缄默沉静来代替放言无忌，来矫正躁动难安，谦虚谨慎而不自傲放纵，才是真君子。
自新是让人超越自我。不翔九空，不知天之高；不临深渊，不知地之厚。站在地面上，头顶的乌云、雷电、狂风会令我们胆战心惊。那不是因为我们渺小，而是因为我们站得太低。而一旦穿越了乌云，翱翔于九天之上，我们就会感叹，曾经笼罩着、覆压着的云层，原来是那么的虚空和单薄。
人的思想，一旦穿越了云的屏障，就会进入无限开阔的境地，曾经障目的浮云，变成了脚下的装点；曾经障碍的山峦，也不过是成功的陪练。但要穿越云的屏障，需要无限坚强：“即使黑夜来临，也要让夕阳穿过胸膛”，要能忍常人所不能忍，用刚毅飞跃瞬间的黑暗，用坚韧穿越云的阴影。
只有心足够坚强，才能在历史的风起云涌中，实现人生的跨越。只有心足够博大，才能让云海作为铺垫，让阳光照穿胸膛，在舒卷自如的人生境界中，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其实，再浓厚的乌云，再艳丽的晚霞，对于超越者来说，永远只是脚下的装点、曾经的陪衬。
二、新识
新识，就是要树立、增长自己的见识。这个“识”不单纯是知识，因为天地间知识无穷尽，一生也难以学完，而是见识。见识和知识的差别就是，见识是在知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自己的看法、思路、视野。我们每天都在接受繁多的信息，能否吸收这些信息，一定要有独立的判断，必须增长自己的见识。
要增长见识，必须要不停地学习思考，“日闻所未闻，日见所未见”，[48]每天都很努力，对新鲜事物有浓厚兴趣。与人接触交往，总要从对方那里学到以前没有见过、听过的新东西，总要思考到以前没有达到过的境界。留心处才能积累真知识，得到真见识。日异其能，岁增其智，每天都能扩充知识，增益智慧，进步就会很快。
见识的形成，靠的是读书。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很多典籍，都经过了历史的选择，经过了文化的积淀，是千锤百炼的精华。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几千年来中国人都读它，绝不是靠某个帝王的一道命令可以天下流传，而是这些书确实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顺应了中国人的社会期待和价值认知。要增长见识，就要多读这些经典著作，用学问武装自己，古人常说：
读经传则根柢厚，看史鉴则事理通。观云天则眼界宽，去嗜欲则胸怀净。[49]
经书讲的是传统几千年的文化共识，长于思理；史书说的是人事的得失成败，重于判断。读经书可以掌握基本规律，读史书知道兴亡之事，二者相辅相成，可以增加一个人评骘是非的能力。见识，就是考虑问题时能否把问题的利弊想清楚，并且找到最简单、最易行、最不折腾的路子。中唐时，宫中要裁宦官，有人就进谏说，宦官不能轻易裁减，否则易出问题。怎么办呢？罚。宦官做了错事就处罚，赶出去，同时宫内不再新增宦官，如此一来，三五年之后至少裁减掉三分之一的宦官，也避免了因一次裁减可能出现的作乱问题。
为人处世也好，济国安邦也好，读一些经传，读一些史鉴，无论是日常处事还是成就大业都能用得上。在读书之外，增加对世界、对人生的理解，走万里路，观赏高山、沧海、浮云、流水，眼界拓宽。
去嗜欲，是修养的关键，要毁掉一个人，嗜欲是突破口。清朝光绪的老师翁同龢是一个君子，不贪财不好色，做户部主事的时候，找他办事很难，因为没有行贿的借口。但最后还是有人找到了翁同龢的弱点，就是“好名”。翁同龢喜欢到处题字，商人就把他的题字搜集起来，编在一起，算是翁的书法集子，进呈上去，讨得翁同龢的欢心，事情就办成了。
没有见识，不仅看不清楚别人，也看不清楚自己。无论是高高在上的达官，还是腰缠万贯的富豪，却总免不了在意历史如何评价，总是留心别人如何看待自己，不能如太阳一样高远，如大海一样宽广。于是，处处争夺，时时标榜，甚至自我吹嘘，意在获得别人当面或者背后的赞许。其实这些，不过是顾影自怜而已，活在自己对自己的眷恋之中，活在他人设定的评判之中，对名利无法舍弃，对虚妄无法放弃。
人之所以活得累，就在于始终放不下自己的身段，放不下对名利的牵念，活在一个镜花水月般的妄念之中。有时候不惜牺牲一生的声誉，去攫取一个本与幸福无关的利益，去追求一个与快乐本无关系的名誉。得到之后，才发现那顶帽子或者那个称谓，不过是透入脊髓的无聊。放下无谓的自恋，才能看到真正的自己，不是镜中之影，而在中和之心；名利在很多时候，是他人束缚或者驾驭自己的羁绊，超脱之后，才能守住心性，活得自在。
三、新德
新德，一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德行；二是要不断增加自己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理解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中国自古重德行，认为世家出于德教，人品成于读书，不管是个人的品行成长，还是世家大族的稳固，都源于诗书教化，源于道德修养。
中华文化中，世家就是延续几代、十几代而不衰败的大家族。现在流传的却是“富不过三代”，三代以后就完了，原因是什么呢？在于教育子孙后代的时候，忽视了道德修养的培育。不少家长只教孩子知识，教孩子如何出人头地，有时候就放纵孩子、娇惯孩子。现在大多是独生子女，家里所有的资源都给他一个人用，从小没有分享的教育，长大习惯于独占，不容易设身处地去关心别人。要想让孩子真正成长起来，就要教他学会谦让、知道退却、能够妥协。一个人若是从小就学习如何与外界的人争斗，心性一乱，就会用在自己的家族里头，会跟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甚至跟老师、朋友去争斗，这样的家族自然是成不了世家的。
由此观察秦国的兴亡，在用人上就很值得我们反思。秦国为什么“忽而兴焉”，又“忽而灭焉”呢？就在于秦之治国采信法家学说，法家主张用“因性”驾驭臣民。因性是利用人的自私本性，用人之为人，不用人之为我。在秦国的政治伦理中，做官也罢，立功也罢，都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秦国好，秦王与大臣之间，只是利益的关系，不存在所谓的道义。这样，当臣民与国家仅仅是利益关系的时候，国家危难时，就没有人来一起承担，李斯、赵高在关键时，想的不是秦国的兴亡而是自己的安危。正是因为利益驱使，秦国强盛的时候，人人可以分得一杯羹。军功容易获得，大家便奋勇杀敌，灭掉六国，获得财富爵位。一旦秦国步入溃败的轨道，树倒猢狲散，没有一个人愿意挺身而出。宋朝恰好与其相反，宋儒主张化性，引导人性向善，用道义、责任去鼓励士人，金、辽、西夏、元不停地挑起战争，宋朝却能在大兵压境下苟延残喘，持续了319年。陆秀夫背负帝昺投海后，还有十万军民与之赴死，可见德行要比刑赏化民之深。
从“新德”的角度来看，最重要是“为善”。善事不求人知，但求心安，善在于持久累积，才为大家知道；恶出于一事，便可名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讨论过善恶与行政的关系：
欲使见善思齐，足以扬名不朽；闻恶能改，庶得免乎大过。从善则有誉，改过则无咎。[50]
心里要存善念，总要想着与人为善，帮助别人，对于行恶则要时时戒之。善事常为，但不要自我夸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众人自然交口称赞；恶事不可为，行恶难以掩饰，他人看得都很清楚，是自己把自己毁掉了。养德，就是涵养德行，做事做人要踏踏实实，认认真真，不心存侥幸，不自作聪明。“无不知，无不改，以几于无可改，非圣而何？”[51]识过改过，时时进步，日积月累，便能达到道德的乐地。
钱钟书先生曾说，人生很像围城，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其实，在现实中，进和出，总是身不由己的事情，并不是自己便可以作出的选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被进”“被出”，几乎言行和思想也常常被他者决定，无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沿着一条被设计好的轨道，幸运时是前行，不幸时是循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盘旋，找不到一个可以获得心灵自由的出口。
我们面对的，还有无法超越的岁月壁垒，高高耸立在即将成真的梦想之前，不仅无情地剥夺着我们的时光，还隔离着我们的情感和追求。时而让人束手无策，时而又似乎充满希望，在恍兮忽兮中，慢慢变老，回头一看，猛然发觉，任何人都逃脱不了时代的局限，自己所能成就的，不过是那么一点点。
很多时候，就连我们自己的灵魂，都决定不了我们的身体。有时候灵魂很想进去，脚步却在一步一步偏离。所有的爱和恨，本没有距离，关键在于心的取舍。这就像记忆，有时候本该忘掉的，却总是挥之不去；而该珍惜的，却越来越想不起。最后真正让自己平和的，那就是消除嗔痴，不喜不惧，无怨无恨，无悔无毁。唯独如此，人才能彻底走向大明，在超脱中，获得平和；在平和中，体味幸福。
第四节 自信
要坚持志向，出于自信；要成就事业，守于自信。自信，包含了自爱、自信、自律等诸多要求。
一、自爱
“自爱”是和“自尊”联系在一起的：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这句话出于《孟子·离娄上》。自侮，就是不自尊。不自尊者，就动摇了立身的根本，招致他人的侮辱。家庭、家族不自尊者，就破坏内部的和谐，或是被自己亲手毁掉，或是被他人离散。国家不自尊者，就毁坏立国的根基，招致别国的攻伐。商汤要伐夏桀，伊尹就对商汤说：先攻打试一试，看看诸侯的反应。结果商进攻的时候，夏桀就命令九夷等各个部落来共同抵御。商汤只好暂时认错，还像以前那样给夏进献贡物，继续臣服于夏。后来，夏桀暴虐，诸侯叛离，商汤就再次举兵，终于把夏桀灭了。一个国家不自尊自重，他国就很容易地攻伐它。人要自爱，一定要做到自尊自重，不要自取其辱。
自爱，表现为对理想和道义的坚持，古人常常把它与人的淡定、从容联系起来。孔子讲：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52]
一个人的志向在“道”，在正义、正直的事业上，称得上是“士”。坚持理想道义，却以穿破衣烂衫、食粗茶淡饭为耻，这个人对志向的坚持是不能长久的。当不能欣赏自己时，对自己的出身、所处的境地充满了厌恶时，已经是不自爱了。那么，他对于此时所坚持的理想与道义，也就容易生出怀疑之情，生出厌弃之心。
孟子也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3]程颐改为一句诗：“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54]人不能被荣华富贵所诱惑，不能被贫穷困苦所改变，也不能被豪强权势所屈服。立志做学问，确立了对理想道义的追求，若耐不住贫贱困苦，便改变了最初的志向，因为做学术是很清苦的事。能坚持操守，能不慕富贵，要求我们努力寻找心性中淡定从容的一面。陶渊明认为理想的人格是“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55]无论是贫贱还是富贵，都不要改变自己快乐的心境，不要改变自己人生的志向，这才是能自爱的人。
自爱，不仅要爱惜自己的身体，更要爱惜自己的名声和德行。人生在世，德行第一。随着年龄的增加，好朋友是越来越少。孩童时朋友很多，因为是一样的纯真；成年后朋友越来越少，因为很多人内心隐藏得非常深，不再天真纯净，需要别人去了解自己。只有自尊自重，爱护自己，别人才能敬重，才有知己。人生在世，能有真正“知我者”确实不易，若能有恳切真诚的“责我者”，就更弥足珍贵。现实生活中，找表扬容易，找批评太难。人都不再真诚地去批评劝说别人，批评别人要冒很大风险，倒不如虚幻缥缈地表扬几句，一团和气。我不知己，人亦不知我、不责我，人就难看清自己的长处和短处，遮蔽了自新、自知。
自爱，是要培养出浩然之气，孟子说：
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56]
自爱不是自负、自恋。自负是自信过度，自恋是自爱过度，清高自赏，目下无人。孟子讲“自爱”，是充盈着浩然正气、堂堂正正，不卑不亢，从容淡定。
自爱是灵魂的高贵。肉体是我们在现世的栖居之所，而灵魂，则是人最为高贵的心性、尊严、勇气和信念。因为有灵魂，人类才能够用道德、关爱和情感穿越人性的沼泽地，让高尚和尊严托起我们的心，不让它坠入冰窟。寒冷和阳光，无时无刻不在考验我们的灵魂，如果不想让灵魂死亡，那就要迎着温暖、光明的太阳飞翔，穿过所有的阴霾、迷雾和忧伤，在自爱中保持自我的独立。
古人认为通过存诚、慎独、治家、立业来实现独立：
身不妄动，口不妄言，君子所以存诚。
内不欺己，外不欺人，上不欺天，君子所以慎独。
不愧父母，不愧兄弟，不愧妻子，君子所以宜家。
不负国家，不负人民，不负所学，君子所以用世。[57]
心里面没有非分之想，没有贪婪之念；做事合于规矩法度、合于道德修养；言语上尽量缄默，不妄言是非。做事要合理，遇事不宜反应过度。有人向我们言其喜事，我们就要与之同喜；别人有伤感之事，我们也要能与之同悲。身不妄动要“合理”，就是在合于规矩法度之外，还要合乎人情世故。
慎独是一个人在独处安静的时候，直面自我而应如何处理内心冲突。内不欺己，是不要自欺，修身的过程中最怕自欺。一是不要陶醉在过去，二是不要活在未来，努力把现在的事情做好。虚幻缥缈的回忆与想象，最是能消磨人的意志。外不欺人，是不要轻易地说谎话、找借口，生活中可以有善意的谎言，但还是越少越好。人如果总用谎言、借口去文饰的话，心志就难以坚强。人生于世，需要做一些坦诚的事情，才是自尊自重，才是真正的自爱。
宜家，是把家庭管理好，做到“三不愧”：不愧父母，每一个人都是在父母的培养中长大的，身上背负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志向，还有父母的期望、家庭或是家族的期待，这些都不能辜负。不愧于自己的兄弟姐妹，不要辜负所有关心自己的人。不愧妻子，对得起亲人。只有在父母、兄弟姐妹和妻子面前都不愧疚，才是齐家之道。
立业，是自尊自爱的最终着落。如何才能不负所学？要把自我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结合起来，与社会需求联系起来。一个人只有为社会真正创造价值，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不负国家，不负人民，才是真正的不负所学，不负自我的修养，这才是自爱最终的大用处。
二、自信
人一定要有意气，要有青年人般的蓬勃朝气。有的人年龄很成熟，却没有成熟所该具备的气质，言语闪烁其辞，举止也不沉稳镇定，年岁渐增，气质不能有所改进。作为一个成年人，在社会中要独当一面，要成为社会中的骨干、精英，必须修养自己，改换气质，自信是最基础的品质。
做事不自信者，一是因为没有做好准备。有的人和领导、老师聊天，容易紧张，为什么呢？要么心虚，要么是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本来经验不足，加上做事应付，不能细细思索，不去预想可能出现的情况，久而久之，就难以应付复杂的局面，只能居于人后。二是常常感情用事，没有理性精神，行事凭一时冲动，实际上缺少自知、自明。
自信是一个人精气神的体现，是人立于天地间、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马援是东汉名将，他曾说：
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58]
“马革裹尸”的成语，便是由此而来，并成为马援人生的写照。好男儿要做大事，就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有这样奋发的意气。王维曾描写男儿的豪爽意气：“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59]至交一见面，把马拴在垂柳上，上酒楼畅饮，这是年轻人的豪爽。
李白醉酒的感慨是什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60]不是感叹自己怀才不遇，不是自怨自艾，而是对未来充满期待，有大材必将大用的信心。李白，诗写得很好，但缺少政治才华。安史之乱时，他投奔了永王李璘，李璘虽为玄宗之子，却有意独立，被唐肃宗李亨打败，李白作为谋臣被流放。李白豪情放逸，敢于说“天生我材必有用”，敢于说“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61]是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
年轻人要自明、自知、自信，要培养浩荡正气，做事时意气慷慨、天马行空，不被流俗所影响。自信不是自吹自擂，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评价，顾炎武《日知录》中说：“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自小，是自轻自贱、妄自菲薄，不自信。自大，是自吹自擂，自我膨胀。自信是既要知道自己的长处，又要知道自己的不足，能够客观地对待自己。如何培养自信？
第一，要做好准备。为什么有的人上课的时候喜欢坐在后面，坐在角落里，有的人却每次都坐在前面，坐在靠近老师的位置？躲在角落中便是不自信，事先是没有做准备，害怕被老师提问，害怕与老师探讨，这是胆怯。在知识上有储备，心里就有底，面对老师提问能应对自如，有问题讨论时要敢于当众发言，在众说纷纭时，能够站出来把众人的观点汇总，提出最为明白独到的见解。这可以作为日常自信心的训练，做任何事情都要这样敢于往前走，自信心才能稳步培养起来。
第二，能坦诚己见。不自信，有时候是因为不敢讲真话。有的父母严厉，孩子从小便通过撒谎来避免惩罚。成年之后，为人、做事就不能太怯懦，要敢讲真话，讲实在话。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也没有绝对的权威，说话要多讲真话，再就是多用肯定的语气，要斩钉截铁，在言语上要“弃凝滞”。要敢于坦诚己见，敢于提出见解；做事情敢于当机立断，敢于承担责任。
第三，要扬长避短。人的短处、缺点是改不完的，每一个长处的反面就是短处。聪明的人思虑过重，谨慎的人则优柔寡断。扬长避短，把长处尽量发扬出来，不计较短处和缺点，自信心就会逐渐建立起来。一个人容貌丑陋，不要去做那些外表美丽的人的陪衬，要找到自己另外的长处，可以学富五车，可以珠玑文章，天下人都不见他，却在读他的作品。韩非子口吃、扬雄口吃、司马相如也是不善言谈，温庭筠和贺铸貌丑，他们的文章却流传千古，天下人只见其文，不见其口吃。
第四，要面对现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觉得难以探寻事物的真相，渐渐地，便不再像孩子那般好奇，凡事总要问个为什么；也不像少年那样执着，常常为一个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有时甚至面对孩子们的询问，淡淡说一声：长大你就理解了。是我们成熟了，还是我们世故了？是我们习惯了那样。对成年人而言，很多真相既难说明，也没有必要探寻。物理可明，情理难穷，皆因人情世态不断变化，此时非彼时，此处非彼处。知道了怎样？不知道又怎样？是这样如何？是那样又如何？一个人满腔的爱和深情，在另一个人那里，可能是累赘，也可能是笑柄，甚至不值一提。关键是要自己明白：某个问题是自己的，还是所有人的。如果把自己的问题看得比天还大，以致于长戚戚，那就是格局太小，这问题就不成为问题。而比天还大的问题，因为属于所有人，那它便是真正的问题，思考这些问题的人，自然坦荡荡，无所畏惧。
三、自律
要实现志向，更重要的是自律。一是因为不能律己者，必律于人；二是只有律己，才能律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自律在激励自己、砥砺志向、成就事业、树立权威等方面都很重要。
要自律，最关键的是要明晰自己的瑕疵与不足：
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刚恶柔恶，各有所偏，溺焉既深，动辄发见。须自己体察所溺之病，终身在此处克治。[62]
其中的“病”，不是器官、生理方面的病，而是修养之病，是人的不足之处。有的人过于刚强，则失之于粗鲁；有的人过于柔弱，则失之于寡断。这些毛病沉溺过深，成为切身之病，就会在所做的每件事情上、所说的每句话中表现出来，一行动就会发现它已经是他的累赘。要想成就一番事业，一定要体察自己的所溺之病，明晰了这一点，用终身之力之时也要在其处克忍住。
孔子说人最普遍的毛病，是“色、斗、得”：
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63]
饮食男女是人的自然属性，是人之常情，但不能溺于其中，一定要做到有约束。斗狠，也是普遍的人性缺点，血气方刚的壮年人，容易冲动、发脾气，有事因为一时不忍而坏了大事。贪婪，是人的阴暗心理，人都是从开始一点一点地去贪，后来越来越多，最后毁掉自己。要自律，首先要在内心里对自己有所了解，知道自己究竟好什么、要什么、会毁在什么地方？
《礼记·表记》告诫我们该怎么自律：
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惮也，言足信也。
讲明了自律是从一点一滴做起，是从日常小事做起。
不失足于人，做人一定要有道义在，做事一定要很完满。失足，就是被人抓住把柄，一旦被别人掌握把柄，就丢掉了浩然之气。要自律，就要时时刻刻警惕自己，不去做那些不合道义的事情。年轻时不谨慎，没想到自己前途无量，说话做事不注意、交友不慎，为未来发展埋下隐患，十年、二十年以后追悔莫及，要从小处谨慎、从小时谨慎。
不失色于人，色是容色，与人交往时要做到彬彬有礼、谦恭卑和，不能随意，不能傲慢，不能粗暴。真正的君子，对生民怀有仁爱之心，对天下万物抱有谦卑之念，总是在一举手一投足之处，流露出个人修养。我们常说的“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64]君子温润如玉，在于以谦为本。
不失口于人，说话不夸饰，不欺骗，不轻易许诺，言语要平实，要有缄默沉静的功夫。得意时容易忘形，失意时容易口不择言，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不仅伤人，而且伤己。
若能在这三方面严格自律，做到貌足畏、色足惮、言足信，立身堂堂正正，言语平实不欺，就能使人敬畏而不能辱，威信树立而不能欺，自然身正而令于人。因此，自律，是人心性深处的修养，这就需要我们能做到：
世俗烦恼处，要耐得下。世事纷扰处，要闲得下。胸怀牵缠处，要割得下。境地浓艳处，要淡得下。意气忿怒处，要降得下。[65]
世俗的烦恼，是无休无止的人事纷扰、人情烦扰，一定要耐得住诱惑、放得下邪念，随时随地保持坦荡、淡定的心境，把一切牵隔、缠绕都割却于心外。人生在世，难免有琐事缠身，有流言烦恼，这时候就要看个人的修养：究竟是能看破，还是因之乱了心神，定力决定了心性。在风花雪月之所、姹紫嫣红之处，面对五光十色的诱惑，一定要淡定下来，不要轻易地被引诱。在烦恼时、在纷乱时、在闲散时，都要能静下心来，忧郁伤感可以，少刻放松也可以，不要因此分散自己的精力，要有自我约束的精神。无论是烦恼纷扰处，还是热闹繁盛处，都要有自律的功夫。
每一个人都渴望自己能像大海一样开阔，但每一个人也只能面向大海，去感受它的浩瀚。大海只能在我们前方，在我们身旁，而不可能在我们身后。因为大海远比人类博大开阔。无论何时，我们只能被大海所拥有，而不能拥有大海。有时候我们期望成就一番大事业，那就要学着锤炼自己的心胸，拓展自己的视野，让自己的心灵像大海那样谦卑、那样深沉、那样包容、那样灵动。
水低为海，能谦下故能成其深；能深故能成其容；能容故能扬其波，风行其上，自然成文。一个人最可贵的，总是能不断锤炼，提升自己的修养和境界，能够去包容、去理解、去谅解越来越多的人。一个人最可怜的，总是怀抱一根细针，自怜自惜，以致让自己伤痕累累。在被人原谅、被人包容之后，失去了胸怀和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