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激昂的对决
第一分往往非常重要，在温布尔登决赛更是如此。我感觉非常棒，整个早上我觉得自己处于最佳状态；现在，我将在球场上证明自己。费德勒往我的反手位外角发出了一记好球，我奋力将球打了回去，我的回发球比他预计的要更好更深。发完球后他正准备随上，利用身体的前冲惯性为他的回球增加威力，但我的回球打乱了他的步伐，迫使他后退了几步，用后脚撑地，正手在很不舒服的高位单单用手臂的力量回球。虽然他的这记发球很深很难接，但我的回发球比我预料的质量更高，立刻迫使他进行思考与调整。
打破费德勒轻松的击球节奏，将他逼入绝境——这就是我对阵费德勒时必须一直奉行的策略。五年前在迈阿密我第一次和费德勒比赛时，托尼叔叔就是这么嘱咐我的。“费德勒比你更具天赋，创造和把握制胜分的能力远远在你之上，因此，你必须时时刻刻向他施加压力，迫使他在能力极限的情况下击球。”尽管在迈阿密我们的首次交锋中，我以两个6:3获得胜利，但托尼是对的。费德勒的发球比我好，网前截击比我好，他的正手或许比我的正手更具威力，而他的反手切削和场上的位置感也更加优秀。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五年来[18]他一直是世界头号选手的原因，而我只能连续三年屈居世界第二。而且，费德勒缔造了温网五连冠的伟业，在这里他呼风唤雨、所向披靡。我知道如果我希望获得冠军，那我必须在精神层面战胜他。与费德勒对阵，我的策略就是永不放弃，从第一分到最后一分都全力以赴，将他拖垮。
费德勒将我那记令他很狼狈的回发球击回我的反手位，我再将球击回他的反手位——从一开始我就坚定不移地执行比赛计划——但他侧身一让，以正手进行回击。不过，现在我站在场地中央，占据了主动，他必须将球打得角度更大一些。他以正手将球回到我的反手位，但这是个浅球，我迎步上前，笔直地将球回到底线深处，迫使他没有时间侧身避开反手位。费德勒以对角斜线把球回到我的正手位，我的制胜分机会来了。他以为我会继续攻击他的反手，我却把球击到他正手位的角落。球刚好落在线内，又高又斜地弹起，他只能望球兴叹。
以这种方式取得第一分的胜利为你带来自信。你觉得在这片场地上如鱼得水，你可以掌控球的走向，而不是被球牵着走。这一分的七拍球我牢牢掌握了主动。我的心情平静下来，我的精神非常协调，而不是在拖累我。这就是在温布尔登决赛开局时你需要做到的。
关于温布尔登有件趣事：这里是神圣的网球殿堂，是我最寄予厚望的赛事，而这里也是最能让我有家庭归属感的地方。我住的不是宽敞的酒店套房——有时赛事组织安排我住的地方让我哑然失笑，那些套房是那么奢华而无谓——我住的是全英俱乐部对面一幢租来的普通的房子，朴素无华但地方很大——有三层楼——我的家人、团队和朋友可以住在一起，或聚在一起吃饭。这种感觉是我在其他赛事所无法体验到的。我们不需要分开住在酒店的房间里，可以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我不需要乘坐赛事的官方车辆大老远地跑到比赛场地，从住所出发步行两分钟就到了。住在一幢房子里意味着我们得自己买菜做饭。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去当地的超市买几样我百吃不厌的东西，例如：果仁巧克力、薯片和橄榄。我不是健康饮食的榜样，至少不是职业运动员的榜样。我和普通人一样吃饭，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特别喜欢吃橄榄，比起巧克力和薯片，橄榄我百吃不腻。但我的问题是，我吃东西不知道节制。我妈妈老是提醒我小时候的一桩糗事：我躲在碗橱里，偷吃了一大缸橄榄，都把我吃吐了，病了好几天。那一次的经历并没有改变我对橄榄的喜爱。我渴望吃到橄榄，如果到了某个地方我买不到橄榄，我就会闷闷不乐。
温布尔登有橄榄卖，但我必须特别注意购物的时机。如果我在超市购物高峰期去买东西，我可能会被球迷包围索要签名。这是作为网球运动员所必须面对的状况。我努力做到优雅礼貌地给球迷签名。我不懂得拒绝向我索要签名的人，即使对那些没有礼貌的人也一样，那些人生硬地将一张纸递到我面前，连“劳驾”都不说一声。我会给他们签名，但绝不报以微笑。因此，在温布尔登去超市购物虽然是很愉快的消遣，可以消除比赛带来的紧张压力，却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可以不受打扰，安心购物的地方——我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的地方——只有我的家乡马纳卡。
温布尔登和马纳卡的相似之处，在于我们可以住在同一幢房子里；而且我只要走一小段路就可以到达球场，这让我想起四岁时开始打网球的情景。我们住在马纳卡镇网球俱乐部对面的公寓里，我只需要走过马路就可以在托尼叔叔的指导下打球，他是俱乐部的教练。
马纳卡镇只有四万人，因此你可以想象网球俱乐部会是什么样子。这里地方不大，所有的球场都是土场，俱乐部有一个很大餐厅，露台俯瞰着各个球场，全部都是红土。那一天我和托尼叔叔指导的六七个孩子一起打球，我对网球一见钟情。那时候我是个狂热的小足球迷，父母一让我出去玩我就会跑到街头和朋友们踢足球，我觉得任何球类运动都很好玩。我最喜欢的是足球，我喜欢成为球队的一分子。托尼叔叔说一开始我觉得网球很无聊，但那时和一群孩子打球对我的帮助很大。而这正是促使后来一系列事情发生的契机。如果当时只有我和叔叔两人，或许我的网球兴趣就被扼杀了。直到十三岁时，我才知道我将会选择网球作为未来的职业，托尼叔叔正式成为我的专职教练。
从一开始托尼叔叔就对我非常严厉，比对其他孩子更加严厉。他对我的期许很高，给我施加了莫大的压力。他的话很难听，他总是在大吼大叫，把我吓得够呛——特别是当别的孩子没有来上课，只剩下我和他独处的时候。如果我来到俱乐部，发现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时，我的心情会顿时沉到谷底。米盖尔·安吉尔·穆纳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那时他每周去两到三次，而我得去四到五次。我们在学校午休的时候去训练，从一点十五分打到两点三十分，有时放学后也得训练，如果我不用进行足球训练的话。米盖尔·安吉尔说如果有时候托尼叔叔发现我在球场上走神了，他会狠狠地朝我扔球，这不是在打我，而是在吓唬我，让我专心训练。米盖尔·安吉尔说那个年纪的孩子都会走神，但托尼叔叔唯独不允许我走神。每次训练后，我总是被安排捡球和打扫球场。如果有人以为托尼叔叔会对我偏心，那他就想错了。恰恰相反，米盖尔·安吉尔说他对我特别严格。他对其他人一视同仁，唯独对我特别不留情面，因为我是他的侄子。
另一方面，他总是鼓励我在网球场上独立思考。新闻媒体有报道说托尼叔叔强迫我成为左撇子球手，而他这么做是因为成为左撇子选手能让我在比赛中获得优势。其实这件事纯属子虚乌有，是媒体杜撰出来的故事。事实上，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打球，那时我没有力气把球打过网，无论是正手反手我都得双手握拍。有一天，托尼叔叔对我说：“职业网球选手里没有双手握拍的，我们不能成为第一批双手握拍的选手，所以你得改变握拍。”我改了过来，自然而然地成了左撇子选手。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因为我写字用右手，打篮球和高尔夫球——包括飞镖——用的也是右手。但我用左脚踢球，我的左脚比右脚更强壮有力，大家都说这对我的双反很有帮助，或许他们是对的。我能左右开弓，这的确要比大部分球员更有优势，特别是在底线击球上，我的击球力量更大，威力更足。但这根本不是托尼灵光一闪设计出来的结果。如果有人以为托尼可以迫使我以违背天性的方式打球，那他们就想错了。
但托尼对我的确非常严厉。我妈妈还记得我小时候训练结束回家总是哭哭啼啼的。她会想方设法套我的话，但我总是保持沉默。有一次我告诉她托尼叔叔总是骂我是一个“妈宝男孩”时，这件事深深刺痛了她，但我恳求她不要责怪托尼叔叔，因为那只会令事情更加糟糕。
托尼从不放松对我的要求，而当我七岁开始参加比赛后，他变得更加严厉。有一天天气很热，我去打比赛，却忘了带上水瓶。他原本可以帮我买一瓶水，但他就是不买。他说这样可以让我学会承担责任。为什么我不反抗？因为我喜欢打网球，而当我开始赢球时，我更加热爱网球。而且我是个听话温顺的孩子，我妈妈说我太容易受人摆布，或许是这样，但如果我不热爱网球，我将无法忍受托尼叔叔的严格要求。我爱他，我仍然爱他，并会一直爱他，我信任他，我知道他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好。
我那么相信托尼叔叔，有好几年我相信他对我讲的那些自我吹嘘的离奇故事：他说他曾是叱咤风云的体坛巨星，赢过环法自行车赛冠军，曾是意大利的足球明星。我毫不怀疑他所说的话，小时候我甚至相信他有超能力。直到九岁之前我一直相信他是个魔术师，能让自己隐身消失。在家庭聚会时，我父亲和祖父会和他一起捉弄我，假装看不见他，所以我一直以为只有我才能看见他。托尼叔叔甚至让我相信他可以呼风唤雨。
在我七岁的时候，有一天我的比赛对手是个十二岁大的孩子。我们都知道胜利的希望很渺茫，所以托尼叔叔在赛前告诉我，如果我落后0:5，他将让天下雨，然后比赛就会取消。嗯，我觉得他对我失去信心未免太早了一些，因为我0:3落后的时候雨就开始下了，接下来我赢了接下来的两局，突然间对赢球充满了信心。2:3换边的时候我跑到叔叔那里，对他说：“我想你可以让雨停了。我觉得我能打赢那个家伙。”几局过后，雨真的停了，最后，我以7:5失利。直到两年之后，我才不再以为叔叔真的可以呼风唤雨。
虽然我和托尼叔叔在训练时气氛总是很沉重严肃，但也有开心和不可思议的时候。我们一起取得了成功。如果不是那一天他让我体验到比赛没水喝的滋味，如果在一群学习网球的孩子中他不对我格外严格，如果他不对我施加种种不公和虐待，压迫得我伤心哭泣，或许我将不会成为今天的我。他总是强调忍耐的重要性，“忍耐，忍受比赛中所发生的一切，学会克服软弱与痛楚，将自己推到崩溃的临界点，但永不屈服。如果你不学会这一课，你将永远无法成为顶尖的网球选手。”这就是他对我的教诲。
我总是在压抑心中的愤怒。“为什么总是我在训练后打扫场地，而别的孩子不用？”我会问自己，“为什么我要比其他人捡更多的球？为什么我把球打出界时他要冲我大吼大叫？”但我学会了将愤怒压在心底，不抱怨自己遭受的不公待遇，而是接受它，与之共存。是的，有时托尼叔叔做得有点过分，但他的方式对我很奏效。从一开始，每一次训练他对我施加的压力让我在今天可以面对比赛中的种种困难，学会自我控制而不至于崩溃。托尼叔叔所做的一切将我塑造成为一名斗士，成为人们眼中看到的球场上的我。
不过，最终支撑我比赛的，是我的品格和我的处世之道，这些来自我的父亲和母亲。托尼叔叔一直要求我养成良好的球风，做好榜样，不在生气的时候摔拍子，而我也的确从未摔过拍子。但是——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良好的家风，或许我根本不会听从托尼叔叔的话。我的父母对我有很多要求。他们教会我饭桌上的礼仪——“嘴里吃东西的时候不能说话”、“坐姿要挺直”——对每个人要客气礼貌——遇到人要说“早上好”或“下午好”，要和每个人握手。我的父母和托尼叔叔总是说，网球其实并不重要，他们最大的心愿是我能成为一个“好人”。我妈妈说如果我不能成为“好人”，如果我行事作风像个任性的小孩，她仍然会爱我，但她会羞于和我一起旅行，观看我打比赛。从小时候他们就对我耳提面命，教导我要尊敬每个人。我们的球队每次输球，父亲都会坚持让我祝贺对方的球员，我得挨个说：“大伙儿做得好，你们踢得很棒。”我不喜欢这么做，我们输球时我感觉心情糟透了。我说出那番话的时候他们一定看得出我根本口不对心。但我知道如果我不遵从父亲命令的话，我会有大麻烦，所以我还是照做了，并从此养成了习惯。我会自然而然地恭喜打败我的对手，即使是我赢了，如果他打得很出色，我也会赞扬他。
在童年，我的家庭生活是那么温馨快乐，或许这就是我可以忍受托尼叔叔对我苛刻要求的原因，在温馨和严厉间取得了平衡，因为最重要的是，我的父母给予了我奇妙的安全感。我的父亲塞巴斯蒂安在五个孩子中排行老大，而我则是第一个孙子。打出世以来，我的爷爷奶奶、三个叔叔和姑姑对我特别疼爱，那时他们还没有自己的孩子。他们说我是家族的吉祥物，他们“最喜爱的玩具”。我父亲说，我才十五天大的时候，他和妈妈就让我在爷爷家过夜，当时叔叔和姑姑还住在那里。在婴幼儿时期和后来两三岁大的时候，他们就带我去酒吧和朋友聚会、聊天、打牌、玩桌球或打乒乓球。和一帮大人在一起对我来说成为最自然不过的事情，那些时光给我留下了许多无法忘怀的温馨回忆。我的姑姑玛丽莲是我的教母，她带我去克里斯托港的海滩，那里离马纳卡只有十分钟的车程。我就躺在她的肚子上，在阳光下打盹。我和叔叔们在公寓的走廊或车库里踢球。米盖尔·安吉尔叔叔是个职业足球运动员，他为马洛卡队效力，后来转会巴塞罗那，还进过西班牙国家队。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带我到足球场看他比赛。托尼叔叔总是长篇累牍地告诉我那些体育巨星童年的时候都特别苦，在克服了种种黑暗的阴影之后才登上巅峰，但我的童年非常快乐，就像童话一样。
有一点我和那些体育成功人士一样，那就是对胜负非常执着。从小我就不喜欢失败：无论是打牌还是车库里的迷你足球赛。如果我输了我就会大发雷霆；到现在仍是这样。几年前和家里人打牌时我输了，我气急败坏，怀疑他们做了手脚，现在我觉得当时我真是有点太过分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性格。或许这源自从小就看着几个叔叔在酒吧里和朋友打桌球比赛。他们也觉得十分惊奇，我平时是那么温顺，但只要有比赛，我就会变成一头小怪物。
另一方面，对于成功的渴求——我知道只有努力才能实现理想——绝对与我的家庭有关。我的母亲娘家在马纳卡经营家具生意，家具制造业一直是马纳卡的经济支柱。我的曾姥爷在姥爷才十岁时就去世了。姥爷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家族的手艺，成长为杰出的家具工匠。在母亲的家里，我们还保留着一个做工格外精美的抽屉箱，是姥爷亲自打造的。姥爷告诉我1970年时，马洛卡和邻近巴里阿利群岛的伊比萨岛与梅诺卡岛总共制造了两千张睡床，其中有一半就是在他的车间里生产的。我的一个舅舅，他是我的教父，现在经营着家具生意。
在遗传上，我父亲的家族对我的影响更加明显。我们家族并不都是体育迷，我的爷爷也叫拉菲尔，他是个音乐家。有个故事他向我们讲述过很多遍，这个故事揭示了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多么执着而勤奋的人。那时他才十六岁——现在他已经八十多岁，但精神矍铄，仍在从事教小孩子歌剧的工作——他在镇里成立了一个合唱团，并担任指挥。那是一个严肃的合唱团，在他十九岁的时候，当时新创建的马洛卡交响乐团的团长——当时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登门拜访并询问他能不能让合唱团到马洛卡岛的首府帕尔马表演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当时正值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不久，整个国家非常贫穷。这个想法似乎遥不可及，而且合唱团的八十四名成员中只有六人懂得看五线谱，其他人都是业余爱好者。但爷爷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他们每天进行排练，足足进行了六个半月，他说：“那一天马洛卡人第一次在剧院里听到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现场演出。”如他所说，这一天被载入了马洛卡岛的史册。如果没有爷爷的坚持，这件事情原本不会发生，当时他才十九岁。
我想，或许爷爷会有点失望，他的五个孩子没有一个继承了他的音乐天赋，或许还会有点惊奇，因为其中三个孩子拥有运动天赋，不过，我父亲不在其中。他是个商人，拥有经商的头脑和天分，不只是为了挣钱，更是因为经商带给他快乐。他热衷于交易，创建公司，创造就业。他总是这样。
十六岁的夏天，父亲在马纳卡附近的海滨度假胜地克里斯托港开了一家酒吧，并组织音乐演出招揽生意，用挣到的钱买了第一辆摩托车。十九岁的时候，父亲发现了二手汽车生意的商机。他发现经纪在处理汽车过户手续时收费特别昂贵，于是他决定以优惠的价格提供汽车过户服务。他曾在银行上过班，但很快就觉得厌烦，通过爷爷的一个朋友——那个人不仅是个音乐家，而且是个房地产老板——开始在马纳卡经营玻璃制造生意，为窗户、餐桌和房门提供玻璃。在马洛卡旅游业的带动下，玻璃生意做得很红火。两年后，父亲申请了一笔贷款，让托尼叔叔当他的合伙人，买下了公司。托尼叔叔对做生意既没有天分也没有兴趣，所以父亲包办了一切工作，让托尼叔叔得以全身心投入网球教练的工作。今天我父亲还是和以前一样忙碌。他仍在从事玻璃制造业，并涉足房地产业，帮我进行了许多获利丰厚的投资。感谢我的好运和我的人脉关系，现在父亲的生意规模又上了一个台阶，成为国际化的产业。虽然我们不需要再为金钱烦恼，但他仍在工作，不仅是为了我，同时也是因为他乐在其中。他从不停息，他喜欢接受新的挑战，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家里人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
我那三个喜欢运动的叔叔分别是：托尼叔叔，当教练之前曾经是职业网球运动员；拉菲尔叔叔，在马洛卡足球联赛踢了几年球；米盖尔·安吉尔叔叔，他是顶尖的足球运动员。十九岁的时候他就成为西班牙甲级联赛马洛卡队的签约球员。签约的那天（我父亲担任他的经纪人）我刚好出世，那是1986年6月3日。米盖尔·安吉尔叔叔高大健壮，而且非常聪明，技术全面，是出色的后卫和中场球员，而且还进了不少球。那些惊诧于我的身体条件、勤奋态度或坚韧毅力的人应该去了解一下米盖尔·安吉尔叔叔：他在最高水平的职业足球界征战到三十八岁。他为西班牙国家队效力了六十二场比赛，为巴塞罗那队踢了八个赛季总共三百多场球，获得五次联赛冠军，并赢得了俱乐部球队的最高荣誉：欧洲冠军杯。我经常去看他比赛，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十岁那年，他带我去巴塞罗那的诺坎普球场，欧洲最大的球场。在正式训练结束之后，我和几个球队的球员一起踢球。那天我穿上了巴塞罗那的球衣，因为这件事我的家里人取笑了我老长一段时间，因为虽然我非常喜欢米盖尔·安吉尔叔叔，但我一直是，以后也会是皇家马德里的球迷。众所周知，皇马和巴萨是不共戴天的死对头。为什么我是皇马的球迷？很简单，因为我父亲就是皇马的球迷，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他的影响对我有多大。
我能有今时今日，离不开家里每个人的帮助和影响。米盖尔·安吉尔叔叔让我有幸了解到成为职业运动员将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在马洛卡他是家喻户晓的明星。他和前世界头号选手网球运动员卡洛斯·莫亚[19]都是马洛卡岛的骄傲。米盖尔叔叔是我的好榜样。他让我了解到以后的生活：他名利双收，在媒体上频频露面，无论去哪儿都受到包围和欢呼，但他从不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他觉得自己并配不上他所受到的恭维——他一直是个谦逊直率的人。由于他是我的叔叔，我从小就学会了如何正确看待名声，到了我自己成为名人的时候，我学会了脚踏实地做人。从早年开始，托尼叔叔和我的父母就教导我要做个谦逊的人，而米盖尔·安吉尔叔叔则是生命中活生生的榜样，巩固了我的品行。我懂得了生活中所得到的一切不在于我是“谁”，而在于我做了“什么”。二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别人眼中看到的拉法·纳达尔是战无不胜的网球选手，而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无论我成名与否，我将怎样进行自己的生活。米盖尔·安吉尔叔叔对于我的家人同样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成名让我的家人适应了我的成名，能以轻松自然的态度淡然处之，没有米盖尔·安吉尔叔叔，情况或许会很不一样。
米盖尔·安吉尔叔叔现在是西班牙甲级联赛马洛卡足球俱乐部的助理教练。他对我说，有的人出名后家人也跟着鸡犬升天，变得自以为是。他说除了他做的那些事情之外，我的父母和托尼叔叔才是让我做好准备，避开成名之后的陷阱的功臣；而且他表扬我有聆听教诲的智慧。米盖尔·安吉尔还认为我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我所取得的成就的高度。或许他是对的，可能情况真的就是这样。
如果当初我选择了足球作为我的职业而不是网球，情况或许将完全不同。在马洛卡所有的孩子都踢足球，无论他们是否来自足球运动世家。我非常重视足球。在运动生涯的早年，米盖尔·安吉尔叔叔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当第二天有比赛时，我会在晚上对他说：“走啊，我们得去训练了！明天我们一定要赢球哦！”那时我才四岁，晚上十点钟的时候我会非常严肃地拉着他和拉菲尔叔叔到楼下车库里跑步，有时也会踢一踢球。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很天真，但我已经认识到认真的准备对于竞技体育胜利的重要性。我坚信一个道理：那就是付出与收获是成正比的。
从小到大我都一直喜欢足球，现在仍然很喜欢。即使我在澳大利亚或曼谷打比赛，如果有电视转播皇家马德里的重要比赛，即使是凌晨五点，我也会醒来观看比赛——就算当天晚些时候我有比赛要打也一样。如果需要的话，我会依照足球比赛的时间安排我的训练日程。我是个狂热的球迷。我的教父记得在我四岁的时候，他给我看西班牙甲级联赛各支球队的队徽，而令他惊讶的是，我能正确地说出每个队徽所代表的球队的名字。和我的叔叔们踢球时，即使只是车库里的迷你足球赛，如果我输了我也会非常生气。我一踢球就踢个没完。拉菲尔叔叔还记得，有时候星期五晚上我住在他家里，第二天早上九点半就会把他叫醒，央求他和我踢球，而他直到凌晨五点才睡觉，这些经历至今仍令他头疼。我总是能把他叫醒，那时他恨透了我，却无法拒绝我踢球的热诚。如今，我的报应来了。我是十三个堂兄弟姐妹的老大，弟弟妹妹们会在我夜出晚归睡意正酣的时候把我叫醒。我总是会起床，因为我喜欢和孩子们踢球，而且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孩提时我是那么严肃认真地对待足球，在我七岁加入马纳卡儿童足球队参加儿童足球联赛之后更是如此。
爸爸和米盖尔·安吉尔叔叔总是告诉我每次踢完比赛我总会认真地观看比赛录像，就像叔叔参加完甲级联赛比赛后一样。我会和他们检讨我在场上的失误，当然也会分享进球的喜悦。我是场上的左边锋，进的球还不少（一个赛季大概有五十个吧），虽然我是队里最小的球员，比他们小了一岁。我们每天都会训练，在比赛的前晚我会特别紧张。早上六点钟我就醒了，认真思考着比赛，做好精神上的准备。比赛前为了平复心情，我会洗鞋擦鞋，我妈妈和妹妹想起这件事还觉得好笑。她们说在与运动有关的事情上，是一个很有纪律很有条理的人，但在其他任何事情上却非常散漫邋遢。她们说得没错。我的房间总是乱糟糟的——外出住酒店时的房间也一样——我总是丢三落四。我的全副精力都放在了比赛上。在重大比赛之前，我会在脑海里想象着比赛场面，幻想着我进球得分或给队友传球。我会在房间里做伸展运动，我的赛前准备和现在进行网球比赛前一样认真充分。现在回想起来或许很好笑，但当时比赛对我而言就是一切。最开始的时候足球比网球更加重要，因为那时跟随托尼叔叔的训练很苦，而且他让我知道自己将成为职业运动员。当时我的梦想和西班牙同龄人一样，就是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虽然从七岁起我已经开始打网球比赛，而且打得还不错，但足球比赛总是令我更加紧张。我想这是因为在足球比赛中我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战；我感觉得到为了队友而背负的责任感。
我总是相信自己的球队可以赢球，甚至到了盲目的地步，即使毫无取胜的把握。我的叔叔们对我说我总是比队友们更加乐观，有时我们在比赛中落后0:5，中场休息在更衣室里我会鼓励大家：“我们不能放弃！我们还能扳回来！”有一次在帕尔马我们以0:6大败，回家的路上我说：“没关系。我们回到主场比赛肯定会赢的。”
不过我们赢球还是多于输球。我对许多场比赛印象仍非常深刻，特别是赢得巴里阿利群岛冠军的那个赛季，那时我十一岁。对马洛卡队的那场比赛至关重要，那是一支来自马洛卡首府的强队。上半场我们落后0:1，但最后以2:1反败为胜。一个点球决定了最后的胜负。当时我闯入禁区，对方球员在球门线上手球犯规。本来应该由我主罚点球，因为我是队里的头号得分手，但我没有勇气去踢这个点球。如果你看到我在温布尔登决赛里的表现，你可能会很惊讶为什么当时我会那么胆小。我一直在努力培养自己的意志品质，但在当时，点球的责任压垮了我。幸运的是，我的队友得分了。赢得那个冠军对我而言和赢得网球大满贯冠军一样开心。或许这听起来很奇怪，但这两者其实差不多。当时它是我最渴望获得的荣誉，虽然那只是一个小小的舞台，但它带来的兴奋和胜利的美妙感觉同样那么强烈。
我觉得在竞技体育中获胜是人生中最令人兴奋的事情，无论是哪种运动或何种级别。再没有任何别的感觉能那么强烈与快乐。你对胜利的渴望越大，成功的喜悦就越甜美。
八岁时我赢得了巴里阿利群岛十二岁以下儿童组的冠军，那是我第一次品尝到网球比赛胜利的快乐。时至今日，那次经历仍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胜利之一。我比同一组别的球员小了四岁，那些比我大的孩子似乎都那么高大强壮，遥不可及，所以我参加比赛时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会赢。在那时之前我只赢过一项赛事的冠军，对手都是同龄的孩子。我在托尼叔叔的指导下训练了一年多，每天一个半小时，每周训练五天。我知道别的孩子训练肯定没有我刻苦，也没有像托尼叔叔那么严格的教练。我觉得在托尼叔叔的帮助下，我比别的孩子在网球上有更深刻的理解。那给了我优势，或许现在仍是这样。
如果你观看世界排名第十的选手和排名第五百的选手一起训练，你未必分辨得出哪一个排名更高。在没有比赛压力的情况下，他们的动作和击球都差不多。但打网球并不只是在于击出好球，而是在于作出正确的选择，在于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放小球或大力击球，打出高球或打出深球，该打下旋球、上旋球或平击球，以及应该把球回到场上的哪个位置。从我很小的时候托尼叔叔就让我思考网球的基本战术。如果我打得不好，托尼叔叔会问：“你哪个地方做错了？”我们会进行讨论，不厌其烦地分析我的失误在哪里。托尼叔叔并没有把我培养成他的傀儡，而是一直鼓励我独立思考。托尼说在网球比赛中你需要非常快速地处理大量信息；你必须比你的对手头脑更清醒才能取得胜利，而要做到头脑清醒，你必须保持冷静。
托尼叔叔总是把我推到极限，以这种方式培养我的意志力，这一做法在我首次参加十二岁以下儿童网球赛四分之一决赛时就显现了效果。那场比赛我的对手比我大三岁，是冠军的大热门。前三局我一分未得，但最后横扫两盘取胜。决赛我也是以直落两盘获得胜利，那个奖杯我还保存在家里，和转为职业球员后赢得的各个奖杯并排放在一起。
这次胜利的意义非常重要，因为那是后来一切事情的起点。不过这次比赛其实规模很小。决赛在马洛卡岛旁边的伊比萨岛举行，现场只有五十人——大部分都是我的家人。我记得我获胜时他们很高兴，但并非欣喜若狂。赛后我们没有狂欢庆祝：那不是我们的作风。网球也好，其他运动也好，有的父母（尤其是父亲）为了野心而让孩子参赛。可能托尼叔叔也是这样，但父亲的平和态度与他对我获得成功的热烈渴望形成了互补。有的父母由于自己的梦想受到了挫折，希望通过孩子的成功获得补偿，但父亲不是那样的人。每个周末他开车载我到马洛卡岛参加比赛——我一直对他心存感激——他会待在那里看我打球，不是因为他希望我成为体育明星，而是因为他希望我能开心。那时他从未想过我能成为职业网球选手，并取得现在的成就。
童年时有一件事父亲和我都还记得，这件事体现了他对我的态度以及我对网球的态度是多么地不同。我赢得巴里阿利群岛冠军两年后的九月份，暑假刚刚过完。八月份我和朋友玩得特别开心，钓鱼、到海里游泳、踢沙滩足球，训练都耽误了。然后我参加了在帕尔马的比赛。和往常一样父亲开车送我去赛场，我输了球。我记得比分是两个6:3，原本我可以战胜他的。回家的路上我坐在车里一言不发。父亲从未见过我如此沮丧，试着哄我开心。他说：“别这样，没什么大不了的。别生气了，你不能老是赢球的。”我什么也没说。他的话根本改变不了我的情绪。于是他继续说道：“你暑假和朋友们玩得很开心啊。这不是很高兴的事情吗？你不可能面面俱到。你不能成为网球的奴隶。”他以为他所说的话能抚慰我的心灵，而我却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吓了他一跳，因为我从来都不哭。他继续说道：“怎么了？你暑假玩得那么开心，还不够吗？”“很开心，爸爸，”我回答，“但那些开心根本弥补不了我现在的伤心，我不想再像今天这么难过了。”
直到今天父亲仍在复述那番话，他仍然很惊讶当时我那么小就会说出那么感性而有见地的话。他觉得那次我们在车里的交流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刻，在那一天他对儿子的了解改变了，而我对人生目标的理解也改变了。我发现我无法忍受对自己的失望，无法忍受由于自己没有尽最大的努力而导致失败。父亲没有直接开车回家，而是带我到海边的一家餐馆吃饭，点了我最喜欢吃的炸虾。吃饭时我们不怎么说话，但彼此心照不宣。已经说出的那番话将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塑造我的品性，对我产生深刻的影响。
十一年后，2007年，我在温布尔登决赛中输给了费德勒，再一次体验到绝望的滋味。我流着眼泪，心想，“我不想再有这种感觉了！”这个想法在2008这场比赛开始的时候又回来了，但这一次我的心情更加冷静，更富有建设性。
从费德勒的发球局拿下第一分，而且赢得非常干脆利落，是过去十二个月来我心中的创伤得以抚平的第一步。但第二分经过一番底线拉锯后，我求胜心切，正手击球离奇出界，比分回到了均势。这就是网球。你得到漂亮的一分，在经过漫长艰苦的拉锯之后打出一记好球得分，这一优势却被我的失误白白断送了，这两分相对于最终的比分，其重要程度其实是一样的。这就是意志力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原因，也是冠军和亚军之间的区别。你必须将这个失误立刻抛诸脑后，不能再想着它。你必须从赢下第一分中汲取力量，一心只想着接下来应该怎么打。
问题是，很快费德勒就展现出作为世界头号选手所具备的实力。他以一记快如子弹的反手对角斜线、一记正手直线和一记ACE赢下了第一局。我回到场边座位上，心情更加冷静，意志更加坚定，因为这一局使我明白这场球将不会像二十八天前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决赛那么轻松。[20]我也清楚意识到费德勒的发球到了草地更加如鱼得水，这是我望尘莫及的优势。
在这一局我的比分定格在15[21]，但我的内心仍获得安慰，坚定了我对胜利的信念。尽管前五分我只得了一分，但每一分都经过漫长的拉锯，而每一拍我都打得很好，他的发球分保得很辛苦。现在我的劣势是我得追赶落后的局分，这种情况可能会贯穿本盘的始终。
比赛的情况要比我想象的更好。我的比赛计划是，发球时攻击他的反手外角，在第二局我的每一个发球都坚决地贯彻这个计划，基本上整场比赛的发球分我都这么做。那一局的第四分鼓励了我将计划执行到底的决心。我把球发向他的反手，他打出一记高而飘的切削回球，我再一次把球深深地打回他的反手，然后再一拍，接着再来一拍，我的上旋球高而深地瞄准了他的反手，把他难受地钉在那里。连续四拍球都以同样的方式让他以反手在高位击球。费德勒没有选择，只能一次次地将球切回球场的中央，我有充分的时间到位将球击回到我希望的落点。如果我把球回给他的正手，他或许将会冒险打出一记更平更有力的回球，让我失去对场上局势的控制。我牢牢掌握着主动，最后他失去了耐心，打出一记反手抽球，球高高飞出了界外。我不可能以这种方式赢下每一分，但这一分给了我明确的信号，我将坚定不移地执行赛前制订的计划。
下一局我破发成功，在通往决赛的六场比赛中，费德勒只丢过两个发球局，而这将是第三个。我攻击他的正手位外角得到一分，而其他三分都牢牢地控制着他的反手，迫使他出现了三次失误。现在我以2:1领先，轮到我的发球局。现在我在气势上占据了优势，而这往往意味着你比对手打得更出色，因为你的头脑更加清晰。我对自己很满意，但并没有因此洋洋自得，比赛还很长，如果我现在就幻想着胜利，幻想着电影中幸福结局的画面，那无异于是自杀。我要做的，就是保持专注，以我的行动与姿态让费德勒知道我将每分必争。如果他想击败我，那他必须每一分都打得非常非常出色，他不仅得拿出自己的最佳状态，而且得保持很长一段时间。现在我的目标是迫使他相信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将会是一场煎熬。
费德勒知道我在想什么，他没有再丢过发球局，但为时已晚。一直到首盘结束我们都打出了最佳水平，我保住了所有的发球局，第一盘以6:4获胜。
托尼叔叔
如果你问托尼·纳达尔他在侄子纳达尔离开温布尔登更衣室进行2008年那场决赛前说了些什么，他会告诉你：“我告诉他，要战斗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如果你问他为什么拉法能成为世界头号网球选手，他会回答：“意志决定一切。你必须比你的对手态度更加坚定，对胜利更加渴求，在比赛中更加顽强。”如果你问在拉法忍受伤痛折磨，几乎无法继续比赛的时候他说了些什么，他的回答会是：“我对他说，‘你现在有两条路走：告诉自己你所拥有的已经足够了，那我们就退役；或者，你做好受伤痛折磨的准备，继续奋斗下去。你的选择无非就是忍耐或者放弃。’”
从纳达尔很小的时候开始，托尼就不断地向他灌输“忍耐”的重要性。西班牙人或马洛卡人信奉的是享乐的原则，与“忍耐”这一斯巴达式的生命哲学显得格格不入。托尼让人觉得他像个老式的西班牙人，似乎是十六世纪西班牙征服者赫南·科蒂斯的后裔，赫南·科蒂斯带着一支不足百人的部队在墨西哥登陆。他把船全部烧掉，以示无路可退背水一战的决心，他们克服了艰苦的条件和重重困难，战胜了阿兹台克帝国[22]，为西班牙国王夺取了无尽的财宝和广袤的土地。
托尼体格壮硕，皮肤黝黑，双腿结实有力，长得很像古时的西班牙征服者。他的眼神冷漠坚定，说话直接，从不刻意奉承讨好身边的人。他为人和蔼：在家人眼中，有陌生人找他要比赛的门票时，他会慷慨地满足他们的要求；如果有记者采访他，他也不会拒绝。和身边最亲近的人在一起时，他的忠诚无可质疑，但他会变得喜怒无常，态度粗暴喜欢抱怨吵架。纳达尔家族并没有因此而疏远他，卡洛斯·科斯塔和纳达尔家族非常熟络，他说：“托尼是纳达尔家族的异数。”托尼比他的几个兄弟更加暴躁执拗，喜欢说教，非常固执，随时准备和人吵架。
其实和外表看上去很不一样，托尼并不像一个西班牙征服者那么专断独行。曾有体育媒体报道说，如果没有托尼的指导，拉法将不会取得任何成就。但事实上，托尼和纳达尔彼此相互依存，以自己的长处弥补对方的短处，可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托尼曾梦想自己能成为网球冠军。年轻的时候他是个优秀的球手，被公认为马洛卡最出色的球员之一。他还曾经是马洛卡岛的乒乓球头号选手，而且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象棋选手。他的身体条件出众，头脑也很聪明，但当他成为职业网球选手，离开家乡到西班牙本土征战时，他发现虽然他的球技发挥稳定，但他缺少了痛下杀手的狠劲。日后在他执教时，他不遗余力地培养弟子愿意冒险得分的意志品质。别的教练总是强调稳定控球，而他则指导他的学员和侄子要打出有侵略性的制胜分。托尼曾经引用过高尔夫球手杰克·尼克劳斯[23]在教练录像中对年轻选手说过的话：“一开始时，把球击得远一点，然后我们再想办法把球打进洞里。”托尼铭记着这一教诲，从纳达尔四岁开始他就指导说：“一开始时，把球打得狠一点，然后我们再想办法把球打在界内。”
接着，托尼布置更具挑战性的任务，希望将纳达尔培养成意志坚强的斗士。从一开始到现在，他对纳达尔的要求比对其他人的要求更加严格，甚至到了毫不掩饰的不公正的地步，而且命令他不许抱怨。和纳达尔一起训练的那些孩子都记得托尼总是朝他大吼大叫，让他训练后留下来捡球，打扫球场，而纳达尔会低着头乖乖照做。当只有叔侄俩一起训练时，如果有半边球场被阳光暴晒，托尼就会叫拉法到那边打球。如果训练的一开始他们用的是好球训练，托尼会出其不意地掺进一个没有了绒毛的坏球，那种球弹跳很不规则，或一个瘪了气的湿球，根本弹不起来。如果拉法提出抱怨，托尼会说：“这些球或许很烂，但你比它还烂！”
托尼认为对纳达尔的残忍其实是为了他好。他会和拉法打比赛，谁先拿到二十分谁赢。一开始他会让拉法领先到十九分，然后他就提升自己的水平，将比分反超打败拉法，在侄子刚刚领略到小小胜利的快感时无情地将他击垮。他总是打击拉法的士气，对其严厉要求，而这些都是为了一个远大的目标：让他学会忍耐。
恰好相反，托尼本人并不是一个擅长忍耐的人。少年的时候，在“忍耐”这一课题上，托尼和他的哥哥塞巴斯蒂安上了一课。那时他们在帕尔马上寄宿学校，距离马纳卡大约有一小时车程。校长不厌其烦地教导学生要学会以男人应有的坚忍接受生命中不可避免的考验与失望。两兄弟立刻遇到了生命中的考验，那就是远离温馨而无微不至的家庭生活，在条件恶劣的寄宿学校居住。塞巴斯蒂安坚持了下来，一直待到毕业，而托尼挺了一年，然后哀求父母让他回家，他们也同意了。上大学时托尼学的是法律和历史，但获得学位之前就退学了。后来他放弃了在职业网球取得成功的希望，回到马纳卡小镇的俱乐部当儿童网球教练。
他在这里安顿下来，终于听到了生命的召唤，他有一个天赋异禀的侄子，而且拥有积极奋斗的精神，是任何教练可遇而不可求的施教之才。拉法击球的力度、天生的球场位置感和坚强的意志力令托尼立刻知道他将亲手造就西班牙未来的天王。命运就在纳达尔家族的门槛上敲门，他将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把自身所吸取的经验教训倾注在侄子身上，培养拉法成为网球场上的常胜将军，帮助拉法铸造辉煌的未来，而他自己也将分享这份荣耀。
拉法的成功让托尼信心满满，使他对自己的训练哲学深信不疑，就像科蒂斯时代身穿黑色法袍的虔诚的天主教徒。托尼不是天主教徒，他不相信来生，也不相信有仁慈的上帝。他固执地认为只有愚昧和软弱的人才会信奉宗教，并且认为对上帝的信仰和原始的巫术信仰没什么两样，就像拉法小时候相信他能呼风唤雨一样幼稚。
在如何培养孩子这一问题上，托尼有着自己毫不妥协的信念。“他说如今孩子们成为父母和家人呵护的对象，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口里怕化了。大家都在想着如何鼓励他们的自尊，结果他们在还没有取得任何成绩的情况下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许多人犯了一个错误：造就你的不在于你是‘谁’，而在于你做了‘什么’。我见过无数这样的人，如果他们能发点小财，出点小名，每件事都那么轻松容易，没有人批评他们，他们就会沉溺于生活的细枝末节而无法自拔，嗯……最后变成令人无法忍受的被宠坏的纨绔子弟。”
在托尼看来，在体育界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一个优秀的年轻运动员如果言行举止不飞扬跋扈，而是谦逊有礼时，大家反而会感到惊奇。有的体育明星身边围绕的人尽是阿谀奉承之辈，被捧上了天，而他们认为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纳达尔脚踏实地而且彬彬有礼的作风与人们心目中成名运动员的刻板印象相距甚远，一直为人所称道，托尼对此感到非常自豪。
拉法·纳达尔的行为举止来自他所接受的教育。托尼和他的父母希望他能成为谦逊的超级巨星。而如果大家因为拉法的谦逊而赞扬他，而事实的确如此，他们也会认为那是对他的过度褒扬。“谦逊是为人应有之道，”就是这么回事，托尼说道，“这没什么可夸耀的。而且我不觉得拉法很谦逊，他只是了解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每个人都应该了解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重要的是，世界是如此广阔，根本不缺一个自以为是大人物的你。人们总是把谦逊这一美德夸大了，其实问题很简单，你只需要知道你是谁，你的位置，以及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你照样运转就够了。”
托尼总是一次次地打压拉法的自满情绪，但他清楚知道拉法与生俱来的天赋，以及父母对他的影响。他承认，“我觉得，即使没有我，纳达尔也能创造出一番丰功伟绩，因为他的父母和我一样都是明智靠谱的人，而且他拥有成功的品质。他总是很听话，聪明的孩子都这样，因为这表明你知道你的长辈懂的比你多，你尊重他们的阅历和智慧。我觉得纳达尔是最可造就的一块璞玉。我的任务，就是激发他的潜能。当我意识到他拥有巨大的潜力时，我对自己说，除了网球技艺之外，我希望他在球场上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应该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却不至于张扬。我不喜欢那些把网球赛场当成秀场的人。这种人在网球界比比皆是。这就是为什么我绝不允许他在比赛的时候摔拍子，为什么我总是要求他在比赛时保持良好的精神面貌——冷静严肃而不气急败坏，为什么我告诉他无论赢球或输球，都要尊重善待你的对手。”
尊重他人，尊重每一个人，无论他们是什么人，或从事什么职业。这是一切的起点。托尼说：“有的人身份地位一高就粗鲁地对待别人，这是不对的。你的地位越高，你就越应该尊重别人。如果拉法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如果他在球场上发脾气耍大牌，不尊重场上的对手，对裁判或观众没有礼貌，而通过电视直播上全世界都看到这一幕，我会打心眼里看不起他。我和他父母总是告诉他，做好人比打好球更加重要。”
托尼自身是一个好人，他知道有时他对侄子的做法“有点过火”了。他对拉法的严格训练，对拉法早年所取得的成就一再贬低，其实都是有意为之。如果拉法在比赛中正手打得非常出色，那他得继续训练提高他的反手；如果他能连续打出底线深球，那他的网前截击呢？如果他赢得一项赛事冠军，那又有什么了不起？他的发球还得继续练。
托尼会说：“你这点成绩算什么？我们需要赢下更多更多的冠军！”
纳达尔的家人对托尼的训练风格心有疑虑，尤其是纳达尔的母亲，有时她会非常生气，父亲塞巴斯蒂安心里也很嘀咕。他的叔叔拉菲尔有时会觉得托尼对侄子的要求太过分了。而他的舅舅胡安，同时也是拉法的教父，会指责托尼在对拉法实施“精神上的虐待”。
但托尼对拉法这么严格是因为他知道拉法可以承受这一切，并最终取得成功。他坚持认为，如果拉法的性格软弱一些的话，他不会以这样的方式训练他。虽然家里人心里充满了疑惑，但他们觉得或许托尼是对的，因此也就没有断然作出反对。唯一对托尼坚信不疑的人是职业足球运动员米盖尔·安吉尔。和托尼一样，他信奉“忍耐”的哲学，而且认为顶尖运动员的成功源自他们对艰苦训练的承受力，甚至以此为乐。
“你必须学会接受，如果你必须训练两小时，那就坚持训练两小时；如果你必须训练五小时，那就坚持训练五小时；如果你必须重复某个训练五万次，那就训练五万次。这就是冠军和天才的区别。这是成为胜利者必须具备的品质，当你展现出忍耐的品质时，你的心智变得更加坚强。不需要努力而得到的东西，除非有特别的意义，你一般不会去珍惜；而通过自己努力得到的东西，你会特别珍惜。你付出的努力越多，意义就越宝贵。”拉法的家里人，包括他的母亲，都认同这一点，因此他们都没有真的反对托尼，让他对拉法宽容一些。他们知道，拉法和托尼一起训练会很辛苦，但两人已经结为亲密的共同体，彼此不可或缺，否则将无法在网球事业上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
拉法的家人一边抱怨，一边还是让托尼继续执教，尊重他作为教练的自主权。拉法在斯巴达式的训练下成长，接受种种艰辛的考验，从不自怨自怜，不以任何理由作为推诿，无论那些理由是多么正当。错的人总是他。如果他在比赛中因为球拍断裂而输了球，托尼不想知道这个理由；如果因为球弦没穿好而导致他总是把球打飞，托尼会不为所动；如果他发烧了，膝盖受伤了，在学校过得不开心，这些都无法打动托尼，而拉法只能咧着嘴，默默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