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爱的奇迹

毛喻原

伊丽莎白·芭蕾特·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又称勃朗宁夫人，是十九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女诗人。1806年3月6日生于英格兰的达勒姆。她的父亲爱德华·莫尔顿·芭蕾特，在牙买加的甘蔗种植园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财富，于1809年买下了“希望之果”——莫尔文丘陵附近五百英亩的地产。伊丽莎白幼年享受的是一种相对优越，可以说拥有某种特权的生活。

伊丽莎白是家里十二个兄弟姐妹中最年长的一个。她没有接受过任何所谓正规的教育，所有教育都是在家自学完成的。但她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掌握了法语、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等多种语言，谙熟古典文学。伊丽莎白十岁之前就阅读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弥尔顿的《失乐园》、蒲伯翻译的《荷马史诗》，以及英国、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十多岁时阅读了但丁的《地狱》——所有这些作品她读的都是原文。对知识的强烈渴求使她非常扎实地掌握了希伯来语，以至于她可以从头到尾读完《旧约圣经》。她很欣赏潘恩、伏尔泰、卢梭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著作及其创作题材，这使得她在以后自己所写的书信和诗歌中，表达出了对人权和社会平等的热切关心。

伊丽莎白具有出色的创作天分，十四岁时出版了第一首长诗《马拉松之战》（The Battle of Marathon）。全诗分四卷，用押韵的对句形式写成，该诗是对蒲伯翻译的《荷马史诗》的模仿。接着又出版了《〈论心智〉及其他诗作》（An Essay on Mind，and Other Poems，1826）。她的父亲为这两部作品承担了出版费用。1833年，伊丽莎白翻译的埃斯库罗斯的作品《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Bound）匿名出版。1838年又出版了作品《〈撒拉弗〉及其他诗作》（The Seraphim，and Other Poems），受到普遍关注。1842年出版的《孩子们的哭声》（The Cry of the Children）更是极大地提升了伊丽莎白的名气。在同一时期她也为理查德·亨利·霍恩（Richard Henry Horne）的《时代新精神》撰文。1844年她的《诗集》（Poems）出版，得到许多著名作家的好评。

尽管伊丽莎白出生在一个条件优越的资产阶级家庭，但她的青少年时期却是多灾多难的，经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小时候体质虚弱，医生经常开鸦片药方来治疗她的神经系统失调。直到1821年之前，她身体还算没有大碍。十五岁那一年，她骑马时不慎从马背上摔下来，损伤了脊椎。从此，她下肢瘫痪达二十四年之久。1828年，她二十二岁时，母亲突然去世。1838年，她因健康问题，搬到德文郡海滨的托基。这次是由她最喜欢的兄弟爱德华陪同。可是就在这一年，爱德华因溺水而亡。这使她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以致有好几个月只得沮丧地躺在床上。以后，她的健康就一直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当她回到阴冷潮湿的伦敦的时候，已经变成一个足不出户的残疾人和隐士，病怏怏地躺在病床上度过了此后五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在此期间她接触到的人，除了她的近亲以外只有一两个人。在这些人中，有一个富有而乐观的名叫约翰·凯尼恩的艺术家朋友。

1844年，三十八岁的伊丽莎白把她自己在过去五年中写的诗结集出版。想不到这本诗集的出版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让她遇到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罗伯特·勃朗宁。从此，她那充满哀怨、色彩黯淡的生命，翻开了充满欢乐、光辉灿烂的篇章。罗伯特·勃朗宁同时也是约翰·凯尼恩的朋友。

伊丽莎白因1844年出版的诗集而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再加上她在一篇长诗中提到过勃朗宁的近作《石榴树》，对勃朗宁的创作有较高的评价，并把他同丁尼生、华兹华斯等人列在一起进行了评论，于是在勃朗宁心里，强烈的喜悦变成不可遏止的激情，他提笔给伊丽莎白写信，由此打开了英国文学史上最负盛名、最感人肺腑的求爱一页。爱慕之情随笔端流淌，他告诉她，他是多么喜欢她的诗歌。他这样写道：“勃朗宁衷心热爱您的诗歌，亲爱的伊丽莎白小姐……您的天才……您的诗歌已经融入勃朗宁的身心，变成勃朗宁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然，勃朗宁同时也爱着您……”

第二天，伊丽莎白就给他回了封谦逊、亲切的长信，在信中意味深长地说：“亲爱的勃朗宁先生，我从心坎里深深地感谢您……心灵的共鸣是值得珍惜的，对我来说，尤其值得珍惜……”在此后的二十个月里，他们互通的书信共有五百七十四封之多。

他们的友谊自此开始。两人互通信札，漫谈文学，畅谈人生。虽然没有见面，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情感的升温。四个半月的书信往来，为伊丽莎白黯淡的生活打开了一扇明媚的天窗。她觉得一天里最光辉的时光，就是每当黄昏降临时，在强烈的期待中听到邮差叩门的那一刻。这段时间，伊丽莎白的心情明显好转，饭量明显增加，睡眠质量也比以前好多了。随着通信的频繁，勃朗宁对伊丽莎白的爱意更加强烈了。他数次请求面见伊丽莎白，但都遭到了伊丽莎白的拒绝。最后由约翰·凯尼恩出面安排，她终于同意见他。

罗伯特·勃朗宁于1845年5月去看望她。伊丽莎白·芭蕾特比他年长六岁，而且还身有残疾，她几乎不能相信这个精力旺盛、仪表堂堂的罗伯特·勃朗宁会像他公开宣称的那样去真心爱她。当勃朗宁出现在伊丽莎白面前时，蜷伏在沙发上的她，虚弱得连欠身让座都做不到。见面三天后，勃朗宁给她寄来了求婚的书信。伊丽莎白拿着这封信，彻夜难眠，痛苦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她拿起笔来，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尽管不情愿，但还是断然拒绝了勃朗宁的求婚，并请求勃朗宁不要再说这些不知轻重的话，否则他们的友谊也将无法维持下去。并非是伊丽莎白不懂得珍惜这份爱情，实在是饱受人生折磨的她，太过无力，太无自信。她灰暗疲乏的人生，使她不敢相信自己有能力去缩短差距，克服彼此之间存在的悬殊，她不敢去拥抱这已经降临在自己身上的幸福。这种矛盾和痛苦的心情，在她此后两年所写的《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中表达了出来。

收到拒绝信后的勃朗宁慌忙写信去谢罪，也顾不得自己从来没说过谎，解释说前一封信只是感激话说过了头，一时有失检点。

一场风波算是暂时过去。但他们俩实在谁也舍不下谁，通信甚至比以前更勤了，往往每天都得写上一封以至两封。在没有得到对方回音之前，往往寝食难安。

爱的力量从春天到夏天，勃朗宁不断地从他花园中采集最好的玫瑰给女诗人送去。花的鲜艳、芬芳，加上送花人的情意，给本来昏暗的病房增添多少生趣啊。为了让那些可爱的鲜花更有生气些，总是关得紧紧的窗子竟然打开了，病房里开始有了一股流通的清新空气。

在这段时期里，女诗人的身体状况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萎缩的身体又重新显示出生命的活力，大夫们不知道这是爱情，是生命的新的欢乐、新的希望所创造的奇迹，对这种现象只能感到惊奇而已。

恰好这一年的冬天特别暖和，在1月里的一天，她用自己的脚（而不是让她的一个弟弟抱着）走下楼梯，走进了会客室，“我叫人人都大吃一惊，好像我不是从楼梯头走下来，而是从窗口走出去了”。

第二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2月初，丁香花和山楂已经爆芽了，接骨木已经抽叶了，画眉和“白喉鸟”已经在枝头尽情歌唱了。4月里，女诗人向未来表明她的信心，悄悄地买了一顶妇女外出戴的软帽。5月中旬，这顶软帽的主人由她妹妹亨丽泰陪着，闯到公园里去了。阳光从林子的树叶间漏下来，显得分外柔和，斑斑点点，洒满了她一身。她下了马车，踏上绿油油的草坪，从树上采下了一朵金链花。大自然的清新空气叫她如痴如醉了一阵，四周活动着的人们忽然都成了幻梦中的点缀，仿佛这会儿只剩下她自己和不在她眼前的心上人才是真实存在的。那朵小小的金链花，她放在信中，寄给了勃朗宁，回报他不断送给她的那许多鲜花。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她开始写下献给她情人的《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她的才华在这里达到了顶点。

当他第三次向她求婚的时候，她再也没法拒绝了，她已是一个被征服者，心悦诚服地答应了她情人的呼唤。

亨丽泰禀告父亲姐姐有了一门亲事，不料他老人家顿时大发雷霆，就像他女儿干下了伤风败俗的勾当一样，把旁边的女诗人吓得当场昏了过去。她宁可到大西铁路去再忍受一次火车进站的吼叫，也决不愿面对这样一个暴跳如雷的父亲。

1846年9月12日，女诗人经过一夜无眠，由她忠心的女仆陪着，两腿发抖地走出家门，雇了一辆车，来到附近一座教堂，和她的情人悄悄地结了婚。没有娘家一个亲人在场，可是她内心激动，只觉得自从那座教堂建成以来，有多少妇女站在她正站着的地方举行过婚礼，可她们中谁都不及她那样幸福，那样有理由全心全意地把敬爱和信任献给她的丈夫。尽管她们结婚时有父母等亲人在旁祝福、祝贺，她却没有，但并不遗憾，她觉得这也是公平的：“因为我太幸福了，用不到呀！”

这对新婚夫妇走出教堂，只能暂时分手。将要踏进家门时，她万分不舍地捋下了新娘的结婚戒指。一星期后，她准备得差不多了，就带着她忠心的女仆，她的爱犬，还有她怎么也舍不得留下的这一年零八个月积聚起来的一封封情书，悄悄地离开了家。这对新人离开岛国，渡过英吉利海峡，奔向了欧洲大陆。

他们俩先来到法国巴黎，小住一周后，南下马赛，乘船去意大利的热那亚，10月初到达了目的地比萨。在这阳光灿烂、安静得像睡去的山城，他们一住就是半年，生活也很安静、幸福，几乎忘了世事。1847年4月，他们移居佛罗伦萨，这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祥地。

在整整四年中，这对夫妇没有离开过意大利，生活十分愉快。勃朗宁说：“我们就像一个洞穴里的两只猫头鹰那样快乐，只是伊丽莎白胖了，脸色红润了。”一位女友也这样形容女诗人：“这位病人不是有起色了，而是换了一个人了。”的确是这样，本来是缠绵病榻的残疾人，现在竟成为登山涉水、探幽访胜的健游者，威尼斯、帕多瓦、米兰等地都留下了他们的游踪。在米兰，她紧跟着丈夫，一直爬到了大教堂的最高处。女诗人给她妹妹写信道：“我叮嘱他千万不能逢人就夸他妻子跟他一起到这儿去过了，到那儿玩过了，好像有两条腿的老婆是天下最稀奇的活宝了。”1849年3月，婚后第三年，女诗人刚过了她的43岁生日，给小家庭增添了说不尽的欢乐气氛和一名男丁“贝尼尼”。

小贝尼尼很聪明，具有艺术禀赋。母亲教他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父亲每天给他上两小时音乐课（勃朗宁有很深厚的音乐修养）。他八九岁就能演奏贝多芬的奏鸣曲，后来成为一个艺术家。

1851年，勃朗宁夫妇带着两岁的孩子，经过瑞士、法国，访问了阔别五载的英国，但是勃朗宁夫人永远也不能再踏进自己的老家，让老父亲看一眼他那么可爱的小外孙，因而原谅跪在他脚下的女儿。她没能再见她父亲一面，伦敦温波尔街50号的大门永远向她关上了。这个老头儿把女儿恭恭敬敬写去的信，连同以前的去信，原封不动地一起退了回来，至死都没有宽恕她。

勃朗宁夫妇一起度过了十五年幸福的生活，在这十五年中，从不知道有一天会分离。1861年6月29日，勃朗宁夫人永别了她的罗伯特。临终之前，她并没多大病痛（不过患支气管炎罢了），也没有预感，只是觉得疲惫。那是在一个晚上，她正和勃朗宁商量消夏的计划。

她和他谈心说笑，用最温存的话表达她的爱情，后来她感到有些倦意，就偎依在勃朗宁的胸前睡去了。她这样地瞌睡了几分钟，头忽然垂了下来。他以为她是一时的昏晕，但是她去了，再不回来了。她在她丈夫的怀抱中闭上了眼睛，她的容貌，像少女一般，微笑，快乐。

噩耗传来，7月1日早晨，“吉第居”所在的那一个市区的商店都自动停止营业，表达他们的哀思。

佛罗伦萨人民为感谢勃朗宁夫人对于意大利民族独立运动的深厚同情，以市政府的名义，在她生前所住的“吉第居”墙上安置了一方铜铸的纪念牌，上面用意大利文刻着：“在这儿，E. B. B.生活过，写作过。她把学者的智慧、诗人的性灵和一颗妇女的心融合在一起。她用她的诗歌铸成了黄金的链环，把意大利和英国联结在一起。”

勃朗宁和伊丽莎白的爱情是世界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美谈，是爱可以创造奇迹的证明。勃朗宁夫人创作颇丰，主要作品有：《〈撒拉弗〉及其他诗作》（The Seraphim，and Other Poems，1838）、《诗集》（Poems，1844）、?《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Sonnets from the Portuguese，1850）、《大会前的诗歌》（Poems Before Congress，1860）、《奥罗拉·利》（Aurora Leigh，1857）和《逃跑的奴隶》（The Runa-way Slave at Pilgrim's Point，1846）等。其中数《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最为著名，它是除莎士比亚的作品之外，被翻译成外语最多的英国文学作品。这部感人的诗集就是他们爱情生活的真实写照。它是英国文学史上弥足珍贵的精品，其优美动人甚至超过莎士比亚作品的十四行诗集。我国有多人译过这本诗集，如闻一多、查良铮（穆旦）、方平等。

勃朗宁夫人最初开始写这十四行组诗，大概是在她答应了爱人的求婚以后那一段时间。在诗稿的最后一首诗（第四十四首）中，她留下的日期是：“1846年9月，温波尔街50号。”她不让勃朗宁知道她的工作，只在信上隐约提到过“将来到了比萨，我再让你看我现在不给你看的东西”。1847年初，他们已在比萨住了下来，从住所可以望见著名的比萨斜塔。有一天，早餐过后，勃朗宁夫人照例上楼去工作，把楼下让给勃朗宁。他在窗前站了一会儿，眺望街景，忽然觉得屋子里有人偷偷地走着，正要回头，却被他妻子推着不许他回头看。她同时把一卷稿子塞进了他的口袋，要他看一遍，还说要是他不喜欢，就把它撕掉好了。她说罢就逃去了楼上。这就是那完成了的十四行诗的原稿。勃朗宁没读到一半，就跳起身来，激动地奔向楼上他妻子的房中去了。他嚷道：“这是自莎士比亚以来最出色的十四行诗！”勃朗宁不敢把这文学上的无价之宝留给自己一个人享受。可是勃朗宁夫人却很不愿意把个人的情诗公开发表。结果这诗集就在那年由私人（她的朋友）印行了少数本子，未标书名，内封面上简单地写着“十四行诗集，E.B.B作”。

1850年，勃朗宁夫人出版了一卷诗集，把这组十四行诗也收进去了（这是这组诗的第一次公开发表），共四十三首，还取了个总名“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用意是为了掩护作者的身份，使人认为这是一部翻译过来的诗集。之所以叫“葡萄牙人”，全是偶然的，与内容无关，只是因为勃朗宁夫人曾经写过关于一对葡萄牙爱人的抒情诗（Catarina to Camoens），勃朗宁很爱这首诗，常把妻子叫做“我的小葡萄牙人”。

1856年，前面所述1850年版的诗集第三次出版。勃朗宁夫人对十四行组诗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并把诗集中的另一首题为《将来与过去》的十四行诗，移到组诗里来作为第四十二首。这样，全诗有了四十四首，这就是人们后来读到的《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的最终定本，也就是中国读者所熟悉的《勃朗宁夫人十四行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