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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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至第二十二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

尽管好几十万人聚居在一小块地方,竭力把土地糟蹋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肆意把石头砸进地里,不让花草树木生长,尽管他们锄尽刚出土的小草,把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腾腾,尽管他们滥伐树木,驱逐鸟兽,在城市里,春天毕竟还是春天。阳光和煦,青草又到处生长,不仅在林荫道上,而且在石板缝里。凡是青草没有锄尽的地方,都一片翠绿,生意盎然。桦树、杨树和稠李纷纷抽出芬芳的黏乎乎的嫩叶,菩提树上鼓起一个个胀裂的新芽。寒鸦、麻雀和鸽子感到春天已经来临,都在欢乐地筑巢。就连苍蝇都被阳光照暖,在墙脚下嘤嘤嗡嗡地骚动。花草树木也好,鸟雀昆虫也好,儿童也好,全都欢欢喜喜,生气蓬勃。唯独成年人却一直在自欺欺人,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春色迷人的早晨,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所创造的人间的美,那种使万物趋向和平、协调、互爱的美;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发明的统治别人的种种手段。

就因为这个缘故,省监狱办公室官员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飞禽走兽和男女老幼都在享受的春色和欢乐,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昨天接到的那份编号盖印、写明案由的公文。公文指定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以前把三名受过侦讯的在押犯,一男两女,解送法院受审。其中一名女的是主犯,须单独押解送审。由于接到这张传票,这天早晨八时监狱看守长走进又暗又臭的女监走廊。他后面跟着一个面容憔悴、鬈发花白的女人,身穿袖口镶金绦的制服,腰束一根蓝边带子。这是女看守。

“您是要玛丝洛娃吧?”她同值班的看守来到一间直通走廊的牢房门口,问看守长说。

值班的看守哐啷一声开了铁锁,打开牢门,一股比走廊里更难闻的恶臭立即从里面冲了出来。看守吆喝道:“玛丝洛娃,过堂去!”随即又带上牢门,等待着。

监狱院子里,空气就比较新鲜爽快些,那是从田野上吹来的。但监狱走廊里却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污浊空气,里面充满伤寒菌以及粪便、煤焦油和霉烂物品的臭味,不论谁一进来都会感到郁闷和沮丧。女看守虽已闻惯这种污浊空气,但从院子里一进来,也免不了有这样的感觉。她一进走廊,就觉得浑身无力,昏昏欲睡。

牢房里传出女人的说话声和光脚板的走路声。

“喂,玛丝洛娃,快点儿,别磨磨蹭蹭的,听见没有!”看守长对着牢门喝道。

过了两分钟光景,一个个儿不高、胸部丰满的年轻女人,身穿白衣白裙,外面套着一件灰色囚袍,大踏步走出牢房,敏捷地转过身子,在看守长旁边站住。这个女人脚穿麻布袜,外套囚犯穿的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显然有意让几绺乌黑的鬈发从头巾里露出来。她的脸色异常苍白,仿佛储存在地窖里的土豆的新芽。那是长期坐牢的人的通病。她那双短而阔的手和从囚袍宽大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脖子也是那样苍白。她那双眼睛,在苍白无光的脸庞衬托下,显得格外乌黑发亮,虽然有点浮肿,但十分灵活。其中一只眼睛稍微有些斜视。她挺直身子站着,丰满的胸部高高地隆起。她来到走廊里,微微仰起头,盯住看守长的眼睛,现出一副唯命是从的样子。看守长刚要关门,一个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从牢房里探出她那张严厉、苍白而满是皱纹的脸来。老太婆对玛丝洛娃说了几句话。看守长就对着老太婆的脑袋推上牢门,把她们隔开了。牢房里响起了女人的哄笑声。玛丝洛娃也微微一笑,向牢门上装有铁栅的小窗洞转过脸去。老太婆在里面凑近窗洞,哑着嗓子说:“千万别跟他们多啰唆,咬定了别改口,就行了。”

“只要有个结局就行,不会比现在更糟的。”玛丝洛娃晃了晃脑袋说。

“结局当然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长煞有介事地摆出长官的架势说,显然自以为说得很俏皮,“跟我来,走!”

老太婆的眼睛从窗洞里消失了。玛丝洛娃来到走廊中间,跟在看守长后面,疾步走着。他们走下石楼梯,经过比女监更臭更闹、每个窗洞里都有眼睛盯着他们的男监,走进办公室。办公室里已有两个持枪的押送兵等着。坐在那里的文书把一份烟味很重的公文交给一个押送兵,说:“把她带去!”

那押送兵是下城的一个农民,红脸,有麻子,他把公文掖在军大衣翻袖里,目光对着那女犯,笑嘻嘻地向颧骨很高的楚瓦什同伴挤挤眼。这两个士兵押着女犯走下台阶,向大门口走去。

大门上的一扇便门开了,两个士兵押着女犯穿过这道门走到院子里,再走出围墙,来到石子铺成的大街上。

马车夫、小店老板、厨娘、工人、官吏纷纷站住,好奇地打量着女犯。有人摇摇头,心里想:“瞧,不像我们那样规规矩矩做人,就会弄到这个下场!”孩子们恐惧地望着这个女强盗,唯一可以放心的是她被士兵押着,不能再干坏事了。一个乡下人卖掉了煤炭,在茶馆里喝够了茶,走到她身边,画了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女犯脸红了,低下头,嘴里喃喃地说了句什么。

女犯察觉向她射来的一道道目光,并不转过头,却悄悄地斜睨着那些向她注视的人。大家在注意她,她觉得高兴。这里的空气比牢房里清爽些,带有春天的气息,这也使她高兴。不过,她好久没有在石子路上行走,这会儿又穿着笨重的囚鞋,她的脚感到疼痛。她瞧瞧自己的双脚,竭力走得轻一点。他们经过一家面粉店,店门前有许多鸽子,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没有人来打扰它们。女犯的脚差点儿碰到一只瓦灰鸽。那只鸽子拍拍翅膀飞起来,从女犯耳边飞过,给她送来一阵清风。女犯微微一笑,接着想到自己的处境,不禁长叹了一声。

女犯玛丝洛娃的身世极其平凡。她是一个未婚的女农奴的私生子。这女农奴跟着饲养牲口的母亲一起,在两个地主老姑娘的庄院里干活。这个没有结过婚的女人年年都生一个孩子,并且按照乡下习惯,总是给孩子行洗礼,然后做母亲的不再给这个违背她的心愿来到人间的孩子喂奶,因为这会影响她干活。于是,孩子不久就饿死了。

就这样死了五个孩子。个个都行了洗礼,个个都没有吃奶,个个都死掉了。第六个孩子是跟一个过路的吉卜赛人生的,是个女孩。她的命运本来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可是那两个老姑娘中有一个凑巧来到牲口棚,斥责饲养员做的奶油有牛臊气。当时产妇和她那个白白胖胖的娃娃正躺在牲口棚里。那老姑娘因为奶油做得不好吃,又因为把产妇放进牲口棚里,大骂了一通,骂完正要走,忽然看见那娃娃,觉得很惹人爱怜,就自愿做她的教母。她给女孩行了洗礼,又因怜悯这个教女,常给做母亲的送点牛奶和钱。这样,女孩就活了下来。两个老姑娘从此就叫她“再生儿”。

孩子三岁那年,她母亲害病死了。饲养牲口的外婆觉得外孙女是个累赘,两个老姑娘就把女孩领到身边抚养。这个眼睛乌溜溜的小女孩长得非常活泼可爱,两个老姑娘就常常拿她消遣解闷。

这两个老姑娘中,妹妹索菲雅·伊凡诺夫娜心地比较善良,给女孩行洗礼的就是她;姐姐玛丽雅·伊凡诺夫娜脾气比较急躁。索菲雅把这娃娃打扮得漂漂亮亮,还教她念书,一心想把她培养成自己的养女。玛丽雅却要把她训练成一名出色的侍女,因此对她很严格,遇到自己情绪不好,就罚她甚至打她。由于两个老姑娘持不同的态度,小姑娘长大成人后,便一半成了个侍女,一半成了个养女。她的名字也不上不下,叫卡秋莎,而不叫卡吉卡,也不叫卡金卡。[1]她缝补衣服,收拾房间,擦拭圣像,煮茶烧菜,磨咖啡豆,煮咖啡,洗零星衣物,有时还坐下来给两个老姑娘读书解闷。

有人来给她说媒,她一概谢绝,觉得嫁给卖力气过活的男人,日子一定很苦。她已经过惯地主家的舒适生活。

她就这样一直生活到十六岁。在满十六岁那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儿,一个在大学念书的阔绰的公爵少爷来到她们家。卡秋莎暗暗爱上了他,却不敢向他表白,连自己都不敢承认产生了这种感情。两年后,这位侄少爷出发远征,途经姑妈家,又待了四天。临行前夜,他引诱了卡秋莎,动身那天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钞票。他走了五个月后,她才断定自己怀孕了。

从那时起,她变得性情烦躁,一味想着怎样才能避免即将临头的羞辱。她服侍两个老姑娘,不仅敷衍塞责,而且连自己都没想到,竟发起脾气来。她顶撞老姑娘,对她们说了不少粗话,事后又觉得懊悔,就要求辞工。

两个老姑娘对她也很不满意,就放她走了。她从她们家里出来,到警察局长家做侍女,但只做了三个月,因为那局长虽然年已半百,还是对她纠缠不清。有一次,他逼得特别厉害,她发起火来,骂他浑蛋和老鬼,狠狠地把他推开,他竟被推倒在地。她因此被解雇了。她再找工作已不可能,因为快要分娩,就寄居到乡下一个给人接生兼贩私酒的寡妇家里。分娩很顺利,可是那接生婆刚给一个有病的乡下女人接过生,便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男孩一生下来就被送到育婴堂。据送去的老太婆说,婴儿一到那里就死了。

卡秋莎住到接生婆家里的时候,身上总共有一百二十七卢布:二十七卢布是她自己挣的,一百卢布是引诱她的公爵少爷送的。等她从接生婆家里出来,手头只剩下六个卢布。她不懂得省吃俭用,很会花钱,待人又厚道,总是有求必应。接生婆向她要了四十卢布,作为两个月的伙食费和茶点钱,又要了二十五卢布,算是把婴儿送到育婴堂的费用。另外,接生婆又向她借了四十卢布买牛。剩下的二十几个卢布,卡秋莎自己买衣服、送礼,零星花掉了。这样,当卡秋莎身体复元时,她已身无分文,不得不重新找工作。她到林务官家干活。林务官虽然已有老婆,但也跟警察局长一样,从第一天起就缠住卡秋莎不放。卡秋莎讨厌他,竭力回避他。但他比卡秋莎狡猾老练,主要因为他是东家,可以任意支使她,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把她占有了。做妻子的知道了这件事,有一次看到丈夫同卡秋莎单独待在房间里,就扑过去打她。卡秋莎不甘示弱,两人厮打起来。结果卡秋莎被撵了出来,连工资都没有拿到。此后卡秋莎来到城里,住在姨妈家。姨父是个装订工,原先日子过得不错,后来主顾越来越少,他就借酒解愁,把家里的东西都变卖喝掉了。

姨妈开了一家小洗衣店,借以养活儿女,供养潦倒的丈夫。姨妈要玛丝洛娃进她的洗衣店干活。但玛丝洛娃看到洗衣店里女工的艰苦生活,犹豫不决,就到荐头行找工作,给人家当女仆。她找到了一户人家,有一位太太和两个念中学的男孩。进去才一星期,那个念中学六年级的留小胡子的大儿子就丢下功课,缠住玛丝洛娃,不让她安宁。做母亲的却一味责怪玛丝洛娃,把她解雇了。玛丝洛娃没有找到新的工作,但在荐头行里无意中遇到一位手上戴满戒指、肥胖的光胳膊上戴着手镯的太太。这位太太知道了玛丝洛娃的处境,就留下地址,请玛丝洛娃到她家去。玛丝洛娃去找她。这位太太亲热地招待她,请她吃馅饼和甜酒,同时打发侍女送一封信到什么地方去。傍晚就有一个须发花白的高个子来到这屋里。这老头子一来就挨着玛丝洛娃坐下,眼睛闪闪发亮,笑嘻嘻地打量着她,同她说笑。女主人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玛丝洛娃但听得女主人说:“刚从乡下来的,新鲜得很呐!”然后女主人把玛丝洛娃叫去,对她说他是作家,钱多得要命,只要她能如他的意,他是不会舍不得花钱的。她果然如了他的意,他就给了她二十五卢布,还答应常常同她相会。她付清了姨妈家的生活费,买了新衣服、帽子和缎带,很快就把钱花光了。过了几天,作家又来请她去。她去了。他又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叫她搬到一个独门独户的寓所去住。

玛丝洛娃住在作家替她租下的寓所里,却爱上了同院一个快乐的店员。她主动把这事告诉作家,然后又搬到一个更小的独户寓所里去住。那个店员起初答应同她结婚,后来竟不辞而别,到下城去,显然是把她抛弃了。这样,玛丝洛娃又剩下孤零零一个人。她本想独个儿继续住在那个寓所里,可是人家不答应。派出所长对她说,她要领到黄色执照[2],接受医生检查,才能单独居住。于是她又回到姨妈家。姨妈见她穿戴着时髦的衣服、披肩和帽子,客客气气接待她,再也不敢要她做洗衣妇,认为她现在的身价高了。而对玛丝洛娃来说,她根本不考虑做洗衣妇的问题。她瞧着前面几个屋子里的洗衣妇,对她们充满怜悯。她们脸色苍白,胳膊干瘦,有的已得了痨病,过着苦役犯一般的生活。那里不论冬夏,窗子一直敞开着,她们就在三十度[3]高温的肥皂蒸气里洗熨衣服。玛丝洛娃一想到她也可能服这样的苦役,不禁感到恐惧。

就在玛丝洛娃没有任何依靠、生活无着的时候,一个为妓院物色姑娘的牙婆找到了她。

玛丝洛娃早就抽上香烟,而在她同店员姘居的后期和被他抛弃以后,就越来越离不开酒瓶。她之所以离不开酒瓶,不仅因为酒味醇美,更因为酒能使她忘记身受的一切痛苦,暂时解脱烦闷,增强自尊心。而这样的精神状态不喝酒是无法维持的。她不喝酒就觉得意气消沉,羞耻难当。

牙婆招待姨妈吃饭,把玛丝洛娃灌醉,要她到城里一家最高级的妓院去做生意,又向她列举干这个营生的种种好处。玛丝洛娃面临着一场选择:或者低声下气去当女仆,但这样就逃避不了男人的纠缠,不得不同人临时秘密通奸;或者取得生活安定而又合法的地位,就是进行法律所容许而又报酬丰厚的长期的公开通奸。她选择了后一条。此外,她想用这种方式来报复诱奸她的年轻公爵、店员和一切欺侮过她的男人。同时还有一个条件诱惑她,使她最后打定主意,那就是牙婆答应她,她喜爱什么衣服,就可以做什么衣服,丝绒的、法伊绉[4]的、绸缎的、袒胸露臂的舞衫,等等,任凭挑选。玛丝洛娃想象着自己穿上一件袒胸黑丝绒滚边的鹅黄连衣裙的情景,再也禁不住诱惑,就交出身份证去换取黄色执照。当天晚上,牙婆雇来一辆马车,把她带到著名的基塔耶娃妓院里。

从此以后,玛丝洛娃就经常违背上帝的诫命和人类道德,过起犯罪的生活来。千百万妇女过着这种生活,不仅获得关心公民福利的政府的许可,而且受到它的保护。最后,这类妇女十个倒有九个受着恶疾的折磨,未老先衰,甚至夭折。

夜间纵酒作乐,白天昏睡不醒。下午两三点钟,她们才懒洋洋地从肮脏的床上爬起来,喝矿泉水醒酒,或者喝咖啡,身上穿着罩衫、短上衣或者长睡衣,没精打采地在几个房间里走来走去,隔着窗帘望望窗外,有气无力地对骂几句。接着是梳洗,擦油,往身上和头发上洒香水,试衣服,为服饰同老鸨吵嘴,反复照镜子,涂脂抹粉,画眉毛,吃油腻的甜点心;最后穿上袒露肉体的鲜艳绸衫,来到灯火辉煌的华丽大厅里。客人陆续到来,奏乐,跳舞,吃糖,喝酒,吸烟,通奸。客人中间有年轻的,有中年的,有半大孩子,有龙钟的老头,有单身的,有成家的,有商人,有店员,有亚美尼亚人,有犹太人,有鞑靼人,有富裕的,有贫穷的,有强壮的,有病弱的,有喝醉的,有清醒的,有粗野的,有温柔的,有军人,有文官,有大学生,有中学生。总之,各种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男人,应有尽有。又是喧闹又是调笑,又是打架又是音乐,吸烟喝酒,喝酒吸烟,音乐从黄昏一直响到天明。直到早晨,她们才得脱身和睡觉。天天如此,个个星期都是这样。每到周末,她们乘车去到政府机关——警察分局,那里坐着官员和医生,都是男人。他们的态度有时严肃认真,有时轻浮粗野,蹂躏了不仅为人类所赋有、甚至连禽兽都具备的那种足以防止犯罪的羞耻心,给这些女人检查身体,发给她们许可证,使她们可以和同谋者再干上一星期同类罪行。下一个星期还是这样。天天如此,不分冬夏,没有假期。

玛丝洛娃就这样过了七年。在这期间,她换过两家妓院,住过一次医院。在她进妓院的第七年,也是她初次失身后的第八年,那时她才二十六岁,不料出了一件事,使她进了监狱。她在牢里同杀人犯和盗贼一起生活了六个月,今天被押解到法院受审。

当玛丝洛娃在士兵押送下走了许多路,筋疲力尽,好容易才走到州法院大厦时,她两个养母的侄儿,当年诱奸她的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聂赫留朵夫公爵正躺在高高的弹簧床上,床上铺着鸭绒垫褥,被单被揉得很皱。他穿着一件前襟皱裥熨得笔挺的洁净荷兰细麻布睡衣,敞开领子,吸着香烟。他目光呆滞地瞪着前方,想着今天有什么事要做,昨天发生过什么事。

昨天他在有钱有势的柯察金家度过黄昏。大家都认为他应该同他们家的小姐结婚。他想起昨晚的事,叹了一口气,丢掉手里的烟蒂,想从银烟盒里再取出一支烟,可是忽然改变主意,从床上挂下两条光溜溜的白腿,用脚找到拖鞋,拿起一件绸衬衣往胖胖的肩膀上一披,迈着沉重的步子,急速走到卧室旁的盥洗室里。盥洗室里充满甘香酒剂、花露水、发蜡和香水的香味。他在那里用特等牙粉刷他那口补过多处的牙齿,用香喷喷的漱口药水漱口。然后上上下下擦洗身子,再用几块不同的毛巾擦干。他拿香皂洗手,用刷子仔细刷净长指甲,在巨大的大理石洗脸盆里洗了脸和肥胖的脖子,然后走到卧室旁的第三间屋里,那里已为他准备好了淋浴。他用凉水冲洗丰满白净、肌肉累累的身子,拿软毛巾擦干,穿上熨得笔挺的洁净衬衫和擦得像镜子一样光亮的皮鞋,坐到梳妆台前,用两把刷子梳理他那鬈曲的黑胡子和头顶前面已变得稀疏的鬈发。

凡是他使用的东西,衬衫、外衣、皮鞋、领带、别针、袖扣,样样都是最贵重、最讲究的,都很高雅,大方,坚固,名贵。

聂赫留朵夫从好多领带和胸针中随手取了一条领带和一枚胸针(以前他对挑选领带和胸针很感兴趣,现在却毫不在意),又从椅子上拿起刷净的衣服穿好。这下子他虽算不上精神抖擞,却也浑身上下整洁芳香。他走进长方形饭厅。饭厅里的镶木地板昨天已由三个农民擦得锃光闪亮,上面摆着麻栎大酒台和一张活动大餐桌,桌腿雕成张开的狮爪,很气派。桌上铺一块浆得笔挺、绣有巨大花体字母拼成的家徽的薄桌布,上面放着装有香气扑鼻的咖啡的银咖啡壶、银糖缸、盛有煮沸过的奶油的银壶和装满新鲜白面包、面包干和饼干的篮子。食具旁放着刚收到的信件、报纸和一本新出的法文杂志《两个世界》[5]。聂赫留朵夫刚要拆信,从通向走廊的门里忽然悄悄地进来一个肥胖的老妇人。她身穿丧服,头上扎着花边头带,把她那宽阔的头都遮住了。她叫阿格拉斐娜,原是聂赫留朵夫的母亲的侍女。前不久母亲在这个房子里去世,她就留下担任少爷的女管家。

阿格拉斐娜跟随聂赫留朵夫的母亲前后在国外待了十年,很有点贵妇人的风度和气派。她从小就生活在聂赫留朵夫家,在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还叫小名米金卡的时候就知道他了。

“您早,德米特里·伊凡内奇!”

“您好,阿格拉斐娜!有什么新鲜事儿啊?”聂赫留朵夫戏谑地问。

“有一封信,也不知是公爵夫人写来的,还是公爵小姐写来的,她们家的女佣人送来有好半天了,现在她还在我屋里等着呢。”阿格拉斐娜说着把信交给聂赫留朵夫,脸上现出会心的微笑。

“好,等一下。”聂赫留朵夫接过信说,察觉阿格拉斐娜脸上的笑意,不由得皱起眉头。

阿格拉斐娜的笑容表示,信是柯察金公爵小姐写来的。她以为聂赫留朵夫已准备同她结婚。阿格拉斐娜笑容的含义却使聂赫留朵夫不快。

“那我去叫她再等一下。”阿格拉斐娜拿起那把放错地方的扫面包屑小刷子,将它放回老地方,悄悄地走出饭厅。

聂赫留朵夫拆开阿格拉斐娜交给他的那封香气扑鼻的信,抽出一张曲边的灰色厚信纸,看见上面的字迹尖细而稀疏,读了起来:

我既已承担责任,把您的事随时提醒您,现在就通知您,今天四月二十八日您应该出庭陪审,因此您不能照您一贯的轻率作风,如昨天所答应的那样,陪我们和柯洛索夫去观看画展,除非您情愿向州法院缴纳三百卢布罚金,相当于您舍不得买的那匹马的价钱,为的是您没有准时出庭。昨天您一走,我就记起这件事。请您务必不要忘记。

玛·柯察金公爵小姐

信纸背面又加了两句:

妈要我告诉您,为您准备的正餐将等您到深夜。请您务必光临,迟早听便。

玛·柯

聂赫留朵夫皱起眉头。这封信是柯察金公爵小姐两个月来向他巧妙进攻的又一招,目的是要用无形的千丝万缕把他同自己拴得越来越紧。凡是年纪已不很轻、又不是在热恋中的男人,对结婚问题往往患得患失,犹豫不决。不过,除了这一点,聂赫留朵夫还有一个重大原因,使他就算拿定主意,也不能立刻去求婚。这原因并非他在十年前诱奸了卡秋莎又把她抛弃了。这件事他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即使想起来,也不会把它看作结婚的障碍。这原因是他同一个有夫之妇有过私情,虽然从他这方面来说,这种关系现在已经结束,但她却不认为已一刀两断。

聂赫留朵夫见到女人很腼腆。正因为他腼腆,这个有夫之妇才想要征服他。这个女人是聂赫留朵夫参加选举的那个县的首席贵族的妻子。她终于把聂赫留朵夫引入彀中;聂赫留朵夫一天比一天迷恋她,同时又一天比一天嫌恶她。聂赫留朵夫起初经不住她的诱惑,后来又在她面前感到内疚,因此若不取得她的同意,就不能断绝这种关系。也就因为这个缘故,聂赫留朵夫认为即使他心里愿意,也无权向柯察金小姐求婚。

桌上正好放着那个女人的丈夫的来信。聂赫留朵夫一看见他的笔迹和邮戳,就脸红耳赤,心惊肉跳。他每次面临危险,总有这样的感觉。不过,他的紧张是多余的;那个丈夫,聂赫留朵夫主要地产所在县的首席贵族,通知聂赫留朵夫说,五月底将召开地方自治会非常会议,他要求聂赫留朵夫务必出席,以便在讨论有关学校和马路等当前重大问题时支持他,因为估计将遭到反动派的坚决反对。首席贵族是个自由派,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反对亚历山大三世[6]登位后逐渐抬头的反动势力,一心一意投入这场斗争,根本不知道家里出了不幸的变故。

聂赫留朵夫想起由于这个人而产生的种种烦恼。记得有一次他以为那女人的丈夫已知道这事,就做好同他决斗的准备,决斗时他将朝天开枪。还记得她跟他大闹过一场,她在绝望中奔往花园的池塘,想投水自尽,他连忙追了上去。“我现在不能到她那边去,在她没有答复我以前,我也不能采取任何措施。”聂赫留朵夫心里盘算着。一星期以前,他写了一封信给她,语气很坚决,承认自己有罪,不惜用任何方式赎罪,但认为为了她的幸福,他们的关系必须一刀两断。他现在就在等她的回信,但没有等到。没有回信多少也是个好兆头。她要是不同意断绝关系,早就该来信了,说不定还会像上次那样亲自赶来。聂赫留朵夫听说现在有个军官在追求她,这使他心里酸溜溜的,但同时又因为可以不再撒谎作假而感到高兴,并松了一口气。

另一封信是经管他地产的总管写来的。总管在信里说,聂赫留朵夫必须亲自回乡一次,以便办理遗产过户手续,同时就农业的经营方式作出决定:继续照公爵夫人在世时那样经营呢,还是采取他总管以前曾向公爵夫人提出,如今再向公爵少爷提出的办法,也就是增加农具,把租给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回自己耕种?总管认为自己耕种要划算得多。此外,总管还表示歉意说,原定月初汇出的三千卢布得耽搁几天,这笔钱将随下一班邮车汇出。耽搁的原因是农民不肯缴租,他收不齐租金,只得求助于官府,强制农民缴纳。聂赫留朵夫收到这封信,又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他意识到自己掌握了大量产业。不高兴的是他当年原是斯宾塞[7]的忠实信徒,而且身为大地主,对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8]中所提出的“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这个论点特别折服。他出于青年人的正直和果断,不仅口头上拥护土地不该成为私有财产的观点,在大学里还就这个问题写过论文,而且真的曾把一小块土地(那块土地不属于他母亲所有,而是他从父亲名下直接继承来的)分给农民。他不愿违反自己的信念而占有土地。如今继承了母亲的遗产而成为大地主,他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间选择一条:或者像十年前处理父亲遗下的两百俄亩土地那样,放弃他名下的产业;或者默认自己以前的全部想法都是荒谬的。

第一条道路他不能走,因为除了土地他没有任何其他生活资料。他既不愿意做官,又不能放弃早已过惯的奢侈生活。再说,他也没有必要放弃这样的生活,因为年轻时的信仰、决心、虚荣和一鸣惊人的欲望,如今都没有了。至于第二条道路,要否定他从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中汲取来、后来又从亨利·乔治[9]的著作里找到光辉论证的“土地私有不合理”这个论点,他可怎么也办不到。

就因为这个缘故,总管的信使他不高兴。

聂赫留朵夫喝完咖啡,到书房查看法院通知,应该几点钟出庭,再给公爵小姐写回信。去书房就得经过画室。画室里放着一个画架,架上反放着一幅开了头的画稿,墙上挂着几张习作。看到这幅他花了两年功夫画的画稿,看到那些习作和整个画室,他又一次深切地感到,他的绘画水平已无法再提高了。这种心情是他近来常有的。他认为这是由于审美观过分高雅的缘故,但不管怎样,总是不愉快的。

七年前,他断定自己有绘画天才,就辞去军职。他把艺术创作看得高于一切,瞧不起其他活动。现在事实证明他无权妄自尊大。因此一想到这事就不愉快。他心情沉重地瞧瞧画室里豪华的设备,闷闷不乐地走进书房。书房又高又大,里面有各种装饰、用品和舒适的家具。

聂赫留朵夫立刻在大写字台标明“急事”的抽屉里找到那份通知,知道必须在十一时出庭。接着他坐下来给公爵小姐写信,感谢她的邀请,并表示将尽量赶去吃饭。但他写完后就把信撕掉,觉得口气太亲热。他重新写了一封,却又觉得太冷淡,人家看了会生气。他又把信撕掉,然后按了按电铃。一个脸色阴沉的老仆人,留着络腮胡子,嘴唇和下巴刮得光光的,腰系灰细布围裙,走了进来。

“请您派人去雇一辆马车来。”

“是,老爷。”

“再对柯察金家来的人说一声,谢谢他们东家,我会尽量赶到的。”

“是。”

“这样有点失礼,可是我写不成。反正今天我要同她见面的。”聂赫留朵夫心里想着,离开书房去换衣服。

他换好衣服,走到大门口,那个熟识的车夫驾着橡胶轮马车已在那里等着他了。

“昨天您刚离开柯察金家,我就到了,”车夫把他那套在白衬衫领子里的黧黑强壮的脖子半扭过来,说,“看门的说,老爷您才走不久。”

“连马车夫都知道我同柯察金家的关系。”聂赫留朵夫想,又考虑起近来经常盘踞在他头脑里的问题:该不该同柯察金小姐结婚。这个问题也像当前他遇到的许多问题一样,怎么也无法解决。

聂赫留朵夫想结婚的原因是:第一,除了获得家庭的温暖外,还可以避免不正常的两性关系,过合乎道德的生活;第二,也是主要的原因,他希望家庭和孩子能充实他目前这种空虚的生活。他想结婚无非就是这些原因。不想结婚的原因是:第一,唯恐丧失自由,凡是年纪不轻的单身汉都有这样的顾虑;第二,对女人这种神秘的生物抱着一种莫名的恐惧。

他愿意同米西(柯察金小姐的本名是玛利亚,如同他们这种圈子里所有的家庭一样,她有一个别名)结婚还有一些特殊原因,那就是:第一,她出身名门,衣着、谈吐、步态、笑容,处处与众不同,她给人的印象不是别的,而是“教养有素”——他再也想不出更适当的形容词,并且很重视这种品质;第二,她认为他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因此他认为只有她才了解他。对他的这种了解,也就是对他崇高品格的肯定,聂赫留朵夫认为这足以证明她聪明颖悟,独具慧眼。不想同米西结婚的特殊原因是:第一,他很可能找到比米西好得多因而同他更相配的姑娘;第二,她今年已二十七岁,因此以前一定谈过恋爱。这个想法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很不是滋味。他的自尊心使他无法忍受这种情况,哪怕这已是往事。当然她以前不可能知道她日后会遇见他,但是一想到她可能爱过别人,他还是感到屈辱。

这样,想结婚和不想结婚,都有理由,二者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因此聂赫留朵夫嘲笑自己是布里丹的驴子[10]。他始终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选哪一捆干草好。

“反正还没有收到玛丽雅(首席贵族的妻子)的回信,那事还没有完全结束,我还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他自言自语。

想到他可以而且不得不推迟作出决定,他感到高兴。

“不过,这些事以后再考虑吧。”当他的轻便马车悄悄地来到法院门口的柏油马路上时,他这样想。

“现在我得照例忠实履行我的社会职责,我应该这样做。再说,这种事多半都挺有意思。”他心里想着,从看门人旁边走过,进入法院的门廊。

聂赫留朵夫走进法院的时候,走廊里已很热闹了。

法警手拿公文,跑来跑去,执行任务,有的快步,有的小跑,两脚不离地面,鞋底擦着地板,沙沙发响,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民事执行吏、律师和司法官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原告和没有在押的被告垂头丧气地在墙边踱步,有的坐在那儿等待。

“区法庭在哪里?”聂赫留朵夫问一个法警。

“您要哪一个法庭?有民事法庭,有高等法庭。”

“我是陪审员。”

“那是刑事法庭。您该早说。从这儿向右走,然后往左拐,第二个门就是。”

聂赫留朵夫照他的话走去。

法警说的那个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体格魁伟的商人,模样和善,显然刚喝过酒,吃过点心,情绪极好;另一个是犹太籍店员。聂赫留朵夫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这里是不是陪审员议事室时,他们正在谈论毛皮的价格。

“就是这儿,先生,就是这儿。您跟我们一样也是陪审员吧?”模样和善的商人快乐地挤挤眼问。“那好,我们一起来干吧!”他听到聂赫留朵夫肯定的回答,继续说,“我是二等商人[11]巴克拉肖夫,”他伸出一只又软又宽又厚的手说,“得辛苦一番了。请教贵姓?”

聂赫留朵夫报了姓名,走进陪审员议事室。

在不大的陪审员议事室里,有十来个不同行业的人。大家都刚刚到,有的坐着,有的走来走去,互相打量着,做着介绍。有一个退役军人身穿军服,其余的人都穿着礼服或便服,只有一个穿着农民的紧身长袍。

尽管有不少人是放下本职工作来参加陪审的,嘴里还抱怨这事麻烦,但个个都得意扬扬,自认为是在做一项重大的社会工作。

陪审员有的已相互认识,有的还在揣测对方的身份,但都在交谈,谈天气,谈早来的春天,谈当前要审理的案子。那些还不认识聂赫留朵夫的人,赶紧来同他认识,显然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聂赫留朵夫却像平素同陌生人应酬一样,觉得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要是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自认为高人一等,他可答不上来,因为他这辈子并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他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身上的衬衫、衣服、领带、袖扣都是头等货,但这些都不能成为他地位优越的理由。这一层他自己也明白。然而他无疑还是以此自豪,把人家对他的尊敬看作天经地义。要是人家不尊敬他,他就会生气。在陪审员议事室里,恰恰有人不尊敬他,使他很不高兴。原来在陪审员中有一个聂赫留朵夫认识的人,叫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聂赫留朵夫不知道他姓什么,很瞧不起他,因此从来没有和他谈过话),在他姐姐家做过家庭教师,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聂赫留朵夫对他的不拘礼节,对他那种旁若无人的纵声大笑,总之对他那种像聂赫留朵夫姐姐所说的“粗鲁无礼”,一向很反感。

“嘿,连您也掉进来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迎着聂赫留朵夫哈哈大笑,“您也逃不掉吗?”

“我根本就不想逃。”聂赫留朵夫严厉而冷淡地回答。

“嗯,这可是一种公民的献身精神哪!不过,您等着吧,他们会搞得您吃不上饭,睡不成觉的。到那时您就会换一种调子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笑得更响亮,说。

“这个大司祭的儿子马上就要同我称兄道弟了。”聂赫留朵夫想,脸上现出极其不快的神色,仿佛刚刚接到亲人全部死光的噩耗。聂赫留朵夫撇下他,往人群走去。那里人们围着一个脸刮得光光的相貌堂堂的高个子,听他眉飞色舞地说话。这位先生讲着此刻正在民事法庭审理的一个案子,似乎很熟悉案情,叫得出法官和著名律师的名字和父名。他讲到那位著名律师神通广大,怎样使那个案子急转直下,叫那个道理全在她一边的老太太不得不拿出一大笔钱付给对方。

“真是一位天才律师!”他说。

大家听着都肃然起敬,有些人想插嘴发表一些观感,可是都被他打断,仿佛只有他一人知道全部底细。

聂赫留朵夫虽然迟到,但还得等待好久。有一名法官直到此刻还没有来,把审讯工作耽搁了。

庭长一早就来到法庭。他体格魁伟,留着一大把花白的络腮胡子。他是个有妻室的人,可是生活十分放荡,他的妻子也是这样。他们互不干涉。今天早晨他收到瑞士籍家庭女教师——去年夏天她住在他们家里,最近从南方来到彼得堡——来信,说她下午三时至六时在城里的“意大利旅馆”等他。因此他希望今天早点开庭,早点结束,好赶在六点钟以前去看望那个红头发的克拉拉。去年夏天在别墅里他跟她可有过一段风流韵事啊。

他走进办公室,扣上房门,从文件柜的最下层拿出一副哑铃,向上、向前、向两边和向下各举了二十下,然后又把哑铃举过头顶,身子毫不费力地蹲下来三次。

“要锻炼身体,再没有比洗淋浴和做体操更好的办法了。”他边想边用无名指上戴着金戒指的左手摸摸右臂上隆起的一大块肌肉。他还要练一套击剑动作(他在长时间审理案子以前总要做这两种运动),这时房门动了一下。有人想推门进来。庭长慌忙把哑铃放回原处,开了门。

“对不起。”他说。

一个身材不高的法官,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耸起肩膀,脸色阴沉,走了进来。

“玛特维又没有来。”那个法官不高兴地说。

“还没有来,”庭长一边穿制服,一边回答,“他总是迟到。”

“真弄不懂,他怎么不害臊。”法官说,怒气冲冲地坐下来,掏出一支香烟。

这个法官是个古板君子,今天早晨同妻子吵过嘴,因为妻子不到时候就把这个月的生活费用光了。妻子要求他预支给她一些钱,他说决不通融。结果就闹了起来。妻子说,既然这样,那就不开伙,他别想在家里吃到饭。他听了这话转身就走,唯恐妻子真的照她威胁的那样办,因为她这人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嘿,规规矩矩过日子就落得如此下场,”他心里想,眼睛瞧着那容光焕发、和蔼可亲的庭长,庭长正宽宽地叉开两臂,用细嫩的白手理着绣花领子两边又长又密的花白络腮胡子,“他总是扬扬得意,可我却在活受罪。”

书记官走进来,拿来一份卷宗。

“多谢,”庭长说着,点上一支烟,“先审哪个案子?”

“我看就审毒死人命案吧。”书记官若无其事地说。

“好,毒死人命案就毒死人命案吧,”庭长说。他估计这个案子四时以前可以结束,然后他就可以走,“玛特维还没有来吗?”

“还没有来。”

“那么勃列威来了吗?”

“他来了。”书记官回答。

“您要是看见他,就告诉他,我们先审毒死人命案。”

勃列威是在这个案子中负责提出公诉的副检察官。

书记官来到走廊里,遇见勃列威。勃列威耸起肩膀,敞开制服,腋下夹一个公文包,沿着走廊像跑步一般匆匆走来,鞋后跟踩得咯咯发响,那只空手拼命前后摆动。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要我问一下,您准备好了没有。”书记官说。

“当然,我随时都可以出庭,”副检察官说,“先审哪个案子?”

“毒死人命案。”

“太好了!”副检察官嘴里这样说,其实他一点也不觉得好,因为他通宵没有睡觉。他们给一个同事饯行,喝了许多酒,打牌一直打到半夜两点钟,又到正好是玛丝洛娃六个月前待过的那家妓院去玩女人,因此他没有来得及阅读毒死人命案的案卷,此刻想草草翻阅一遍。书记官明明知道他没有看过这案的案卷,却有意刁难,要庭长先审这个案。就思想来说,书记官是个自由派,甚至是个激进派。勃列威却思想保守,而且也像一切在俄国做官的德国人那样,特别笃信东正教。书记官不喜欢他,但又很羡慕他这个位置。

“那么,阉割派[12]教徒一案怎么样了?”书记官问。

“我说过我不能审理这个案子,”副检察官说,“因为缺乏证人,我也将这样向法庭声明。”

“那有什么关系……”

“我不能审理。”副检察官说完,又这样摆动手臂,跑到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他借口一个证人没有传到而推迟审理阉割派教徒的案子,其实这个证人对本案无足轻重,他之所以推迟审理只是担心由受过教育的陪审员组成的法庭来审理,被告很可能被宣告无罪释放。但只要同庭长商量妥当,这个案子就可以转到县法庭去审理,那里陪审员中农民较多,判罪的机会也就大得多。

走廊里熙熙攘攘,越来越热闹。人群多半聚集在民事法庭附近,那里正在审理那个喜欢打听案情的相貌堂堂的先生向陪审员们讲述的案子。在审讯休息时,民事法庭里走出一位老太太,就是她被那个天才律师硬敲出一大笔钱给一个生意人,而那个生意人本来是根本无权得到这笔钱的。这一点法官们都很清楚,原告和他的律师当然更清楚;可是律师想出来的办法太狠毒了,逼得那老太太非拿出这笔钱来不可。老太太身体肥胖,衣着讲究,帽子上插着几朵很大的鲜花。她从门里出来,摊开两条又短又粗的胳膊,嘴里不断地对她的律师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请您帮个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律师望着她帽子上的鲜花,自己想着心事,根本没有听她说话。

那位名律师跟在老太太后面,敏捷地从民事法庭走出来。他敞开背心,露出浆得笔挺的雪白硬胸,脸上现出得意扬扬的神色,因为他使头上戴花的老太太倾家荡产,而那个付给他一万卢布的生意人却得到了十万以上。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律师身上,他也察觉到这一点。他那副神气仿佛在说:“我没什么值得大家崇拜的。”他迅速地从人群旁边走过去了。

玛特维终于来了。还有那个脖子很长的瘦民事执行吏,下嘴唇撇向一边,趔趄着走进陪审员议事室。

这个民事执行吏为人正直,受过高等教育,但不论到哪里都保不住位置,因为他嗜酒成癖。三个月前,他妻子的保护人,一位伯爵夫人,给他谋得了这个职位,他总算保持到现在,并因此觉得高兴。

“怎么样,诸位先生,人都到齐了吗?”他戴上夹鼻眼镜后,从眼镜上方向四下里打量了一下,说。

“看样子全到了。”快乐的商人说。

“让我们来核对一下。”民事执行吏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开始点名,有时越过眼镜、有时透过眼镜看看被点到名的人。

“五等文官尼基福罗夫。”

“是我。”那个相貌堂堂、熟悉各种案情的先生答应。

“退役上校伊凡诺夫。”

“有。”那个身穿退役军官制服的瘦子回答。

“二等商人巴克拉肖夫。”

“到,”那个和颜悦色、笑得咧开嘴巴的商人答道,“都准备好了!”

“近卫军中尉聂赫留朵夫公爵。”

“是我。”聂赫留朵夫回答。

民事执行吏越过眼镜向他瞧瞧,特别恭敬而愉快地向他鞠躬,借此表示聂赫留朵夫的身份与众不同。

“上尉丹钦科,商人库列肖夫。”等等,等等。

少了两个人,其余的都到了。

“诸位先生,现在请出庭。”民事执行吏愉快地指指门口,说。

大家纷纷起身,在门口互相让路,进入走廊,再从走廊来到法庭。

法庭是一个长方形大厅。大厅一端是一座高台,上去要走三级台阶。台中央放一张桌子,桌上铺一块绿呢桌布,边缘饰着深绿色穗子。桌子后面放着三把麻栎扶手椅,椅背很高,上面雕有花纹。椅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一个金边镜框,框里嵌着一个色泽鲜明的将军全身像[13]。将军的军服上挂着绶带,一只脚跨前一步,一只手按住佩刀柄。右墙角上挂着一个神龛,里面供着头戴荆冠的基督像,神龛前面立着读经台。右边放着检察官的高写字台。左边,同高写字台对称,远远地放着书记官的小桌,靠近旁听席有一道光滑的麻栎栏杆,栏杆后面是被告坐的长凳。现在凳子还空着没有人坐。高台的右边放着两排高背椅,那是供陪审员坐的,高台下面的几张桌子是给律师用的。大厅被栏杆分成两部分,这一切都在大厅的前半部。大厅的后半部摆满长凳,一排比一排高,直到后面的墙壁。法庭后半部的前排长凳上坐着四个女人,又像工厂的女工,又像公馆里的女佣,还有两个男人,也是工人。他们显然被法庭的庄严肃穆气氛镇住了,因此交谈时怯生生地压低声音。

陪审员们一坐好,民事执行吏就趔趄着来到法庭中央,仿佛要吓唬在场的人似的,放开嗓门叫道:“开庭了!”

全体起立。法官纷纷走到台上:领头的是体格魁伟、留络腮胡子的庭长,然后是那个脸色阴沉、戴金丝边眼镜的法官。此刻他的脸色更加阴沉,因为他在出庭前遇到在当见习法官的内弟,内弟告诉他说,他刚才到姐姐那里去过,姐姐向他宣布家里不开饭。

“看来咱们只好上小饭店去吃饭了。”内弟笑着说。

“有什么可笑的。”脸色阴沉的法官说,他的脸色变得更加阴沉了。

最后上去的法官就是那个向来迟到的玛特维。他留着大胡子,一双善良的大眼睛向下耷拉着。这个法官长期患胃炎,遵照医生嘱咐今天早晨开始采用新的疗法,因此今天他在家里耽搁得比平时更久。此刻他走上台去,脸上现出专注的神情,因为他有一个习惯,常用各种不同方式预测各种问题。此刻他就在占卜,要是从办公室到法庭扶手椅座位的步数可以被三除尽,那么新的疗法定能治好他的胃炎;要是除不尽,那就治不好。走下来是二十六步,但他把最后一步缩小,这样就正好走了二十七步。

庭长和法官穿着衣领上镶有金线的制服,走上高台,气势十分威严。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仿佛都为自己的威严感到不好意思,慌忙谦逊地垂下眼睛,坐到铺着绿呢桌布后面的雕花扶手椅上。桌上竖立着一个上面雕着一只鹰的三角形打击器,还放着几个食品店里盛糖果用的玻璃缸和墨水瓶、钢笔、白纸以及几支削尖的粗细铅笔。副检察官随着法官们进来。他还是那么匆匆忙忙,腋下夹着公文包,还是那么拼命摆动一只手,迅速走到窗边自己的座位上,一坐下就埋头翻阅文件,充分利用每一分钟时间为审案做着准备。副检察官提出公诉还是第四次。他热衷于功名,一心向上爬,因此凡是由他提出公诉的案子,最后非判刑不可。这个毒死人命案的性质他大致知道,并且已拟好发言提纲,不过他还需要一些资料,此刻正急急忙忙从卷宗中摘录着。

书记官坐在台上另一角,已把可能需要宣读的文件准备好,然后把昨天才弄到手和阅读过的一篇查禁的文章重读了一遍。他想跟那个同他观点一致的大胡子法官谈谈这篇文章,在谈论以前再好好看一遍。

庭长翻阅了一些文件,向民事执行吏和书记官提出几个问题,得到肯定的答复,就传被告出庭。栏杆后面的那扇门开了,两个宪兵头戴军帽,手拿出鞘的佩刀,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三个被告,先是一个红棕色头发、脸上有雀斑的男人,再是两个女人。那男人穿着一件大得同他的身材极不相称的囚袍。他一边走进法庭,一边叉开两手的大拇指,用手紧贴住裤缝,使过分长的衣袖不致滑下来。他眼睛不看法官和旁听者,却注视着他绕过的长凳。他绕过长凳,规规矩矩地坐在边上,留下位子给别人坐,然后眼睛盯住庭长,颊上的肌肉抖动起来,仿佛在嘟囔着什么。跟在他后面进来的是个年纪不轻的女人,身上也穿着囚袍。她头上包着一块囚犯用的三角头巾,脸色灰白,眼睛发红,没有眉毛,也没有睫毛。这个女人看上去十分镇定。她走到自己的位子旁边,长袍被什么东西钩住。她不慌不忙小心地把它摘开,坐下来。

第三个被告是玛丝洛娃。

玛丝洛娃一进来,法庭里的男人便都把目光转到她身上,久久地盯住她那张白嫩的脸、那双水汪汪的黑眼睛和长袍底下高高隆起的胸部。当她在人们面前走过时,就连那个宪兵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直到她坐下。等她坐下了,宪兵这才仿佛觉得有失体统,慌忙转过脸去,振作精神,木然望着窗外。

庭长等着被告坐好;玛丝洛娃坐下来,他就转过脸去对书记官说话。

例行的审讯程序开始了:清点陪审员人数,讨论缺席陪审员问题,决定他们的罚款,处理请假陪审员的事,以及指定候补陪审员的名单。然后庭长折拢几张小纸片,把它们放到玻璃缸里,这才稍稍卷起制服的绣花袖口,露出汗毛浓密的双手,像魔术师似的摸出一张张纸条,打开来,念着纸条上的名字。随后庭长放下袖口,请司祭带陪审员们宣誓。

司祭是个小老头,脸上浮肿,脸色白中带黄。他身穿棕色法衣,胸前挂着金十字架,法衣一侧还别着一个小勋章。他慢吞吞地挪动法衣里的两条肿腿,走到圣像下面的读经台旁。

陪审员们都站起来,往读经台挤去。

“请过来!”司祭用浮肿的手摸摸胸前的十字架,等陪审员们走过去。

这个司祭任职已超过四十六年,再过三年就要像大司祭前不久那样庆祝任职五十周年了。自从陪审法院开办以来[14]他就在区法庭任职,并感到十分自豪,因为由他带领宣誓的已多达几万人,而且到了晚年还能为教会、祖国和家庭出力。他死后不仅能给家人留了一座房子,而且还有不下于三万卢布的有息证券。他在法庭里带领人们凭《福音书》宣誓,而《福音书》恰恰禁止人们起誓,因此这项工作是不正当的。这一点他可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不仅从来不感到于心有愧,而且还很喜爱它,因为可以借此结识许多名流。今天他就认识了那位名律师,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他只办了击败那个帽子上戴花的老太太一案,就净到手一万卢布。

等陪审员都顺着台阶走到台上,司祭就侧着花白头发的秃头,套上油腻的圣带,然后理理稀疏的头发,向陪审员们转过脸去。

“举起右手,手指这样并拢。”他用苍老的声音慢吞吞地说,举起每个手指上都有小窝的浮肿的手,手指并拢,像捏住什么东西。“现在大家跟着我念,”他说着就领头宣誓,“凭万能的上帝,当着他神圣的《福音书》和赋予生命的十字架,我答应并宣誓,在审理本案时……”他说一句,顿一顿。“手这样举好,不要放下,”他对一个放下手来的年轻人说,“在审理本案时……”

留络腮胡子的相貌堂堂的人、上校、商人和另外几个人,都遵照司祭的要求举起右手,并拢手指,而且举得很高很有精神,看上去很高兴,可是其他的人似乎有点勉强,不大乐意这样做。有些人念誓词念得特别响,仿佛有意在挑衅说:“我照念就是了,照念就是了。”有些人只是喃喃地动动嘴巴,落在司祭后面,后来忽然惊觉了,慌忙赶上去。有些人恶狠狠地使劲捏拢手,仿佛怕落掉什么东西。有些人把手指松开又捏拢。个个都觉得别扭,只有小老头司祭满怀信心,自以为在干一件有益的大事。宣誓完毕,庭长请陪审员们选出一名首席陪审员来。陪审员们纷纷起立,挤在一起走进议事室。一到议事室,他们都立刻掏出香烟,吸起烟来。有人提议请那位相貌堂堂的绅士当首席陪审员,大家立刻赞同。他们丢掉或者捻灭烟蒂,回到法庭。当选的首席陪审员向庭长报告谁当选了,大家又回到原位,跨过别人的脚,在两排高背椅上坐好。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毫不耽搁,气氛十分庄严。这种有条不紊、一丝不苟的仪式使参加者都很满意,更加坚信他们是在参加一项严肃而重大的社会工作。这一点聂赫留朵夫也感觉到了。

等陪审员们一坐好,庭长就向他们说明陪审员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庭长讲话的时候不断改变姿势,一会儿身子支在左臂肘上,一会儿支在右臂肘上,一会儿靠在椅背上,一会儿搁在椅子的扶手上,一会儿弄齐一叠纸,一会儿摩挲裁纸刀,一会儿摸弄着铅笔。

庭长说,陪审员的权利是可以通过庭长审问被告,可以使用铅笔和纸,可以察看物证。他们的责任是审判必须公正,不准弄虚作假。他们的义务是保守会议秘密,不得与外界私通消息,如有违反,将受惩罚。

大家都恭恭敬敬地用心听着。那个商人周身散发出酒气,勉强忍住饱嗝,听到一句话,就点一下头表示赞成。

庭长讲话完毕,就向几个被告转过身去。

“西蒙·卡尔津金,站起来。”他说。

西蒙紧张地跳起来,颊上的肌肉抖动得更快了。

“你叫什么名字?”

“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他粗声粗气地急急说,显然事先已准备好了答辞。

“你的身份是什么?”

“农民。”

“什么省,什么县人?”

“土拉省,克拉比文县,库比央乡,包尔基村人。”

“多大年纪?”

“三十三岁,生于一千八百……”

“信什么教?”

“我们信俄国教,东正教。”

“结过婚吗?”

“没有,老爷。”

“做什么工作?”

“在摩尔旅馆当茶房。”

“以前吃过官司吗?”

“从来没有吃过官司,因为我们以前过日子……”

“以前没有吃过官司吗?”

“上帝保佑,从来没有吃过。”

“起诉书副本收到了吗?”

“收到了。”

“请坐下。叶菲米雅·伊凡诺娃·包奇科娃。”庭长叫下一个被告的名字。

但西蒙仍旧站着,把包奇科娃挡住。

“卡尔津金,请坐下。”

卡尔津金还是站着。

“卡尔津金,坐下!”

但卡尔津金一直站着,直到民事执行吏跑过去,侧着头,不自然地睁大眼睛,不胜感慨地低声说:“坐下吧,坐下吧!”他才坐下来。

卡尔津金像站起来时一样快地坐下,把身上的长袍裹裹紧,颊上的肌肉又不出声地抖动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庭长不胜疲劳地叹了口气,问第二个被告,眼睛不瞧她,只顾查阅着面前的文件。对于庭长来说,审理案件已是家常便饭,若要加速审讯,他可以把两个案件一次审完。

包奇科娃四十三岁,出身科洛美诺城的小市民,也在摩尔旅馆当茶房。以前没有吃过官司,起诉书副本收到了。包奇科娃回答问题非常泼辣,那种口气仿佛在回答每句话时都说:“对,我叫叶菲米雅,也就是包奇科娃,起诉书副本收到了,我觉得挺有面子,谁也不许嘲笑我。”等庭长一问完,包奇科娃不等人家叫她坐,就立刻自动坐下。

“你叫什么名字啊!”好色的庭长特别亲切地问第三个被告,“你得站起来。”他发现玛丝洛娃坐着不动,和颜悦色地说。

玛丝洛娃身姿矫捷地站起来,现出唯命是从的神情,挺起高耸的胸部,用她那双笑盈盈而略微斜睨的黑眼睛盯住庭长的脸,什么也没回答。

“你叫什么名字?”

“柳波芙。”她迅速地说。

聂赫留朵夫这时已戴上夹鼻眼镜,随着庭长审问,挨个儿瞧着被告。他眼睛没有离开这第三个被告的脸,想:“这不可能,她怎么会叫柳波芙呢?”他听见她的回答,心里琢磨着。

庭长还想问下去,但那个戴眼镜的法官怒气冲冲地嘀咕了一句,把他拦住了。庭长点点头表示同意,又对被告说:“怎么叫柳波芙呢?”他说,“你登记的不是这个名字。”

被告不作声。

“我问你,你的真名字叫什么。”

“你的教名叫什么?”那个怒容满面的法官问。

“以前叫卡吉琳娜。”

“这不可能。”聂赫留朵夫嘴里仍这样自言自语,但心里已毫不怀疑,断定她就是那个他一度热恋过,确确实实是热恋过的姑娘,姑妈家的养女兼侍女。当年他在情欲冲动下诱奸了她,后来又抛弃了她。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去想她,因为想到这件事实在太痛苦了,这件事使他原形毕露,表明他这个以正派人自居的人不仅一点也不正派,对那个女人的行为简直是十分下流。

对,这个女人就是她。这会儿他看出了她脸上那种独一无二的神秘特点。这种特点使每张脸都自成一格,与其他人不同。尽管她的脸苍白和丰满得有点异样,她的特点,与众不同的可爱特点,还是表现在脸上,嘴唇上,表现在略微斜睨的眼睛里,尤其是表现在她那天真烂漫、笑盈盈的目光中,表现在脸上和全身流露出来的唯命是从的神态上。

“你早就该这么说了,”庭长又特别和颜悦色地说,“你的父名叫什么?”

“我是个私生子。”玛丝洛娃说。

“那么按照你教父的名字该怎么称呼你呢?”

“米哈依洛娃。”

“她会做什么坏事呢?”聂赫留朵夫心里仍在琢磨,他的呼吸有点急促了。

“你姓什么,通常人家叫你什么?”庭长继续问。

“通常用母亲的姓玛丝洛娃。”

“身份呢?”

“小市民。”

“信东正教吗?”

“信东正教。”

“职业呢?你做什么工作?”

玛丝洛娃不作声。

“你做什么工作?”庭长又问。

“在店里。”她说。

“什么店?”戴眼镜的法官严厉地问。

“什么店您自己知道。”玛丝洛娃说,她扑哧一笑,接着迅速地向周围扫了一眼,又盯住庭长。

她脸上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神情,她的话、她的微笑和她迅速扫视法庭的目光是那么可怕和可怜,弄得庭长不禁垂下了头。庭上刹那间变得鸦雀无声。接着,这种寂静被一个旁听者的笑声打破了。有人向他发出嘘声。庭长抬起头,继续问她:“你以前没有受过审判和侦审吗?”

“没有。”玛丝洛娃叹了一口气,低声说。

“起诉书副本收到了吗?”

“收到了。”

“你坐下。”庭长说。

被告就像盛装的贵妇人提起拖地长裙那样提了提裙子,然后坐下来,一双白净的不大的手拢在囚袍袖子里,眼睛一直盯住庭长。

接着传证人,再把那些用不着的证人带下去,又推定法医,请他出庭。然后书记官起立,宣读起诉书。他念得很响、很清楚,但因为念得太快,混淆了舌尖音和卷舌音,以致发出来的声音成了一片连续不断的嗡嗡声,令人昏昏欲睡。法官们一会儿把身子靠在椅子的这边扶手上,一会儿靠在那边扶手上,一会儿搁在桌上,一会儿靠在椅背上,一会儿闭上眼睛,一会儿睁开眼睛,交头接耳。有一个宪兵好几次要打呵欠,都勉强忍住。

几个被告中,卡尔津金颊上的肌肉不断抖动。包奇科娃挺直腰板坐在那里,镇定自若,偶尔用一只手指伸到头巾里搔搔头皮。

玛丝洛娃忽而一动不动地望着书记官,听他宣读,忽而全身抖动,似乎想进行反驳,脸涨得通红,然后又沉重地叹着气,双手换一种姿势,往四下里看了看,又盯住书记官。

聂赫留朵夫坐在第一排靠边第二座的高背椅上,摘下夹鼻眼镜,望着玛丝洛娃,他的内心展开了一场复杂而痛苦的活动。

起诉书全文如下:

“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摩尔旅馆有一名旅客突然死亡,经查明该旅客乃库尔干二等商人费拉邦特·叶密里央内奇·斯梅里科夫。

“经第四警察分局法医验明,死亡乃因饮酒过量、心力衰竭所致。斯梅里科夫尸体当即入土掩埋。

“案发数日后,斯梅里科夫同乡好友、商人季莫兴自彼得堡归来,获悉斯梅里科夫死亡一事,疑有人谋财害命。

“关于此项怀疑,已由预审查明下列事实:(一)斯梅里科夫死亡前不久曾向银行提取现款三千八百银卢布。然在封存死者遗物清单中只开列现金三百一十二卢布十六戈比。(二)斯梅里科夫临死前一日曾在妓院和摩尔旅馆同妓女柳波芙(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相处达一昼夜之久。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曾受斯梅里科夫之托,自妓院径赴摩尔旅馆取款。该玛丝洛娃即会同摩尔旅馆茶房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和西蒙·卡尔津金,使用斯梅里科夫交与之钥匙,打开皮箱,取出现款。玛丝洛娃开箱时,包奇科娃和卡尔津金在场目睹箱内装有百卢布钞票若干叠。(三)斯梅里科夫偕同妓女玛丝洛娃自妓院回到摩尔旅馆后,玛丝洛娃受茶房卡尔津金怂恿,将彼交与的白色药粉掺入一杯白兰地中,使斯梅里科夫饮下。(四)次日早晨该妓女玛丝洛娃将斯梅里科夫钻石戒指一枚售与女掌班,即妓院女老板和本案证人基达耶娃,声称戒指系斯梅里科夫所赠。(五)斯梅里科夫死后第二日,摩尔旅馆女茶房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即至本地商业银行,在本人活期存款户中存入一千八百银卢布。

“经法医解剖尸体,化验内脏,查明死者体内确有毒药,据此足以断定该斯梅里科夫系中毒身亡。

“被告玛丝洛娃、包奇科娃与卡尔津金在受审时均不承认犯有罪行。玛丝洛娃供称,在彼所谓‘工作’的妓院中,斯梅里科夫确曾令彼到摩尔旅馆为该商人取款,彼即用交与之钥匙打开商人皮箱,并遵嘱取出四十银卢布,未曾多取分文,此点包奇科娃和卡尔津金都能证明,因开箱、取款、锁箱之际两人均在场目睹。玛丝洛娃又供称,彼第二次到商人斯梅里科夫房间后,确曾受卡尔津金教唆使商人饮下掺有药粉之白兰地,以为此药粉是安眠药,使商人服后熟睡,彼可及早脱身。戒指一枚确系商人斯梅里科夫所赠,因彼受到商人殴打,放声痛哭,且欲离去,该商人即以此戒指相赠。

“叶菲米雅·包奇科娃供称,失款一节彼毫无所知,彼从未踏进该商人房间,一切勾当均系玛丝洛娃一人所为,因此该商人如有失窃情事,定系玛丝洛娃持商人钥匙取款时谋财所致。”玛丝洛娃听到这里,全身打了个哆嗦,张开嘴巴,回头瞧了一眼包奇科娃。“当法庭向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出示一千八百银卢布存款单并查询该存款来源时,彼供称:此乃彼同西蒙·卡尔津金二人十二年积攒所得,彼并准备同西蒙·卡尔津金结婚。又据西蒙·卡尔津金第一次受审时供称,玛丝洛娃持钥匙自妓院来旅馆,教唆彼与包奇科娃共同窃取现款,然后三人分赃。”玛丝洛娃听到这里身子又哆嗦了一下,甚至跳起来,脸涨得通红,嘴里嘀咕着什么,但被民事执行吏所制止。“最后卡尔津金还供认,彼曾将药粉交给玛丝洛娃,使该商人安眠;但在第二次审讯时又推翻前供,声称并未参与谋财案件,亦未曾将药粉交与玛丝洛娃,而将全部罪责推到玛丝洛娃一人身上。至于包奇科娃在银行存款一节,彼同包奇科娃供词相同,声称系彼二人十二年来在旅馆听差所得之小费。”

接着,起诉书列举被告对质记录、证人供词、法院鉴定人意见,等等。

起诉书结尾如下:

“综上所述,包尔基村农民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年三十三岁,小市民叶菲米雅·伊凡诺娃·包奇科娃,年四十三岁,小市民叶卡吉琳娜·米哈依洛娃·玛丝洛娃,年二十七岁,被控于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经过预谋,窃取商人斯梅里科夫现款和戒指一枚,共值二千五百银卢布,谋财害命,以毒药掺酒灌醉斯梅里科夫,致彼死亡。

“查此项罪行触犯刑法第一四五三条第四款和第五款。据此按《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二〇一条规定,农民西蒙·卡尔津金、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和小市民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应交由地方法院会同陪审员审理。”

书记官这才念完长篇起诉书,收拾好文件,坐下来,双手理理长头发。大家都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愉快地感觉到审讯就要开始,一切都会水落石出,正义就可得到伸张。只有聂赫留朵夫一人没有这样的感觉。他想到十年前他所认识的天真可爱的姑娘玛丝洛娃竟会犯下这样的罪行,不由得大惊失色。

十一

等到起诉书念完,庭长同两个法官商量了一番,然后转身对卡尔津金说话,脸上的神情分明表示:这下子我们就会把全部案情弄个水落石出了。

“农民西蒙·卡尔津金。”他身子侧向左边,开口说。

西蒙·卡尔津金站起来,两手贴住裤子两侧的接缝,整个身子向前冲,两边腮帮无声地抖动个不停。

“你被控于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串通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和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盗窃商人斯梅里科夫皮箱里的现款,然后拿来砒霜,唆使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放在酒里给商人斯梅里科夫喝下,致使斯梅里科夫中毒毙命。你承认自己犯了罪吗?”他说完把身子侧向右边。

“绝对没这回事,因为我们的本分是伺候客人……”

“这话你留到以后再说。你承认自己犯了罪吗?”

“绝对没有,老爷。我只是……”

“有话以后再说。你承认自己犯了罪吗?”庭长从容而坚决地再次问道。

“我可不会干这种事,因为……”

民事执行吏又连忙奔到西蒙·卡尔津金身边,悲天悯人地低声制止他。

庭长现出对他的审问已经完毕的神情,把拿文件那只手的臂肘挪了个地方,转身对叶菲米雅·包奇科娃说话。

“叶菲米雅·包奇科娃,你被控于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摩尔旅馆串通西蒙·卡尔津金和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从商人斯梅里科夫皮箱里盗窃其现款与戒指一枚,三人分赃,并为掩盖你们的罪行,让商人斯梅里科夫喝下毒酒,致使他毙命。你承认自己犯了罪吗?”

“我什么罪也没有,”这个女被告神气活现地断然说。“我连那个房间都没有进去过……既然那个贱货进去过,那就是她作的案。”

“这话你以后再说,”庭长又是那么软中带硬地说。“那么你不承认自己犯了罪吗?”

“钱不是我拿的,酒也不是我灌的,我连房门都没有踏进去过。我要是在场,准会把她撵走。”

“你不承认自己犯了罪吗?”

“从来没犯过。”

“很好。”

“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庭长转身对第三个被告说,“你被控带着商人斯梅里科夫的皮箱钥匙从妓院去到摩尔旅馆,窃取箱里现款和戒指一枚。”他像背书一般熟练地说,同时把耳朵凑近左边的法官,那个法官对他说,查对物证清单还少一个酒瓶。“窃取箱里现款和戒指一枚,”庭长又说了一遍,“你们分了赃,然后你又同商人斯梅里科夫一起回到摩尔旅馆,你给斯梅里科夫喝了毒酒,因而使他毙命。你承认自己犯了罪吗?”

“我什么罪也没有,”她急急地说,“我原先这么说,现在也这么说:我没有拿过,没有拿过就是没有拿过,我什么也没有拿过,至于戒指,是他自己给我的……”

“你不承认犯有盗窃两千五百卢布现款的罪行吗?”庭长问。

“我说过,除了四十卢布以外,我什么也没有拿过。”

“那么,你犯了给商人斯梅里科夫喝毒酒的罪行,你承认吗?”

“这事我承认。不过人家告诉我那是安眠药,吃了没有关系,我也就相信了。我没有想到他会死,我也没有存心要害他。我可以当着上帝的面起誓,我没有这个念头。”她说。

“这么说,你不承认犯有盗窃商人斯梅里科夫现款和戒指的罪行,”庭长说,“可是你承认给他喝过毒酒,是吗?”

“承认是承认,不过我以为那是安眠药。我给他吃是为了要他睡觉。我没有想害死他,我没有这个念头。”

“很好,”庭长说,对取得的结果显然很满意,“那么你把事情的经过说一说,”他说,身子往椅背一靠,两手放在桌上。“把全部经过从头到尾说一说。你老实招供就可以得到从宽发落。”

玛丝洛娃眼睛一直盯着庭长,一言不发。

“你把事情的经过说一说。”

“事情的经过吗?”玛丝洛娃忽然很快地说,“我乘马车到了旅馆,他们把我领到他的房间里,当时他已经喝得烂醉了。”她说到他这个字时,脸上露出异常恐惧的神色,眼睛睁得老大。“我想走,他不放。”

她住了口,仿佛思路突然断了,或者想到了别的事。

“那么,后来呢?”

“后来还有什么呢?后来在那里待了一阵,就回家了。”

这当儿,副检察官怪模怪样地用一个臂肘支撑着,欠起身来。

“您要提问吗?”庭长问,听到副检察官肯定的回答,就做做手势,表示给他提问的权利。

“我想提一个问题:被告以前是不是认识西蒙·卡尔津金?”副检察官眼睛不望玛丝洛娃,说。

他提了问题,就抿紧嘴唇,皱起眉头。

庭长把这个问题重说了一遍。玛丝洛娃恐惧地直盯着副检察官。

“西蒙吗?以前就认识。”她说。

“现在我想知道被告同卡尔津金的交情怎么样。他们是不是常常见面?”

“交情怎么样吗?他常常找我去接客,谈不到什么交情。”玛丝洛娃回答,惊惶不安地瞧瞧副检察官,又望望庭长,然后又瞧瞧副检察官。

“我想知道,为什么卡尔津金总是只找玛丝洛娃接客,而不找别的姑娘。”副检察官眯缝起眼睛,带着阴险多疑的微笑,说。

“我不知道。教我怎么知道?”玛丝洛娃怯生生地向四下里瞧了瞧,她的目光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停留了一刹那。她回答说,“他想找谁就找谁。”

“难道被她认出来了?”聂赫留朵夫心惊胆战地想,觉得血往脸上直涌。其实玛丝洛娃并没有认出他,她立刻转过身去,又带着恐惧的神情凝视着副检察官。

“这么说,被告否认她同卡尔津金有过什么亲密关系,是吗?很好。我没有别的话要问了。”

副检察官立刻把臂肘从写字台上挪开,动手做笔记。其实他什么也没有记,只是用钢笔随意描着笔记本上的第一个字母。他常常看到检察官和律师这样做:当他们提了一个巧妙的问题以后,就在足以给对方致命打击的地方做个记号。

庭长没有立刻对被告说话,因为他这时正在问戴眼镜的法官,他同意不同意提出事先准备好并开列在纸上的那些问题。

“那么后来怎么样呢?”庭长又问玛丝洛娃。

“我回到家里,”玛丝洛娃继续说,比较大胆地瞧着庭长一个人,“我把钱交给掌班,就上床睡觉了。刚刚睡着,我们的姐妹别尔塔就把我唤醒了。她说:‘走吧,你那个做买卖的又来了。’我不愿意去,可是掌班硬叫我去。他就在旁边,”她一说到他字,显然又现出恐惧的神色,“他一直在给我们那些姐妹灌酒,后来他还要买酒,可是身上的钱花光了。掌班不信任他,不肯赊帐。他就派我到旅馆去。他告诉我钱在哪里,取多少。我就去了。”

庭长这时正在同左边那个法官低声交谈,没有听见玛丝洛娃在说什么,但为了假装他全听见了,就重复说了一遍她最后的那句话。

“你就乘车去了。那么后来又怎么样呢?”他说。

“我到了那里,就照他的话办,走进他的房间。不是自己一个人走进房间的,我叫了西蒙·米哈伊洛维奇一起进去,还有她。”她说着指指包奇科娃。

“她胡说,我压根儿没有进去过……”包奇科娃刚开口,就被制止了。

“我当着他们的面拿了四张红票子[15]。”玛丝洛娃皱起眉头,眼睛不瞧包奇科娃,继续说。

“那么,被告取出四十卢布时,有没有注意到里面有多少钱?”副检察官又问。

副检察官刚提问,玛丝洛娃就全身打了个哆嗦。她不懂是什么缘故,但觉得他对她不怀好意。

“我没有数过,我只看见都是些百卢布钞票。”

“被告看见了百卢布钞票,那么,我没有别的话要问了。”

“那么,后来你把钱取来了?”庭长看看表,又问。

“取来了。”

“那么,后来呢?”庭长问。

“后来他又把我带走了,”玛丝洛娃说。

“那么,你是怎样把药粉放在酒里给他喝下去的?”庭长问。

“怎样给吗?我把药粉撒在酒里,就给他喝了。”

“你为什么要给他喝呢?”

她没有回答,只无可奈何地长叹了一口气。

“他一直不肯放我走,”她沉默了一下,说,“我被他搞得筋疲力尽。我走到走廊里,对西蒙·米哈伊洛维奇说:‘但愿他能放我走。我累坏了。’西蒙·米哈伊洛维奇说:‘他把我们也弄得烦死了。我们来让他吃点安眠药,他一睡着,你就可以脱身了。’我说:‘好的。’我还以为那不是毒药。他就给了我一个小纸包。我走进房间,他躺在隔板后面,一看见我就要我给他倒白兰地。我拿起桌上一瓶上等白兰地,倒了两杯,一杯自己喝,一杯给他喝。我把药粉撒在他的杯子里,给他吃。我要是知道那是毒药,还会给他吃吗?”

“那么,那个戒指怎么会落到你手里的?”庭长问。

“戒指,那是他自己送给我的。”

“他什么时候送给你的?”

“我跟他一回到旅馆就想走,他就打我的脑袋,把梳子都打断了。我生气了,拔脚要走。他就摘下手上的戒指送给我,叫我别走。”玛丝洛娃说。

这时副检察官又站起来,仍旧装腔作势地要求庭长允许他再提几个问题。在取得许可以后,他把脑袋歪在绣花领子上,问道:“我想知道,被告在商人斯梅里科夫房间里待了多少时间。”

玛丝洛娃又露出惊惶失措的神色,目光不安地从副检察官脸上移到庭长脸上,急急地说:“我不记得待了多久。”

“那么,被告是不是记得,她从商人斯梅里科夫房间里出来后,有没有到旅馆别的什么地方去过?”

玛丝洛娃想了想。

“到隔壁一个空房间里去过。”她说。

“你到那里去干什么?”副检察官忘乎所以,竟直接向她提问题了。[16]

“我去理理衣服,等马车来。”

“那么,卡尔津金有没有同被告一起待在房间里?”

“他也去了。”

“他去干什么?”

“那商人还剩下一点白兰地,我们就一块儿喝了。”

“噢,一块儿喝了。很好。”

“那么,被告有没有同西蒙说过话?说了些什么?”

玛丝洛娃忽然皱起眉头,脸涨得通红,急急地说:“说了什么?我什么也没有说。有过什么,我全讲了,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你们要拿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没有罪,就是这样。”

“我没有别的话了。”副检察官对庭长说,装腔作势地耸起肩膀,动手在他的发言提纲上迅速记下被告的供词:她同西蒙一起到过那个空房间。

法庭上沉默了一阵子。

“你没有什么别的话要说吗?”

“我都说了。”玛丝洛娃叹口气说,坐下来。

随后庭长在一张纸上记了些什么,接着听了左边的法官在他耳边低声说的话,就宣布审讯暂停十分钟,匆匆地站起来,走出法取。庭长同左边那个高个儿、大胡子、生有一双善良大眼睛的法官交谈的是这样一件事:那个法官感到胃里有点不舒服,自己要按摩一下,吃点药水。他把这事告诉了庭长,庭长就宣布审讯暂停。陪审员、律师、证人随着法官纷纷站起来,大家高兴地感到一个重要案件已审完了一部分,开始走动。

聂赫留朵夫走进陪审员议事室,在窗前坐下来。

十二

对,她就是卡秋莎。

聂赫留朵夫同卡秋莎的关系是这样的。

聂赫留朵夫第一次见到卡秋莎,是在他念大学三年级那年的夏天。当时他住在姑妈家,准备写一篇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论文。往年,他总是同母亲和姐姐一起在莫斯科郊区他母亲的大庄园里歇夏。但那年夏天他姐姐出嫁了,母亲出国到温泉疗养去了。聂赫留朵夫要写论文,就决定到姑妈家去写。姑妈家里十分清静,没有什么玩乐使他分心,两位姑妈又十分疼爱他这个侄儿兼遗产继承人。他也很爱她们,喜欢她们淳朴的旧式生活。

那年夏天,聂赫留朵夫在姑妈家里感到身上充满活力,心情舒畅。一个青年人,第一次不按照人家的指点,亲身体会到生活的美丽和庄严,领悟到人类活动的全部意义,看到人的心灵和整个世界都可以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他对此不仅抱着希望,而且充满信心。那年聂赫留朵夫在大学里读了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斯宾塞关于土地私有制的论述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特别是由于他本身是个大地主的儿子。他的父亲并不富有,但母亲有一万俄亩光景的陪嫁。那时他第一次懂得土地私有制的残酷和荒谬,而他又十分看重道德,认为因道德而自我牺牲是最高的精神享受,因此决定放弃土地所有权,把他从父亲名下继承来的土地赠送给农民。现在他正在写一篇论文,论述这个问题。

那年他在乡下姑妈家的生活是这样过的:每天一早起身,有时才三点钟,太阳还没有出来,就到山脚下河里去洗澡,有时在晨雾弥漫中洗完澡回家,花草上还滚动着露珠。早晨他有时喝完咖啡,就坐下来写论文或者查阅资料,但多半是既不读书也不写作,又走到户外,到田野和树林里散步。午饭以前,他在花园里打个瞌睡,然后高高兴兴地吃午饭,一边吃一边说些有趣的事,逗得姑妈们呵呵大笑。饭后他去骑车或者划船,晚上又是读书,或者陪姑妈们坐着摆牌阵。夜里,特别是在月光溶溶的夜里,他往往睡不着觉,原因只是他觉得生活实在太快乐迷人了。有时他睡不着觉,就一面胡思乱想,一面在花园里散步,直到天亮。

他就这样快乐而平静地在姑妈家里住了一个月,根本没有留意那个既是养女又是侍女、脚步轻快、眼睛乌黑的卡秋莎。

聂赫留朵夫从小由他母亲抚养成长。当年他才十九岁,是个十分纯洁的青年。在他的心目中,只有妻子才是女人。凡是不能成为他妻子的女人都不是女人,而只是人。但事有凑巧,那年夏天的升天节[17],姑妈家有个女邻居带着孩子们来做客,其中包括两个小姐、一个中学生和一个寄住在她家的农民出身的青年画家。

吃过茶点以后,大家在屋前修剪平坦的草地上玩“捉人”游戏。他们叫卡秋莎也参加。玩了一阵,轮到聂赫留朵夫同卡秋莎一起跑。聂赫留朵夫看到卡秋莎,总是很高兴,但他从没想到他同她会有什么特殊关系。

“哦,这下子说什么也捉不到他们两个了,”轮到“捉人”的快乐画家说,他那两条农民的短壮罗圈腿跑得飞快,“除非他们自己摔跤。”

“您才捉不到哪!”

“一,二,三!”

他们拍了三次手。卡秋莎忍不住格格地笑着,敏捷地同聂赫留朵夫交换着位子。她用粗糙有力的小手握了握他的大手,向左边跑去,她那浆过的裙子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

聂赫留朵夫跑得很快。他不愿让画家捉到,就一个劲儿地飞跑。他回头一看,瞧见画家在追卡秋莎,但卡秋莎那两条年轻的富有弹性的腿灵活地飞跑着,不让他追上,向左边跑去。前面是一个丁香花坛,没有一个人跑到那里去,但卡秋莎回过头来看了聂赫留朵夫一眼,点头示意,要他也到花坛后面去。聂赫留朵夫领会她的意思,就往丁香花坛后面跑去。谁知花丛前面有一道小沟,沟里长满荨麻,聂赫留朵夫不知道,一脚踏空,掉到沟里去。他的双手被荨麻刺破,还沾满了晚露。但他立刻对自己的鲁莽感到好笑,爬了起来,跑到一块干净的地方。

卡秋莎那双水灵灵的乌梅子般的眼睛也闪耀着笑意,她飞也似地迎着他跑来。他们跑到一块儿,握住手。[18]

“我看,您准是刺破手了,”卡秋莎说。她用那只空着的手理理松开的辫子,一面不住地喘气,一面笑眯眯地从脚到头打量着他。

“我不知道这里有一道沟。”聂赫留朵夫也笑着说,没有放掉她的手。

她向他靠近些,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竟向她凑过脸去。她没有躲避,他更紧地握住她的手,吻了吻她的嘴唇。

“你这是干什么!”卡秋莎说。她慌忙抽出被他握着的手,从他身边跑开去。

卡秋莎跑到丁香花旁,摘下两支已经凋谢的白丁香,拿它们打打她那热辣辣的脸,回过头来向他望望,就使劲摆动两臂,向做游戏的人们那里走去。

从那时起,聂赫留朵夫同卡秋莎之间的关系就变了,那是一个纯洁无邪的青年同一个纯洁无邪的少女相互吸引的特殊关系。只要卡秋莎一走进房间,或者聂赫留朵夫老远看见她的白围裙,世间万物在他的眼睛里就仿佛变得光辉灿烂,一切事情就变得更有趣,更逗人喜爱,更有意思,生活也更加充满欢乐。她也有同样的感觉。不过,不仅卡秋莎在场或者同他接近时有这样的作用,聂赫留朵夫只要一想到世界上有一个卡秋莎,就会产生这样的感觉。而对卡秋莎来说,只要想到聂赫留朵夫,也会产生同样的感觉。聂赫留朵夫收到母亲令人不快的信也罢,论文写得不顺利也罢,或者心头起了青年人莫名的惆怅也罢,只要一想到世界上有一个卡秋莎,他可以看见她,一切烦恼就都烟消云散了。

卡秋莎在家里事情很多,但她总能一件件做好,还偷空看些书。聂赫留朵夫把自己刚看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小说借给她看。她最喜爱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僻静的角落》。他们只能找机会交谈几句,有时在走廊里,有时在阳台或者院子里,有时在姑妈家老女仆玛特廖娜的房间里——卡秋莎跟她同住,——有时聂赫留朵夫就在她们的小房间里喝茶,嘴里含着糖块。他们当着玛特廖娜的面谈话,感到最轻松愉快。可是到了剩下他们两人的时候,谈话就比较别扭。在这种时候,他们眼睛所表达的话和嘴里所说的话截然不同,而眼睛所表达的要重要得多。他们总是撅起嘴,提心吊胆,待不了多久就匆匆分开。

聂赫留朵夫第一次住在姑妈家,他同卡秋莎一直维持着这样的关系。两位姑妈发现他们这种关系,有点担心,甚至写信到国外去告诉聂赫留朵夫的母亲叶莲娜·伊凡诺夫娜公爵夫人。玛丽雅姑妈唯恐德米特里同卡秋莎发生暧昧关系。但她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聂赫留朵夫也像一切纯洁的人谈恋爱那样,不自觉地爱着卡秋莎,他对她的这种不自觉的爱情就保证了他们不致堕落。他不仅没有在肉体上占有她的欲望,而且一想到可能同她发生这样的关系就心惊胆战。但具有诗人气质的索菲雅姑妈的忧虑就要切实得多。她生怕具有敢作敢为的可贵性格的德米特里一旦爱上这姑娘,就会不顾她的出身和地位,毫不迟疑地同她结婚。

如果聂赫留朵夫当时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卡秋莎,尤其是如果当时有人劝他绝不能也不应该把他的命运同这样一个姑娘结合在一起,那么,凭着他的憨直性格,他就会断然决定非同她结婚不可,不管她是个怎样的人,只要他爱她就行。不过,两位姑妈并没有把她们的忧虑告诉他,因此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对这个姑娘的爱情,就这样离开了姑妈家。

他当时满心相信,他对卡秋莎的感情只是他全身充溢着生的欢乐的一种表现,而这个活泼可爱的姑娘也有着和他一样的感情。临到他动身的时刻,卡秋莎同两位姑妈一起站在台阶上,用她那双泪水盈眶、略带斜睨的乌溜溜的眼睛送着他,他这才感到他正在失去一种美丽、珍贵、一去不返的东西。他觉得有说不出的惆怅。“再见,卡秋莎,一切都得谢谢你!”他坐上马车,隔着索菲雅姑妈的睡帽,对她说。

“再见,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她用亲切悦耳的声音说,忍住满眶的眼泪,跑到门廊里,在那儿放声哭了起来。

十三

从那时起,聂赫留朵夫整整三年没有同卡秋莎见面。直到三年后他升为军官,动身去部队,路过姑妈家,这才又见到了她。但同三年前的夏天住在她们家里时相比,他已换了个人了。

那时他是个正派青年,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乐意为一切高尚事业献身;如今他可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迷恋酒色,享乐成癖。那时,上帝创造的世界在他看来是个谜,他兴致勃勃地企图解开这个谜;现在呢,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简单明了,都是由他所处的生活环境安排的。那时,接触大自然,接触前人——在他以前生活、思想和感觉过的哲学家、诗人——是重要的;现在呢,重要的是社会制度和跟同事们的交际活动。那时,他觉得女人是神秘而迷人的,正因为神秘就更加迷人;现在呢,女人,除了亲人和朋友的妻子,她们的作用都很清楚:女人是他领略过的最好的玩乐用具。那时他不需要钱,母亲给他的钱连三分之一都花不掉,他可以放弃父亲名下的地产,分赠给他的佃户;现在呢,母亲按月给他一千五百卢布,他还不够用,为了钱他跟母亲拌过嘴。那时,他认为精神的生命才是真正的“我”;现在呢,他以为精力充沛的强壮的兽性的“我”才是他自己。

他身上发生各种可怕的变化,只是由于他不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相信别人的理论。他不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相信别人的理论,因为要是坚持自己的信念,日子就太不好过;要是坚持自己的信念,处理一切事情就不利于追求轻浮享乐的兽性的“我”,而总会同它抵触。相信别人的理论,就根本无须处理什么,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而且总是同精神的“我”抵触而有利于兽性的“我”。此外,他要是坚持自己的信念,总会遭到人家的谴责;他要是相信别人的理论,就会获得周围人们的赞扬。

譬如,聂赫留朵夫思索上帝、真理、财富、贫穷等问题,阅读有关书籍并同人家谈论这些事,人家就会觉得不合时宜,简直有点可笑,他的母亲和姑妈就会好意地取笑他,戏称他是我们亲爱的哲学家。但他看爱情小说,讲淫秽笑话,到法国剧院看轻松喜剧,并且津津乐道,大家就称赞他,鼓励他。他省吃俭用,穿旧大衣,不喝酒,大家就觉得他脾气古怪,有意标新立异。他在打猎上挥金如土,在布置书房上穷奢极侈,大家就吹捧他风雅脱俗,还送给他贵重礼品。他原来童贞无瑕,并且想保持到结婚,但他的亲人都为他担忧,以为他有病,后来他母亲知道他从同事手里夺了一个法国女人,成了真正的男子汉,不仅不难过,反而感到高兴。但公爵夫人一想到儿子同卡秋莎的关系,而且可能同她结婚,就感到忧心忡忡。

同样,聂赫留朵夫成年以后,他把父亲遗留给他的一块面积不大的地产分赠给农民,因为他认为地主拥有土地是不合理的。不料他这种行为却使他的母亲和亲戚大为吃惊,并且从此成为大家嘲弄的话题。人家多次告诉他,获得土地的农民不仅没有发财,反而更穷了,因为他们开了三家小酒店,索性不干农活。等聂赫留朵夫进了近卫军,跟门第高贵的同僚们一起花天酒地,输去许多钱,弄得叶莲娜·伊凡诺夫娜不得不动用存款,她却满不在乎,反而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觉得年轻时在上流社会种些痘苗以增加免疫力,还是件好事。

聂赫留朵夫起初做过反抗,但十分困难,因为凡是他凭自己的信念认为好的,别人却认为坏的;反之,他凭自己的信念认为坏的,别人却认为好的。最后聂赫留朵夫屈服了,不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相信别人的话。开头这样的自我否定是很不愉快的,但这种不愉快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在这时聂赫留朵夫开始吸烟喝酒,他不再感到不愉快,甚至觉得轻松自在了。

聂赫留朵夫天生热情好动,不久就沉湎于这种受亲友称道的新生活中,把内心的其他要求一概排斥了。这种变化开始于他来到彼得堡以后,而在他进入军界后彻底完成。

军官生活本来就容易使人堕落。一个人一旦进入军界,就终日无所事事,也就是说脱离合理的有益劳动,逃避人们共同负担的义务,而换来的则是军队、军服、军旗的荣誉。再有,一方面是颐指气使,对别人享有无限权力;另一方面,在长官面前却又奴颜婢膝,唯命是从。

不过,除了进军队服务以及军服、军旗和合法的暴行屠杀所造成的一般性堕落外,在有钱有势的军官才能进入的近卫军团里,军官们因为富裕和接近皇室而格外堕落。这批人很容易发展成为疯狂的利己主义者。聂赫留朵夫自从担任军职,开始像同僚们那样生活以来,他就落入了这种疯狂的利己主义的泥沼之中。

他没有什么正经事要做,只须穿上不是他自己而是别人精心缝制、洗刷干净的军服,戴上头盔,拿起别人铸造、擦亮并交到他手里的武器,跨上一匹由别人饲养和训练的骏马,跟着那些同他一样的人去参加练兵或者检阅,也就是纵马奔驰,挥舞马刀,开枪射击,并把这一套教给别人就行了。他们没有别的事做,但那些达官贵人,不论老少,连沙皇和他的亲信都赞同他们的活动,甚至因此夸奖他们,感谢他们。这些活动结束以后,他们认为正当和重要的是到军官俱乐部或者豪华的饭店里去吃吃喝喝,纵情挥霍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金钱;然后就是剧场,舞会,女人,然后又是骑马,舞刀,奔驰,然后又是挥金如土,喝酒,打牌,玩女人。

这样的生活对军人的腐蚀特别厉害,因为要是一个平民过这样的生活,他内心深处就会感到害臊。军人过这样的生活却心安理得,并且自吹自擂,引以为荣,特别是在战争时期。聂赫留朵夫正好是在向土耳其宣战后进入军队的。“我们准备为国捐躯,因此这种花天酒地的生活不仅可以原谅,而且在我们是必要的。所以我们才这样过日子。”

聂赫留朵夫在生命的这个阶段也隐隐约约有这样的想法。他由于冲破了以前给自己定下的种种道德藩篱,一直感到轻松愉快,并且经常处于利己主义的疯狂状态中。

三年后他到姑妈家去的时候,正处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中。

十四

聂赫留朵夫这次到姑妈家去,是因为他所在的部队已开赴前方,他中途要经过她们的庄园,而且两位姑妈热情邀请他去,但主要的原因是他很想看看卡秋莎。也许在灵魂深处他已受到那如今脱缰的兽性的冲动,对卡秋莎起了歹念,但这一点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只是想重游他曾快乐地生活过的地方,看看两位对他一向十分慈爱和赞赏、可笑而又可亲的姑妈,看看给他留下愉快回忆的天真可爱的卡秋莎。

他是在三月底耶稣受难日[19]到达的。当时冰雪初融,道路泥泞,而且下着倾盆大雨,把他淋得浑身湿透,身子冻僵,但他还是生气蓬勃,精神焕发——在那个时候,他总是这样的。“她是不是还在她们家里?”马车到达姑妈家熟识的旧式地主庄园时,他心里想。庄园院子里堆着从屋顶上掉下来的积雪,周围砌着一道矮墙。他满心希望,她一听见他的铃铛声就会跑到台阶上,但只看见两个裙裾掖在腰里的赤脚女人提着水桶从边门出来,她们显然正在擦地板。正门入口处也没有她的人影子,只见听差吉洪一人出来。他系着围裙,看来也在打扫房子。索菲雅姑妈身穿丝绸连衣裙,头戴睡帽,来到了前厅。

“啊,你到底来了,太好了!”索菲雅姑妈一边吻他,一边说。“玛丽雅姑妈有点不舒服,她刚才去教堂累了。我们领过圣餐了。”

“恭喜你,索菲雅姑妈,”聂赫留朵夫吻了吻索菲雅姑妈的手说,“对不起,我把您弄湿了。”

“快到房间里去。你浑身都湿透了。瞧你已经有胡子了……卡秋莎!卡秋莎!快给他拿咖啡来。”

“我这就来!”走廊里传来熟识的好听声音。

聂赫留朵夫高兴得心都怦怦直跳。“她还在这儿!”好像太阳从云端里露出脸来。聂赫留朵夫兴高采烈地跟着吉洪到他以前住过的房间里去换衣服。

聂赫留朵夫很想向吉洪打听一下卡秋莎的情况:她身体好吗?过得怎么样?是不是快出嫁了?可是吉洪的态度是那么毕恭毕敬,庄重严肃,并且一定要亲自给他用水冲手,弄得聂赫留朵夫不好意思向他打听卡秋莎的事,只能问问他的孙子们好不好,那匹被唤作“哥哥”的老马和看家狗波尔康怎么样。原来孙子们和老马都很好,挺强壮,只有波尔康去年疯了。

聂赫留朵夫脱下身上的湿衣服,刚要穿上干净衣服,忽然听见急促的脚步声,接着是敲门声。聂赫留朵夫从脚步声和敲门声中听出是谁来了。只有她才是这样走路和敲门的。

他披上潮湿的军大衣,走到门口。

“请进!”

果然是她,是卡秋莎。还是同原来一样,但出落得越发俏丽可爱了。那双纯洁的略带斜睨的黑眼睛仍旧那么笑盈盈地从脚到头打量人。她仍旧系着洁白的围裙。姑妈让她送来一块刚剥去包装纸的香皂和两条毛巾:一条是俄国式大浴巾,一条是毛巾。不论是没有用过的字迹清楚的香皂,还是那两条手巾,或者卡秋莎本人,都是那么洁净、新鲜、纯朴、惹人喜爱。她那两片线条清楚的可爱红唇,像上次看见他时一样,由于内心难以抑制的喜悦而皱了起来。

“欢迎您,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她好不容易才说出口,脸涨得通红。

“你好……您好,”聂赫留朵夫不知道对她说话用“你”好还是用“您”好,脸涨得像她一样红,“身体好吗?”

“感谢上帝……您瞧,姑妈叫我给您送您喜爱的玫瑰香皂来了。”她说着把肥皂放在桌上,把毛巾往椅子扶手上一搭。

“人家侄少爷自己有。”吉洪夸耀客人的阔气说,得意扬扬地指指聂赫留朵夫那个打开的大梳妆箱。箱子里放着许多银盖的瓶子、刷子、发蜡、香水和其他化妆用品。

“您替我谢谢姑妈。我来到这里,真高兴。”聂赫留朵夫说,觉得心里像上次一样开朗和温暖。

她听了这话只微微一笑,就走了。

两位姑妈一向宠爱聂赫留朵夫,这次见到他格外高兴。德米特里出去打仗,可能负伤,也可能阵亡。这就使两位姑妈格外疼他。

聂赫留朵夫原定在姑妈家只停留一天一夜,但见了卡秋莎,他就决定多待两天,过了复活节再走。于是他给他的朋友和同事申包克打了个电报,请他也到姑妈家来。他们原先约定在敖德萨会合。

聂赫留朵夫第一天看到卡秋莎,对她就燃起了旧情。他像上次一样,看见卡秋莎的白围裙就兴奋,听见她的脚步声、说话声和笑声就快乐,看见她那双水汪汪像乌梅子一样的眼睛,特别是当她微笑的时候,他就心醉,主要是当他们相遇的时候,他一看见她满脸红晕的模样,就心慌意乱。他发觉自己在恋爱了,但不像以前那样觉得恋爱是个谜,他连自己都不敢承认他在恋爱,并且认为人的一生只能恋爱一次。现在他又在恋爱了,并且意识到这一点,还因此感到高兴。他隐隐约约地知道,恋爱是怎么一回事,结果会怎么样。

聂赫留朵夫也像所有的人那样,身上同时存在着两个人。一个是精神的人,他所追求的是那种对人、对己统一的幸福;一个是兽性的人,他一味追求个人幸福,并且为了个人幸福不惜牺牲全人类的幸福。在目前这个时期,彼得堡生活和部队生活唤起的利己主义在他身上恶性发作,兽性的人在他身上占了上风,把精神的人完全压倒了。不过,他看见了卡秋莎,旧情复发,精神的人又抬头了,并且重新支配着他的行动。在复活节前的这两天里,聂赫留朵夫身上一刻不停地展开着连他自己都不清楚的内心斗争。

他心里明白他该走了,他没有理由留在姑妈家里,知道留着不会有什么好事,但待在这里实在太快乐了,他不愿正视这种危险,就留了下来。

在复活节前一天,礼拜六傍晚,司祭带了助祭和诵经士乘雪橇赶来做晨祷。他们说,他们千辛万苦才穿过水塘和干地,走完从教堂到姑妈家的三里路。

聂赫留朵夫同姑妈和仆人站在一起做完晨祷,同时目不转睛地盯住卡秋莎,看她站在门口,送来了手提香炉。他同司祭和两位姑妈互吻了三次,正要到房里去睡觉,忽然听见玛丽雅姑妈的老女仆玛特廖娜同卡秋莎一起在走廊里,正准备到教堂去行复活节蛋糕和奶饼的净化礼。他暗暗打定主意:“我也去。”

去教堂的路,马车不能通行,雪橇也不好走。聂赫留朵夫在姑妈家一向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他吩咐仆人把那匹叫“哥哥”的公马备好鞍子,自己不上床睡觉,却穿上漂亮的军服和紧身马裤,披上军大衣,跨上那匹不住嘶叫的膘肥体壮的老公马,摸黑穿过水塘和雪地向教堂跑去。

十五

这次晨祷给聂赫留朵夫一辈子留下极其鲜明、极其深刻的印象。

通过稀稀落落散布着几堆白雪的漆黑道路,他骑马着水,来到教堂前的院子里。他的马看见教堂周围的点点灯火,竖起耳朵。这时候,礼拜已开始了。

有几个农民认出他是玛丽雅小姐的侄儿,就领他到干燥的地方下马,牵过马来挂好,然后把他带到教堂里。教堂里已挤满了过节的人。

右边都是庄稼汉:老头子身穿土布长袍,脚包白净的包脚布,外套树皮鞋;小伙子身穿崭新的呢长袍,腰束色彩鲜艳的阔腰带,脚蹬高筒皮靴。左边都是女人,她们头上包着红绸巾,身穿棉绒紧身袄,配着大红衣袖,系着蓝色、绿色、红色或者花色的裙子,脚上穿着钉上铁钉的半统靴。老年妇女衣着朴素,站在后面,她们包着白头巾,身穿灰短袄,系着老式毛织裙子,脚穿平底鞋或者崭新的树皮鞋。人群中还夹杂着孩子,他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头发抹得油光光。农民们画十字,甩动头发鞠躬。妇女们,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用她们褪了色的眼睛盯着蜡烛和圣像,用并拢的手指紧紧地按按额上的头巾、双肩和腹部,嘴里念念有词,弯腰站着或者跪下。孩子们看见有人在瞧着他们,就学大人的样,一个劲儿地做祷告。镀金的圣像壁,被周围饰金大蜡烛和小蜡烛照得金光闪闪。枝形大烛台上插满了蜡烛,光辉灿烂。从唱诗班那里传来业余歌手欢乐的歌声,其中夹杂着嘶哑的男低音和尖细的童声。

聂赫留朵夫向前走去。教堂中央站着上层人物:一个地主带着妻子和穿水兵服的儿子,警察分局局长,电报员,穿高筒皮靴的商人,佩戴奖章的乡长。在读经台右边,地主太太后面站着玛特廖娜。玛特廖娜身穿闪光的紫色连衣裙,披着有流苏的白色大围巾。卡秋莎站在她旁边,身穿一件胸前有皱褶的雪白连衣裙,腰里系着一根浅蓝带子,乌黑的头发上扎着一个鲜红的蝴蝶结。

整个教堂里都洋溢着喜悦、庄严、欢乐和美好的气氛。司祭们穿着银光闪闪的法衣,挂着金十字架。助祭和诵经士穿着有金银丝绦装饰的祭服。业余歌手们也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头发擦得油光闪亮。节日的赞美诗听上去像欢乐的舞曲。司祭们高举插有三支蜡烛、饰有花卉的烛台,不停地为人们祝福,嘴里反复欢呼:“基督复活了!基督复活了!”一切都很美丽,但最美丽的却是那穿着雪白连衣裙、系着浅蓝腰带、乌黑的头发上扎着鲜红蝴蝶结、眼睛闪耀着快乐光芒的卡秋莎。

聂赫留朵夫发觉她虽然没有回过头来,却看见了他。他是在走向祭坛,经过她身边时注意到的。他对她本没有什么话要说,但就在经过她身边时想出了一句:“姑妈说,做完晚弥撒她就开斋。”

就像每次见到他那样,她那可爱的脸蛋上泛起了青春的红晕,乌黑的眼睛闪耀着笑意和欢乐,她天真烂漫地从脚到头瞅着聂赫留朵夫。

“我知道。”她笑眯眯地说。

这当儿,一个诵经士手里拿着一把铜咖啡壶,穿过人群,在经过卡秋莎身边时没有留神,他的祭服下摆触到了卡秋莎。那诵经士显然是由于尊敬聂赫留朵夫,有意从他旁边绕过去,结果却触到了卡秋莎。聂赫留朵夫心里奇怪,那个诵经士怎么会不明白,这里的一切,连全世界的一切,都是为卡秋莎一人而存在的,他可以忽视世间万物,但不能怠慢卡秋莎,因为她就是世界的中心。为了她,圣像壁才金光闪闪,烛台上的蜡烛才欢乐地燃烧;为了她,人们才高歌欢唱,“耶稣复活了,人们啊,欢乐吧!”世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为她,为她一人而存在的。他认为卡秋莎也懂得,一切都是为了她。聂赫留朵夫注视着她那穿带皱褶雪白连衣裙的苗条身材,注视着她那张聚精会神的喜气扬扬的脸,心里有这样的感觉。他还从她脸部的表情上看出,她心里所唱的和他心里所唱的是同一首歌。

聂赫留朵夫在早弥撒和晚弥撒之间那个时刻走出教堂。人们纷纷给他让路,向他鞠躬。有人认识他,有人却问:“他是谁家的?”他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停住脚步。乞丐们把他团团围住。他把钱包里的零钱都分给他们,这才走下台阶。

天已经亮了,四下里一切都看得清楚,但太阳还没有升起。人们分散在教堂周围的墓地上。卡秋莎留在教堂里。聂赫留朵夫站在门口等她。

人们陆续从教堂里出来,他们靴底的钉子在石板地上敲得叮叮作响。他们走下台阶,分散到教堂前面的院子里和墓地上。玛丽雅姑妈家的糕点师傅,老态龙钟,脑袋不断颤动,拦住聂赫留朵夫,同他互吻了三次。糕点师傅的老伴头上包着一块丝绸三角巾,头巾下面有一个皮肤打皱的小肉团。她从手绢里取出一个黄澄澄的复活节蛋,送给聂赫留朵夫。这当儿,一个体格强壮的青年庄稼汉,身穿一件崭新的紧身外套,腰里束着一条绿色宽腰带,笑嘻嘻地走过来。

“基督复活了!”他眼睛里含着笑意说。他向聂赫留朵夫凑过脸来,使他闻到一股庄稼汉身上所特有的好闻气味,他那鬈曲的大胡子扎得聂赫留朵夫脸上发痒,接着就用他那宽厚的滋润的嘴唇对住聂赫留朵夫的嘴唇吻了三次。

就在聂赫留朵夫跟那个庄稼汉亲吻,接受他所送的深棕色复活节蛋时,出现了玛特廖娜的闪光连衣裙和那个戴着鲜红蝴蝶结的可爱的乌黑脑袋。

她隔着前面过路人的头看见了他,他也看到她容光焕发的脸。她跟玛特廖娜一起走到教堂门口的台阶上站住,散钱给乞丐。一个鼻子烂得只剩块红疤的乞丐走到卡秋莎跟前。她从手绢里取出一样东西送给他,然后向他凑拢去,丝毫没有嫌恶的样子,眼睛里依旧闪耀着快乐的光辉,同他互吻了三次。正当她同乞丐接吻的时候,她的目光同聂赫留朵夫的目光相遇了。她仿佛在问:她这样做好吗?做得对吗?

“对,对,宝贝,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很美,我喜欢这样。”他的眼神这样回答。

她们走下台阶,他就走到她跟前。他不想按复活节的规矩同她互吻,只想同她挨得近一点。

“基督复活了!”[20]玛特廖娜说。她低下头,微笑着,那口气仿佛在说:今天大家平等。接着她把手绢揉成一团,擦擦嘴,把嘴唇向他凑过去。

“真的复活了!”聂赫留朵夫回答,同她接吻。

他回头看了卡秋莎一眼。她飞红了脸,同时向他挨过来。

“基督复活了,德米特里·伊凡内奇!”

“真的复活了!”他说。他们互吻了两次,仿佛迟疑了一下,还要不要再吻一次。终于决定再吻一次,他们就吻了第三遍。接着两人都笑了笑。

“你们不去找司祭吗?”聂赫留朵夫问。

“不,德米特里·伊凡内奇,我们要在这里坐一会儿。”卡秋莎说,仿佛在愉快的劳动以后用整个胸部深深地呼吸着,同时用她那双温柔、纯洁、热烈而略带斜睨的眼睛盯住他的眼睛。

男女之间的爱情总有达到顶点的时刻,在那样的时刻既没有自觉和理性的成分,也没有肉欲的成分。这个基督复活节的夜晚,对聂赫留朵夫来说就是这样的时刻。如今他每次回想到卡秋莎,这个夜晚的情景总是盖过了他看见她的其余各种情景。那个头发乌黑光滑的小脑袋,那件束住她处女的苗条身材和不高胸部的有皱褶的雪白连衣裙,那个泛起红晕的脸蛋,那双由于未眠而略带斜睨的乌黑发亮的眼睛,再有她全身焕发出来的特点:她那纯洁无瑕的少女的爱,不仅对着他——这一点他知道,——而且对着世上一切人,一切事物,不仅对着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而且对着她刚才吻过的那个乞丐。

他知道她心里有这样的爱,因为他意识到,这一夜他通宵达旦也有这样的感情,并且知道,正是这种爱把他同她连结在一起。唉,要是他们的关系能保持在那天夜里的感情上,那该多好!“是的,那件可怕的事是在复活节夜晚之后发生的呀!”现在聂赫留朵夫坐在陪审员议事室窗前,暗自想着。

十六

聂赫留朵夫从教堂回来后,就跟姑妈们一起开斋。为了提提神,他按照军队里的习惯,喝了伏特加和葡萄酒,然后回到自己房里,和衣倒在床上睡着了。一阵敲门声把他吵醒。他从敲门声上听出,这是她,就揉揉眼睛,伸着懒腰坐起来。

“卡秋莎,是你吗?进来。”他下了床说。

她把房门稍微推开一点。

“请您去吃饭。”她说。

她仍旧穿着那件雪白的连衣裙,但头发上的蝴蝶结不见了。她瞅了一下他的眼睛,满脸春风,仿佛她告诉了他一件特殊的大喜讯。

“我这就来。”他一边回答,一边拿起梳子来梳头发。

她站在那里没有走。他一发觉,就丢下梳子,向她走去。但就在这当儿,她敏捷地转过身,像往常那样,轻快地沿着过道的花地毯走去。

“我真傻,”聂赫留朵夫自言自语,“我为什么不把她留住?”

他拔脚跑去,在过道里追上她。

他要拿她怎么样,连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不过他觉得,刚才她走进房间,他应该像一般人在这种场合那样,对她做些什么,可是他没有做。

“卡秋莎,你等一下。”他说。

她回头一看。

“您要什么?”她停住脚步说。

“没什么,不过……”

他提起精神,想到一般男人处在这种场合会怎么办,就搂住卡秋莎的腰。

她站住了,对他的眼睛瞧瞧。

“别这样,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别这样。”她脸红得简直要哭出来,说,同时用她那粗糙有力的手推开那只搂住她的胳膊。

聂赫留朵夫放开她,有那么一会儿,他不仅感到十分羞愧,而且觉得自己可恶。他应该相信自己的这种感情,可是他不知道这种羞耻心正是他灵魂里表现出来的最高尚的感情,反而认为他自己愚蠢,他应该像一般人那样行动才对。

他又一次追上她,搂住她,吻她的脖子。这一次的吻同前两次——那次在丁香花坛后面情不自禁的一吻和今天早晨在教堂里的接吻完全不同。这一次的吻是可怕的,这一点她也感觉到了。

“您这是干什么呀?”她惊叫起来,仿佛他打碎了一个无价之宝,再也无法补救似的。她拔脚从他身边跑掉了。

他走到餐厅。两位盛装的姑妈、一个医生和一位女邻居都站在放冷盘的桌旁等着。一切都同平时一样,可是聂赫留朵夫心里却起了风暴。人家对他说什么,他根本没有听进去,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一心只想着卡秋莎,回味着刚才在过道里追上她时的一吻。他没有心思想别的事。她每次进来,他眼睛没有看她,却总是真切地感觉到她就在旁边,他必须竭力克制自己不去看她。

午饭以后,他立刻回到自己屋里,情绪激动地走来走去,留神房子里的声音,希望能听到她的脚步声。他身上那个兽性的人,如今不仅抬起头来,而且把他初来时和今天早晨在教堂里还存在的精神的人踩在脚下。如今这个可怕的兽性的人独霸了他的心灵。尽管他一直在守候她,今天他却毫无机会同她单独见面。多半是她在躲避他吧。但到了傍晚,她凑巧有事到他隔壁房间里去。原来是医生要留下来过夜,卡秋莎只得替他铺床。聂赫留朵夫一听见她的脚步声,就屏住呼吸,蹑手蹑脚跟着她进去,仿佛去干什么犯法的事似的。

她两只手伸进干净的枕头套里,抓住枕头角,回头看了他一眼,微微一笑,但已不是原先那种轻松愉快的欢笑,而是一种恐惧的可怜巴巴的苦笑。这笑容仿佛向他表示,他这样做是要不得的。他刹那间楞住了。现在还能进行斗争。他对她真正爱的声音,虽然微弱,但毕竟还在响着,他不能不考虑到她,考虑到她的感情,她的生活。但在他的内心里还有另一个声音:别错过自己的享乐,别错过自己的幸福。后面那个声音压倒了前面的声音。他断然走到她跟前。那种按捺不住的可怕兽性控制了他。

聂赫留朵夫搂住她不放,按她坐在床上。他觉得还有些什么事要做,就在她旁边坐下。

“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好少爷,请您放手,”她哀求说,“玛特廖娜来了!”她一边叫,一边挣脱身子。门外真的传来了脚步声。

“那我晚上去找你,”聂赫留朵夫说,“屋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吗?”

“您在说什么?千万别这样!别这样!”她嘴里这么说,而她整个兴奋慌乱的神态表现出来的却是另一回事。

来的果然是玛特廖娜。她走进房里,手臂上搭着一条被子,不以为然地对聂赫留朵夫瞅了一眼,责备卡秋莎拿错了被子。

聂赫留朵夫默默地走了出去。他甚至没有感到羞耻。他从玛特廖娜的脸色上看出,她在责怪他,而且责怪得有理,因为他自己也知道干的事不对,但原先被他对她的纯洁爱情压制着的兽性如今控制了他,霸占了他,把其他一切感情都扼杀了。现在他知道,要满足这种兽性该怎么办,就竭力想办法。

整个黄昏他都感到心神不宁,一会儿走到姑妈们屋里,一会儿回到自己的房间,一会儿又走到台阶上,心里只盘算着一件事,怎样同她单独见面。不过,她在躲避他,而玛特廖娜却寸步不离地看住她。

十七

整个黄昏就这样过去,黑夜降临了。医生去睡觉了。两位姑妈也安歇了。聂赫留朵夫知道玛特廖娜此刻在姑妈卧室里,女仆屋里只有卡秋莎一人。他又走到台阶上。户外漆黑、潮湿,温暖。空中弥漫着白茫茫的迷雾。春天里,这样的雾能化开残雪,也许雾本身就是由残雪融化而成的。房子前面百步开外的峭壁下有条小河,从那边传来一种古怪的响声,那是冰层破裂的声音。

聂赫留朵夫走下台阶,踩着冰雪覆盖的水塘,来到女仆屋子窗口。他的心在胸膛里怦怦直跳,跳得他自己都能听见。他时而屏住呼吸,时而长叹一声。女仆屋里点着一盏小灯。卡秋莎独自坐在桌旁沉思,眼睛瞪着前方。聂赫留朵夫一动不动地瞧了她好一阵,很想看看在她认为没人看见的时候她会做些什么。她木然不动地坐了两分钟光景,这才抬起眼睛,微微一笑,摆摆头,仿佛在责备自己,然后换了个姿势,突然把双臂往桌上一搁,眼睛呆呆地望着前方。

他站在那里瞧着她,不自觉地同时听着自己的心跳和从小河那边传来的古怪响声。那里,在雾蒙蒙的河上,正在发生持续不断的缓慢的变化:一会儿是什么东西在呼哧呼哧喘气,一会儿是咔嚓一声裂开,一会儿是哗啦一下崩塌,一会儿是薄冰像玻璃一样互相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

他站在那里,瞧着卡秋莎由于内心斗争激烈而显得苦恼的、沉思的脸,他很可怜她,但说来奇怪,这种怜悯心反而加强了他对她的欲念。

他被欲念完全控制了。

他敲了敲窗子。她像触电似的浑身打了个哆嗦,脸上露出恐怖的神色。接着她跳起来,走到窗前,把脸贴到窗玻璃上。她用双手在眼睛上搭了个凉棚,认出是他,但她脸上的恐惧神色并没有消失。她的神态异常严肃,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她这种模样。直到他微微一笑,她也才笑了笑,仿佛只是为了迎合他才笑的。她心里根本不想笑,有的只是恐惧。他对她做了个手势,要她出来。她摇摇头,表示不出来,可是依旧站在窗边。他又一次把脸凑近玻璃窗,想喊她出来,但就在这当儿她向房门口转过身去,显然有人在叫她。聂赫留朵夫离开了窗口。雾很浓,离开房子五步就看不见窗子,只剩下一团漆黑的影子,中间现出一个似乎很大的红色灯光。河那边仍旧传来古怪的喘气、崩塌、坼裂和冰块相撞的声音。在附近浓雾弥漫的院子里,有一只公鸡啼起来,附近几只公鸡响应它,然后从远处村子里也传来互相呼应、汇成一片的鸡鸣。不过,除了河那边,四下里还是一片宁静。这时鸡已啼第二遍了。

聂赫留朵夫在房子转角处来回走了两下,好几次踩在水塘里,又回到女仆屋子窗边。灯依旧亮着,卡秋莎依旧坐在桌旁,仿佛有什么事拿不定主意。他一走到窗口,她对他望了一眼。他敲了敲窗子。她没有看是谁在敲,就从屋里跑出来。他听见门钩嗒的响了一声,接着外道门吱的一声开了。他在门廊里等她,立刻默默地把她搂住了。她紧偎着他,抬起头,嘴唇凑过去迎接他的吻。他们站在门廊转角处干燥的地方,他全身被没有满足的欲望煎熬着。突然外道门又发出咯吱吱的响声,又传来玛特廖娜怒气冲冲的声音:

“卡秋莎!”

她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出来,回到女仆屋里。他听见门钩又嗒的一声扣上。接着一切又归于寂静,窗里的灯火不见了,只剩下一片迷雾和河上的响声。

聂赫留朵夫走到窗口,一个人也看不见。他敲敲窗子,没有人答应。聂赫留朵夫从前门台阶回到房子里,但睡不着觉。他脱下靴子,光着脚板从过道走到她的房门口,旁边就是玛特廖娜的房间。起初他只听见玛特廖娜平静的鼾声,他刚要进去,忽然听见她咳嗽起来,翻了个身,弄得床铺嘎吱发响。他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站了五分钟光景。等到一切又安静下来,又听到平静的鼾声,他就竭力从那些不会吱嘎发响的地板上往前走去,一直走到她的房门口。什么声音也没有。她显然没有睡着,因为听不见她的鼾声。他刚低声唤了一下“卡秋莎”,她就霍地跳起来,走到房门边,生气地——他有这样的感觉——劝他走开。

“这像什么话?唉,这怎么行?姑妈她们会听见的,”她嘴里这样说,但整个身子却仿佛在说,“我整个人都是你的。”

这一点只有聂赫留朵夫懂得。

“喂,你开一开门。我求求你了。”他语无伦次地说。

她不作声,接着他听见一只手摸索门钩的响声。门钩嗒的一声拉开了,他钻进打开的门里。

他一把抓住她,她只穿着一件又粗又硬的衬衣,露着两条胳膊。他把她抱起来,走出房门。

“哎呀!您这是干什么?”她喃喃地说。

但他不理她,一直把她抱到自己房里。

“哎呀!别这样,您放手。”她嘴里这么说,身子却紧紧地偎着他。

……

等她浑身哆嗦,一言不发,也不答理他的话,默默地从他房里走出去,他这才来到台阶上,站在那里,竭力思索刚才发生的事的意义。

房子外面亮了一些。河那边冰块的坼裂声、撞击声和呼呼声更响了。除了这些响声,如今又增加了潺潺的流水声。迷雾开始下沉,从雾幕后面浮出一钩残月,凄凉地照着黑漆漆、阴森森的地面。

“我这是怎么啦,是交了好运还是倒了大霉?”他问自己。“这种事是常有的,人人都是这样的。”他自己回答,接着就到房间里睡觉去了。

十八

第二天,申包克衣冠楚楚,兴致勃勃,到聂赫留朵夫姑妈家来找他。申包克凭他的文雅、殷勤、乐观、慷慨和对聂赫留朵夫的友爱博得了两位姑妈的欢心。他的慷慨虽然很讨姑妈们喜欢,但有点过分,使她们感到疑惑。门口来了几个瞎眼乞丐,他一给就是一个卢布。他给仆人们发赏钱,一次就发了十五卢布。索菲雅姑妈的小狮子狗修才特卡当着他的面碰破了脚,他就亲自替它包扎,毫不犹豫地掏出自己的花边麻纱手绢(索菲雅姑妈知道,这种手绢至少要十五卢布一打),把它撕成一条条,给修才特卡做绷带。姑妈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根本不会想到这个申包克其实欠了二十万卢布的债,而且他自己也知道是永世还不清的,因此多二十五卢布或少二十五卢布对他没有什么区别。

申包克只逗留了一天,第二天晚上就同聂赫留朵夫一起走了。他们不能再待下去,因为到了部队报到的最后期限。

在姑妈家度过的最后一天里,聂赫留朵夫脑子里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前一夜的事。他的内心有两种感情在搏斗着:一种是兽性爱所引起的热辣辣的充满情欲的回忆,这种情欲虽不及预期的那样醉人,但毕竟达到了目的,得到了一定的满足;另一种感情是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坏的事,必须加以弥补,但弥补不是为了她,而是为了自己。

聂赫留朵夫身上利己主义恶性发作,他想到的只有他自己。他考虑的是,要是人家知道他对她干的事,会不会责备他,会责备到什么程度。他根本没有想到,她现在的心情怎样,将来会产生什么后果。

他以为申包克猜到了他同卡秋莎的关系,这使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难怪你忽然对两位姑妈恋恋不舍,在她们家里住了一个礼拜,”申包克看到卡秋莎,对聂赫留朵夫说,“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也不肯走了。真迷人!”

聂赫留朵夫还想到,虽然没有尝够同她恋爱的欢乐,就此离开未免有点遗憾,但既然非走不可,那么索性让这种无法维持的关系一刀两断,未尝不是件好事。他还想到,应该送她一些钱,不是为了她,不是因为她可能需要钱,而是因为遇到这样的事,通常都是这么做的。既然他玩弄了她,要是不给她一些钱,人家会说他不是个正派人。于是他就给了她一笔钱,那数目,就他的身份和她的地位而言,他认为是相当丰厚的。

临走那天,他吃过午饭,在门廊里等她。她一看见他,脸刷地红起来。她对他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女仆屋里的门开着,想走过去,但他把她拦住了。

“我想跟你告别,”他手里揉着装有一百卢布钞票的信封,说,“这是我……”

她猜到是什么,皱起眉头,摇摇头,把他的手推开。

“不,你拿去。”他喃喃地说,把信封塞在她的怀里。他像被火烫痛似的,皱起眉头,哼哼着,跑回自己房里去。

随后他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好一阵,一想起刚才那一幕,他浑身抽搐,甚至跳起来,大声呻吟,仿佛肉体上感到痛楚似的。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大家都是这样。申包克同家庭女教师有过这样的事,这是他亲口讲的。格里沙叔叔也有过这类事。父亲也干过这样的事。当时父亲住在乡下,同那个农家女人生了私生子米金卡,那孩子至今还活着。既然大家都这样做,那就是合情合理的。”他这样宽慰自己,可是怎么也宽不了心。他一想起这事,良心就受到谴责。

在他的内心,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知道他的行为很卑鄙、恶劣、残酷。一想到这事,他不仅无权责备别人,而且不敢正眼看人,更不要说像原来那样自认为是个高尚、纯洁、慷慨的青年了。但他必须保持原来那种对自己的看法,才能快快活活满怀信心地活下去。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去想它。他就这样办了。

他开始过新的生活:来到新的环境,遇见新的同事,投入战争。这种生活过得越久,那件事的印象就越淡薄,最后他真的把它完全忘记了。

只有一次,那是在战争结束以后,他希望看到卡秋莎,就拐到姑妈家去,这才知道她已经不在了。他走后不久,她就离开姑妈家到外面去分娩,生了个孩子。两位姑妈听人家说,她完全堕落了。他心里很难受。按分娩时间推算,她生的孩子可能是他的,但也可能不是他的。两位姑妈都说她堕落了,因为她像她母亲一样生性淫荡。姑妈们这种说法他听了高兴,因为仿佛替他开脱了罪责。起初他还想找寻她和孩子,但后来,由于想到这事内心感到太痛苦、太羞耻了,就不再费力气去找寻,而且忘记了自己的罪孽,不再想到它。

但是现在,这种意料不到的巧遇使他想起了一切,逼着他承认自己没有心肝,承认自己残酷卑鄙,良心上背着这样的罪孽,居然还能心安理得地过了十年。不过,要他真正承认这一点,还为时过早,目前他所考虑的只是这事不能让人家知道,她本人或者她的辩护人不要把这事和盘托出,弄得他当众出丑。

十九

聂赫留朵夫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从法庭走到陪审员议事室的。他坐在窗边,听着周围的谈话,不断地吸烟。

那个快活的商人显然很赞赏商人斯梅里科夫寻欢作乐的方式。

“嘿,老兄,他玩得真够痛快,纯粹是西伯利亚人的作风。他可实在有眼光,看中了这么个小妞儿!”

首席陪审员发表一通议论,认为此案的关键在于鉴定。彼得·盖拉西莫维奇同那个犹太籍店员开着玩笑,因为一句什么话哈哈大笑起来。聂赫留朵夫对人家的问话,总是只回答一两个字。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别人不要来打搅他。

民事执行吏步态蹒跚地走来邀请陪审员回法庭,聂赫留朵夫感到心惊胆战,仿佛不是他去审问别人,而是他被带去受审判。在内心深处,他觉得自己是个坏蛋,没有脸正眼看人,但习惯成自然,他还是大模大样地登上台,紧挨着首席陪审员,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手里玩弄着夹鼻眼镜。

被告们已被带出去,这时又被押送回来。

法庭里新来了几个人,都是证人。聂赫留朵夫发现,玛丝洛娃几次三番盯着那个满身绸缎丝绒、珠光宝气的胖女人瞧个不停。这个女人头戴饰有花结的高帽,胳膊露到肘部,挽着一个精致的手提包,坐在栏杆前第一排。聂赫留朵夫后来才知道,她是证人,是玛丝洛娃所在那个窑子的掌班。

开始审问证人,问他们的姓名、宗教信仰等等。然后庭长征求法官意见,证人要不要宣誓。接着那个老司祭又勉强挪动两腿走出来,又把绸法衣上的金十字架拉拉正,又那么镇定自若地带领证人和鉴定人宣誓,满心相信他正在干一件重大而有益的事。等到宣誓完毕,证人都被带出去,只剩下妓院掌班基塔耶娃一人。法官问她关于本案知道些什么。基塔耶娃装出一脸媚笑,每说一句话,戴着高帽的头就往下一缩,带着德国口音详详细细、有条不紊地讲着这事的经过。

先是那个熟悉的旅馆茶房西蒙到她的窑子里来,要替一位有钱的西伯利亚商人物色一个姑娘。她派柳波芙去。过了一会儿,柳波芙就带着那个商人一起回来。

“那个买卖人已经有点糊涂了,”基塔耶娃笑嘻嘻地说,“到了我们那里还是喝,还请姑娘们喝;可是他身上的钱没有了,他就派这个柳波芙到他房间里去拿,他对她已经蛮有点意思了,”她瞟了一眼被告说。

聂赫留朵夫觉得玛丝洛娃听到这里似乎微微一笑。这种笑使他感到恶心。他心里产生一种说不出的嫌恶,同时也带着几分怜悯。

“那么你对玛丝洛娃有什么看法?”那个被指定替玛丝洛娃辩护的见习法官红着脸,怯生生地问。

“太好了,”基塔耶娃回答,“姑娘受过教育,蛮有派头。她出身上等人家,法国书也看得懂。她有时稍微多喝几杯,但从来不放肆。十足是个好姑娘。”

卡秋莎对掌班瞧瞧,但接着突然把视线移到陪审员那边,停留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她的脸色变得严肃甚至充满恼恨了。她那双恼恨的眼睛有一只斜睨着。这双异样的眼睛对聂赫留朵夫瞧了相当久。聂赫留朵夫虽然胆战心惊,他的目光却怎么也离不开这双眼白白得惊人的斜睨的眼睛。他突然想起那个可怕的夜晚:冰层坼裂,浓雾弥漫,特别是那钩在破晓前升起、两角朝下的残月,照着黑漆漆、阴森森的地面。这双乌溜溜的眼睛又像在瞧他又像不在瞧他,使他想起了那黑漆漆、阴森森的地面。

“被她认出来了!”聂赫留朵夫想。他身子缩成一团,仿佛在等待当头一棒。但她并没有认出他来。她平静地叹了一口气,又看看庭长。聂赫留朵夫也叹了一口气。“唉,但愿快点结束!”他想。此刻他的心情仿佛一个猎人,不得已弄死一只受伤的小鸟:又是嫌恶,又是怜悯,又是悔恨。那只还没有断气的小鸟不住地在猎袋里扑腾,使人觉得又讨厌又可怜,真想赶快把它弄死,忘掉。

聂赫留朵夫此刻听着审问证人,心里就有类似的复杂感情。

二十

可是,仿佛有意跟他为难似的,审讯拖了很长时间。先是法庭逐一审问证人和鉴定人,接着副检察官和辩护人照例煞有介事地提出种种不必要的问题,然后庭长请陪审员检察物证,其中包括一个很大的戒指,显然原来戴的手指很粗,戒指上面有钻石镶成的梅花。再有一个滤器,验出来里面有毒。这些物证都盖了火漆印,上面贴有标签。

陪审员正要去查看物证,不料副检察官又站起来,要求在检查物证以前先宣读法医的验尸报告。

庭长一心想快点结束这个案子,好赶去同他的瑞士女人相会。庭长明明知道宣读这种报告,除了惹人厌烦,推迟吃饭时间外,不会有别的结果,而副检察官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无非因为他有权这样做。庭长毕竟不能拒绝,只得同意。书记官取出文件,又用他那舌尖音和卷舌音不分的声调,没精打采地念起来:

“外部检查结果:

“(一)费拉朋特·斯梅里科夫身长二俄尺十二俄寸[21]。”

“那汉子可真高大。”那个商人关切地凑着聂赫留朵夫的耳朵低声说。

“(二)就外表推测,年约四十岁。

“(三)尸体浮肿。

“(四)全身皮肤呈淡绿色,并有深色斑点。

“(五)尸体表皮上有大小水泡,有几处脱皮,状如破布。

“(六)头发深褐色,很浓密,一经触摸,随即脱落。

“(七)眼球突出眼眶之外,角膜浑浊。

“(八)鼻孔、双耳和口腔有泡沫状脓液流出,嘴微张。

“(九)由于面部和胸部肿胀,颈部几乎不复能见。”

等等,等等。

就这样在四页报告纸上写了二十七条,详细叙述这个在城里寻欢作乐的商人高大肥胖而又浮肿腐烂的可怕尸体的外部检查结果。聂赫留朵夫听了这个验尸报告,原来那种说不出的嫌恶感越发强烈了。卡秋莎的一生、从尸体鼻孔里流出来的脓液、从眼眶里暴出来的眼球、他聂赫留朵夫对她的行为,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同一类事物。这些事物从四面八方把他团团围住,把他吞没了。等外部检查报告好容易宣读完毕,庭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抬起头,希望宣读工作就此结束。不料书记官又立刻宣读内部检查报告。

庭长又垂下头,一只手托住脑袋,闭上眼睛。坐在聂赫留朵夫旁边的商人好容易忍住睡意,身子间或晃了晃。被告们却回他们后面的宪兵一样,坐着一动不动。

“内部检查结果:

“(一)头盖骨表皮极易从头盖骨分离,无一处瘀血可见。

“(二)头盖骨厚度中等,完整无损。

“(三)脑膜坚硬,有两小块已变色,长约四英寸,脑膜呈浊白色。”

等等,另外还有十三条。

然后是在场见证人的姓名和签字,然后是医生的结论。结论表明,根据尸体解剖并记录在案,死者胃部以及部分肠子和肾脏发生异变,使人有权以高度可能性肯定,斯梅里科夫之死实由于毒药搀入酒内灌进胃里所致。根据胃和部分肠子异变,难以断定用的是什么毒药;但可以肯定毒药是和酒一起进入胃里的,因为胃里有大量酒液。

“看来他喝得可凶了。”那个商人瞌睡刚醒,说。

这份报告宣读了将近一小时,但还是没有使副检察官满足。等报告宣读完毕,庭长就对他说:“我看内脏检查报告就不用再念了。”

“我可要求念一念这个报告。”副检察官稍稍欠起身子,眼睛不看庭长,严厉地说。他说话的口气使人觉得,他有权要求宣读,并且决不让步,谁如果拒绝他的要求,他将有理由提出上诉。

那个生有一双和善的下垂眼睛的大胡子法官,因患有胃炎,觉得体力不支,就对庭长说:“这个何必念呢?徒然拖时间。这种新扫帚越扫越脏,白白浪费时间。”

戴金丝边眼镜的法官一言不发,只是忧郁而执拗地瞪着前方。不论对妻子还是对生活他都不抱任何希望。

宣读文件开始了。

“一八八×年二月十五日,本人受医务局委托,遵照第六三八号指令,”书记官提高嗓门,仿佛想驱除所有在场者的睡意,又断然念起来,“在副医务检察官监督下,作下列内脏检查:

“(一)右肺和心脏(盛于六磅玻璃瓶内)。

“(二)胃内所有物(盛于六磅玻璃瓶内)。

“(三)胃(盛于六磅玻璃瓶内)。

“(四)肝脏、脾脏和肾脏(盛于三磅玻璃瓶内)。

“(五)肠(盛于六磅陶罐内)。”

这次宣读一开始,庭长就俯身对一个法官低声说了些什么,然后又转向另一个法官。在获得他们肯定的回答后,他就打断书记官说:“法庭认为宣读这个文件没有必要。”他说。

书记官住了口,收拾文件。副检察官怒气冲冲地记着什么。

“诸位陪审员先生可以检查物证了。”庭长宣布。

首席陪审员和其他几个陪审员纷纷起立,手足无措地走到桌子旁边。他们依次察看戒指、玻璃瓶和滤器。那个商人还把戒指戴到自己手指上试了试。

“嚯,手指好粗,”他回到他的座位,说,“活像一条粗黄瓜,”他补充说,津津有味地猜想那个中毒丧命的商人一定像个大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