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沉默，别人会不舒服，埃德加说，如果我们说话，别人会觉得可笑。

我们面对照片在地上坐得太久。我的双腿坐麻木了。

我们用口中的词就像用草中的脚那样乱踩。用沉默也一样。

埃德加默然。

今天我无法想象一座坟墓。只能想象一根腰带，一扇窗，一个瘤子和一条绳子。我觉得，每一次死亡都是一只袋子。

谁要是听见你这话，埃德加说，准以为你疯了。

在我看来，每一个死人仿佛都留下来一袋子词。我总是想起理发师和指甲剪，因为死人不再需要。还有，死人永远不会再掉一粒纽扣。

独裁者是一个错误，死去的人对这句话的体会也许跟我们不一样，埃德加说。

他们有证据，因为我们甚至对自己而言都是一个错误。因为我们不得不在这个国家战战兢兢地行走、吃、睡、爱一个人，直到重新需要理发师和指甲剪。

一个人，如果只是为了行走、吃、睡、爱一个人而制造坟墓，埃德加说，那么他的错比我们的还大。他是一个对所有人的错，一个主宰一切的错。

脑中长草。我们开口说话，草就被割。我们沉默，也一样。一茬又一茬，想长就长。然而我们还是幸运的。

　

萝拉从南边来，从她身上可以发现一个没有脱贫的地域。我不知道从哪里，或许从颧骨上，嘴边，眼睛里。这种事情说不清道不明，一个地域也罢，一张脸也罢。这个国家每个地方都没有脱贫，每张脸上也一样。可是萝拉来的地方，一如人们从她的颧骨、嘴边和眼里所看到的，也许更穷一些。地域多于风景。

贫瘠吞噬了一切，萝拉写道，除了羊、瓜和桑树。

但不是贫瘠驱使萝拉进城来的。我学什么，贫瘠无所谓，萝拉在本子里写道。贫瘠察觉不到，我知道多少。只知道我是什么人，也就是说我是谁。在城里一定要有所作为，萝拉写道，四年后返乡。但不是走在下面尘土飞扬的路上，而是在上面，穿行于桑树的枝间。

　

城里也有桑树。但是外边街上没有。桑树在内院里。在少数内院里。只有老人的院子里有桑树。树下搁着一把原是屋里坐的椅子。丝绒软垫的椅座。可那丝绒上斑斑点点的，撕破了口子。一束干草从下面将破洞堵住。草被坐扁了。椅座下面像是拖着一条辫子。

走近这把被淘汰的椅子，辫子上一根一根的草茎依稀可见。而且它们曾经绿过。

在种着桑树的院子里，阴影如同一片闲静，罩在椅子上坐着的那张苍老的脸上。说如同闲静，是因为我不期而至来到这些个院落，而且难得再来。难得的是一缕阳光从树梢笔直地照在那张苍老的脸上，一个遥远的地域。我的目光沿着那束光移下又移上。一阵寒意袭上脊背，因为这份闲静并非源于桑树的枝条，而是来自脸上眼睛里的寂寞。我不想让人看见我在这些院子里。问我在这里干什么。我干的不比我眼前的这些东西多。我久久凝视着桑树。然后，在我离开前，又看了看坐在椅子上的脸。脸上写着一个地域。我看见一个年轻的男人或一个年轻的女人离开那个地域，扛着一根装在袋子里的桑树。我在城里的院落中见过不少带出来的桑树。

后来我在萝拉的本子里读到：从那个地域搬出来的东西，又搬到了脸上。

　

萝拉想学四年俄语。入学考试不难，因为名额足够，大学里的名额跟全国学校里的一样多。俄语是少数人的志愿。志愿很难，萝拉写道，目的比较容易。一个上大学的男人，萝拉写道，指甲干净。四年后他跟我同行，因为这样的人明白，到了村里他就是个人物。理发师上门来，到了门口脱鞋。永别了，羊，萝拉写道，永别了，瓜，只要桑树，因为我们都有树叶。

一个小小的四角形作为房间，一扇窗，六个女孩，六张床，每张床下一个箱子。门边有个壁橱，一个扩音器安在门上方的天花板上。工人合唱队从天花板唱到墙，从墙唱到床，直至夜幕降临。然后他们安静下来，就像窗前这条街以及外边那个无人穿越、乱蓬蓬的公园。每个宿舍里像这样小小的四角形房间有四十个。

有人说，扩音器看得见听得到我们所做的一切。

六个女孩的衣裙紧紧地挤挂在壁橱里。萝拉的最少。她穿大家的衣服。女孩们的长筒袜躺在床下的箱子里。

有人唱道：

妈妈说

如果我嫁人

她就给我

二十个大枕头

统统装满蚊子

二十个小枕头

统统装满蚂蚁

二十个软枕头

统统装满败叶

而萝拉正坐在床边地上开箱子。在长筒袜子堆里翻寻着，把搅作一团的大腿、脚趾和脚踵举到面前，一松手，任其散落在地上。萝拉的手颤抖着，眼睛不止脸上那两个。两手空空，手也不止空中这一双。空中林立的手几乎和地上躺着的长筒袜子一样多。

眼睛、手和长筒袜无法在一首隔着两张床的歌声中相容。一个前额上有一道愁纹的小脑袋，轻晃着站在当地唱歌。愁纹顷刻间又从歌中消失了。

　

每张床下面立着一个箱子，里面是乱成一团的长筒棉袜。全国都管这叫专利长筒袜。这种专利长筒袜是给那些想要光滑、薄雾般的连袜裤的女孩们穿的。女孩们还想要发蜡、睫毛膏和指甲油。

床上枕头底下放着六个睫毛膏盒子。六个女孩子吐一口唾沫到盒子里，拿牙签搅一搅，搅到烟炱糊糊粘到牙签上为止。然后她们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牙签在眼帘上摩刮着，睫毛变得又黑又粗。可是一个小时后，睫毛上就显现灰色的缝隙。唾液干了，烟炱落到了颊上。

女孩们要颊上的烟炱、脸上的睫毛烟炱，可是再也不要工厂的烟炱了。只想要很多很多薄雾连袜裤，因为这种袜子太容易抽丝了，女孩们不得不在脚踝和腿部将漏针捉住。用指甲油将漏针捉住、粘住。

一位先生的衬衫要保持洁白不容易。如果他四年后跟我回贫乡，那就是我的爱了。如果他穿着白衬衫在村里行走有本事让路人艳羡，那就是我的爱了。如果他是一个体面人，理发师上门来，到了门口脱鞋，那就是我的爱了。在跳蚤跳来跳去的脏地方保持衬衫的白净不容易，萝拉写道。

萝拉说，连树皮上都有跳蚤。有人说，那不是跳蚤，是虱子，蚜虫。萝拉写入本子：木虱更可怕。有人说，它们不犯人，因为人没有叶子。萝拉写道，它们什么都犯，太阳热辣辣一晒，连风也犯。而叶子我们都有。如果人不再长个子了，就掉叶子，因为童年过去了。如果人干瘪了，叶子就又回来了，因为爱情过去了。叶子想长就长，萝拉写道，像深草。村里有两三个孩子没有叶子，他们有一个大童年。他们是独生子女，父母都念过书。木虱让大孩子变成小孩子，让四岁的变成三岁的，三岁的变成一岁的。还有一个半岁的，萝拉写道，还有一个新生儿。木虱造的兄弟姐妹越多，童年就越小。

　

有位祖父说：我的葡萄剪子。我会越来越老，一天天变矮变瘦。可我的指甲越长越快，越长越厚。他用葡萄剪子铰指甲。

有个孩子不让铰自己的指甲。疼啊，孩子说。母亲用裙带把孩子绑在椅子上。孩子目光阴郁，大喊大叫。指甲剪一再从母亲手中跌落。每剪一个手指，剪刀就掉一次，孩子想。

血滴落到一条腰带上，草绿色的那条。孩子明白：流血，人会死。孩子的眼睛湿了，母亲的样子模糊起来。母亲爱孩子。她爱孩子爱得上瘾，爱得没有节制，因为她的理智绑在了爱上，就像孩子绑在椅子上一样。孩子知道，母亲因这份被捆绑的爱必须剪碎孩子的手。她得把剪下来的手指塞进居家衣的口袋里，走到院子里，假装去扔手指。然后在别人看不到她的院子里，把孩子的手指吃掉。

孩子料想，到了晚上，祖父如果问她：手指扔了吗，母亲会撒谎会点头。

而孩子也已料到自己晚上将干什么。她会说，她拿了手指，然后将一切和盘托出：

她带着手指出门上了石子路。她到过草地。也到过园子、小径和菜畦。她沿着墙走，在墙背后走。她到过存放螺丝钉的工具柜旁。还有衣橱边。她向橱里哭泣。她一手拭脸，一手从居家衣口袋里掏出手指塞进嘴巴。一次又一次。

祖父把手搁到嘴上。他大概想在屋子里表演一下外头院子里吃手指的样子吧，孩子推想着。可是祖父的手没有动。

孩子继续往下说。说的时候，有些东西就留在了舌头上。孩子心想，那只能是真相，躺在舌头上像一颗樱桃核，不愿掉进喉咙里。说话的声音一旦爬上耳朵，它就等待着真相。可是沉默之后，孩子想，一切都是谎言，因为真相掉进了喉咙。因为嘴巴没有说出吃了这个词。

这词孩子说不出口。只说：

她到过李子树边。在园中小路上她没有踩烂毛毛虫，她的鞋绕开了。

祖父的眼睛耷拉下来。

母亲转移方向，这时候从橱里取出针线来。她坐到椅子上，把居家衣抚了又抚，直到看得见口袋为止。她把线打了个结。母亲在搞鬼，孩子想。

母亲缝着一个纽扣。新针迹盖住了旧针迹。母亲搞鬼并非全无由头，她衣服上的纽扣松了。纽扣缝上了最粗的线。电灯泡的光也有一根根的线。

孩子闭上眼睛。在紧闭的眼睛后面，母亲和祖父高高挂在桌子上方一条由光和线拧成的绳子上。

用最粗的线缝的纽扣最结实。母亲永远不会丢掉这扣子，孩子想，除非它碎了。

母亲把剪刀扔进衣橱。第二天及此后每个星期三祖父的理发师都上门来。

祖父说：我的理发师。

理发师说：我的剪刀。

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掉过头发，祖父说。头全秃了，连队理发师就在我那头皮上抹叶汁。头发又长出来了。比先前还漂亮哩，连队理发师冲我说。他爱下棋。连队理发师想到抹叶汁这个主意，是因为我弄了不少叶子茂密的树枝来雕刻棋子。那是同一棵树上的灰叶子和红叶子。木头和叶子一样，颜色也不大相同。我刻的棋子一半深色，一半浅色。浅色的叶子到了深秋才会变暗。树有这两种颜色，那是因为灰色树枝生长每年要晚很多。这两种颜色做我的棋子很不错，祖父说。

理发师先给祖父剪头发。祖父坐在椅子上，头一动也不动。理发师说：不剪头发，头就成了乱草丛。这时候，母亲用腰带把孩子绑在椅子上。理发师说，不剪指甲，指头就成了铲子。只有死人才有这种指甲。

松绑，松绑。

　

住在四角中的六个女孩，数萝拉的薄雾连袜裤最少。而仅有的这几双在脚踝和腿部粘着指甲油。还有小腿肚那儿。要是萝拉没有及时逮住，破了的针脚还会一路抽丝，因为她自己也得走路呢，走在人行道上或者穿过那个乱蓬蓬的公园。

怀揣着白衬衫的梦想，萝拉得追逐、得逃跑。这梦想即或在最幸福的时刻也还是和她脸上的地域一样贫瘠。

有时候萝拉没能逮住抽丝的针脚，因为她在开会。在教席那边，萝拉说，她并不知道自己有多喜欢这个词。

晚上，萝拉把带脚的连袜裤都挂到窗外。它们不会滴水，因为从来不洗。连袜裤挂在窗外，萝拉的脚和腿就像在里面似的，还有脚踝和硬邦邦的脚后跟，鼓出来的小腿肚和膝盖。它们仿佛能自个儿穿越乱蓬蓬的公园，去那黑漆漆的城里。

四角里有人问：我那指甲剪在哪儿。萝拉说，在大衣口袋里。有人问，哪个大衣口袋。你的。你怎么昨天又拿走了。萝拉说，坐电车了，说着把指甲剪放到床上。

萝拉总是在电车里修指甲。她经常漫无目的地乘车。在行驶的车内剪剪锉锉，用牙齿把指甲根的皮顶回去，直到每个指甲上出现豆大的白圈圈为止。

电车靠站，如有人上车，萝拉就把指甲剪放进口袋，望着车门。因为大白天里总是有人这样上车来，好像是相识，萝拉写入本子。可是到了夜里，同一个人这样子上车来，就像是来找我的。

夜里，当外面路上已无人迹、也没有人再穿越乱蓬蓬的公园时，当风声飕飕，夜空除了响声再无动静时，萝拉就穿上她的薄雾连袜裤。她从外边关上门之前，四角的灯影里只见萝拉有两双脚。有人问，你去哪里。而此时萝拉噔噔噔的脚步声已在长而空荡的走廊里响起。

也许，头三年我在四角的名字叫作有人。当时除了萝拉都可能叫作有人。在敞亮的四角里，有人不喜欢萝拉。大家全是有人。

有人走到窗口，看不见下面的路，也看不见萝拉经过。只看到一个一跳一跳的小点。

萝拉去坐电车。下一站要是有人上车，她就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半夜三更只有男人上车，他们刚下中班，从洗衣粉厂和屠宰场回家。他们从黑夜走进车厢的灯光里，萝拉写道，而我看见一个男人，累了一天，他只是衣衫里的一个影子。他的脑袋里早已没有爱，口袋里早已没有钱。只有偷来的洗衣粉或动物杂碎：牛舌、猪腰或牛犊肝。

萝拉的男人们在前排椅子上坐下。他们在灯光中打盹，垂着头，铁轨咯吱吱一响，就抽搐一下。间或，他们拉一拉包，贴近自己的身子，萝拉写道，我看见他们脏兮兮的手。为了包的缘故，他们在我脸上瞟一眼。

就这么短短的一瞥，萝拉便在一个困倦的脑袋中点燃了一把火。他们不再合眼，萝拉写道。

下一站，有个男人跟着萝拉下车。他的眼睛里带着这座城市的黑暗。以及一条瘦狗的贪婪，萝拉写道。萝拉没有回头，疾步而行。她离开大街，抄近路进入乱蓬蓬的公园，以此招引那些男人。一句话都没有，萝拉写道，我躺到草地上，他把包搁在最长最低的树枝下。没什么好说的。

夜追逐着风，萝拉一声不吭来来回回甩着头和肚子。头上的叶子簌簌响着，就像很多年前一个半岁大的孩子头上的叶子。那个除了贫穷谁都不想要的第六个孩子。像当年一样，萝拉的腿给树枝划破了。可她的脸从没划破过。

　

几个月来，萝拉每周换一次学生宿舍玻璃展窗中的墙报。她站在大门旁边，在玻璃罩里扭动着屁股。她把死苍蝇吹掉，拿着两只她箱子里的专利长筒袜擦拭玻璃。用一只袜子打湿，用另一只擦干。然后换上新的剪报，将独裁者前一次的讲话揉了，贴上这一次的。完了，萝拉把袜子扔掉。

为擦玻璃罩，萝拉差不多用完了箱子里全部的专利长筒袜，然后就用别人箱子里的。有人说，这不是你的袜子。萝拉说，你们反正不穿了。

　

有个父亲在园子里锄着夏天。孩子站在菜畦边想：父亲懂得生活窍门。因为父亲将他的愧疚植在最蠢的草里，然后把它们锄掉。刚才孩子还在暗暗希望那些最蠢的草逃离锄头，活过夏天。可是它们逃不掉，因为要等到秋天才会长出白色的羽毛。然后才学飞舞。

父亲从来用不着逃跑。他是唱着歌一路行进到世上来的。他在世上造了很多坟墓，造完立马走人。一场打输的战争，一个返乡的纳粹党卫军士兵，一件新熨好的夏季衬衫放在橱里，父亲的头上还没有长白发。

父亲一大早就起来，他爱躺在草地上。躺着看迎来白天的红云。由于清晨跟夜一样寒冷，红云只好将天撕开。白天在上面的天边显现，孤独便潜入下面草地上父亲的脑中。孤独将父亲迅速赶到一个女人温暖的肌肤旁边。他取着暖。他造了坟墓，又很快给女人造了一个孩子。

父亲将坟墓截在喉咙口，那是衬衫领子和下巴之间喉结的所在。喉结尖尖，闩住了出口。这样坟墓永远也上不来，走不出两片唇。他的嘴喝着乌黑的李子酿的烈酒，他的歌沉甸甸、醉醺醺，赞美着元首。

锄头在菜畦里有个影子，不跟着锄头一块儿动，影子静静的，望着园中小径。那里有个孩子正在摘青涩的李子，摘满所有的口袋。

父亲站在锄掉的最蠢的草中间说：青李子吃不得，核还软，会咬到死亡。谁都救不了你，要死人的。高烧会把你身子里面的心烧没了。

父亲的眼睛模糊了，孩子发现，父亲爱她爱得上瘾，爱得没有节制，曾经造过坟墓的他盼着孩子死去。

为此，孩子后来吃空了装李子的口袋。每天，只要父亲不注意，孩子就往肚子里塞半树的李子。孩子一边吃一边想，这是在找死。

然而父亲没注意，孩子也就命不该死。

最蠢的草就是白乳飞廉。父亲懂得生活诀窍。好比每个念叨死亡的人懂得如何活下去。

　

有时我看见萝拉在淋浴室里站着，是下午时分，洗昼浴吧，太晚了点；洗夜浴吧，又太早了点。我看见萝拉背上有一道绳状的痂，股沟上方有一圈圆形的痂。绳子和圆圈活像一个钟摆。

萝拉迅速转过身来，我看见了镜中的钟摆。它该当当敲响才对啊，因为我进入淋浴间时，萝拉吓了一大跳。

我心里想，萝拉有擦伤的皮肤，却从来没有爱。有的只是公园地上腹部的撞击。还有身上那些男人的狗眼。他们整天听着洗衣粉从粗管子里往下泻的声音，听着动物的残喘。他们的眼睛一整天都熄着火，只有在萝拉身上的时候才燃烧。

　

宿舍里，一个楼层的房间一个挨着一个，住在小四角中的女孩们把自己的吃食都存放在餐室的冰箱里。羊奶酪和香肠，是从家里带来的，还有鸡蛋和芥末。

我打开冰箱，格子内侧放着一个舌头或一个腰子。舌头都冻干了，腰子裂着褐色的缝。三天之后，格子内侧又空了。

我观察着萝拉脸上没有脱贫的地域。看不出她是把那些舌头和腰子吃了还是扔了，从颧骨上、嘴角和眼睛里都看不出来。

无论在食堂还是在运动房，我都没看出萝拉是吃了还是扔了那些屠宰场的杂碎。我很想知道个究竟。我好奇心炽，想羞辱一下萝拉。我看得目盲。不管是久久端详还是匆匆一瞥，在她的脸蛋上我总是只见那个地域。当萝拉在烧热的熨斗上煎鸡蛋，用刀刮下来吃的时候，偏让我撞见。萝拉却把刀尖递过来让我尝。可好吃了，萝拉说，不像煎锅里做的那么油腻。吃完，萝拉把熨斗搁在角落里。

有人说：你吃完把熨斗弄弄干净。萝拉说：反正不能再熨了。

　

这种眼光折磨着我。每当我跟萝拉中午在食堂一起排队、继而同桌吃饭，我就想，这种眼光的由来，在于我们吃饭只得到一把汤匙。从来没有叉子，也从来没有刀。所以我们只能用汤匙戳压盘中的肉，再用嘴撕咬成一块一块吃。我想，这种眼光的由来，在于从不让我们用刀切、用叉子扎着吃。在于我们像动物一样进食。

食堂里大家都饥肠辘辘，萝拉写入本子，一大堆人压抑地、咂吧咂吧地吃着。原本是一只只执拗的羊。在一起就是一群贪吃的狗。

我在运动房里想，我的这种眼光与萝拉跳不过山羊有关。她的胳膊在肚子下面本该撑直的时候偏偏打了弯，她的膝盖本该像剪刀般叉开的时候却软软向上提起。萝拉勾住了，屁股擦着山羊滑跌下去。她一次也没有飞跃过山羊。不是双脚着地而是脸朝下摔倒在垫子上。她躺在那儿，直到体育老师大叫起来。

萝拉知道，体育老师会触摸着她的肩、臀部和胯部，扶她站起来。待他的怒气消了，会来扶她一把的，该碰哪儿就碰哪儿。萝拉佯装跌得很重，可以让他抓得紧一些。

女孩们站在山羊后面，没有人跳，也没有人能飞跃过去，因为萝拉得到了老师给的一杯凉水。他从更衣室拿来水送到她的嘴边。萝拉明白，她喝得越慢，他扶着她头的时间就越长。

下课后，女孩们站在更衣室窄窄的衣橱前穿衣服。有人说，你穿了我的衬衫。萝拉说，我又不会吃了它，只是今天用一用，我有事儿。

每天，小四角里有人说，明白吗，这些衣服不是你的。可萝拉还是穿了进城去。日复一日，萝拉穿着这些衣服。衣服弄皱了，让汗水或雨雪打湿了。萝拉又把它们挂回到拥挤的壁橱里。

壁橱里有跳蚤，因为床上有跳蚤。放专利长筒袜的箱子里有，长长的走廊上有。连餐室和淋浴间、食堂里都有跳蚤。电车、店铺和电影院也有。

祷告的时候大家都在挠痒痒，萝拉写入本子。她每个星期天早上去教堂。神甫也在挠痒。主啊，你在天上，萝拉写道，跳蚤，在全城。

　

薄暮中的小四角，时间还早。扩音器唱着工人之歌，外面街上还有鞋子在走动，乱蓬蓬的公园还有人声，叶子还是灰色的，不黑。

萝拉躺在床上，除了一双厚厚的长筒袜什么也没穿。晚上我弟弟赶着羊群回家，萝拉写道，得穿过一片瓜地。离开牧场晚了一步，天色已黑，羊的细腿踩烂了瓜。我弟弟睡在羊圈里，羊一整夜红着蹄子。

萝拉将一个空瓶子塞进两腿之间，她来来回回甩着头和肚子。女孩们都围着她的床。有人拽她的头发。有人大笑。有人把手塞进嘴里观望。有人开始哭泣。我已经不记得了，自己是她们中的哪一个。

可我还记得，那个傍晚，我在窗前伫立良久，感到阵阵晕眩。房间在窗户玻璃上摇晃着。我看到我们围着萝拉的床十分渺小。而我们头顶上的萝拉很大很大，正凌空破窗前往乱蓬蓬的公园。萝拉的男人们正在车站等候。一列电车从我的太阳穴中呼啸而过。它像一个火柴盒子。车里的灯光明灭闪烁，宛如外面用手挡着的风中火苗。萝拉的男人们互相挤撞着。包里的洗衣粉和动物杂碎洒落到铁轨旁边。这时候，灯啪的一声关了，玻璃上的图像消失了，唯见街对面依次悬着一排昏黄的路灯。随后我又站到萝拉床周围的女孩子中间去了。我听见萝拉背下的床上发出一种响声，我永远忘不了，也不会跟世上其他声响混淆。我听见萝拉在割除爱情，那从来没有成长的爱情，割除脏白床单上每根长长的草茎。

那天，正当萝拉喘息失态时，结痂的钟摆敲响了，在我的脑中。

萝拉的男人中，只有一个我没有在窗户玻璃的镜像中见到。

　

萝拉去教席那边越来越勤，而她还是那么喜欢教席那边这个词。常挂在嘴边的词，却不知自己有多么喜欢。她越来越频繁地说起意识和消弭城乡差别。萝拉一周前入了党并向人展示她的红色党证。扉页上是萝拉的照片。党证传过女孩们的手。萝拉脸上没有脱贫的地域从照片上看得更加清楚了，因为相纸发光。有人说，你可是去教堂的呀。萝拉说，别人也这么做啊。大家装作不认识罢了。有人说，上帝在上面关照你，党在下面关照你。

党的手册堆在萝拉的床边。小四角中有人窃窃私语，有人默不作声。这样已经很长时间了，只要萝拉人在四角。

萝拉写入本子：母亲带我去教堂。很冷，有神甫烧的香似乎就有了暖意。大家脱掉手套。合在手心里。我坐在小孩的凳子上。靠边坐着，这样可以看到母亲。

自从萝拉擦拭玻璃展窗起，女孩们凡有什么话不愿当着她的面说，就递眼神做手势。

母亲说，她也为我祈祷，萝拉写道。我的手套拇指上有个破洞，洞上有一圈翘起的漏针。我觉得这是耶稣的荆冠。

萝拉坐在床上读一本手册，是关于如何改善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

我扯着线，萝拉写道，荆冠向下盘旋。母亲在唱主怜悯你，我在拆手套上的拇指。

萝拉在薄薄的手册里划了很多条杠杠，似乎她的手握着纲要。她床边堆积的手册往上长，就像一个歪歪斜斜的床头柜。划杠杠的时候，萝拉在一个句子和另一个句子之间久久地沉思。

我不扔羊毛，萝拉写道，即使乱糟糟的也不扔。

萝拉在手册里打括号。在每个括号那行的边上画一个粗十字。

母亲又给我织拇指了，萝拉写道，用新羊毛织拇指尖。

　

萝拉念大四的时候，有一天下午，女孩们将所有的衣服都摊放在床上。萝拉的箱子敞着搁在打开的窗户下，里面放着几件衣服和手册。

我那天下午得知，为什么那时候我在窗户镜子里看不到萝拉其中的一个男人。他有别于所有午夜和上中班的男人。他在党校进餐，他不上电车，他从不尾随萝拉进乱蓬蓬的公园，他有车有司机。

萝拉写入本子：他是第一个穿白衬衫的。

萝拉已经在念大四，几乎就要如愿以偿了，而那天下午近三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女孩们的衣服和萝拉的分开摊放在床上。太阳热辣辣地射进四角，灰尘附在地毡上宛如一张灰毛皮。萝拉床边，手册缺席的地方，是一块光秃秃的暗斑。萝拉吊在壁橱里我的腰带上。

来了三个男人。给橱中的萝拉拍照。然后解开腰带，把它塞进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袋子像女孩们的连袜裤一样薄。他们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三个小盒子。然后啪地盖上萝拉的箱子，打开小盒子。每个盒子里装着毒绿色的粉末。他们把粉末撒在箱子上，然后又撒到壁橱门上。粉末跟没沾唾沫的睫毛膏一样干燥。我跟别的女孩子一样旁观着。我很诧异，竟有这等毒绿色的烟炱。

男人们不问我们什么。他们知道个中原因。

　

五个女孩站在学生宿舍大门口。玻璃展窗内贴着萝拉的照片，跟党证里的一模一样。照片下面贴着一张纸，有人读出声来：

该女生自杀了。我们憎恶她的行为，鄙视她。这是整个国家的耻辱。

　

下午晚些时候，我在我的箱子里发现了萝拉的本子。在拿走我的腰带之前，她把它藏在了我的那些长筒袜子下面。

我把本子放进手袋，向车站走去。我上了电车读起来。我从最后一页开始读。萝拉写道：晚上体育老师把我叫到运动房，从里面锁上了门。只有厚厚的皮球观望着。他只要一次就够了。可我悄悄地跟踪了他，找到了他住的房子。想要让他的衬衫保持洁白，是不可能的了。他到教席那边告了我一状。我再也甩不掉贫瘠了。上帝不会原谅我不得已去做的事。但我的孩子绝不能再去赶那些红蹄子羊。

　

晚上，我把萝拉的本子悄悄放回到箱中的长筒袜下面。锁上箱子，钥匙放在我的枕头下面。早晨，我随身带上钥匙。我把它系在裤子的松紧带上，因为早上八点有体育课。鼓捣钥匙，我迟到了一会儿。

女孩子们已经身着黑色短裤、白色运动衫列队站在沙坑上首。两个女孩站在沙坑下首，手里拿着卷尺。风吹进厚密的树叶。体育老师举起手臂，两个手指打出一个响榧，女孩们全都跟着自己的脚飞向空中。

坑里的沙子是干的。只有脚趾陷进去的地方才是湿的。我脚趾边上的沙子凉凉的，跟我肚子边上的钥匙一样。起跑前，我抬头向树望去。我跟着脚奋飞，我的脚飞不远。我在飞跃时想着箱子钥匙。两个女孩用卷尺量一量，报出一个数字。体育老师像计时一样把跳远结果记在本子里。我看见他手里新削的铅笔，心想，这跟他很配，定做棺材时，只有死亡从脚底量起。

我第二次飞时，钥匙和我的皮肤一样热了。它不硌人了。脚趾陷进湿沙子时，我飞快地站起来，免得体育老师碰我。

　

两天后的下午四点钟，在大礼堂里，上吊自尽的萝拉被开除出党、注销学籍。有好几百人在场。

有人站在讲台后面说：她把我们大家都骗了，她不配当我们国家的大学生，不配当我们党的成员。全体鼓掌。

晚上，四角中有人说：因为大家都快哭出来了，才鼓那么长时间的掌。没人敢第一个停下来。人人边鼓掌边瞧旁人的手。有些个稍微停了一下，一惊，又鼓起来。后来多数人想停下来，听得出室内掌声失去了节奏，可是由于少数人又开始拍将起来，重振节奏，多数人也就接着拍下去。直到整个礼堂响彻着一个节奏，好似一只硕大无比的鞋子砰砰砰击打着墙壁，发言人这才用手示意大家停下来。

萝拉的照片在玻璃展窗里贴了两个星期。萝拉的本子两天后却从我那锁着的箱子里失踪了。

　

带着毒绿烟炱来的男人将萝拉放到床上，然后把床抬出四角。为什么先把床脚抬出房门呢。一个男人拎着衣箱和装着我那根腰带的袋子，尾随床头出去。他右手拎着箱子和腰带。为什么不随手关上门呢，他的左手明明是空着的。

五个女孩留在四角，五张床，五个箱子。萝拉的床出去后，有人关上门。屋里空气燠热而明亮，每动一下，一串串的尘吊子就纠结起来。有人站在墙边梳头。有人关窗户。有人换一种花样川鞋带。

这个房间里，没有一个动作是有理由的。大家默默无语，手里不停地忙着做些什么，因为谁也不敢把床上的衣服挂回到壁橱里。

母亲说：要是你日子过不下去了，就收拾收拾橱柜吧。烦恼会从手里走掉，脑子就空出来了。

母亲说得倒是轻巧。她屋里有五个橱柜、五个箱子。母亲如果连着三天收拾那些橱柜和箱子，看起来也还是没有收拾完毕。

　

我走进乱蓬蓬的公园，让箱子钥匙坠入草丛。只要寝室里没人，就没有哪把钥匙挡得住陌生的手伸进箱子。或许也没有钥匙挡得住熟悉的手，用牙签搅拌睫毛烟炱的手，开灯关灯的手，或者萝拉死后洗刷熨斗的手。

也许，以前萝拉在寝室的时候，谁也没有必要窃窃私语、默不作声。也许，有人可以和萝拉推心置腹。也许，正是我可以和萝拉交心。箱子的锁把它自己变成了谎言。这个国度有无数相同的钥匙，跟相同的工人合唱队一样多。每把钥匙都是个弥天大谎。

我从公园回来，听见四角里有人第一次在萝拉死后唱歌：

　

昨天晚上，风儿

将我吹向恋人的臂弯

风吹得再猛一点儿

我就会被吹断

还好，风儿停了。

有人在唱一支罗马尼亚的歌。我看见红蹄子羊穿过歌声中的夜晚。我听见风在这支歌里停息。

　

有个孩子躺在床上说：不要关灯，不然的话黑树会进来。祖母给孩子盖上被子。快睡吧，她说，大家都睡了，风会在树上躺下。

风不会站立。在孩子的床边话里，风总是躺下。

　

大礼堂的掌声被校长的手打断之后，体育老师走上讲台。他穿着白衬衫。大家举手表决开除萝拉的党籍并注销她的学籍。

体育老师第一个举手。所有的手都跟进。人人边举手边望着别人举起来的手臂。有人见自己的手臂在空中没有旁人高，就再向上伸一伸。他们高举着手，直到累得手指前垂、胳膊下沉。他们四下张望，见没人放下手臂，又张直手指、伸直胳膊。可以看到手臂下的汗渍，衬衫的下摆滑了出来。头颈伸得长长的，耳朵通红，嘴半张着。头不动，眼珠子却滚来滚去。

手跟手之间那么静，四角里有人说，静到听得见呼吸在木板长椅上一上一下行走。而这一阵静寂持续到体育老师将手臂放在讲台上说：不用数了，当然全体赞成。

这些街上的行人，我第二天在城里的时候想，都可能到过大礼堂，跟着体育老师举手，飞跃山羊。他们都可能张直手指，伸直胳膊，眼珠子悄悄地转来转去。我数着在灼热的太阳底下从身旁走过的面孔。一直数到九百九十九。这时候觉得脚底发烫，就坐到长椅上，缩起脚趾，靠在椅背上。我伸出食指点着自己的脸颊，把我也一块儿算上。一千，我对自己说，随即把这个数字咽了下去。

一只鸽子从长椅旁边走过，我目送它离去。它脚步蹒跚，翅膀下垂。因为空气太热而半张着喙。它啄食，发出嗒嗒的响声，喙仿佛是铁皮做的。它吃一粒石子。当鸽子把石子咽下去时，我想，萝拉也会举手的。不过这不算了。

我望着萝拉的男人离去的背影，中午他们刚从工厂下了早班出来。他们原先是农民，从乡村招进城来的。他们也说，永别了羊，永别了瓜。像傻子般追逐着城市的烟炱，以及那些越过田野爬到每个村边的粗管子。

这些男人明白，铁、木头、洗衣粉都不算什么。所以他们的手依然那么粗拙，他们是在做木墩子和铁疙瘩，不是搞工业。该做成大而方的东西，到了他们手里就统统成了铁皮羊。该做成小而圆的东西，到了他们手里就统统成了木头瓜。

　

铁皮羊和木头瓜的无产者下了班走进第一家酒馆。总是成群结队涌进夏季花园中的露天酒馆。当沉甸甸的身胚跌坐到椅子上时，服务生把红桌布翻个面。软木塞、面包边角和骨头掉到花盆边的地上。绿叶干枯，土被急急揿灭的香烟碾松了。酒馆篱笆上挂着天竺葵花盆，梗茎上光溜溜的，尖上已长出三四片新叶。

粗劣的食物在桌子上冒着热气。旁边搁着手和汤匙，从来没有刀叉。牲口杂碎到了盘里，就用嘴巴撕扯，大家都这么吃。

酒馆也在说谎，包括那些桌布和植物，瓶子和酒红色的服务生制服。这里没有谁是客，只有一群涌入这个无意义下午的人。

男人们摇来晃去，大声吵嚷，继而拿起空酒瓶子砸到对方脑袋上。头破血流。要是有颗牙掉到地上，他们便哈哈大笑，就像谁掉了个纽扣。有个人弯下腰，捡起牙齿，扔进自己的杯中。因为牙会带来好运，于是这颗牙从一个杯子到了另一个杯子。人人都想要。

不知什么时候牙齿不见了，就像萝拉放在餐室冰箱里的舌头和腰子一样。不知什么时候他们中的一个把牙吞了下去。不知道是谁。他们把天竺葵茎上最后几片嫩叶揪下来嚼着，面带怀疑之色。他们逐个查看杯子，张开沾着绿叶的嘴巴嚷嚷：你该吃李子，不是牙。

他们指着一个人，大家指着那个穿浅绿衬衫的。他不认账。他把手指插进喉咙里。呕吐完了说：这下你们可以找了，是天竺葵叶子、肉、面包和啤酒，不是牙。服务生将他赶出门去。其他人拍手称快。

然后，一个穿格子衬衫的人说：是我。他开始笑着哭起来。大家不吱声了，盯着桌子看。这里没有谁是客。

乡下人，我心里想，只有他们会从嬉笑跌入哭泣，会从叫嚷跌入沉静。不明就里地快乐，大发雷霆。生的欲望，使他们随时可以一击而灭掉一条人命。他们全都有可能在暗中睁着同样的狗眼尾随萝拉进入草丛。

假如第二天不醉酒的话，他们就独自穿越公园，让自己镇静下来。因为滥饮嘴唇白乎乎的胀裂。嘴角也开了口子。他们小心翼翼把脚伸进草里，将滥饮时叫嚷过的每一句话在脑子里重新琢磨一遍。坐在昨日的记忆空白中发愣。生怕酒馆里嚷了什么涉及政治的话。他们知道，服务生什么都报告。

不过，滥饮保护大脑、大嚼保护嘴巴不去触犯禁忌。虽然舌头打结，说起话来口齿不清，那声音里还是带着习惯性的恐惧。

他们住在恐惧之中。工厂、酒馆、商店和住宅区、火车站大厅以及穿过麦田葵花田和玉米田的火车，都留着神。电车，医院，墓园。墙壁和天花板还有敞开的天空。尽管如此，在那些说谎的地方还是经常因滥饮而不小心出事，那不是人为的错，多半是墙壁、天花板或敞开的天空之过。

　

当母亲用腰带把孩子绑在椅子上、理发师给祖父剪头发、父亲告诫孩子不要吃青李子的时候，这些年里有个祖母站在屋子的角落里。她心不在焉望着屋里的走动和说话，仿佛外面的风早上就躺下了，仿佛白昼在天边睡着了。所有这些年里，祖母在心中哼着一支歌。

孩子有两个祖母。一个晚上的时候带着她的爱来到床边，孩子向白色天花板望去，因为她马上就要祈祷。另一个晚上的时候带着她的爱来到床边，孩子注视着她的黑眼睛，因为她马上就要唱歌。

当孩子看不见天花板和黑眼睛时，就假装睡觉。一个祖母没有祈祷完。她祈祷到一半就站起来走了。另一个祖母一直把歌唱完，她的脸是斜的，因为她喜欢唱歌。

等到唱完了歌，她想，孩子睡熟了。她说：休息吧，你的心兽，今天你可是没有少玩。

唱歌的祖母比祷告的祖母多活了九年。唱歌的祖母比她的理智多活了六年。她不认得家里人了。她只认识她的歌。

有一天晚上，她从屋角走到桌子旁边，在灯光中说：我很高兴你们都跟我一块儿在天上。她不知道她还活着，还得唱到死。疾病不近她的身，没法成全她死。

　

萝拉死后，我有两年裙子上没系腰带。喧嚣的市声在我脑子里几不可闻。当一辆卡车或一辆电车隆隆地驶过来并越来越大时，我的额头就十分受用。脚下的地在战栗。我想跟车轮搭上点干系，等车子驶近的当儿猛地跃向对街。到不到得了街对面，且听天由命吧。我让车轮来为我做决定。灰尘把我吞没了一会儿，我的头发在幸运和死亡之间飞扬。我抵达了街对面，大笑，我赢了。可是我听到我在外边很远很远的地方笑。

我常去一家店，那儿的玻璃柜里用铝盒子装着舌头、肝和腰子。这家店从来不会顺便路过，我坐电车去。店里那些人脸上的地域特征最明显。男男女女手里拎个包，装着黄瓜和洋葱。我却看见他们从那个地域搬来的桑树，又搬到了脸上。我挑了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人，跟着他走。我穿过高高的飞廉进入一个村子，总是来到新建的住宅区。飞廉和飞廉之间种着一畦畦通红的番茄和白萝卜。畦畦都很失败。我看见茄子时，我的鞋已经站在它们旁边了。茄子闪着幽幽的光，宛如双手满捧着黑色的桑葚。

我想，这个世界并没有等待过任何人。我不必战战兢兢地行走、吃、睡、爱一个人。我既不需要理发师也不需要指甲剪也不掉纽扣，在有我这个人之前。那时父亲还滞留在战地，靠唱歌和在草丛中放枪过活。他不用去爱。草丛本该把他留下来才对。因为，当他回家看见村子上头的天时，他衬衫里面又长出一个农民来，又开始干从前的活计。这个返乡者造了坟墓，还得造我。

我成了他的孩子，不得不在与死亡的抗争中长大成人。人家没好气地叫我的名字。打我的手，向我脸上投来闪电般的目光。然而，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是在家里战战兢兢地行走、吃、睡或爱一个人好呢，还是更愿意在哪个屋里、哪个地方、哪张桌旁、哪张床上、哪个国家生活。

　

总是绑起来，因为松绑成为词竟花了如此长的时间。我想谈谈萝拉，而四角里的女孩们说，我该闭嘴。她们懂得，没有萝拉脑子就没有负担。四角里，原来的铺位现在放着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桌子上搁着一个装过食品的大口玻璃罐，插着长长的枝条，是从乱蓬蓬的公园里采来的，白色矮玫瑰的叶子带着细细的锯齿。枝条在水里面长出白色的根须来。女孩们可以在四角里行走、吃、睡。她们唱歌的时候也不怕萝拉的叶子。

我想在脑子里保存萝拉的本子。

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在寻找一个和萝拉同寝室的人。自从他们和我在食堂里搭过话以后，我每天都跟他们碰头。因为我不能够独自在脑子里保存萝拉的本子。他们不相信萝拉的死是自杀。

我谈起木虱、红蹄子羊、桑树以及萝拉脸上的地域特征。我一个人想萝拉的时候，很多事都记不起来。倘若他们在一旁听着，就又知道了。我学会了在他们直勾勾的眼神前阅读我脑子里的东西。我苦思冥想，找到了萝拉失踪的本子里的每一句话。我大声地说出来。埃德加把许多句子写入他的本子。我说：你的本子马上也会失踪的，因为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也住在学生宿舍，在乱蓬蓬公园的另一头，一个男生宿舍里。埃德加却说：我们在城里有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荒园中的消夏小屋。

库尔特说，我们将本子装在一个亚麻布袋里，吊在水井盖子下。他们笑着，总是说：我们。格奥尔格说：吊在一个内钩上。井在屋子里，夏屋和荒园属于一个从来不引人注意的男人。那里还有书，库尔特说。

夏屋里的书来自远方，却知道本市每张脸上的地域特征，知道每一个铁皮羊、每一个木头瓜。酒馆里的每一次滥饮和每一次笑。

我问夏屋的主人是谁，心里同时想：我不想知道。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默不作声。他们斜着眼睛，沉默停在白色的眼角，即小血管汇集的地方，不安地闪烁着。我赶紧打开话匣子。讲起大礼堂，讲起一只大鞋子的节奏，如何在大家拍手的时候攀墙而上。还讲起举手表决时，呼吸蹑手蹑脚地在木板长椅上方潜行。

我讲的时候感觉到，有个类似樱桃核的东西留在了我的舌头上。真相等待着那些被清点的路人和点着我自个儿面颊的手指。可是一千这个词没有说出口。我也没有说起那只长着铁皮喙啄石子的鸽子。我接着讲山羊和跳远，讲触摸和喝水，讲系在松紧裤带上的箱子钥匙。埃德加仔细地听着，手里握着笔，却一个字也没记到本子上去。我思忖：他还在等待真相，他感觉到了我讲述过程中的沉默。我接着说：现在是第一个穿白衬衫的人。埃德加记下。我又说：我们都有叶子。埃德加说：这个不好理解。

萝拉的句子可以口述。很难用笔记录下来。我做不到。这就像梦境，进得了口，上不了纸。记录的时候，萝拉的句子在我手中熄灭了。

　

夏屋中的那些书，内容丰富超出我的想象。我带着书来到墓园，坐在长椅上。陆续有老人走来，孤零零地来到一个墓前，过不了多久这也将成为他们的墓。他们没有带花来，墓前都满了。没有眼泪，漫无目标地望着前方。有时候掏出手绢来，弯腰擦掉鞋子上的尘土，紧一紧鞋带，再把手绢收起来。没有眼泪，因为他们不想在自己脸上费功夫。因为他们的脸已经上了墓碑，就在死者旁边，脸挨着脸，在一张圆形相片上。他们先把自己给打发了，然后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谁知道墓碑上的重逢哪一天才生效呢。他们的姓名和生辰已经刻好了。巴掌那么大、光溜溜的一块空白等着他们的死期。他们在墓前没有停留多久。

他们走在鲜花簇拥的墓园小径上，墓碑和我目送着他们离去。当他们走出墓园时，许多块光溜溜的空白，对那个因为花丘而变得沉重、慵懒的夏日恋恋不舍起来。这里的夏天跟城里的不一样。墓园的夏天不喜热风。它悄悄地把天弄弯，弯得很高很高，静等着丧事的出现。城里的人说：春秋两季对老人来说比较凶险。第一波暖流和第一波寒流会将老人带走。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最善于打开陷阱的要数夏天了。每一个夏日都懂得，如何将老人变成鲜花。

当身体干瘪，叶子就又回来了，因为爱情过去了，萝拉写入本子。

我轻轻地呼吸，脑子里装着萝拉的句子，这样那些书里面的句子就不会失足摔倒，因为它们正站在萝拉的叶子后面。

　

我学会了四处游荡，走街串巷。那些乞丐、诉苦声、画十字和诅咒、赤裸的上帝和褴褛的魔鬼、残废的手和半条腿，我都熟悉。

我认识每个城区里变成疯子的人：

那个脖子上打着黑色领结的男人，手里永远拿着一束一模一样的枯花。好几年来，他站在干涸的喷泉旁，顺着一条街望上去，尽头是监狱。我和他搭腔，他就说：这会儿我不能跟你说话，她马上就来了，没准她不认识我了。

她马上就来了，他说了好些年了。他说完这句话，从街道那头走下来的有时候是一位警察，有时候是一个士兵。而他的妻子，这个全城都知道，早已离开了监狱。她躺在墓园的坟茔里。

早上七点钟，一溜拉着灰色窗帘的巴士车队沿街而下。晚上七点又开上去。街并不朝上走，街道尽头并不比喷泉旁的广场高。可大家都这么看。或许只是这么说说而已，街朝上走，因为那里是监狱，只有警察和士兵在那边走动。

车子在喷泉边驶过，人们看到窗帘缝隙中囚犯的手指。行驶的时候听不到马达声，听不到震动和轰鸣，听不到刹车和车轮声。只有狗吠声。如此刺耳，活像轮子上的狗，每天两次从喷泉旁边驶过。

有穿高跟鞋的马，又有了轮子上的狗。

　

有个母亲每星期坐一次火车进城。有个孩子每年可以跟着母亲去两次。初夏一次，初冬一次。孩子在城里自惭形秽，因为身上裹着一件又一件宽大而臃肿的衣服。凌晨四点，母亲领着孩子上火车站。天很冷，即使初夏，早上四点也还是冷飕飕的。母亲想在早上八点赶到城里，因为商店这个时候开门。

从一家店走到另一家，孩子连脱了几件衣服拿在手上。因此有几件衣服丢在城里了。这也是母亲不愿带孩子进城的一个原因。不过还有一个更叫人生气的原因：孩子看见了马在柏油路上跑。孩子停下脚步，也想让母亲停下来等着看下面的马跑过来。母亲没功夫等，又不能一个人走掉。她不想让孩子在城里走失了。她只好拉着孩子。孩子赖着不肯走，说：你听见没有，这里的马蹄声的笃的笃，跟我们那边的不一样。

从一家店到另一家店，坐火车回家的时候，甚至过了好几天，孩子一直都在问：为什么城里的马穿高跟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