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影片《风云儿女》鉴赏

导演　许幸之

编剧　田汉、夏衍、袁牧之

作曲　聂耳

主演　王人美、谈瑛等

出品　上海电通影片公司1935年5月24日

（一）影片简介

《风云儿女》是1935年拍摄的一部抗战片。由许幸之执导，田汉、夏衍编剧，聂耳作曲，袁牧之、王人美、谈瑛等人主演，于1935年5月24日上映。

左翼音乐运动及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20世纪30年代，在国民政府管辖区域实行白色恐怖和文化“围剿”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左翼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开始酝酿，于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后形成热潮，到1937年“七七事变”时达到了最高潮，是一次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群众爱国歌咏活动。聂耳的音乐活动与创作，使他成为左翼音乐的开路先锋和杰出代表。

而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兴起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左翼音乐工作者和中国所有的爱国音乐家，都为之做出了贡献，使新音乐文化随着抗日救亡歌曲的传播，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进一步的普及。1935年5月10日，《义勇军进行曲》歌谱在《中华日报》上发表。16日，《电通画报》创刊号刊登了歌谱。之后，由贺绿汀请当时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担任乐队指挥的苏联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莫夫（时译“夏亚夫”）配器，将《义勇军进行曲》灌成唱片后公开发行。同年5月9日，由袁牧之、顾梦鹤领衔的电通公司歌唱队在位于上海徐家汇附近的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里录制了《义勇军进行曲》。

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义勇军进行曲》作为该片主题歌在影片片头和片尾播放。

（二）剧情简介

影片《风云儿女》讲述了在抗战时期，只顾享乐的诗人辛白华最终因为挚友梁质夫的牺牲而投入抗战的故事。

辛白华是个诗人，他有一个极其要好的朋友是大学生梁质夫，两人都是东北人。“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他们两人从家乡出来，一直过着漂泊的生活，但他们一直都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心，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辛白华和梁质夫的二楼住着生活十分贫苦的少女阿凤和她的母亲，辛白华和梁质夫非常同情她们母女，并且时常帮助她们。后来，梁质夫因和革命者有联系，被捕入狱。而辛白华却和富孀史夫人堕入了情网。刚刚离婚的少妇史夫人对辛白华很有好感，白华也深受史夫人吸引。阿凤的母亲去世了，白华很同情她，就把阿凤送到学校读书。无依无靠的阿凤到了歌舞班，经常去各地演出。梁质夫被释放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华北，梁质夫参加革命，英勇抗敌。白华躲进了史夫人家，被史夫人带到青岛游玩。阿凤所在的歌舞团到青岛演出，遇见了辛白华。看了阿凤演的《铁蹄下的歌女》后，辛白华受到很大的震动，激起了他的爱国热情，但他还是眷恋史夫人的小家，那股爱国热情又冷却了下去。最后，梁质夫在抗敌的战场上牺牲了，辛白华得知这一消息，终于抛弃了以前那种享乐的生活，走上了抗日救国的最前线。

（三）中国作曲家聂耳简介

聂耳（1912—1935），原名聂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原籍云南玉溪，生于昆明一清寒医家，其母彭寂宽为傣族人。

1.聂耳为影片《风云儿女》谱写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和插曲《铁蹄下的歌女》的创作背景：

1934年是聂耳创作最多的一年，他先后为田汉作为新歌剧体裁而编剧的《扬子江暴风雨》谱写了《码头工人歌》《打砖歌》《打桩歌》和《前进歌》。并参加了该剧演出，扮演剧中主角；又为影片《桃李劫》谱写了《毕业歌》；为影片《大路》谱写了《大路歌》和序歌《开路先锋》；为影片《飞花村》谱写了主题歌《飞花歌》和插曲《牧羊歌》；为影片《新女性》谱写由6首短歌组成的同名主题歌等。同时，聂耳又对自《渔光曲》等电影歌曲问世以来左翼音乐运动开始产生社会影响作了回顾，指出正是这些歌曲预示着中国音乐的“光明的前途”，并宣告：“新音乐的新芽将不断的生长，而流行俗曲已不可避免的快要走到末路上去了。”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到聂耳音乐创作思想的成熟。

1935年1月，聂耳重返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在二厂任音乐部主任。他为田汉的话剧《回春之曲》谱写了《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和《梅娘曲》，并参与了此剧演出，以吉他为歌曲演唱伴奏。这时，他的许多歌曲己通过银幕、舞台、唱片、广播、歌咏队和千千万万人的歌喉，得到了广泛传播，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由于白色恐怖的严重，聂耳接受组织安排，拟取道日本、欧洲去苏联深造，他于这一年4月初离国赴日本。在出国前后，他为影片《逃亡》谱写了主题歌《逃亡曲》（后名《自卫歌》）和插曲《塞外村女》，为影片《凯歌》谱写了主题歌《打长江》和插曲《采菱歌》（后因故未用于该片）。1935年2月，许幸之接手《风云儿女》的拍摄时并没有主题曲，但去监狱里探监的同志辗转带来了田汉在狱中写在香烟盒包装纸背面的一段歌词，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始手稿。聂耳得知后，主动要求谱曲并对歌词进行了三次修改，为影片《风云儿女》谱写了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和插曲《铁蹄下的歌女》。

在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田汉的主题歌并没有确定歌名，而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谱曲的名称只写了进行曲，《风云儿女》的投资人朱庆澜将军将这首歌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在日本期间，聂耳热心地参加了中国旅日左翼文化组织的活动。不幸的是1935年7月17日，他到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慎殁于海中，逝世时年仅23岁。

2.聂耳音乐创作的意义

过分短暂的生命和创作经历，使聂耳来不及掌握更多更高的音乐创作手段，也来不及在更广的题材和体裁领域施展自己的创作才华。而仅从他的为数不多的音乐作品，可以看到他在创作方法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确实是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起到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作用，启发和影响了与他同时代的和后来的许多音乐工作者，加快了中国的新音乐文化同人民革命与民族解放斗争相结合的发展进程。

（四）音乐赏析

1.《义勇军进行曲》是一首极富创造性的歌曲，作曲家聂耳以巨大的激情投入到此歌的创作。首先，他成功地把田汉散文诗般的歌词，按照音乐韵律的规律，处理得异常生动、有力和口语化；在旋律创作上，他既吸收了国际上革命歌曲的优秀成果和西欧进行曲的风格特点，又使之具有浓郁的中国民族音乐特色，从而使《义勇军进行曲》能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发挥其战斗作用。

歌曲采用了主导动机贯穿发展手法，开始先是6小节的前奏，即大三和弦分解的进军号角音调，其中三连音的妙用，更增强了歌曲的战斗气氛。前奏的主导动机蕴含着整个歌曲的激情情感和旋律发展的基础。由于每句歌词长短不一，最长的一句有十三个字，即“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聂耳遂根据歌词分句的特点，把这首歌曲处理成由六个长短不等的乐句所形成的自由体结构，虽然每乐句的旋律、结构都各不相同，但乐句与乐句之间，衔接紧密，发展自然，唱起来跌宕起伏、浑然一体。歌词的第一、二句都是带有号召性的。歌曲由第二拍弱起，并作上四度上行跳进，这一抑扬格的处理极富于推动力，更能给人以紧迫之感。第三句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全部歌词中最重要的警句！聂耳在这里不仅运用了全曲中的最高、最强音，而且创造性地在“中华民族到了”之后，突然休止半拍，从而使“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句得到了突出的强调。歌曲环环相扣，层层推进，曲尾连续三次抑扬格的“”是6小节前奏主导动机的呼应，犹如小号吹起了分解大三和弦的进军号角，更有着抗日武装冲锋杀敌、势不可挡之感。

《义勇军进行曲》以其高昂激越、铿锵有力的旋律和鼓舞人心的歌词，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强烈愤恨和反抗精神，体现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在外侮面前勇敢、坚强、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英雄气概。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以田汉词、聂耳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在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则正式通过《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影片插曲《铁蹄下的歌女》赏析

《铁蹄下的歌女》由许幸之作词，聂耳曲。在《风云儿女》影片中由阿凤演唱，属于抒情歌曲体裁。

旧中国的歌女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弱者”，聂耳对歌女的生活十分熟悉，他怀着对这些“到处哀歌”“永远漂流”的歌女的深切同情，写了这首“呈示→对比→再现”的三部性结构的女声独唱曲。这首女声独唱曲的语音、声调、语气和情绪的变化，同音调、节奏的结合非常贴切，音乐的处理与塑造的形象十分吻合，装饰音的运用富于女性的特点，乐句从弱拍上起的手法突出了某些歌词，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弱者不平的呐喊。整个作品蕴含着无法估量的振奋人心、催人泪下的悲剧力量。

第一段前两句气息悠长的抒情性旋律，表现了歌女们不甘心如此的痛苦心情；后两句节奏紧凑的朗诵性旋律，唱出了歌女们心中的不平和对黑暗社会的愤懑。

第二段转入字字血泪的叙述，音调中充满了辛酸与凄楚。这一段的音乐处理刚好是第一段节奏紧凑的朗诵性旋律挪前，气息悠长的抒情性旋律移后，使得“尝尽了人生的滋味，舞女是永远地漂流”两句更为突出，更为感人。

第三段综合了前两段的音调和节奏的，前两句仍是不平的呐喊，随后，节奏突然拉长，音乐到达最激动人心的高潮，表现了被鞭挞得遍体鳞伤的歌女不可抑制的愤懑之情。

义勇军进行曲

（1934年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

铁蹄下的歌女

（1934年电影《风云儿女》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