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选题意义及创新之处

圭峰宗密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佛学大家。他继承和发展了中唐以前的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华严宗五祖的宗密，与其师清凉澄观相比较而言，对《华严经》研究甚微，而对于《圆觉经》的注释和研究却是穷其一生，不遗余力。虽说对先代的华严思想有所继承，但毕竟是另辟蹊径，这在华严思想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后来宋代的华严家们大都依据《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以下简称《楞严经》）来发挥宗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仿效宗密的思维模式。但是，都无不从心性的角度出发，对真如佛性（如来藏）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而且将本觉思想结合到修行门（实践），对传统的华严宗多偏于果上门进行了建设性的修正。

宗密又是荷泽宗的第五世，他的《都序》和《承袭图》等，以三教三宗的观点来阐述教禅一致的思想，并对当时的各派禅宗，尤其是北宗、牛头、洪州、荷泽四宗进行了优劣判释，极力提高荷泽宗的崇高地位。虽然，后代的禅宗五家七宗尽是江西、湖南的子孙，但宗密的思想却依然影响久远。

宗密除了在教内主张教禅一致、性相决判外，还对儒、道二教进行融会，他的《原人论》一书，阐发了以华严佛教最为优越，直下统摄其他诸宗和儒、道二家的理论，对宋代三教会通思想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宗密思想不仅仅局限在佛教，他的三教会通思想以及佛教心性论对后来的宋明理学的形成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可见，对宗密思想进行综合性研究，无论从理论意义还是实践意义上而言，都可以从宗密这个关键人物上，综观整个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的形成和发展的轨迹和方向，而且对现代中国思想观念、各宗教关系的审度也大有裨益。

本书在研究中所要突破的难题有如下五个方面：

一、《起信论》等经论中的如来藏、佛性思想和《华严经》中的性起思想的关联性，以及智俨、法藏、澄观的诠释，宗密对此是如何理解和发挥的？

二、宗密为何要对当时的禅宗各派作出优劣的判释？在对达摩禅的理解上，为何在当时有如此多的分歧？

三、如何恰如其分地评价宗密提倡的教禅一致说及三教融和论？他的心性思想对后代的佛教及理学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四、宗密所宣扬的荷泽禅为何最终无法取代洪州禅和石头禅？其问题何在？

五、如何对宗密思想作出总体性的评估？

本书的特色是研究的视野不局限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学者的中文研究资料，而是博取日本学者和西方学者等的研究成果，对宗密思想加以多视角的综合性的研究。宗密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的思想，在时间上，上承魏晋隋唐，下开宋元明清；在空间上的跨越也很大，尤其对日本和朝鲜半岛的佛教影响深远。另外在思想内容方面，宗密不满足于佛教，还广泛涉及儒、道思想，对中国哲学思想的融会贯通，意义极大。对此来展开全方位的论考，可以说是本书的最大特色。

迄今为止，虽然对宗密有了各方面的研究，但如盲者摸象，各述其意，不见全体。对其整体思想的把握，尚须努力。本书的创新之处即是对宗密思想作出全方位的、立体式的综合性研究。比如说，华严思想的性起说和中国哲学思想中的心性说的相互关系、教禅及性相关系、三教关系等问题都可以宗密为轴心来阐明。另外，对国外（尤其是日本）学者的最新研究加以兼容并蓄，扬长补短，也是本书的一个亮点。而且将宗密思想放眼到日本和朝鲜半岛的佛教上，乃至延伸到宋明思想，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因此，本书的特色与创新之处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点：

一、选择文献、资料的多样性，广泛参考和了解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做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即对具体研究的内容、对象作出雄视，进行如实的把握和展望以及复眼的考察和辨析，展现洲际性的研究视野。

二、在论述方法上，首先克服以往平面性的论文形式，力求做到纵向研究的深度，即在时间概念上以历史性的延续来展开和深化论述的思想内容，具体来说，就是对宗密思想在中国佛教思想史的纵轴上的定位和推移方向进行确认和掌握，从第一章到第六章第三节，都属于这方面的主体研究。其次是横向性的展望，即在空间概念上，以地域性的比较思想论来加以扩张与延伸，具体来说，在第六章第四节中，论述宗密思想对朝鲜半岛和日本佛教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辐射范围，以鸟瞰宗密哲学思想的广度和渗透范围。再次是纵横交汇性的研究，具体地说，就是将宗密思想放在中国哲学思想史的时空概念上来评述，即论述对中国后世的儒、道思想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主要在第七章中，展开思想性的跨越，即从佛教思想的视点转向宋明时代的儒学（理学），宗密思想和宋以后的道教、老庄思想的关系本书不予展开，重点论述与儒学思想的纵横相应关系。大抵讨论哲学思想的问题，自然要考虑到时间性的纵向延续（历史发展）的过程，以及空间性的横向扩张（地域展开）的过程，两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但是就思想史而言，也经常由于地理空间上的隔离和风土、地域、环境文化之间的差异（如文化落差、民族性）等原因而产生不均衡的发展趋势及不一致的思想选择。比如说，唐代的禅宗，当中国的禅师摩诃衍将“顿门派禅”传到吐蕃时，由于地域风土及文化传统不同等原因，未能契时契机地得以流通，而印度寂护（āntaraksita，约725-783）和其弟子莲花戒（Kamalásīla，约740-797）所传的密教（瑜伽行派和中观派）则为吐蕃所接受。又如唐代鼎盛起来的禅宗，虽然当时有大量的遣唐使者和日本留学僧来到中国求学，但是并没有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如空海学密教、最澄学天台，主要是倾向于教理和仪轨上的，对禅宗的主张未能得以正确理会。这主要是两国之间存在着地域文化落差等原因所致，日本接受中国禅宗，不得不等到中国南宋中晚期了。因此，在作比较文化论的时候，对这种时、地不均衡的发展过程的认真分析是很重要的。这样看问题就比较有立体感。当然，在研究学科、专业细分化的当今学术界中，这些也许是属于人类文化学、民族民俗学等的研究课题和内容。

三、本书将对先行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重视，还处于比较薄弱的内容进行考论，如第五章中所论的关于宗密的修持理论著作《修证仪》十八卷的内容，尚未有深入的研究。试看当今学术界的佛教研究的现状，可以说基本上是教理学至上主义，对中国佛教的礼忏思想和修持法（佛教礼仪文化）及其发展史等很少有人问津，日本也是如此，相反欧美的学者倒是比较有兴趣做这方面的研究，我本人也素来偏于教理，作为一种反省，在此书中，增添了这一部分的内容，当然目下也只能做到先提示问题，暂作基础性的论述，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有更多的学者来做这方面的课题研究，这不仅仅是宗密思想的问题，大概在东晋南北朝的时候，中国的礼忏佛教就开始了，道安、梁武帝、智、宗密、遵式（964-1032）、净源等制定的忏仪法，直至今天依旧在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乃至东南亚等地的汉传佛教寺院中实行。而且这种佛教忏仪、忏法（天台、华严为中心内容）的形成，我认为一定和中国汉代以来黄老之道学、儒教的祭祀乃至宫廷中的礼仪等有一定的关系，经过不断地演变和发展，到了唐宋时，在禅院和教院中逐渐地形成了独自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形式。这方面的研究，看来不单是查寻文献资料便能解决的，还必须结合实地调查和比较，这样也许能够得到实证性的成果。

如上是本书的导言，具体的论述，且看以下七章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