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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的谋杀案
意义和内容都是我们大脑的“意向性”产物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直觉泵。雅克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上枪杀了他的叔叔，继而被舍洛克逮捕。这则消息汤姆是在《卫报》上读到的，鲍里斯则是在《真理报》上读到的。雅克、舍洛克、汤姆和鲍里斯都有着不同的经历，但有一件事情却是他们所共知的：他们都知道一个法国人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上杀了人。他们都没有说过这句话，即便是“对自己”也没说过；我们还可以猜测，他们的脑中也没有浮现过这一命题，即便浮现过，各自的理解也会不尽相同。而他们确实都知道，一个法国人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上杀了人。

人们从常识心理学（folk psychology）的立场出发会觉得这显然是一条他们共享的信念，但事实上，这种看法是有局限的。普通的常识心理学家，也就是我们所有人，不自觉地就会把这种共识强加于人。以此同时，我们对他人两耳之间生成那些信念的器官却知之甚少。这四个人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共有的东西，是否会有某种相同形态的东西在他们的脑中成形，并以某种方式促使他们拥有了共享信念？但这种想法会让我们陷入一种暧昧的推论。也许现实中真的有那种共有的神经结构，四个大脑恰好都以同样的方式“组织”出了这个想法：“一个法国人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上杀了人。”但这不必要，事实上也不太可能。出于种种原因，我们在此只做简单探讨。

“I'm hungry”和“J'ai faim”这两句话使用了不同的单词，大声朗读时发音也不同，各属两类不同的语言，语法结构也有差异，但它们有一个共性：都意味着或者关乎着同一件事——说话者饿了。这一共有的性质，即两句话在各自语言中的意义（语句的意义）或者句子所表达的那些看法（语句的内容）是哲学和认知科学的一个中心论题。这种句子、图画、信念，毫无疑问还有大脑状态所展示的关涉性（aboutness），哲学里称为意向性（intentionality）。其实“意向性”这个术语选择得并不太合适，因为局外人会习惯性地将“意向”与有意做什么事情这类日常概念混为一谈。

下面这席话可以提示你两者之间的不同：一根香烟不关乎吸烟，也不关乎其他任何事情，尽管事实上它总要被某个人吸掉；而一个“禁止吸烟”的标语就关系到了吸烟，从而显示出了意向性。认为某棵树后面有强盗也显示出了意向性，它涉及了一个可能存在的罪犯，但这显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有意为之，你不是“存心那样认为”，只是突然产生了这种感觉。而远离那棵树是普通意义上的有意为之，因为它并不关涉其他什么事情。在遇见哲学术语“意向性”的时候，如果你有用“关涉性”这个稍显笨拙的词替换掉它的习惯，那你就更不容易出错。人们普遍认为意义和内容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之间相互依赖，更有甚者还会说，这两者压根儿就是一回事，都是意向性。但对于内容和意义是什么以及怎样准确地捕捉到它们这样的问题，人们却很难达成一致。这就是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主题的原因。这里是各路问题的大集会，不过我们尽可以小口小口地细嚼慢咽，一点一点地将它们消化掉。

从上文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四个不同的人都知道这起谋杀案的案情，他们的大脑并无共同之处，却共享了同一个“意向性”的内容：相信着“同一件事”。雅克是谋杀案的目击者，事实上，他是犯案人；舍洛克感受这一事件的直接性仅次于雅克；汤姆和鲍里斯则是采用截然不同的方式了解到了这次谋杀。获得“一个法国人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上杀了人”这则信息的方法有无穷多种，利用这则信息以拓展个人能力的不同方法也有无穷多种，比如在智力竞赛中回答与此相关的问题、赢得赌注，或者是将它当作逸事讲给游客们听，等等。纵然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去相信，所有的信息来源与应用结果都来源于人类大脑的某些共同的结构，而我们最终会发现这些结构，只是，现在就直接跳到这个结论还为时过早。

在结束论述这个直觉泵之前，我们还应该按照侯世达的建议转动那些旋钮，看看直觉泵的各个部分都在做什么。为什么要挑选一个如此特殊的场景？因为我需要的是一件令人难以忘怀的事情，它得足够震撼，以至在远离案发现场的地方也会有关于它的不同语言的报道。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大多数信念并不是这样获得的。也许雅克、舍洛克、汤姆和鲍里斯还有无穷多其他的共享信念，它们看起来并不那么引人注目。例如，他们都相信，椅子比鞋子大，汤是液体的，大象不会飞。如果我告诉你野生的鲑鱼不戴助听器，你可能会说，这并不稀奇。但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的？你不可能天生就知道，它也不是学校课程的一部分，你头脑中也从没有出现过表示这个意思的句子。鲍里斯通过阅读《真理报》把那些与事件相关的句子“简单地上传”到了大脑，然后又将所了解的这些东西“转译”成了“大脑语”（Brainish）。对于我们来说，整个过程似乎显而易见。但是，要说鲍里斯的大脑也针对有关鲑鱼的事实进行了这样一番文书工作，就有些不切实际了。这个事实是从什么东西转译成了“大脑语”的呢？

下面是另一个旋钮。假设，一只狗菲多和一只鸽子克莱德也是这起谋杀的目击者，它们可能也从这起事件中接受到了什么，所接受的东西都经它们各自的大脑调整过，会影响到它们以后的行为。但是，即使作用于它们感觉器官的信息有声有色且都指向这一事实，它们大脑最终得出的也不会是“一个法国人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上杀了人”。一段录像可能会为这一事实提供合法的证据，但对菲多和克莱德来说则毫无意义。可见，这个直觉泵是想冒险将一种严重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带入我们对于意义的探索中。词语和句子是典型的意义载体，但动物不使用它们，因此，说“动物的脑会使用语句”即便不算错，也显得有些牵强。而如果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对的，那它将会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发现，虽然我们之前早已这样认为。

从科学角度来看，意向性现象对我们来说既非常熟悉，就像食物、家具和衣服一般在日常生活中显现，又让你全然难以捉摸。我们毫不费力就能将生日祝福、死亡诅咒和承诺区分开来，但这不代表我们同样可以轻松完成一个工程：做出一个有效的“死亡威胁侦测”。死亡威胁都有哪些共同之处呢？看起来，似乎只有它们的含义。但含义不像放射性或者酸度，很容易就能被调试好的探测器鉴别出来。要检测一种通用意义，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的超级计算机沃森（Watson），在按照意义归类方面，它比之前的人工智能系统要好得多。需要注意的是，“按照意义归类”这项工作并不简单，沃森有时可能会错识一些连小孩都能轻易辨别的死亡威胁。一个孩子可能会笑着冲另一个孩子吼道：“如果你再这样，我发誓会杀了你！”小孩子也能识别出这不是一个真的死亡威胁。沃森的庞大和复杂至少间接地说明，“意义”的那些常见的性质其实是多么难以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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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克利夫兰的一位兄长
一种观念只能生长在一堆观念之上

还是那个观点，含义并非神秘不可测。我们大脑中一定会有某些结构能够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贮藏”我们的观念。知道了普度鹿是哺乳动物之后，你的大脑中会有一些东西发生改变；之前一些模糊不清的东西会逐渐变得明朗起来；这些变化还会牵连出一大批关涉物，如此一来才能解释为什么现在你会知道，比起梭鱼类，普度鹿与水牛有更近的亲缘关系。因此人们普遍会认为：观念是“贮藏在大脑中”的，就像数据文件以系统码的形式保存在硬盘里那样，每个个体的系统码也许都如指纹一般各不相同。雅克的观念以“雅克语”的形式刻录在他的脑中，舍洛克的观念也以“舍洛克语”的形式刻录在他的脑中。但是，这个迷倒众人的想法是存在问题的。

现在，假设我们已经进入了神经密码学的繁盛时代。在这里，为观念稍做修补和将观念植入人类的大脑对于“认知微神经外科医生”来说都已成为可能，他们能在人类大脑的神经元中写下相关的命题，当然，用的是大脑中的“本土语言”。我想，但凡我们能够读懂大脑中的文字，那么，只要工具足够精妙，我们也一定能书写它们。

来做个假设，我们要把“我有个兄长生活在克利夫兰”这个错误的观念植入到汤姆的大脑中。假设认知微神经外科医生已经按要求非常完美地完成了这次改写。之后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果：这种重新改写已经损害到汤姆的基础理性，又或者没有。请考虑这两种情况。汤姆正在一家酒吧里坐着，一个朋友问：“你有什么兄弟姐妹吗？”汤姆回答说：“有，我有个哥哥住在克利夫兰。”“他叫什么名字？”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汤姆也许会说：“名字？谁的名字？哦天哪，我说了什么？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哥哥！刚刚，在那里，我恍惚觉得我好像有个哥哥住在克利夫兰！”在另一种情况中，他可能会说：“我不知道他的名字。”逼得紧了，他甚至会全盘否定这个兄弟，或者这样断言：“我是独子，我还有个哥哥住在克利夫兰。”

在这两种情况中，我们的认知微神经外科医生都没有让一个新的观念很好地奏效。在第一种情况中，这个单独的、无法证实的干扰一出现就被汤姆完整的理性彻底粉碎。短暂情形下说出的“我有个哥哥生活在克利夫兰”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念，它更像是一种抽搐，像是抽动秽语综合征的一种表现。而在第二种情况中，如果可怜的汤姆继续表现出这种病理特征，那么，在有关哥哥这个命题上所表现出的赤裸裸的非理性会让汤姆无法再成为一个可以持有观念的人。无论是谁，如果理解不了“有一个哥哥住在克利夫兰自己就不可能再是独子”，那他也就不能理解自己所下的断言。没有理解，你就只能“鹦鹉学舌”，无法形成观念。

这个假想出来的例子凸显出了观念之下隐含的一种心智能力。如果一个观念不能根据不同的语境无限扩充自身的使用方法，那么，在任何意义上它都不能算作是一个观念。假设那位医生已经完美地植入了“我有个哥哥生活在克利夫兰”这个观念，同时也保留了大脑的正常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了什么矛盾，大脑便会立即撤销掉这个人工植入的观念，否则，它将会表现出一些病理特征，围绕这个植入的观念展开层层叠叠的虚构。比如：“他叫塞巴斯蒂安，住在热气球里，是马戏团的杂技演员。”这样的谈话并不少见。“科萨科夫综合征”是常常困扰嗜酒者的一种健忘症，患者都深信自己用虚假“记忆”编织起来的那些故事。

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说明了，一个“命题”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中，即使是一个妄想出的观念，它也只有在一堆非妄想的观念上才能生长，它得承接住那些不断传递过来的意义。如果在汤姆不能同时确信自己的哥哥是男性、有呼吸、住在波士顿以西巴拿马以北等的情况下，就说医生成功植入了一个观念，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这一直觉泵想要说明的是，人们不可能只持有一个观念。你知道狗有四条腿，就一定知道腿就是狗的四肢，四一定比三大，等等⁽²³⁾。每个观念都会牵涉到其他一些东西，这里我就不再一一列举了。在此，我也不再赘述要怎样改造这件思考工具，让它发挥其他作用。欢迎你自己转动旋钮，看看还会想到些什么。在更多地描述出它们的特性之前，我要尽可能多地先把各种各样不同的思考工具展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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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是名医生”
理解是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清晰的

问一个小孩：“你爸爸是做什么的？”她回答：“爸爸是一名医生。”可是她真的知道她在说什么吗？从某种意义上看，她当然知道，但要想真正弄懂自己所说的这句话，她还需要知道些什么呢？同理，如果她回答的是“爸爸是一名套汇人”或者“爸爸是一名精算师”，她还需要知道些什么？假设，我们怀疑小孩可能并不明白那句话的意思，想测试一下她，难道她就一定得对那句话做出释义，或者必须要说出她的爸爸给病人治病，来对之前的回答做出扩展吗？如果她是因为知道爸爸不是屠夫、不是面包师、不是烛台匠，从而得出爸爸是名医生，这样的理由充分吗？如果她不知道假医生、江湖医生、无证医生这些概念，她会知道医生是什么吗？

就此而言，要搞清楚爸爸就是自己的父亲，她又需要理解多少事情？要搞清楚他是自己的养父，或是自己“生物学上的”父亲呢？显然，对于成为一名医生意味着什么，作为爸爸又意味着什么，小孩子的理解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深化，所以，对于自己的这句“我的爸爸是一名医生”，她的理解也会有所变化。我们是否能非常审慎地详细列举出，要“彻底地”理解这一命题，她到底要知道多少东西？

如这个例子所示，因为理解是一点一点形成的，那么基于理解的观念也应该是一点一点形成的，即使是对于这种通俗的命题来说也是如此。她“近似”知道她的爸爸是一名医生，这并不是说她对此有所保留或者怀疑，只是她的理解还不够全面，还不能作为一个重要的前提引出其他有用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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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映像和科学映像
反映世界的两个不同视角

到了搭建一些脚手架的时候了，然后再继续我们的探索，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什么是意义。这里有一件思考工具，它能为许多问题提供有价值的研究视角，可惜，本应人人必备的这样一件思考工具至今却只局限在了哲学的本土领域中使用。哲学家威尔弗里德·塞拉斯（Wilfrid Sellars）于1962年发明了它，旨在能够更清楚地考量：对于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科学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常识映像是我们日常接触的那个世界，它包括固体事物，还有颜色、气味、味道、声音、阴影、植物和动物，也包括人和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包括桌子和椅子，桥梁和教堂，金钱和契约，还有歌曲、诗篇、机遇或者自由意志这些无形的东西。

然而，当我们将所有这些事物与科学映像中的那些东西，如分子、原子、电子还有夸克及其家族对应起来时，会出现哪些疑难问题呢？其一，真的有什么东西是实在的固体吗？20世纪初，物理学家亚瑟·爱丁顿爵士（Sir Arthur Eddington）曾写道：有“两张桌子”，一张是我们每天都触摸的固体的那张，另一张由原子构成，这些原子散布在一片空旷的空间之中，它们组成的与其说是一块木料，倒更像是一个银河系。有些人会说，科学想要说明的是，世上没有真正的固体，固体性质只是一种错觉。但爱丁顿没有走得那么远。其二，有些人会说色彩是一种错觉，真是那样吗？人类视觉确实只能看到介于红外线与紫外线之间的狭窄波段的电磁波，这种电磁波不含有一点儿带颜色的东西，原子也没有颜色，即使金原子也不是金色的。但从另一种意义上看，颜色当然不是一种幻觉：当索尼公司（Sony）说他们生产的彩色电视能够真实地显示出世界的颜色时，我们不认为这是在说谎；也没有人会因为宣伟公司（Sherwin-Williams）向我们兜售的各异彩色只是些涂料就以诈骗罪把它告上法庭。

那么钱币呢？目前，没有多少钱币是由银制成的，有的甚至连纸币都算不上。就像诗歌和诺言那样，它们不是物质，承载的是信息。但这就意味着它们只是虚幻吗？不，如果你因此就执意去寻找构成它们的分子，那你就错了。

塞拉斯（Sellars, 1962, p.1）有句名言：“理论上来说，哲学的目的就是理解最广泛意义上的事物是如何在最广泛意义上勾连起来的。”这是我读到的最好的哲学定义。科学家们并不特别擅长将我们常识映像中熟悉的事物转换成相对陌生的一些科学映像。物理学博士，请你告诉我颜色是个什么东西吧。根据你的理论，真的存在颜色吗？化学博士，你能为便宜货给出一个化学公式吗？便宜货当然（叮！）是存在的。那它们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嗯，也许根本没有什么便宜货可言。但是这样一来，在一个便宜货和一个看起来像便宜货的东西之间有什么化学成分上的区别呢？

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一直追问下去，继续探索那些只有哲学家才会考虑去解决的问题，但现在还是让我们遵循塞拉斯的引导，暂时退后一步，去了解“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视角”吧。那么，为什么存在两种视角？或者，会存在多种视角吗？我打算先从科学映像入手，然后顺势摸索常识映像，并通过这种路径来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不管是细菌还是我们现代人中的一员，每个生物体在这个世界中都有一套对自己至关重要的东西，对于这些东西他们必须竭尽全力去辨识和抢占。哲学家们将支撑起存在的这一系列东西叫作“本体论”（ontology，源于希腊文的“事物”一词，想不到吧）。所以，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的本体论。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作生物体的“环世界”（Umwelt，德语单词，意思是“环境”，想不到吧；Thure von Uexküll，1957）。动物的环世界首先是由一些基础情景构成的（Gibson, 1979），包括食物、配偶，它们要学会躲避，知道从哪里钻进钻出，从哪里观测外界的动静，要有一个容身之所，还要有一席立足之地，等等。

从某种意义上看，一个生物的环世界其实是一种内部环境，是一种“主观”甚至“自恋”的本体论，构成这种本体论的都是生物认为对自身最有用的那些东西，但这种“内在”和“主观”并非是从“可意识到”这个层面来说的。环世界其实是一个工程学概念：一部由电脑操控的升降机的本体论，是指在完成这项工作时需要它逐个完成的那一整套动作。⁽²⁴⁾图勒·冯·于克斯屈尔（Thure von Uexküll）有一个研究就是关于虱子的环世界的。我们可能会认为，与我们人类的环世界比起来，海星、蠕虫或雏菊的环世界与那部升降机的本体论更接近，但事实上，这只是我们的常识映像。

与雏菊的本体论或者环世界不一样，我们的常识映像是明显的，也的的确确是主观的。世界是我们所在的世界，世界取决于我们。⁽²⁵⁾与雏菊的本体论相同，我们的常识映像也是在经年累月的自然选择中成形的，并最终沉淀成了我们基因的一部分。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例子，讲的是一只食蚁兽和一只食虫鸟的环世界到底有多不同（Wimsatt, 1980）。一只在空中搜寻单个虫子的鸟，为了追踪虫子飘忽不定的飞行轨迹，它的视觉就需要有很高的闪光融合率。鸟儿每秒可以看到比我们的肉眼所能捕捉到的更多的帧数，所以一部电影对它们来说就像是幻灯片一样一片片地切换展示。食蚁兽只需要分清蚂蚁出没的大致区域，然后用自己巨大的舌头一扫蚂蚁密集的地方。

哲学家们会说，在食蚁兽看来，“蚂蚁”是一个集合名词，就像“水”“冰”“家具”这样的词，而不同于“橄榄”“雨点”和“椅子”这类可以一个一个数清楚的词。食蚁兽在看到一大堆蚂蚁的时候会不假思索地用自己的舌头将它们一扫而光，根本不在意什么个体，正如我们在吃糖的时候也绝不会想，自己嘴里咀嚼的是一大堆糖分子。

我们的大多数常识映像并不能随基因遗传，它们基本上是我们在童年时代经过反复灌输保留下来的。词语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有它们作为媒介，我们大量的常识映像才能够传达。但是，我们用词语区分世界中不同事物的本能、我们对说话的冲动，这些多少还是跟基因遗传有些关系的，就像鸟儿能定位飞在空中的一只只小虫，黄蜂总是要筑起蜂巢一样。面对妈咪、小狗、饼干，即便没有语法将它们编组成句子，这几个词仅作为标签，也能帮我们在常识映像中清楚地归拢出很多重要的范畴。如果不借助这几个词本身，你能清晰地搭建出便宜货、错误、许诺的意思吗？更不要说全垒打或者单身汉这类词了。之前通过仔细考量侯世达那些心爱的思考工具，我们已经展示出：词语怎样建构和修饰了我们的思想，怎样运用那些几乎无形的东西，那些天马行空、空口无凭、相互影响的东西，来丰富我们个人的常识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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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心理
人们无需正规教育就拥有的一种能力

常识映像中最重要的一种形式是常识心理（folk psychology），因为它还维系着很多其他类别的映像，而这些映像对我们来说也都非常重要。1981年，我提出了常识心理这一术语，但很显然，它的雏形Volkpsychologie早在心理学家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和弗洛伊德等人的作品中就出现过，表示的是有关国民性格的一些东西。我当时没太注意这个词，而也有些人将它沿用至今。我用常识心理这个词表示我们共有的一种能力，我们通过这种能力来理解周围的人、动物、机器人，甚至是一个普通的温控器，认为他们都是拥有关于自身所在世界的知识（观念）、具备努力要去实现目标（愿望）的行动者，会根据自己的观念和愿望选择最合理的行为方式。

一些研究者喜欢将常识心理称作“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TOM）。我觉得这极具误导性：对于我们如何才能拥有这种能力的问题，“心智理论”预设了我们运用的是一种理论。这就相当于，如果你会骑自行车，就说明你已经有了一套自行车理论，或者说，你没有饿死或者没有吃沙子，是由于你有一套营养学理论。对我来讲，要思考这些能力，这显然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每个人都相信我们拥有相互理解的能力，但对于我们要怎样才能做到相互理解，大家却众说不一。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出现“理论”这个词，于是我选取了“常识心理”这个更加中性的词语。

同样研究如何诠释和预测他人心灵的理论还有心理学，也叫作科学心理学，它确实有自己的一些理论，如行为主义、认知论、神经计算模型、格式塔心理学，等等。而常识心理是一种不需要接受正规教育就可以熟练掌握的能力。常识物理（folk physics）亦是如此，所以拥有这种能力的我们能预料到液体会流动、物体无支撑会坠落、炙热的东西会烫伤我们、水能解渴、滚动的石头上不长苔藓等。至于为什么无需参加物理课程，我们的大脑就能轻而易举地做出这样几近完美的预测，这又是另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常识心理是指“每个人都知道的”那些我们自己及别人心中都有的想法：人们能够感觉到并分辨出疼、饿、渴这些不同的感觉，能够记住过去发生的很多事件，也能预见到一些事情，睁开眼能够看见眼前的事物，在听力所及的范围内能听到别人在说什么，他们骗人也被人骗，知道自己在哪儿，能认出别人……我们不知道其他人、其他动物的脑子里在想什么，就以惊人的自信做出了这些推测。这些本事理所应当地发挥，以至于能注意到它们都是件让人觉得很费劲的事儿。

艺术家和哲学家们一致认为：“将熟悉的变陌生”⁽²⁶⁾是他们必须主动完成的一项任务。创作天才们的一些奇思妙想威力无穷，能让我们冲破过度熟悉造成的坚壳，跳出系统，转换到一种新的观察视角，用全新的眼光再去看那些平凡无奇、显而易见的事物。科学家们也完全认同这一点。牛顿就问过自己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为什么苹果会从树上掉下来？而我们普通人只会想：“那么，怎么就不会从树上掉下来呢？因为它有重量呀！”好像这样解释就足够了。如果你不是盲人却有几个盲人朋友，那么你免不了会像我说的这样：即使眼前的人看不到，你也禁不住会用手去指东西或是比划着各种形状，不管你们彼此相伴了多久。在与一个意识清醒的人共处时，你就是会有这种默认的预期：你们能看到同样的事物，听到同样的声音，闻到同样的气味。

你驾车以6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在道路上行驶，而另一辆车以相同的速度迎面向你驶来，你不会因此就惊慌失措。问题来了，你怎么就知道不会发生可怕的相撞呢？因为无需思索你就会这样想，虽然你肯定不认识对面的司机，恐怕都无法看清这个人，但他肯定想活下来，而且你俩都知道此时最好的方法就是双方都靠右行驶。值得注意的是，听到广播新闻说今天在这条路上会有新型机器人的驾驶测试倒有可能会让你心情紧张。当然，进行这种系统测试是想让路面交通变得更加安全，毕竟这是谷歌（Google）的设计。但是，与众人鼓吹的机器人比起来，你更相信的是大家在一般情况下的合理行为和自己对迎面而来的这位驾驶员的基本认识。

为什么“每个人都知道”常识心理呢？它是否终究还是一种大家在孩童时代都学习过的心智理论呢？它是我们天生就知道的吗？或者，如果是习得的，我们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学会它的呢？在近30年中，有大量的研究在探讨这些问题。

我的答案经过了多年的研究，始终未变：与其说这是一种理论，倒不如说它是一种实践，常识心理是我们探查世界的一种方式，它来得那么自然，所以在我们的大脑中一定有着其基因基础。还在妈妈膝边玩耍的时候你就会接触到一些常识心理，之后，如果在成长期间脱离了与周围人的联系，那么你在常识心理方面可能就会表现得比较吃力，在其他方面也会有严重的障碍，但是，你还是会不自觉地把那些看起来不规则运动的事物解释成行动者，并与钟摆或是滚下山的石头区分开来。

1944年，弗里茨·海德（Fritz Heider）和玛丽-安·西梅尔（Mary-Ann Simmel）在心理学入门课程上展示的那段简短动画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动画中有两个三角形和一个圆形，它们围着一个开口的长方形不停地绕进绕出。这些几何图形怎么看都不像是人，也不像动物，但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将它们的交互运动看成是有目的的，受欲望、恐惧、勇气或者愤怒驱使而做出的行为。

我们生来都具备一部“行动者检测设备”（Barrett, 2000; Dennett, 1983），它一触即发。但这种设备有时也会走火，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一些令人感到紧张的环境中，于是我们就会看到幽灵、地妖、小精灵、矮妖、花仙子、小矮人、恶魔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而事实上，我们在那个地方看到的也许就只是几根摇动的树枝、一排倾倒的墙，或是一扇吱呀作响的门而已（Dennett, 2006a）。从很小的年纪起，我们就能毫不费力地自动将他人看作行动者，而且不仅能看出他们是高兴、愤怒、困惑还是害怕，也能看出他们在偷偷摸摸地行动、犹豫该走哪条路，乃至不愿接受一笔交易。不用接受脑部手术，也无需多么复杂的技术，这很简单。我已经说过，是那些简单化的假设造就了常识心理，让它们容易使用又力量强悍。它们就像是科学中那些理想化的模型，极度抽象到只剩下了一些本质特征。我称它为“意向立场”（intentional 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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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立场
解释实体行为的一种策略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基本上，我们每个人对常识心理都很在行⁽²⁷⁾。在大多数时间里，我们都有本事把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看作是有思想的人，这如同呼吸一般毫不费力。我们依赖这个想法，无需思索，也没有疑虑，而通常情况下，它也的确可靠。为什么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这样想？这种想法又是怎样运行的呢？现在，我们需要停下来多建几个脚手架，好让我们接下来的探究轻松些。

常识心理是怎样运行的呢？我姑且先不让它运作在我们人类身上，检查它在物体上的运作更方便我们得出一个清晰的答案。假设你正在与一台计算机下棋。你想要赢，而战胜对手的唯一方法是你能够料想到这台计算机可能回应你的每一步：“一旦我把象移到那里，它就会被计算机吃掉；而如果我移动卒，计算机就必须得动它的后；……”你怎么知道计算机会那样走呢？难道你朝它里面看过？你曾研究过它的下棋程序？当然没有。你不需要那样做。能如此肯定地做出这些预示是因为你是这样设想这台计算机的：

1．它“知道”游戏规则并且“知道”怎样下象棋。

2．它“想”赢。

3．它能够“看到”可能的棋步和机会，并以此来判定如何理性地走下一步。

换句话说，你已经把这台计算机设想成是一名优秀的国际象棋选手，至少不是国际象棋白痴或是那种自杀型的选手。也就是说，你把它当成了一个有思想的人。再往前推进一步，一旦你开始用常识心理来预测和理解这台计算机的每一步，你就已经采用了意向立场。

意向立场是一种解释包括人、动物、人工制品等实体的行为的策略，它将这些实体的行为解释成一个理性的主体在“考量”了自己的“信念”和“欲望”之后所做出的“行为”“选择”。⁽²⁸⁾给这几个词语加上了引号是想强调，我们需要先将它们的标准内涵搁置一旁，以便探索它们的中心要素：它们在实际推理中的作用，以及之后它们对推理者实际行为的预示。按照定义，任何事物，只要从意向立场出发具有可靠的、强大的预见性，那它本身就可以构成一个意向系统（intentional system）。我们将会看到，有很多令人着迷的、结构复杂的东西，虽然它们没有大脑、眼睛、耳朵和手，所以根本不具有思想，但也能自成一个意向系统。也就是说，在人类互动交流以外的其他一些领域，常识心理也可以发挥它的基本作用。我们不仅会看到它在计算机技术和认识神经科学领域里的应用，还会看到它在进化和发展生物学中也发挥着作用，这是常识心理得到充分应用的最重要的几个领域。

我计划先简单搁置起“谁真正地拥有思想”这个麻烦的问题，实际上，它与意向立场适用于哪些领域有关系。但不管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也不管它是否真的有正确答案，都不会动摇这一朴素的事实：除了能在我们日常的人际生活中很好地发挥常识心理的作用以外，意向立场在其他一些领域也一样发挥着十分显著的作用。

搁置问题这一举动让很多哲学家懊恼至极。他们想要阻止我，在进行下一步的探讨之前，他们坚持要先就“什么是思想，什么是信念，什么是欲望”这些问题给出恰当的解释。先生，请先定义一下你的这些术语！不，我不想这么做，这还太早。意向立场是个不错的技巧，我想先探讨它的威力和应用范围。一旦搞清楚了它的长处以及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力量，我们就可以回过头重新考量，我们是否还需要对那些词语给出正式的、无懈可击的定义。

先把“谁真正地拥有思想”这个问题搁置起来，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得一点一点地攻克，我不想费力地将它囫囵吞下去、一口消化掉。在我要介绍的思考工具中，很多都可以用来这样一点一点地解决问题，你可以先粗略地“确立”几个点，方便认清问题的大体轮廓。在《活动空间》（Elbow Room，1984a）一书中，我将我的方法与雕刻家的方法进行了对照，他们先在大理石上勾画出要雕刻的形象，然后再仔细地、认真地雕琢，慢慢成型。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很多哲学家好像不会使用这种工作方法，他们一定要为自己的问题或者可能的解决方案找定一个完整的界限，然后才肯提出假设。

三种立场

现在我们要比较一下意向立场与其他预见策略，看看意向立场的威力到底来自哪里。首先要做的是辨别三种主要的立场：物理立场、设计立场和意向立场。它们还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做进一步地细分，但这里暂不需要。

简单来说，物理立场就是物理科学的一种标准的运算模式，它要求我们在思考问题时用物理定律和事物的物理法则来得出预测。你手一松，石头就会掉到地上，我说这话的时候动用的就是物理立场。一般说来，面对着那些无生命的事物或是非人造的事物，只能采用物理立场，尽管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一些很有分量的特殊情况。而对于所有的物质，不管它是不是人造的、是否有生命，因为它们都符合物理法则，所以，理论上，只要从物理立场出发，我们就能够对它们的运动进行解释和预测。如果你手中攥着的是一个闹钟或是一条金鱼，我会基于同样的物理立场得出相同的预测：一松手它们就会掉到地上。从物理立场来看，你手里的这个闹钟或是这条金鱼很少会有其他有趣的反应方式。

闹钟作为一种人造物品，与石头不同，它也服从于人们设想出的预见。这种预见来自于设计立场。假设有一件我从没见过的东西，大家称它为闹钟，那么我一定很快就能推断出：如果我按照要求按动一些按钮，一段时间后这个闹钟就会叮铃作响。我不需要学习那些专门的物理定律去解释为什么我上了闹铃闹钟就会按时响起。我只需要知道，它是一个特殊的装置，会依照相应的设计按要求工作。从设计立场出发的预想没有从物理立场出发的预想那么可靠，原因是我们还需要考虑如下的这些额外的设定：

1．这个实体是按照我们的想法设计出来的。

2．它会按照设计要求运行，中间不会出现失误。

设计出的物品偶尔会出现设计上的失误，有时它会突然失灵。这些丧失功能的情况不会发生在一块石头上，因为石头自身不带什么功能设置，一块石头一旦损坏，结果就是它分成了两半，变成了两块石头，而不是一块损坏了的石头。面对一件相当复杂的设计品，比如说，比一把斧头更复杂的一把链锯，此时极为简便的预期就补偿了采用设计立场所冒的风险。如果我们参考一张简单的设计图纸就可以弄明白链锯的各个部件如何活动，那么就没人愿意从那些基础的物理定律入手再去预测链锯的运作方式了。

使用我们讨论的重点，意向立场比使用设计立场要承担更大的风险，但也更加便捷。意向立场是设计立场的一种，意向立场将设计而成的事物看作是行动者，有信念也有欲望，能根据这些信念和欲望执行合理的行为。闹钟是一种简单的物品，严格说来，在理解为什么它是那样运行的时候，我们没必要运用奇幻的拟人理论。不过，一旦问题中所涉及的人工制品比一只闹钟要复杂得多时，采用拟人理论这样一种蓄意立场就变得非常必要了。事实上，那几乎是必须的。现在，再借用与计算机下象棋这个例子，让我们来慢慢梳理一下，不要错过任何重要的细节：

也许你一时确定不了为计算机列出的这些有效走法中哪种是最好的，计算机倒是可能会更清楚地“领会”到自己的处境，但你却可以排除掉大多数的可能，只留下四五种走法，这就大大提高了你正确预测的概率。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思索，借助于设计立场，你就能预先确定出计算机接下来的走法，尽管这可能需要不断的努力、耗费大量的时间。你需要先获取程序的“源代码”（见第27章），然后对其进行“手动模拟”，经过数百万个甚至上亿个小步骤，最终确定出要走哪一步。这样你就一定能预测出计算机的走法，但时间有限，在有生之年恐怕你是不能像计算机那样得出结论的——信息量太大！但相比起要回落到物理立场，奋力处理那些由计算机的键盘输入所形成的电子流，运用设计立场已经让问题简单了很多。所以，试图运用物理立场去预测或解释那台计算机的下棋招式显然不切实际，即使是从设计立场出发工作量也太大，我们需要也有一台计算机，但那是犯规的。

意向立场则能巧妙地完成所有那些繁重的信息收集和运算，将赌注押在一件事上：这台计算机足够“理性”，能够走出最漂亮的一步棋。计算机的目的也是要赢，而且它也熟悉棋盘上每一颗棋子的地位和作用。在很多情况下，利用意向立场你不用费太多力气就能非常准确地预测出计算机会如何走棋，更何况，有些时候计算机的布棋走势会很明显，是一步“迫棋”，或者叫“无脑棋”。

很明显，在与电脑下棋的过程当中，从意向立场出发可以非常有效地对计算机的走棋进行预测，因为这个下棋软件追求的只是在一个纯理性的下棋环境中“推理出”最合理的那一步。假如计算机程序操纵的是一家炼油厂，同样明显的是，它得根据对各种条件的探测来执行不同的步骤，这些条件多少会影响到程序下一步的操作。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设计的卓越性或合理性，一个白痴程序设计员设计出来的程序往往很难在这种环境下完成专家们要求的那些事务。而如果是一套设计精良的信息系统或者控制系统，那么即便编写这个程序的程序员们没有为源代码附上一些“注释”说明，程序运行的那些基本原理也都会清晰可见，且具备高度的预见性（后面我们还有很多有关计算机的话题）。要预测程序的运行结果，我们无需清楚计算机的编程，只要知道运营一个炼油厂所需要达成的理性要求即可。

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为什么我们可以通过意向立场来预测行为，以及我们是怎样做到的。在我们把人类都处理为意向系统时，我们会巧妙地将对方脑壳中那颗大脑以及我们自己大脑中的运作细节忽略掉，因为我们都在无限制地依赖“人是有理性的”这一事实，浑然而不自知。所以，就算突然闯入了一个新异的情景，我们通常也能自然地，事实上是不由自主地寻求到其中的意义，凭借的正是我们天生的本领：领会别人应有的信念（摆在他们眼前的事实）和欲望（什么对他们有好处）。

没有多少人会质疑“我们常常需要利用常识心理来进行预测”这件事情，至于要怎样来解释这份生命的馈赠，其间却存在着很多争执。“自然法则”成千上万，比如：

“如果一个人很清醒地睁着双眼，面对着一辆公共汽车，那么他就能知道自己面前有一辆公共汽车。”

“如果一个人发现与别人合作不用花费太大代价，还能得到他人青睐，就会倾向于合作，甚至是同陌生人合作。”

我们是这样一条条学到它们的吗？还是，基于“人们会在情境中根据理性做出回应”这种隐含的观念，所有那些基础法则才应运而生？我保证是后面一种。原则上，我们会在生命历程中逐一领略到概括性的法则，这些法则中囊括大量定型的行为模式，从中很难产生与人类正常的生活处境相差极大的、科幻小说式的情节，让我们无法想象身处其中时会怎样反应。“如果这事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办”是一个很平常的问题，有时我们会做出这种无用的回应：“我可能会昏死过去了。”有时则会有效地做出理性的回答：“希望我足够聪明，知道该如何去做。”有时，我们会在一些反常规的场景中看到各色人物创造性的表现，但我们仍然能够顺利地理解他们在做什么、为什么那么做。我们也能理解那些用自然语言表达的全新句子，而这些句子我们在之前的生活中并没有听到过，但我们依然能理解那么多的人类交流，这些现象足够表明，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与生俱来地具备一些生成能力。

我们很自然地、不假思索地就会将意向立场蔓延到动物那里去。如果要设法捕获一只狡猾的野兽，利用意向立场对我们来说就是不二之选；如果要想理解一些更简单的动物乃至植物的行为，采用意向立场也是一个有用的方法。蛤蜊有自己的行为方式，它们是理性的，这些理性基于它们对这个世界的有限视野。树木能够感觉到敌人在步步逼近，现在洒在自己身上的阳光就要被身旁那些更高大的绿植反射掉了，于是它们吸收养分更快地长高，这并不稀奇。毕竟，对一棵植物来说这是眼下最明智的做法。就人工制品来说，即使原始的温度调节器也会表现出一点最基本的意向立场来：为了要把温度控制在我们想要的水平上，它会对实际温度进行有规律的采样，将采集到的数据与我们的要求进行对比，并依据结果进行温度调节。在给没有专业知识的小朋友介绍温度调节器的工作原理时，你可能就会这么说。

这个简单的意向系统理论讨论的是，为什么将对象视为行动者，我们就能够理解它的行为，我们是怎样做到的。这不是一个关于内在机制的理论，不能直接解释行动者如何以某种方式获得理性指导从而显示出预见性。意向立场向我们提供的是意向系统的一纸“说明”、一份工作说明书，包括哪些需要甄别、哪些得记住、哪些要去做，等等，要实现说明书中所述功能的是工程师，如果是一套有机体意向系统，则是进化和发展过程。眼前有这么一个行动者，它能区别一美元和十美元，可以找零，还可以识别假币，它愿意也有能力一天24小时地为消费者提供他们想要的产品。这种从意向立场出发的特征描述，既可以看作是一份自动贩卖机的说明，又可以看作是对一名便利店店员基本工作的描述，它完全模糊掉了个体之间内部结构的不同和他们具有的其他更多的能力。

用软件工程师的话说，这种等同或者说中立性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一种特征。在后面三章中我们将会看到，正是这种等同让意向系统理论在有关思想和大脑的困惑之间架起了桥梁。简而言之，它让我们看出了“真正的”信念（人的信念）和“仅仅”像是有信念（比如自动贩卖机、动物、小朋友，最明显的还有构成人体的各个部分）两者之间的共同之处。为了进行预测，我们可以借助于意向立场，先简要介绍大脑中那些子系统的功能，而后再对如何运行这些功能给出详尽解释。我们把一整个神奇的、“真实的”人分解成一些仍带有自身程序和方法的次人类行动者，然后再依次将这些次人类行动者分解成更简单、更愚钝的行动者，最后剩下最简单的意向系统，我们无需借助意向立场就可以对它进行描述。受益于有原则地放宽了那些哲学家们曾力图施加在人类信念和欲望上的条件，想象力终于得以在人类个体层面的常识心理和次人类层面的神经回路活动之间架起桥梁，这项任务错综复杂。从人类一路向下，直到无感觉的物体，“真正的”信念和欲望在何处终止，仅仅“好像”信念和欲望的东西从何处开始出现呢？正如我们已经在第15章以及即将在其他一些思考工具的帮助下看到的，要求得出这样一条明确的界线并不合适。

意向立场在计算机科学和动物心理学方面都有非常普遍的应用，意向系统理论解释了其中的缘由。有些进化生物学理论家扬言要摒除意向立场，这真是自寻烦恼，我们在后面讨论进化论的部分会看到这一点。⁽²⁹⁾

19
人与“次人”的区别
自上而下的认知能力分解

不是你的眼睛看见了，而是你看见了；不是你的嘴在品尝巧克力蛋糕，而是你在品尝；你的大脑不会憎恶你肩膀上那穿刺般的疼痛，而你会；签订那份合同的不是你的手，而是你；你的身体只是被唤醒，而你却堕入了爱河。前面的句子不只是一种“语法上”的修辞，就像在有雷阵雨时我们会说“天下雨了”而不是“一场雷暴雨正在下”。这关乎的也并不只是一些约定俗成的使用习惯。有时，人们会很不屑地问：“这不就是些语义学的东西吗？”他们倾向于认为，这些与我们如何“定义我们的词语”无关。但是，我们如何定义词语却常常能够产生重要影响，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点。我们怎样谈论别人，怎样谈论他们能做什么、会有什么样的遭遇，这些都要在基于很多重要的事实之上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乍一看，有很多人能做的事情都是人类自身特有的部分所不能做的，事实上的确如此。但如果真是这样，就存在着这样一种反过来的让人毛骨悚然的想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将一个人粗略算作是人类身体特有的一个部分，他是否可以等同于自己那个完整的、可正常运作的大脑？是你有脑子，还是你就等于你的脑子？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砍下了我的胳膊，我仍可以签合同，用脚趾头拿笔或者发出一个口头指令，但如果把我的脑子弄傻了，那我的手再怎么做也不能算是在签合同了。摘掉了眼球我就再也看不见了，除非我可以安一个假眼球，这并不是一个遥远的幻想。但如果一块一块“取掉”你的大脑会发生什么呢？如果完整地保留下我的眼睛和视神经，而移除掉我的枕叶皮层，那我可能就会变成“皮质盲”，只残留下一些视力，著名的盲视就属于这种情况。毫无疑问，我们还可以多切除掉一点大脑，这样连盲视都不存在了，但你仍然活着。很多人都认为，这样在大脑上一刀一刀地割除下去，消除掉听觉、触觉、味觉还有嗅觉等，最后剩下的便是你的终极指挥部，那就是你所在的地方，是决定人之所以是人的那个东西。

然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大脑的无数多种能力是纠结在一起、相互影响的，根本不存在一个将大脑所有的能力都集结于一处从而产生意识的中心。⁽³⁰⁾让你成为你之所是的那些能力、性情、偏好和怪癖，都依赖于连通你的身体和大脑的通路才得以形成。哲学上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有关脑移植的思想实验：你想成为哪一方？大脑的“捐献者”还是“收容地”？这只能通过非常扭曲的理想化手段来实现。如我以前所说，“你无法把我从我的身子上撕下来，只干净利索地留下一个轮廓”（Dennett, 1996a, p. 77）。

互联网有个最重要的特性：去中心化，走遍世界你也找不出它的中枢或者指挥部，所以你也无法对准哪个地方投一颗炸弹，一举把它销毁。计算机的每个部分都功能多样且沉积着海量的冗余信息，所以即使哪个部件出现问题，计算机也只会在性能上出现些许“适度的降级”。《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中的智能计算机哈尔（Hal）却有它的“逻辑记忆中心”，里面满满地装着记忆卡，因此一旦戴夫（Dave）将这些记忆卡一个一个分开，哈尔就再也无法重新启动了。互联网没有类似这样的中心。尽管大自然没有赋予我们如互联网那般紧罗密布的分散结构，但不能否认，构成我们的各个部分也并非功能单一，它们的组织方式也是去中心化的。科学家们证明，我们的大脑组织是非常具有可塑性的，它能变换成各种新的配置，即使割舍掉了身体上的一些重要部分，只要不是那些致命的身体部分，你就还是可以做自己，追求梦想、惑乱敌人、权衡策略、重新尝试取得新的成功。这就是我为什么会说我们的确拥有自己身体各部分没有的能力。或者可以反过来说，要想理解或者弄明白一个完整活体中各个部分的能力，唯一的出路是你得认真思考它们是怎样为那个杰出整体的系统协调做出贡献的。

再来多看几个例子：你的大脑不懂英语，你懂；你的大脑找不出那个笑话的笑点，你能。纵然在理解和鉴别的过程中，是你脑中的相关结构在起着主要的因果推论作用，但离开了感官、四肢和其他器官长年累月的训练和支持，它也很难完成自己的工作。⁽³¹⁾

所以，将人这个生动的活体，这个有耐性、有意识、有理性的行动者记为主语并不只是我们的一种日常习惯：是你，犯了错误、赢得了比赛、迷恋上了莱斯利、说着凑合的法语、想去巴西、青睐金发碧眼的女人、犯了诽谤罪（在第62章中也有相关论述）。而我们之所以会饿、会累、会暴躁，所有这一切也只能归功于我们所谓的次人部分。

那些构成人类的部分到底是什么呢？它们是像砖头那样堆砌出一个活的人体吗？如果着眼点仅是原子这种最小的部件，那么事实的确如此。但如果在分子、细胞以及更高级的层面上，构建方式就不只是堆砌那么简单了。蛋白质是构成我们人体细胞的主力，它们的能力超出你的想象，就像无数微小的机器人，我们可以称之为纳米机器人。神经细胞更是万能，它们在大脑中主要负责传递、转换和调节工作，我们可以叫它微型机器人。在更大的结构中，神经元可以连接成不同的团体，这些团体之间相互竞争也相互合作。神经元来回地传递信息，彼此互相压制，它们可以分析从感官传来的信息流，唤醒“记忆中”休眠的信息结构（这些信息结构并不是大脑中单独的一部分），在你行动时，它们还会精心策划一些微妙的级联信号，让你的肌肉活动起来。

任何比原子直接堆积而成的结构更高级别的结构都展现出了行动者的特质。换句话说，它们可以被解释为意向系统。就分子来说，如动力蛋白、DNA校正读码酶、细胞膜上数以万亿计的通道蛋白等，它们干起活来几乎是“自动化的”，但依然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举两个虚构的例子，就像《魔法师的学徒》（The Sorcerer's Apprentice）中结队行进的扫帚，或者像麦克斯韦妖（Maxwell's demon）。⁽³²⁾再到细胞这一级，单个的神经细胞具有更强的试探性，它们不停地到处游走，寻找更好的神经链接，可以根据经历随时改变自己的放电模式。它们不再像是蛋白质纳米机器人那样的机器，倒更像是囚犯或者奴隶。你可以将它们想象成是正在狱中服刑的神经细胞，漫无目的地忙碌于大量连它们自己都搞不清楚的工程项目之中，对于变革政策以改变命运，它们从来都漠不关心。比细胞更高级别的结构单位，如神经束、神经柱、神经节、“神经核”这些细胞群，开始逐渐具有了一些深谋远虑，它们具有了自己专门的功能，可以敏感地感受到更多条件，甚至是来自外部世界的条件。它们看起来更像是行动者了，“工作起来”需要更敏锐的洞察力，甚至还需要做决策。

这些行动者像极了那些白领、分析师和高管，他们都有自己专门的职责。就像白领们一样，这些行动者同样有着健康向上的竞争热情，会力所能及地完成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在对手或者同伴失利时，它们甚至还会毫不犹豫地代劳。这个层次上的这些次人部分完全就是一些智能砖块，我们开始逐渐看出一个大体的轮廓，在这些次人结构的基础之上，究竟要怎样才能勾画出对一个人的整体理解。面对满满一箱自行车零件，我们不得不感慨还得要“组装一下”，但至少我们不必去裁截钢铁，自己制造螺母和螺栓。

这些无脑的微粒是怎样构成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对于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问题，我们可以掰开揉碎了看。可以自下而上，从细微处入手，就像我刚刚做的那样；或者也可以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从整体的人开始，看看有哪些机灵的小东西一点点聚集起来，齐心合力地完成了能使一个人运动起来的全部工作。柏拉图倡导的是第二种方法，他将灵魂分成了具有类行动者性质的三种类型，相当于哲学王、卫国者和劳动者，或者是理性、激情和欲望。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开始，对此两千多年来人们已经讨论得太多了。20世纪，弗洛伊德提出了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概念，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是，真正打碎整体思维，指引人们进入次思维研究的是计算机的发明和人工智能研究的诞生。人工智能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自己的目标——要把人类整体的认知能力转变成一个由次人类专业处理装置组成的巨大网络，包括目标发生装置、记忆搜索装置、计划评估装置、感知分析器和语句分析程序等。

20
大脑中的小人儿委员会
认知科学的好理念

在几千年以来的思考和探索中，理论家们总是会不经意间就将心智想象成一个存在于我们身体内部的行动者，就像一个小人儿，拉丁文称为“homunculus”，他可以坐在大脑控制室里完成所有精妙的工作。如果你将人类的神经系统想象成一个巨大的电话接线网络，就像思想家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喜欢去做的那样，那么对于网络中心的操作员，你可能就会有这样的疑问：他的心智是不是也是由一个更小的电话网络构成？这个网络是不是也有一个中心操作员？他的思想是不是也由……？任何一种理论，一旦做出了类似“中心小人儿”这样的设定，那么它就注定要进入一种无限的倒退。

但是，也许假定有一个小人儿并没有错，错误的是我们假定了一个中心操作的小人儿。在我的第一本书《内容与意识》（Content and Consciousness, 1969）中，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没能抵御住说句玩笑话的诱惑。我这样写道：

“大脑中的小人儿”被赖尔（Ryle）称为“机器中的幽灵”，它如今早已声名狼藉，因为它并没有对有关思维的种种问题做出什么贡献。尽管“大脑书写”这种类比会带来一些有益的启发，但它做的也只不过是将脑中的那个小人儿换成了一个委员会组织。（Dennett, 1969, p. 87）

那么，替换成一个委员会又有什么问题呢？（哈哈，这里用到了我的归谬法！）在书写《头脑风暴》（Brainstorms, 1978a）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用一个委员会去替代大脑中那个小人儿的想法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我想，它应该是认知科学中一个不错的基础理念。下面是有效的老式人工智能（good old-fashion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即GOFAI; Haugeland，1985）的经典战略，人们称之为小人儿式机械主义：

因为人工智能程序员们是从一个带有意向色彩的起点入手的，所以他们当然会将计算机拟人化。比如说，一旦计算机顺利解决了问题，程序员就会说他们设计的计算机能够理解那些用英语写出的问题。程序设计的首要的、也是最高级的要求是要把计算机拆分成数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都要执行一些带有意向色彩的任务。程序员列出一张流程表，上面贯穿着计算机评估、记忆器、鉴别器、监督器等部分，其中的每一个都算得上是小人儿……每个小人儿进而又可以被分解为更小的小人儿，值得一提的是，它们的智能性也会渐次降低。分解到最后，小人儿们都变成了一些加法器或者减法器，它们的智力仅能让它们从两个数字中挑出较大的那个。分解到这个程度，这些小人儿就可以由一台台机器替代了。（Dennett, 1978a, p. 80）

这一策略的独特价值在于它釜底抽薪地反驳了无限倒退论。小人儿式机械主义绕过了险恶的无限倒退论，用有限的倒退取代了它。就像前面已经说明了的，在倒退终止的地方，运行操作变得相当乏味，这时候就可以用机器来替代了。关键在于，以往在我们的印象中由中央操作执行的那些事物，现如今都已经被分担给了下属稍显次要、略微愚钝的那些行动者，这些行动者的任务还会继续被分配至更低层次的行动者，以此类推。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是有效的老式人工智能那种自上而下的工作方式要求有严格的等级分工，这却是个不必要的设计！我们可能已经想到要去除集权国王或者首席执行官，但还是有一大批副主席相互交涉，构成了系统的最高阶层，大量的中层主管要向他们汇报工作，同时这些中层也要指挥部下的行动，他们的部下也继而会召集更多的下属干事，如此等等。早期人工智能在计算机上的操作形成的就是这样一种超级高效的组织结构，它没有多余的动作，没有职位的闲置，不接受任何反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运行那些早期的人工智能模型的大型计算机以今天的标准来说又小又慢，而人们总希望能更快速地得出结果。要想让你的人工智能系统赢得基金资助，就不能让它耗费很长时间才回答出一个简单的问题。它运行起来要非常高效。此外，书写成千上万行的代码是一项繁重的任务，因此如果你能成功地将目标任务，比如回答一些有关月岩的问题、诊断肾脏疾病或者下棋，分解成一组比较容易掌控的子任务，那你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应当怎样编程、怎样将程序整合成一个可行的系统。你可以有一套独到的“概念验证”⁽³³⁾方法，它可能省时又省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设计计算机时，需求和工作表现几乎是完全独立的。硬件上，电力均衡地、源源不断地发送，没有哪个电路会面临电力耗尽的危机。软件方面，调度器系统总是让优先级最高的程序运行。至于哪个程序具有优先权，则需要通过某种竞争机制挑选出来，但各种程序是按照一个队列有序运行的，并不会陷入你争我夺的厮杀。正如马克思所说：“从各展其能到各得所需。”计算机科学家埃里克·鲍姆（Eric Baum）将这种等级控制恰当地称为“政治”。也许普通大众之所以会模糊认同这一事实，是源于一种普遍的直觉：计算机不会关心任何事。这与制造原料无关，我们凭什么说由碳元素构成的东西就要比由硅元素构成的更会关心什么事呢？而是因为，风险和机会的观念并没有被置入到计算机内部，所以它不需要关心。

而神经细胞则大不相同。构成人体的那些普通细胞与成群的工蚁比较相像，它们没有私心，机械地工作，只是些百依百顺的奴隶，干着一成不变的活儿，在一个不怎么有竞争性的环境中生存。但据我所知，大脑细胞必须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什么呢？神经元想要的是什么呢？就像它们真核单细胞的祖先，还有更远亲些的细菌和古生菌那样，神经元想要的是填饱肚子、保持能量，继续活下去。神经细胞类似于生物机器人，从任何意义上讲它都不能算是有意识的。请记住，神经细胞都是真核细胞，类似于酵母细胞或者真菌。所以，如果说单个的神经细胞有意识，那岂不是说脚癣也能感知！但神经细胞有些地方还是会像它们那些无脑的单细胞表亲：在生死攸关的争斗中，它们都不愧是有极强战斗力的行动者。它们的竞争环境不是在你的脚趾缝里，而是在大脑所要求的环境里。在这里，谁能够更加有效率地建立起联系网络，谁能够在足以识别出人类欲望和冲动的虚拟机层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谁才有机会赢得胜利。

神经系统中的很多子系统都以敌对的方式存在，每个子系统都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行事，彼此之间常常会陷入拉锯战。例如，我们的各种情感会为了取代对方而不遗余力地相互展开疾风骤雨般的对抗，有时候它们也会结成联盟来阻挠自己的劲敌开展行动。现在我渐渐明白，人类各种情感之间动态的对抗过程，以及情感对我们思想的影响，都是以协调单个神经元相互竞争天赋的神经化学系统为基础的。值得注意的是，不像是那些本质上就极为自私的行动者，比如癌细胞，从一个更广阔的运作范畴来看，神经细胞还算是不错的团队成员。

我记得诺贝尔奖得主、生物学家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çois Jacob）曾说过，每个细胞都梦想着能完成分裂变成两个细胞，只有神经元不图繁殖，一心只想着要保持活力、有所作为。按照这种观点，对动物行为的智能控制是一种计算过程，就像在股票市场里完成一次交易那样。但正如神经科学家塞巴斯蒂安·承（Sebastian Seung）所说，神经元也是自私的，它们总是会倾其所能，最大程度地吸纳能在我们的大脑中获得的所有酬劳，这些酬劳以不同的“货币形式”出现。那么神经元利用多巴胺、5-羟色胺还有催产素都买了些什么呢？它们购买的是更加强大的影响力，能让自己在所处的连接网络中变得更加可靠。骡子虽不能生育，但它们仍会努力地营生。同样，神经元也有自我保护的本能，本质上，这是从它们可繁殖的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

受神经科学的启发，作为大脑运作的一种模式，那种自下而上的小人儿式机械主义真是让人越看越觉得合理，因为从生物学的视角看，它生成的更加错综复杂也更有竞争性的“计算体系”是更合理的：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的发展历程，从胚胎直到成人，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建构和修改。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复杂的体系结构是如何从简单的神经系统发展而来，由那些未成熟的小人儿组合而成，那些小人儿有着“近似”于感知、标记和记忆的能力。⁽³⁴⁾

21
近似算子
达尔文渐进主义的启示

为什么我要沉湎于这种对于“近似”（Sorta）的讨论呢？因为一旦要对各层级的功能运作做出分析或综合评价，我们就需要针对那个层级，追问这两个问题：它是什么？它都做些什么？“它是什么”是指其组成部分的结构组织，前提是这些组成部分都能如我们假设的那样发挥它们的功能。“它能做些什么”是指，它可以将一些近似认知的功能实现得很好，让我们能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安心工作，因为我们相信脚下踩着的这块基石一定可以很好地发挥自己的功能、被很好地利用。它为“思想怎样由物质机制构成”这一出奇复杂的问题中最难攻克的那部分点出了关键性的一笔。

其实早在计算机发展的黎明时期，当之无愧的计算机创造者阿兰·图灵就展望到了这一幕。他从不掺杂任何智力因素的机制片段入手，将它们组织成能力更强大的机制结构，这些强大的机制结构又可以进化得更为强大，如此下去，看不到尽头。在认知科学中，我们会将近似算子看作是达尔文进化论中渐进主义的一种平行理论（在第五部分中会有更加详尽的阐述）。有细菌之前会先有近似细菌，有哺乳动物之前会先有近似哺乳动物，有狗之前也会先有近似狗的动物出现，如此等等。

要弥补一只猿猴和一个苹果之间的巨大差异，我们需要借助达尔文的渐进主义理论；而要弥补一部人形机器人和一个手动计算器之间的巨大不同，我们需要借助的是图灵的渐进主义理论。构成猿猴和苹果的基础成分都大同小异，不同的是这些成分的构造方式，还有各个层级的功能对它们的开发利用。近似猿和猿在原则上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划分。人形机器人和手动计算器也是由相似的基础部件组成，它们都是些无思想、无感觉的图灵程序块。把这些程序块视为组成部分，放到更大的功能结构中，再组合成更高层次的结构，以此类推，到最后我们能得到这样一些部件，它们拥有近似智能，能组合成被称为“理解”的那种能力。

而现在，我们从意向立场出发，开始追溯每一层级上近似理性行动者的信念和欲望，或者近似信念和近似欲望，从最简单的细菌到动物，从海星到天文学家，追溯组成大脑的识别、标记、比较和记忆回路。但即使追溯到人类这一层级，我们也没能明确地找到真正形成“理解”的那个点。当那位小朋友说“爸爸是一名医生”时，她近似明白自己所说的那句话，我也近似理解“E=mc²”。某些哲学家抵制这类反本质主义的理论（见第43章）：你或者认为雪是白的，或者不那么认为；你或者意识到了，或者意识不到；没有什么所谓近似的心理现象；要么就是，要么就不是。对于这些思想家来说，思想的力量永远神秘莫测，它是“完美的”，绝不是什么仅凭物质机制就能造就出来的东西。

22
神奇组织
不要为逃避难题而求助于“魔法”

李·西格尔（Lee Siegel）有一部关于印度街头魔法的杰出著作叫作《魔法网：在印度的奇观和欺骗》（Net of Magic: Wonders and Deceptions in India），他在其中这样写道：

当我说“我正在写一本关于魔法的书”时，便会有人问：“是有关真正的魔法吗？”人们常常将真正的魔法理解为神迹、奇迹般的行为或者超自然的能力。我说：“不，只是些小伎俩，不是真正的魔法。”换句话说，真正的魔法不是真实存在的魔法，那些可现实操作的、真实的魔法不是真正的魔法。（Siegel, 1991, p. 425）

按照定义我们会说，“真正的魔法”不可思议，与自然法则相悖。很多人愿意相信真正的魔法确实存在。但魔术师、怀疑论者、驱魔师神奇兰迪（the Amazing Randi）却成功地复制了尤里·盖勒（Uri Geller）这些自诩巫师者的魔术，他想向世人证明，那些惊人的效果并不源自真正的魔法，它们都只是些戏法而已。不过，这并没有说服所有人。多年前，兰迪在温尼伯曾有过一次演出，在节目之后的问答环节上，一些观众便开始控诉他，说他其实是在双重欺骗：你和盖勒一样都是专业巫师，你拆穿盖勒的魔法，只是想让人们觉得，只有你才是真正的魔法师，这样就可以乘着盖勒的东风收获更多的名誉和财富。这些质疑莫名其妙，但兰迪却很难反驳，除非他能给在座的观众澄清这些戏法的原理。可兰迪尊重魔术界的世界惯例，他不愿意那么做。魔术师组合佩恩和特勒（Penn & Teller）曾经倡导要揭露魔术中的秘密机关，于是顶着魔术师同僚们的谴责，他们在魔术表演的同时，揭露出魔术背后的秘密。

就像很多人热切希望有真正的魔法存在一样，这种希望也折磨着很多人对思想与大脑之间关系的考察。不少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甚至是哲学家，潜意识里还是会被这样的观念吸引：神经组织中的动态属性可以利用某种科学无法解释的潜在力量，做出一些让你觉得神奇的事情。也许他们的想法没错。但我们不能一开始就这样假设，我们的前提条件必须是：没有什么神奇的组织！

有些东西是可以绝对肯定的：在计算机程序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在物理上无法解释的；没有什么难以想象的力场，也没有什么神秘的量子论诡计，更没有什么“生命冲动”（élan vital）。不可否认，计算机中没有神奇组织。我们清楚地知道那些基础任务在计算机中是怎样完成的，我们也知道它们是怎样一步步地组合成为越来越复杂的任务的，在解释这些功能建构时不需要添加任何神秘色彩。现如今，对于计算机表现出的那些精湛技术，我们常常是赞不绝口，但尽管如此，作为一部机器，计算机对我们来说和一个开瓶器并没有什么差别，都一样平凡又熟悉。它里面没有什么“真正的魔法”，都只是些戏法！

这一事实非常重要，我们在下一章还会详细讨论。它的价值在于：无论计算机做出了什么看似神奇的事情，我们都有证据表明它无需借助神奇组织。也许大脑采用的是另外一种运行方式，也许它真会用到一些神奇组织，也许兰迪和盖勒都是真的魔法师，但我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证据。所以说，计算机在清楚解释事物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管是飓风、房地产泡沫、艾滋病病毒，还是人类意识，在理解事物时，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要首先去开发它们的计算机模型。

神奇组织这一概念作为一件思考工具，它的功能类似于警察的警棍：你拿警棍惩罚别人，警示他们不要使用不正当的理论。当然，就像你可能滥用警棍一样，你也可能滥用这个概念。神奇组织这件思考工具与“奥卡姆剃刀”有相似的作用，所以它同样会引发一种系统式的保守主义，令人缺乏开创性和前瞻力。现代遗传学的创始人之一威廉·贝特森（William Bateson）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我很喜欢他的这个例子，以下就是他在1916年说过的那段话，时间还没有过去很久：

生物的特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依附于它的物质实体的，或者也一定程度地取决于核染色质（染色体）。神奇的是，不管这些物质实体或者染色体粒子有多复杂，它们都拥有传递我们的特征和种族（基因）的力量。我们可以推测，染色体的粒子虽然彼此无法区分，几乎在所有已知的测试中都是同质的，却可以凭借自身的物理特性赋予新生命所有的特性，其能力远远超出了最深得人心的唯物主义理论的解释。

当然，贝特森想不到还有DNA的存在，人体的每一个细胞中都含有包含着三十亿个碱基对的双螺旋，这超出了他的想象。而幸运的是，不是所有的生物学家都如贝特森一般悲观，他们始终在研究，遗传信息是怎样通过一些神奇的微粒代代相传的。在探索道路上，这些生物学家们一直坚持“没有神奇组织”的原则。从遗传学角度看，对于自己研究对象所具备的各种能力他们早已了如指掌，剩下的任务是尽可能地做出一个物理模型，让它也同样具有类似的能力。

如今，我们也面临着同样的任务。实验心理学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张有关心灵能力和弱点的十分详细的列表，其中显现出了成功的知觉和失败的错觉，说明了语言学习的步骤，还包括造成注意力分散、欲望、恐惧及欢乐的各种条件。而现在，作为“深信不疑的唯物主义者”，我们需要向大家解释清楚大脑是如何做到这些的，不能借助神奇组织。

随着理解的不断深入，我们对神奇组织的看法也在改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联结主义”和其他一些“神经网络”模型的突然出现⁽³⁵⁾展现了小束神经元的学习能力和图形识别力，而就在几年前，这根本就是无法想象的。虽然我们仍然不知道大脑是如何产生这些理论模型所展示出的计算能力的，甚至不知道大脑是否真的是像这些理论模型描述的这样工作的，但至少我们现在可以假定神经网络有某种连接能力，只要设定的这种能力不超出应有的界限范围。作为前提，我们无需对此多做解释。兰迪不可能完全照搬盖勒的魔术，但我们可以就此得出结论，兰迪的表演多多少少可以解释盖勒的伎俩，这就给我们更深入地探索实际发生的过程指明了方向。反对神奇组织的主要理由是：它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逃避问题的方法，而不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神奇组织预设了这是一个根本无法解决的神秘问题。

23
身陷机器人控制室
初长成的大脑不是一块“白板”

根据定义来说，机器人没有神奇组织，所以它们可以为思想实验提供一个纯净无干扰的平台，我们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

一天清晨，你醒来后突然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没有窗户、非常诡异的房间里，躺在一张从没见过的床上。屋内有两面装满了不同颜色的微型闪光信号灯的墙，另外两面墙上则布满了成千上万的按钮。信号灯和按钮上都写着数字，但没有标记出哪个与哪个相对应。在床边的桌子上，有人给你留下了一张字条：

早上好啊！我们麻醉了你，在你睡着的时候把你绑架到了这里。冰箱里有食物，角落处是盥洗的地方，在这里，你身体的各种需要都能得到满足。你现在是被囚禁在一个巨型机器人的控制室里，每盏亮起的灯都说明了大量有关机器人状态的信息，这些信息是由高度复杂的神经网络分析器根据机器人的高清视频眼、麦克风耳、触摸传感器和嗅觉传感器摄入的原始资料分析得出的。按钮控制着机器人的行动，已经调试好，随时可以使用。

机器人所处的环境非常险恶，危机重重，但也存在机遇。你掌握着它的命运，与此同时，如何控制这个机器人在世界中生存也决定着你的未来。机器人一旦毁灭，你房间里的电力系统也会全线瓦解，电冰箱里不再会有食物，你将面临死亡！祝你好运！

这真让人恶心！你提心吊胆地开始按动按钮，每按一下都要看看有什么事情发生。你按下了编号为4328的黄色按钮，随即，那盏编号为496的蓝色信号灯渐渐熄灭了。这是在让机器人挠痒痒吗？或者是让它闭上眼睛？又或者是让机器人“吃”了些东西，补充它新陈代谢的需要？你第二次按下4328按钮，分散排布的几盏灯亮了。世界会因此发生什么呢？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你焦躁不安，你知道这些信号灯蕴含的信息数量庞大，但却不知道哪盏灯与哪条信息对应，也不知道每个按钮都控制着机器人的哪些动作。

要是信号灯上和按钮上都有标注该多好！要是标注用的语言你还都能看懂，那么你就可能摆脱这些困扰。又或者，如果这间屋子有扇窗户，打开它能看到外面，那么在按下按钮后，你至少能看到外部世界相应的变化。这个机器人有胳膊和腿吗？假如有了这扇窗户，你还能试着将外面世界的活动与墙上闪烁的信号灯相互联系起来。而没有这扇窗户，尽管所有的信息也都摆在那里，但它们却不能构成任何解释。你可以让机器人做成百上千个动作，但却无法搞清楚这些动作对世界造成了什么影响。

现在，你进退维谷。因为，不管你有多聪明、多有想象力，即便所有信息资料都任你取用，你也很难说出发生在墙面上的这些到底表示着什么。但是如果你无法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很矛盾了，因为现在的困境不也正是大脑所面临的困境吗？大脑也是被困在了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也就是你的头盖骨，成千上万的输入线路在忙碌着为它传入外部世界和你身体状态的相关信息，成千上万的输出线路在淡定自若地操控着肌肉的收缩和舒张。大脑当然不会在头盖骨上凿出个窗户，朝外看看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凿开这么一扇窗户到底能让你的大脑得到什么好处呢？它跟你不一样，它没有自己的双眼，只能收容你眼睛接受到的信号或处理过的信息；至于这世上各种事物的样子，它也没有什么先天的记忆。

有些人并不觉得大脑的工作原理有多难，因为在看一只鸭子的时候，我们视觉皮层表面的激活模式，也就等同于那些闪着光的信号灯，就会形成一个鸭子形的图案。⁽³⁶⁾好吧，但如果你的大脑和你一样，通过学习认识到了鸭子的模样，那请问，它到底是怎样学习到一只鸭子的模样的呢？

如果信号需要“解码”，你的大脑该怎样才能认识到事物呢？解码后的那些信号都变成了些什么？土耳其语？如果你不懂这门语言的话，土耳其语标签对你来说就毫无意义。所以，要从输入资料那里得到些有价值的信息，我们的大脑是不是得先懂得一门语言？之前有过这样一种观点，大脑无需后天学习，它自身就带有一种内部语言：心理语言（Mentalese），也就是思想语言（Fodor, 1975, 2008）。看起来，这个撩人的观点似乎能带领我们往正确的道路上再迈进一步，但是，除非能了解到它最初的成形过程及运作的诸多细节，否则“存在一种内部语言”这个观点只是给问题换了一个名字，并没有将问题解决掉。

我们知道，大脑总是在以某种方式解决问题，它可以果断地为输入信息造成的那些窘况或者机会找出适当的对策并且输出。我们也知道，大脑解决问题的方式绝对不是使用了一门语言，比如英语或者土耳其语，因为这种解决方式并不是像我们小时候学习母语那样学到的。或许大脑内部语言更像是书面语，由记忆在大脑存档中进行书写？又或者，它更像是纯粹的口语？它会有成千上万甚至上亿个“词语”吗？词语的排列顺序和意义有关吗？它有语法吗？大脑的某一区域能够准确地理解其他区域中的信息吗？

如果思想语言指的是封闭控制室里的一个小人儿所明白的那种语言，就像在机器人体内的操纵室里，你能读到信号灯和按钮上的标签一样，那么实际上，它是把“如何在由毫无理解力的部分组成的机制的基础上完成理解和学习过程”这一问题延宕了，根本没有给出回答。而如果将小人儿从思想语言的假设中取消掉，那么不管整个这套系统是什么，都跟语言没有多大的相似度了。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思想语言是如何运作、如何在发育过程中产生的”这些问题给出过详细的说明，所以，也许我们不该再那样自欺欺人，不该再那样自我安慰地说，我们在这个方向上正在取得进展。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原地呢！

这个直觉泵是想说明，困在控制室里的大脑和那时受困的你所面临的境况并不全然相同。对于大脑来说，输入的信息是与输出相连接的，大脑本身就拥有一些能力，知道要去认识什么，知道怎样才能使各种连接变得更加合理。这项任务是提前完成了的。这也以另外一种形式证实了那个广为人知的说法，初长成的大脑不是“白板”一块（Pinker, 2002），它已然经历了自然选择的雕琢，自身体现着各式的偏好、预设和衔联，而且，有些合适的连接是提前内置的，无需标注。

在理解产生之前，先要有一些不需要理解的能力出现，这是自然法则。细菌浑身都是超凡的能力，这些能力让它们过得很好，只是细菌无须去理解这些能力，它们是愚蠢的。树也有趋利避害的能力，但它们亦不必知道其中的缘由。自然选择的车轮滚滚向前，一路上造就出了无数精巧能干的事物，这个过程也不包含任何理解。

我们成年人类具有的那种理解能力是进化史近期才出现的一种景象，它是由一些结构组合生成，而这些结构所具有的能力应该也是由鱼或者蠕虫所有的那种类似理解力发展而来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结构发挥着应有的作用，但它们并不需要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那样发挥作用。

而认为有一名发育健全的理解者被关在控制室里，面对着墙面上各种各样的输入和输出信息，这种观点注定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因为如果这种理解力无法解释，那么我们就得建立一个神奇组织、一种神秘力量作为理论的基础。但是，如果这种理解力的运行过程是可以清楚解释的，是由一些不具备理解力的过程、活动和能力构成的，那么你又回到了解释理解力如何从其他能力中发展而来的道路上。既然如此，又何必绕这个圈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