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译者序

卡伦·霍妮（Karen Danielsen Horney，1885—1952），德裔美籍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20世纪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学派代表人物，著作等身。霍妮出生于德国，在柏林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在此期间，她因读到弗洛伊德的女性心理学概念而对弗洛伊德的正统精神分析理论产生疑问，进而开始对弗氏理论进行批判性思考。其后，弗洛伊德关于死亡本能的假定进一步加深了她对于弗氏理论的疑虑。1932年，霍妮接受弗朗兹·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的邀请，担任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副所长。移居美国的经历对于霍妮以及她的理论发展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正如霍妮自己写道：

“……我更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因素的意义远不只局限于女性心理研究。我于1932年来到美国后，这种感受便得到了证实。我那时看到，这儿的人们在气质和神经症诸方面都不同于我在欧洲国家中所观察到的，而只有文明的差异才能解释这些区别。……这儿强调的一个论点是，神经症是由文化因素引起的，这就确切说明了，神经症产生于人际关系的紊乱失调。”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由“自我”“本我”“超我”三部分构成，人格动力学即为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所谓的精神疾病的产生也就是由于这三种力量的失衡而导致的。弗氏精神分析理论一直受到精神分析学派后辈们对于其人格理论和分析理论的挑战和批判，诸如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派、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派、阿尔伯特的理性情感行为疗法、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心理治疗。然而，霍妮却尤为一针见血地并且颇具体系地，不仅揭示、批判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机械进化论”的悲观宿命论倾向，更是根基扎实地构建起与之完全对立的“文化决定论”理论体系，从而为精神分析开辟了崭新的领域。

弗洛伊德对于人性抱有悲观的看法，他认为人类生来就具有破坏性、攻击性且贪得无厌，然而霍妮却以建构主义的观点对此进行批判——这些所谓的与生俱来的特征只是对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利因素的神经症反应罢了。同时，霍妮还对人性抱有着一种乐观积极的态度，她始终坚持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地探索、挖掘和发挥着自己珍贵的潜能。在霍妮看来，她与弗洛伊德之间的分歧绝对不仅仅是“乐观”与“悲观”之间的差别，而是他们本就带着不一样的目的、朝着不一样的方向出发；因此他们踏上了大相径庭的道路，也就描绘出了截然不同的图景。

那些无情而肆意地吞噬掉我们的平静与真诚的焦虑，在弗洛伊德看来是暗黑色系的，是源自于“孩提时追求那些被禁止的本能驱力（诸如毁灭、攻击），而害怕外部世界会用阉割来作为触犯禁忌的惩罚”。然而，霍妮对此提出了更为宽泛的“基本焦虑”概念——她悲悯而柔情地指出了环境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整体，是多么的不可靠、不公平、不懂欣赏、吝啬且残忍。孩子们不仅会因为自己内心产生了禁忌的驱力而害怕受到惩罚或者遭到遗弃，还会感到喜怒无常的环境会对他进行恐吓，抹杀他的个性、剥夺他的自由、拦阻他的幸福。此外，另一个基本焦虑更是霍妮在努力地共情我们同为人类、同为孩子时的无助与软弱——作为孩子时的我们，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面对侵犯与攻击，于是在生理上和思想上都依附于家庭，依附于更加强大的人，压抑住自己内心的主张甚至是敌意。同时，正如霍妮所说，尽管弗洛伊德把焦虑视为“神经症的核心问题”，他还是没有能意识到应该把焦虑无处不在的作用看作是追求某种目标的动力。一如既往的，霍妮对于此则乐观积极且有行动力得多，她认为我们在认清焦虑的角色之后，能够更好地对待挫折，我们接受起挫折来远比弗洛伊德想的要容易。

在本书中的其他章节中，还有许多具体的例证来说明弗洛伊德的局限，他对于环境与文化在我们性格形成或者神经症产生过程中的影响的忽视，他对于本能、生物学因素的过分看重，他的泛性论的悖谬之处，等等。而霍妮不仅仅是在道德因素、文化因素上有深入的研究，更是以一种建构主义观点来取代弗洛伊德的发生学观点。

然而，霍妮更是向我们娓娓道来——凡是我们仰仗的，终究会成为我们的局限——她用弗洛伊德的理论长达十五年之久，这帮助她对弗氏理论所基于的理论前提有着深入的理解。同时，她对这套理论所怀有的并不是冰冷的“弑父情结”，而是越对理论进行批判性态度，越意识到弗洛伊德基本原理的建设性价值。霍妮所做的，也正如她所说，是力图使精神分析发挥出它最大的潜能。

缪文荣

2017年1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