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关于战争理论
军事艺术一开始只被理解为军队的准备
最初，人们把军事艺术或军事科学单纯地理解为与物质事物相关的知识和技能的总和。这类知识和技能的内容无非是武器的结构怎样，如何制造与使用，要塞和野战工事的构建，军队的组织，以及行动的机械规定等，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准备一支能够在战争中使用的军队。这里人们只考虑物质材料，或只涉及单方面的活动，说到底是一种从手工业逐渐提高转变为精巧的机械技术的活动。这些活动同战争本身的关系就像铸剑术同击剑术的关系没有太大的差别。至于危险时刻，以及双方不断相互战斗时军队的使用问题，智力和勇气的活动等真正的战争问题，在当时还没有被人提到。
在攻城术中首次谈到作战方法
在攻城术中第一次谈到战斗的具体实施问题，即如何运用上述物质的某些智力活动的问题。然而，在大部分情况下这只是一些能够及时体现在接近壕、平行壕、反接近壕、炮台这些新的物质对象中的智力活动。它们的每次发展，都是以出现这样的物质对象作为标志。智力活动，在此只是作为串联这些创造物所必需的一条纽带罢了。由于在这种形式的战争中，智力只出现在这些事物中，所以攻城术能谈到这样的程度已经不容易了。
之后的战术也接触到这一方面
之后，战术也企图按照军队的特性来为军队的一般部署制定某些机械的规定。虽然这已涉及战场上的具体活动，但依然没有涉及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智力活动，只涉及把编成的战斗队形看作一部自动机器，只要下命令就会像钟表那样开始行动。
真正的作战方法只是在谈别的问题时附带谈到的
人们曾经以为，真正的作战方法，就是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使用准备好了的手段，这只能依靠天赋，不能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然而，随着战争从中世纪的相互搏斗厮杀，逐渐形成比较有规则和比较复杂的形式，人们对这一问题才有了新的认识。但是，这些看法大多是在某些回忆录和故事中在谈论其他问题时附带谈到的。
对战争事件的各种不同看法引起了建立战争理论的要求
随着人们对战争的看法越来越多，研究历史越来越需要有批判精神，于是人们迫切地需要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依据，以便有个准则来解决战争史中常常出现的争执与分歧，因为不围绕任何中心、不遵循明确的准则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也是人们所厌恶的。
建立教条的理论的努力
有了建立理论的要求，人们就努力为作战制定一些原则或规则，甚至是体系。但是，他们提出了这一肯定的目标，却没有认真考虑到这方面将会遇到的无数的困难。就像前面指出的那样，作战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没有固定的范围。这样一来，每一种体系，即每一座理论大厦，在进行综合总结时难免会出现局限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得出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就存在着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
局限于物质对象
战争理论家们早就感到，并且认识到理论原则和体系仅仅局限于战争的物质对象上或单方面的活动上是不行的。那么如何摆脱这种困境呢？他们企图像有关战争准备所作的科学研究一样，用计算的方法得出这样或那样十分肯定且死板的结论。采用这种方法，必定使研究范围局限于那些只能够计算的领域。
数量优势
数量上的优势属于物质方面的问题。有人之所以从决定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选定了它，是因为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计算，可以将它纳入数学法则。谈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他们认为对双方来说都是一样的，是可以相互抵消的，因此可以不加考虑。假如他们仅仅是为了要弄清数量因素的各个方面而偶然这样做，那也无可厚非；可是如果总是这样，而且认为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是制胜的唯一法则，认为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造成数量上的优势，是军事艺术的全部奥秘，那么这将成为一种经不起推敲，经不起实践检验的片面的理论原则。
军队的给养
有人企图在战争理论研究中把另一个物质因素，即军队的给养因素发展成为体系。他们从军队是一个现存的物质实体出发，认为给养问题对大规模作战有着决定性作用。
这种方法有时也许会得出某些肯定的数值，但那些数值都是以很多臆测的假定为依据的，在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
基 地
有位才子曾经试图把军队的给养、人员的配备、装备的补充，以及本国交通联络的安全、必要时退却路线的安全等问题，甚至还有与此相关的精神因素，都用基地这个名词概括起来。最初他笼统地用基地这一概念表述上面提到的各个方面，并且不加以任何细分，而后又用基地的大小来代替基地，最后又用军队和基地构成的角代表基地的大小。这一切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取得一种纯粹的几何学的结果，其实这种结果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基地这一概念对战略来讲确实需要研究。这一概念的提出将是一种奉献。然而像上述那样使用这一概念，是绝对不被容许的，倘若如此必然会得出一些带有片面性质的结论，将这位军事理论家引到荒谬之极的方向上去，以至于过分强调包围的作用。
内 线
之后，与上述基地原则相对立的另外一种几何学原则，即所谓内线原则在理论上占据了上风。尽管这个原则建立在较好的基础之上，即将其建立在战斗是战争唯一有效的手段这一真理之上，可是，由于它具有极其纯粹的几何学性质，因此仍然成为无法指导现实生活的另一种片面的理论。
上述所说的各种理论都应加以驳斥
这些理论，其分析部分，尚可看作是在探索真理方面的进步，而综合部分，即它们的细则和规则，则是毫无价值的。
这些理论都试图求得某种肯定的数值，然而战争中的一切都是不肯定的，是具有盖然性和偶然性的，计算时能够作为根据的往往只是一些经常变化的数值。
这些理论只考察物质因素，对整个军事行动始终离不开的精神力量及其作用没有加以任何研究。
这些理论只注意了单方面的活动，而忽略了战争交战时双方经常相互发生作用的过程。
这些理论将天才排斥在规则以外
这些理论，把它们解释不清，或无法解决的问题都置于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外，归之于超越规则的天才的领域。
这些规则对天才来讲是毫无意义的，天才可以不予理睬，甚至可以取笑它们。那些在贫乏的规则中爬来爬去的军人是多么地幼稚可怜！实际上，天才的所作所为就是最好的规则，理论要做的最实际的工作，就是阐明天才在关键时刻是怎样做的和为什么这样做。
那些同精神相对立的理论不论它们摆出多么谦逊的面孔，都无法消除这种矛盾，它们越是谦虚就越显得虚伪，就越会受到嘲笑与鄙视，也越会被现实生活所抛弃。
理论只要触及精神因素就会遇到困难
不论什么理论一旦接触精神因素，问题就会无限增多。在建筑和绘画艺术方面，当理论只是涉及物质方面的问题时，还是比较好解决的，比如对结构方面的力学问题，以及构图方面的光线问题不会出现什么分歧。然而，只要涉及创作物的精神作用，要求在精神上引起印象和感情时，理论的全部法则就显得无能为力了。
医学一般研究的是肉体的现象，涉及的也只有动物机体的问题，动物机体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的，这就给医学判断带来很大的困难，这就使医生的实际经验比他的理论知识更为重要。倘若再加上精神方面的作用，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因此，那些能运用精神疗法的人是多么了不起啊！
战争中不能排斥精神因素
军事行为绝对不是仅仅涉及物质因素的活动，它同时涉及使物质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力量，所以，企图将两者分开是不可能的。
精神因素只有那些具有内在眼力的人才能看到，这种眼力每个人都是不相同的，就是同一个人的这种眼力在不同时候也常常出现不同的认识。
战争中到处都是危机四伏，所有行为都是在危险中进行的。所以，影响判断力的主要因素是精神范畴的勇气，即对自己力量的信心，换句话说也就是自信心。
通过经验可以看出，精神因素无疑有其一定的客观价值。
所有人都知道偷袭、侧翼攻击与背后攻击的精神作用，所有人都知道开始撤退的一方士气是很低落的，甚至勇气都丧失殆尽。任何人在追击时和在被追击时，所表现出的精神状态是完全不同的；任何人都会根据对方的才华、声望、年龄以及经验来判断对方，并根据这些情况来决定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任何人都会非常在意敌我军队的精神状态和情绪。上述这些类似的精神作用在经验中已经得到证明，而且也反复出现过。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们是的确存在的因素。理论倘若忽视这些因素，那么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实践是真理唯一的源泉。理论和统帅，切勿不要陷入心理学和哲学的空谈之中。
作战理论的主要困难
为了弄清楚作战理论中的困难，然后按照这些困难找出作战理论必须具有的特性，我们就要进一步研究军事活动的主要特点。
斗争正是敌对感情的表现，在我们称作战争的现代化大规模斗争中，敌对感情通常表现为双方敌对意图，个人与个人之间一般是不存在什么敌对感情的。尽管如此，并不是说绝对不存在敌对感情。在现代战争中，民族仇恨或多或少地代替了个人之间的恩怨，没有民族仇恨的战争是很少见的。就算没有民族仇恨，最初没有激愤的情绪，在斗争中也会逐渐燃起敌对情感。这是由于，无论任何人只要根据上级的命令对我们实施了暴力，都会使我们在反对他的上级之前，首先直接向他本人进行报复。说这是人的天性也好，是动物的本性也好，事实就是这样。人们在理论上往往习惯于把斗争看成是抽象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军事力量的较量，这是由于理论没有看到由此产生的后果而犯下的千百个错误之一。
除了上述感情之外，人类还有其他的感情，如功名心、统治欲以及其他各种激情等等，它们在本质上虽不同于上述感情，但与上述感情的关系十分密切，很容易与之结合在一起。
战争每时每刻都存在着危险，一切军事活动都是与危险相伴而行的，就像鸟儿必然在空中飞翔，鱼儿必然在水里游动一样。危险对人的感情有时是直接起作用，有时是通过智力间接起作用。在前一种情形下，人们总是尽量躲避危险，倘若无法逃避，就会产生恐惧。倘若情况不是如此，那一定是勇气克制住了他们这种本能的反应。勇气不是智力的表现，它和恐惧一样，是一种感情的表现形式；恐惧是害怕肉体受到伤害，而勇气则是为了维护精神的尊严。勇气是一种人类高尚的本能。正因如此，我们不能将勇气视作一种能够预先规定其作用的，没有生命力的工具去使用。勇气不仅仅是抵消危险的平衡物，更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因素。
如果要正确预计危险对指挥官的影响，那么我们不能只看到危险对突发情况的影响。危险对指挥官的影响，不是由于他本人遭到威胁，而是由于他所指挥的军队遭到威胁；危险时刻威胁着指挥官，并且时时通过指挥官本人对它的想象而威胁着指挥官；危险不仅直接影响指挥官，而且通过责任感间接地影响指挥官，使他在精神上承受成倍的压力。当决定一次大会战时，一想到行动所带来的危险和责任，谁不会在精神上或多或少地承受压力与不安呢？可以断言，战争中的所有行动，只要是真正意义上的行动而不是单纯存在的，就永远无法与危险完全分开。
我们把由敌意和危险激起的感情力量看作是战争中所特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生活中的其他感情力量与战争毫不相关，实际上，它们也会在战争中发挥不小的作用。战争是人类生活中最严酷的活动，某些细小的激情必须被抑制住。那些职位低的指挥官，不断受到危险的威胁和劳累的折磨，根本没有时间考虑生活中的其他事情，生死关头是不容任何虚伪的，于是这就成为军人所具有的最好标志的简单的性格。然而职位高的人就不同了，职位越高，需要考虑的问题就越多，关心的方面也就越广，激情的活动就更复杂，这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宽厚与嫉妒、谦逊与傲慢、温和与暴躁，所有这些感情力量都可能在战争这种大型戏剧中发挥作用。
除了感情以外，指挥官的智力同样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一个喜欢幻想、狂热、不成熟的指挥官，和一个冷静、思维严谨、强有力的指挥官，在其作为上是迥然不同的。
达到目标的方法之所以各不相同，其原因是盖然性和运气起着巨大的作用，同时每个人智力的不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影响主要集中表现在职位较高的人身上，因为这种影响会随着职位的提高而增大。
军事行为的第二个特点是活的反应，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作用。在此我们不讨论活的反应在计算上的困难，因为前面已经谈过，把精神力量作为一个因素来研究必定会有困难，而这种困难已经包括了计算上的困难。我们要讲的是，作战双方在交战时的相互作用就其性质而言是与所有计划性不相容的。在军事行动的过程中，不同的措施对敌人所产生的影响是大不相同的。然而，任何理论所依据的都是类似的现象，绝对不能将纯粹特殊的情况也包含在内。这种特殊的情况，在任何地方都必须依靠判断和才能去解决。在实际军事行动中，按照一般情况所制定的行动计划，往往会被意想不到的特殊情况打乱，同人类的其他活动相比较，军事活动中更多地依靠个人才能，较少会运用理论上的某种原则。
战争中所有情况都是无法预料的，都是不确定的，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情形，因为所有行动都好像是在若明若暗的光线下进行的；而且，所有事物都像是在云雾和月光下一样，轮廓变得很大，样子变得离奇古怪。这些由于光线微弱而无法完全看清的东西，只有依靠才能去推测，靠运气去解决。所以，在对客观事物缺乏了解的情况下，要取得好的成果，就只能依靠才能，甚至依靠运气了。
鉴于军事活动具有以上所述特点，我们必须指出：企图为军事艺术建立一套固定的军事理论，犹如搭起一套脚手架那样去保证指挥官遇事便有依据可查，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即使出现可能，当指挥官只能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判断力才能取得战斗胜利时，他也会抛弃它，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并且，即使这些死板的理论面面俱到，也会出现我们之前讲过的那种结果：理论和现实对立，才能和天才不受法则的约束。
想要摆脱这些困难，其出路有两条：
第一，我们在对军事活动的特点作一般性的探讨时所讲的一切，并不适合于任何职位上的人。职位越低，自我牺牲的勇气就越重要，而智力和判断方面所遇到的困难相对就少，接触的事物也会有所限制，追求的目标，以及所使用的手段就相对简单，但是所掌握的情况却相对确切，因为其中很多情况都是亲眼所见的。而随着职位的升高，困难也就越来越大，到达最高统帅的地位，困难也就达到了最高点，以至于所有问题都必须依靠天才的智慧来解决。
从军事活动本身的区分来看，困难不是各个地方都一样的。军事活动的效果，越是体现在物质的方面，困难就越小；越是体现在抽象的精神领域，成为意志的动力，困难就会越大。因此，战斗的部署、组织和实施制定理论，比为战斗的实际运用制定理论容易得多。在前一种情况下，是用物质手段去进行战斗，尽管其中也包含精神因素，但是终究是以物质为主。而在运用战斗的效果时，即物质的结果变成动力时，人们所接触的只有精神了。总的来说，为战术建立理论，始终要比为战略建立理论简单得多。
建立理论的第二条出路所依据的观点是：理论不能是死板的，也就是说理论不能是对行动的规定。假如某种活动总是涉及同一类事物，即达到同一类目标，采用同一类手段，那么，即使它们本身变化很小，采取的方式多种多样，它们依然能够作为某种理论的研究对象。然而，这种实际考察是所有理论研究最重要的部分，而且只有这样的考察才能够称得上是理论。这种考察对研究的事物进行仔细的分析与探讨，使人们对事物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能够深入地了解它们。理论越是能够使人们深入地了解事物的本质，就越能够把客观的知识变成主观的能动性，也越能在一切依靠智慧才能来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作用，即它对人的才能本身发生作用；倘若理论能够探讨构成战争的各个因素，能够比较清晰地划分初看起来好像混淆不清的东西，能够全面阐述其手段的特性，说明手段可能会产生的效果，明确目的的性质，不断批判地阐明战争中的所有问题，那么这样的理论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主要任务。人们通过书本学习，使理论成为战争问题的指南针，为人们指明前进的道路，胜利的方向，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培养他们的判断能力，防止他们误入歧途。
如果一个专家用尽一生的精力，去全面地诠释一个原本隐晦不明的问题，那么他对这一问题的了解，必然要比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去研究这一问题的人深刻得多。建立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人不必从头整理材料、从零开始研究，而是利用已经整理、研究好的现有成果。理论应该培养未来指挥官的智力，更准确地说，应该启发他们自修的能力，而不是陪着他们一起上战场，这就像一位高明的教师，最好的教学方法是引导并促进学生发展智力，而不是一辈子手把手地仅仅教会他们某些具体知识。
假如能够从理论研究中自然而然地得出原则与规则，假如真理能够自然而然地凝结成原则与规则这样的晶体，那么，理论不但不会违背智力活动这种自然规律，反而会像在建筑拱门时最后砌上拱心石那样，将这些原则和规则突显起来。当然，理论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与人们思考的逻辑关系相一致，明确线索的汇合点，而不是为了制定一套代数公式供战场上使用。这些原则与规则，目的就是确定思维的基本线索，而不是像路标一样指出行动的具体道路。
根据上述观点，就能够建立一种让人满意的作战理论，即建立一种有用的、与现实没有矛盾的作战理论。这种理论只要运用得当，就会趋近实际，甚至达到完全消除理论脱离实际的这一反常现象。这种反常现象通常是不合理的理论导致的，正是因为它，理论才与健全的理智相对立，可惜却常常成为那些智力贫乏、愚昧无知而又天生愚蠢的人的挡箭牌。
在战术中，手段是进行斗争的训练有素的军队，而目的是取得战斗的胜利。至于怎样确定胜利的概念，以后在研究战斗时还会更详细地阐述，在此，只要逼迫敌人退出战场，放弃抵抗就足以成为胜利的标志。这样一来，就达到了战略为战斗规定的目标。这种目标使战斗具有了真正的含义，而这种含义对胜利的性质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一个以削弱敌军力量为目标的胜利，和一个以占领某一阵地为目标的胜利是不相同的，战斗的目的对整个作战计划的制定、组织和实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因此战争的目标也应该成为战术的一个研究对象。
有些条件是战斗必不可少的，它或多或少会对战斗产生影响，因此在使用军队时必须考虑它们。
这些条件正是地形、时间与气候。
地形可以分为地区和地貌这两个概念。严格地讲，倘若战斗是在一马平川的荒原上展开，那么地形对战斗的影响微不足道。
这种情况在草原地带确实可能发生，但在欧洲地区几乎只是空想。因此，民族间的战斗要想不受地形的影响，那是不可能的。
时间有昼夜之分，然而时间对整个战斗的影响范围，决不仅仅局限于昼夜之分的界线，因为每一次战斗都有自己的持续时间，大规模的战斗甚至会持续很多个小时。对组织一次大规模的会战来讲，战役是从早晨开始还是从下午开始有着重大的区别。当然，也有许多战斗不被时间所影响，一般而言，时间对战斗的影响程度还是比较有限的。
气候对战斗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情况极为少见，一般而言，只有大雾天气才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在战略上，只有胜负之分。战术成果是手段，导致媾和的因素才是最终的目的。在战略上，运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同时，同样离不开对此发生影响的那些条件。
在战略上使用各种手段时离不开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又构成了新的手段。这些条件包括：地区和地貌，其含义应该扩展到整个战区的土地与居民；时间，不仅包括昼夜的区分，还要包括不同的季节和气候，即严寒的特殊现象。
战略将上述条件与战斗的胜负结合在一起，使战斗具有了特殊的目的。然而，这一目的只要还没有直接导致媾和，而只是从属性的，那么它仅仅只是一种手段。而且，我们可以把这些不同意义的战斗成果或是胜利当作是战略上的某种手段。占领敌人阵地就是战斗同地形相结合共同作用而取得的战斗成果。具有特殊目的的某一战斗应该看成是战略的手段，而在共同的目的下进行的一系列战斗，由其所组成的更高的战斗单位，同样也应该被看成是一种手段。冬季战局就是战斗与季节相结合的一种行动。
所以，只有被看作是直接导致媾和的因素才能成为目的。理论所研究的，应该是这些目的与手段的作用以及相互关系。
根据经验确定战略所应探讨的手段与目的
第一个问题是，战略如何才能将这些手段和目的准确、详尽地举出来。假如采用哲学的方法得到一个必然的结果，就会陷入种种困难之中，使我们无法得到作战与作战理论之间逻辑的必然性。因此，只有依靠经验，根据战争史所提供的战例进行分析研究。诚然，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势必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只适用于与战史情况完全相同的战斗。这种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不论在何种情况下，理论所讲述的问题必然是从战史中抽象来的，至少是和战史比较接近的。与其说这种局限性存在于现实中，不如说存在于概念中。
这种方法最大的优点在于能使理论切合实际，不致误导人们陷入毫无意义的思考，或者钻进牛角尖而流于泛泛的空谈、空想。
第二个问题是，理论应对手段分析到何种程度。很明显，只要考虑到它们使用时的各种特性就足够了。对战术来讲，各种武器的射程和杀伤力是最为重要的，至于它们的构造可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作战不是用炭粉、硫黄和硝石制造火药，也不是用铜和锡制造火炮，作战运用的是具有效能的现成武器。对战略来讲，所需要的是军用地图，而不是研究三角的测量仪；要想取得辉煌的战果，无需探讨怎样建设国家，怎样教育和管理百姓，只需概括地了解各国社会在这些方面的现状，并注意在不同的情况下，这些因素可能对战争产生的影响就行了。
作战所需的知识范围大大缩小，理论所需研究的对象也就显著地减少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一支装备充分的军队，在进入战场时所必须具备的，以及一般军事活动所必需了解的大量知识与技能，在最后投入战争使用之前，必须精炼为极少的几条主要结论，这就犹如千条小河在流入大海之前必须先汇成几条大河一样。那些直接进入战争这一大海的主要结论，才是必须被指挥战争的人所熟悉和掌握的。
事实上，我们的研究必须能够得出这样肯定的结论，否则我们的研究就是不正确的。唯有这样的结论才能说明，为什么那些从未接触过军事活动的人能够担任较高的职务，甚至能够胜任统帅的职务，并且在战争中建立丰功伟绩；为什么杰出的统帅很少来源于知识渊博的学者中，而大部分来自那些环境不允许他们获得大量书本知识的人。因此，那些认为培养未来统帅必须从了解所有细节开始，或者认为这样做才是有益的人，一向被视为可笑的书呆子。实践证明，了解所有细节对统帅来说不仅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人的智力来源于他所接受的知识与思想。有些大问题的知识与思想可以成就人才，但是有些细微与枝节问题的知识与思想，假如不视为与己无关的东西而接受的话，就只能使人局限自己的才能。
从前，人们没有意识到战争中所需要的知识是非常简单的，常常把这些知识与那些为作战服务所需要的大量的知识与技能混为一谈，所以，当它们明显与现实世界的现象发生矛盾时，只好把无法解释的一切都推给天才，认为天才不需要理论的指导，而理论也不是为天才所建立的。
有些依靠天赋成就事业的人觉得，非凡的天才与学识渊博似乎有着天壤之别，他们从来不相信理论，认为作战全凭个人的智慧，能力的大小决定于个人天赋的高低，这样一来，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了怀疑论者。当然，这种人较之相信错误知识的人要好些，但是，他们这些人的看法确实不符合事实。因为不积累一定的观念，就无法进行智力活动。而这些观念大部分不是先天带来的，而是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这些观念就是知识。现在我们要问，战争需要的是哪一类知识呢？确切地说，战争所需要的知识，应该是能够帮助人们在战争中直面问题的知识。
在军事活动的范围内，指挥官的职位不同需要的知识也不同。假如职位较低，所需要的知识则是一些涉及面较窄且具体的知识；假如职位较高，所需要的则是涉及面既广又较概括的知识。让某些统帅去担任骑兵团长的角色，也许并不一定出色，反过来也是同样的道理。
尽管战争中所需要的知识很简单，但灵活运用它们却不那么容易
在战争中所需要的知识是比较简单的，它所涉及的知识面仅限于很少的几个问题，而且只需要掌握这些问题的最终结论就足够了。然而，能够在战争中灵活运用这些知识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在战争中常常会遇到各种困难，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详细讲过。这里我们不去讨论那些只能依靠勇气才能克服的困难，只探讨通过智力活动才能克服的困难，我们认为在较低的职位上遇到的困难是简单和容易的，随着职位的提高，其困难程度也就增大，到了统帅这样的最高职位，智力活动对他而言，就会成为人类最困难的精神活动之一。
尽管统帅不一定是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也不一定是政论家，但他必须掌握国家大事，必须对传统的方针、当前的利害，以及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当权人物等均有所了解，并作出正确的评价。统帅不一定是细致的人物观察家，也不一定是敏锐的性格分析家，但他一定要了解自己部下的性格、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以及优缺点。统帅不一定要知晓车辆的构造、火炮的挽曳法，但是他一定要具备正确估算在不同情况下一个纵队行军时间的能力。所有这些知识，都无法依靠科学公式和机械方法来获得，它只能在平时的观察中，以及在实际生活的积累中，依靠对事物的理解力来获得。
所以，在军事活动中职位高的人所需要的知识，是在观察和思考中经过一种特殊的才能来获得的，作为一种精神上的本能，这种才能犹如蜜蜂采蜜一样，是极其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吸取精华的。除了观察和研究之外，还可以通过生活实践来获得这种知识。经过具有教育意义的生活实践，人们尽管永远无法成为牛顿或者欧拉那样的人物，但是却可以获得像孔代或是腓特烈那种杰出的推断力。
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获得军事活动中的智力因素而陷入呆板的学究气的沼泽中。历史上没有一个伟大而杰出的统帅是智力平凡的人，然而有些人在较低的职位上表现得非常出色，但是一旦升迁到最高职位却往往会因为智力平平而表现得平庸；而有些人同样处于统帅的位置，但是由于职权范围不同，智力的发挥程度也会出现差异。
前面我们讲了战争必须具备哪些知识，现在我们还要考虑另外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对作战知识来讲比对其他任何知识都要重要，那就是一定要把知识融会贯通，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而不再是某种客观上的东西。在人类其他领域的活动中，人们即使遗忘了曾经学过的知识，使用时还可以去书本中查找；即使是每天都要运用的知识，也完全可以当作身外之物，不必记在脑海里。当建筑师拿起笔来进行复杂的计算，求出一个石礅的负荷力时，他所得出的正确结果不能算是他自己智力的创造，首先他必须查找很多资料，然后进行计算，而在计算当中所使用的定律也不是他自己的发明创造，甚至有可能他在计算过程中完全没有意识到为什么必须用这种方法而不是那种方法，计算只是单纯的数学运算。但是，在战争中绝不会这样。在战争中，人们的思维活动不断发生反应，客观情况也在不断变化，这就要求指挥官必须将知识变成只属于自己的东西，随时随地地加以运用，必要的时候迅速作出制胜的计策。因此，指挥官必须将知识与思想完全融为一体，变成真正意义上的能力。正是这个原因，一个出色的军事指挥官的所作所为在其他人眼里显得那么容易，似乎一切都应该归功于他与众不同的天赋。我们所以说天赋的才能，就是为了将通过观察与研究培养出来的才能和这种才能区别开来。
经过上述研究，我们已经明确了作战理论的任务，并举出了完成这一任务的方法。
曾经我们将作战方法分为战术与战略这两个范畴，要建立战略理论无疑会有很大的困难，但是战术理论就相对容易一些，因为战术涉及的问题有限，而在战略上，直接导致媾和的目的却是无穷无尽的。当然，只有军事统帅才需要考虑媾和的目的，所以在战略中与统帅有关的部分往往会出现较大的困难。
所以，战略理论，特别是涉及重大问题的那一部分理论，比起战术理论来说更应只是对事物的考察，是对帮助统帅认识事物的考察。这种认识，一旦与统帅的整个思维融为一体，那么就足以使他顺利地制定作战计划，更有把握地采取行动，而不至于服从客观真理。